作者/来源：郭大英(2005.1.20) http://www.of21.com

原标题：情系狮城

我出生于马来亚柔佛州新山市直律街，从小父母早逝，在二伯父家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小时还算幸运，能与堂兄弟姐妹过学子生活，但快乐的童年很快就被日军南侵破坏了。1941年12月，日军入侵马来亚，人们被这突如其来的战争所惊吓，从此过着水深火热的逃难日子，我们从新山市转到哥打丁宜橡胶园内避难，每天要走不少路，翻山越岭，躲避日本鬼子的奸淫掳掠。孩子们也开始辍学。

童年逃难

有一次，当我们正在逃避日本鬼子时，遇见一个会讲华语的日本军官，他对舅父说，要逃就快逃，因为过一会儿会有大队日军到下一个村庄搜捕。那当然又是一场惨无人道的杀戮行动。我们只好急急逃跑，到经常避难的山沟里，我走的太急了，不小心从高处滚下山坡，再爬回半山腰躲避鬼子，大家都吓坏了，这件事至今还深深的烙印在我的脑海里，难以磨灭。后来我们又转到古来的深山里避难。

这时新山市已陷入暗无天日的日子，英国殖民统治者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日本侵略者站稳脚跟后，就找来汉奸、走狗，到处抓人回市内去恢复秩序，开始时没人敢回去，但人们总要生活，被迫之下的马来亚各族人民，只好硬着头皮在恐惧惊慌下，一个跟着一个地回到新山市去查探情况。舅父回来说，在新山市巴刹内的肉档挂勾上挂着几个被杀害的人头，这是多么残酷和不人道的行为。

马来亚各族人民手无寸铁，又有什么办法呢?只有强忍着不幸的命运，冒着生命的危险，慢慢地回到新山市，恢复市场活动。这时新山市唯一的华校宽柔小学也开学了，小学被强迫教授日语，学校有活动，也要唱日本歌，当时下了课我还要到店里帮忙工作，有一天喝醉酒的日本军曹从身上拔出军刀，向柜台飞掷过来，幸好我们蹲得快，要不然已成了刀下冤魂。日本鬼子的横行霸道，太令人心寒了。各族人民吃的是掺杂着许多白石灰的碎米、木薯、番薯、刚榨出来还未提炼的棕榈油和还未腌过的芋头梗，因而有不少人得了腹部膨胀和脚肿病。此外，还有疟疾病到处肆虐，我当时就差一点死于此症，幸得舅父听说有位印籍老医生医术高明，带我到他的医务所去诊治，他给我打了一支针，舅父只听得我叫了一声后就没有动静了，以为我没命了，但过了一阵子，医生就叫舅父带我回家去，并让我继续服药，我才留住这条性命。日本鬼子带给人们太多的苦难日子了。

记得二伯的咖啡店，曾为抗日筹款举行义卖，后来这事被暗探告密，二伯被抓到警察局关了一个月，经家人送钱，才被放回家。据说在牢里，有时不给食物，饿得连污水渠的水都得喝。有些扣留者，被拷打、灌辣椒水，再被打到连辣椒水都从五官七孔流出来，这不可思议的行刑手段，只有日本军国主义者才做得出。

离笨珍(Pontian)十几公里的文律（Benut）镇，被日本统治者使用狡猾手段挑拨马华印各种族的团结，在马来民族的回教堂里，放了已死的猪只，又对马来民族教唆说是华人做的，掀起了民族冲突，在这场阴谋中，不知白送了多少人命。各族人民在惨无人道、恐惧、动荡中挨过了三年零八个月的漫长日子，终于 1945年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失败了。它向全世界人民宣布投降。

今日，日本政府还向他的人民说，他们不是侵略者，还篡改历史教科书，日本军国主义者，对世界爱好和平的人们，曾犯下了滔天的罪行，给世人留下难以磨灭的祸害，日本人民在这场不义的战争中也受了不少苦难与残害，他们应该醒觉起来，不要再让日本军国主义者重燃复辟之火，危害世界和平。应大胆面对世界人民承认过去的错误，不要再让军国主义复活!

战后生活

1945年日本投降后，在街上见到了抗日军游行庆祝抗日胜利，不久又见英国殖民统治者回到马来亚统治各族人民，从此再见不到抗日军。我继续回到宽柔小学读书，到小学六年级会考获得毕业证书毕业。原想继续升学至当护士，只因当时新山没有中学，要升学得到新加坡，费用又贵，没机会再升学，原来的梦想也就成了泡影。

小学毕业后，力争到外工作，第一份工作是当电发学徒，每月只有六块钱坡币。第二份工是新山市南洋鞋厂分厂工人。在厂里认识了不少工友姊妹，大家关系很好。第三份工是新加坡乌兰律Metal Box英资铁罐厂，它是一家半机械化工厂，有各民族工人，大家相处不错，除了工作外，夜间争取上夜学。当时工人生活很艰苦，工钱又低，没什么好待遇，我们厂里没工会组织，想改善待遇，只得靠几个有关部门工作的姊妹团结起来，向老板提出。我们的工作是流水作业，互相关联，经过多次和老板商谈，在商谈时我们采取了怠工，多少影响其它部门，在这两间厂工作时我们都采用同样方式与老板商谈。两间工厂老板都有适当的给我们几个人加了工钱。

1952-53年，有不少青年人和学生都向往解放后的中国，这时我与一位姊妹也想到中国去半工读，我们一切都准备好了，船票也买了，我告知一位要好的朋友，互相交换意见，经过几天多方面的考虑，最终我们决定留下在新加坡，后来我由朋友介绍到后港三条石福锦源硕莪粉厂当工人，那位姊妹则再回到铁罐厂工作。我从小学时期开始直至留下在新加坡工作为止，常与同学等人互相交换阅读书籍，当时看的书类很多，有小说、文学、散文等，如巴金的《家.春. 秋》、翻译本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还有学生出版的刊物如《荒地》、《耕耘》等，对我最大影响的是《家.春. 秋》、《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1951-1954年，华校学生为维护华文教育及反对会考等切身利益，在校内陆陆续续采取了各种行动向有关部门抗议。1952年，英殖民政府提出“国民服役法案”，规定18岁至55岁的男性必须应征入伍，参加军队、警察或民防队，由1954年4月初起至5月12日止，开始进行登记。英殖民政府这项措施引起了华校学生的极大不满，认为学生在学时的目的是求学，而新加坡当时又没有战事，为什么要强迫青年学生登记入役呢？学生们在校园内多次集会抗议，不获当局的同情，于登记截止日，华校中学生就向辅政司递交请愿信，要求集体免役，当时代理总督顾德发表文告说，豁免服役只能个别考虑，不能集体答应，又拒绝接见学生代表，于是华校中学生就在第二天，即5月13日，在皇家山脚集合，准备集体游行到总督府去递交请愿书，要求免役，但遭到大批镇暴队的阻止，并下令学生们解散，学生们不顾镇暴队的阻挠，继续有秩序地前进，警察于是挥舞警棍向学生进攻，部分学生的头部受了伤，血流如注，又逮捕了一些学生。警察的暴力行为引起了社会舆论的不满。5月18日，马来亚大学学生会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华校中学生的游行，并要求政府调查警察打学生的暴力事件。

同年，武吉知马区的马来亚纺织厂工友为了争取改善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由工会代表向老板提出谈判，最终要经过罢工才解决。
工会工作

新加坡自1948年英殖民政府宣布实施紧急法令以来，不少学生、工人为争取自身权益而不断地进行斗争，到了1954年，为了有一个能真正为各行各业工厂店员谋福利的工会，由黄梨工会主席林振国，染布职工会主席杨高锦等人筹备组织“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当时我与一位朋友也常到染布职工会那里去列席筹备会议。经过研讨工会的宗旨、起草章程及设计会徽等工作，最后由林振国负责与密驼律黄梨工会隔邻的职工会负责人协商组织各业工会的事项，并邀请他们派出代表参加注册名单，该职工会也十分乐意接受我们的邀请，派了三位职员参加，一位姓杨，一位姓黄，名字我记不起了，还有一位姓许，英文名叫Peter Khoo。筹备工作完成后，就呈上政府注册局申请注册。

1954年8月12日，新加坡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获得注册局的批准，成为公开合法的工会。我当时工作的后港三条石福锦源硕莪粉厂的60多名工友立即加入，成为“各业”的第一批基本会员。工友参加工会，首要的当然是要求改善长期被压迫，被剥削的不合理待遇，于是工会代表与老板多次磋商，在互相让步、达致双方都能接受的条件下，避免了工潮的发生。

经过同行业工友的互相介绍，“各业”的会员逐渐增加，会务发展日益蓬勃，需要有专职人员担任工作，陈国伟、王炳煌、郭大英三人成为“各业”首批受薪执委，每人每月的生活津贴费是80元坡币。当时大家虽然日以继夜地工作，但是人手还是不够，这时方水双介绍林清祥到“各业”来当受薪秘书，津贴费也是80 元。然而参加工会的工厂工友、店员、职工还是不断增加，如武吉知马区的南洋鞋厂、绿宝汽水厂、南益树胶厂、谦拜工厂、永备电池厂、马来亚铁罐厂、石矿厂；大坡区的永安堂虎标万金油厂、太丰饼干厂、南洛胶轮厂、兀也胶轮厂、南益树胶厂、新加坡冷藏厂、新加坡玻璃厂、木箱厂、五金厂；巴耶礼巴区的美新汽水厂、美芝林胶厂、派士盾胶轮厂、华联鞋厂等；小坡区的南益火锯厂、孵鸡仔厂、宇宙五金厂、南益砖厂、康元饼干厂、车业零件厂、生活印务馆等等。工会的工作越来越繁重，这时蓝勇东、卢大通等人也加入了“各业”的受薪人员的队伍。工会除了到工厂召开工友大会外，还要随时与各厂资方谈判改善工人待遇，工会还组织工友参加各种学习，如识字班、歌咏、文艺、野餐等活动。

1954年发生“513”学生运动时，李光耀律师受聘为学生团体的法律顾问，各业工联会也邀请李光耀律师为各业工联会的义务法律顾问。同年年底，李光耀、蒂凡那、方水双等人筹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并于同年11月21日在维多利亚纪念堂举行成立大会。因为当时人民行动党是以反对殖民主义，要求宪制自治和独立，与广大群众的要求一致，于是人民行动党的各种公开合法的活动都获得广大的“各业”工人的大力支持。李光耀也常到密驼律的“各业”会所，与方水汉、林清祥、蒂凡那等人商讨问题。

英殖民地政府鉴于新加坡人民的觉醒，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各种进步力量的不断发展，于是在1954年2月搞了一个“林德宪制”的把戏，宣布增加新加坡立法议会的民选议员的席位。在这一次的议会选举中，人民行动党派了四位党员参选，即:李光耀、林清祥、吴秋泉、蒂凡那。在广大选民的支持下，除了蒂凡那以366票之差落选外、其余三人都以民选议员身份获选进入立法议会，揭开了新加坡战后议会斗争的序幕。竞选活动期间，林清样在武吉知马区群众大会上演讲时，以福建话发言，语调激昂，内容深入浅出，向选民分析当时人民生活的苦难是由于英国殖民统治的结果，它们通过各种阴谋手段，压榨和掠夺马来亚的资源，把它送回英国去，又通过紧急法令剥夺了群众的言论和结社等自由权利等等。他在每一次发表演讲时，选民都静静地倾听着，时而鼓起了热烈的掌声。他为广大青年们树立了一个勇敢有为、负责活跃的青年榜样，他以脚踏实地和刻苦耐劳的精神，带领“各业”全体职员和执委为各族工友努力工作。

这时新加坡的各种团体都逐步组织起来，有中学生联合会、家长联宜会、小学教师联谊会及校友会等等，这些团体不但为各自的会员利益而奋斗，而且进一步要求反对殖民地政府的统治，要求宪制改革，实现自治与独立。这时“各业”工会的会员人数已激增至二万多名，工会工作更多，工作人员也需要增加，蒂凡那、普都查里、阿旺、阿末依布拉欣、史立华等人都参加了“各业”的受薪队伍，每人的生活津贴费也都调整至120元。“各业”的会务在林振国、杨高锦、陈国伟、林清祥等带领下，一切都开展得很顺利。

福利工潮

1955年4月底，福利巴士工友为了反对资方无理开除7名工友，在巴士工友联合会领导下，派出代表与资方进行交涉，资方不肯收回成命，迫使工友采取罢工行动，工潮持续了多天，福利老板不但不与罢工工友谈判，还利用劳工阵线政府的御用工会“新加坡职工总会”属下的黄色工会会员到厂开车，罢工工友在厂外静坐抗议，并向黄色工会的工友劝说不要开车，然而傀儡政府派了镇压暴动队的警察到场镇压罢工工友，并使用高压水龙头猛烈地喷向地面上的石头，使石头飞向罢工工友，不少工友因而受伤，但没人离开车厂的大门，一直坚持到底。这时各个行业的各族工友和学生络绎不绝，带了慰问品到现场支持罢工工友，场面非常紧张，即使临时搭起的罢工用的棚架被拆了，罢工工友仍坚持静坐。镇压暴动队用武力对付罢工工友，激起了市民不满。5月12日，全新开始罢市、罢工、罢课，各工团工友、学生、市民都前往罢工现场(亚历山大福利公司车厂)慰问，鼓励罢工工友们坚强团结。镇压暴动队再次用水龙头喷水驱赶群众，这场冲击延至傍晚，有一位学生被打伤，群众把他抬着从车厂经过密驼律到医院，最后不幸死了，据说有几个警察也受了伤。这件事轰动了整个新加坡。

福利巴士工潮一直持续了20多天，政府只是组织了一个调查庭调查事件的经过，总是无法解决。这时还有不少工厂为了改善工友的待遇罢工，有海港局、谦拜厂、派士盾厂等。福利工潮终由南洋商报于55年5月14日刊登社论，建议政府应正视此事，取消福利巴士公司的新职工会，恢复工联会的原任的员工，由政府保证福利巴士资方复业的利益，保证工联会福利巴士工会会员复工的安全，并委任马来亚大学的甘巴教授为单独仲裁员，经过马绍尔与职工总会的斡旋后，三方接纳南洋商报的建议。福利工潮最后获得圆满的解决。这场轰动一时的工潮结束后，傀儡政府又采用最卑鄙的手段，以不合理的公安法令逮捕了巴士车工友联合会总务方水双、各业工联会副主席杨高锦等多人，于此情况下，林清祥召开了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会员大会发动工友签名，要求首席部长马绍尔无条件释放被捕的职工会领袖，这封请愿信是以四种文字(即巫、华、印、英)书写，55年7月14日刊登在新加坡各报上，如不释放被捕者，广大工友将持续罢工行动。首席部长答应两星期后检讨，过了一段时间，被捕者获得释放。

: 回忆: 1955年各业工联女会员大会

1955 年8月16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在芽笼羽毛球馆举行庆祝一周年纪念大会，有一万多名各族工友参加，在这次庆祝会上，林清祥号召全体工友捐出一天的工资来赞助正在兴建的南洋大学，并鼓励大家为维护华文教育抽空参加南大义务劳动，全体工友大声响应叫好。在广大工友的同意支持下，大会继续进行。过后又开了一次各族女工大会，号召女工与男工团结一致，努力工作，要求男女同工同酬，争取八小时工作，呼吁女工们多参加工会各种活动及坚持反对殖民地统治斗争。

1956年3月8日，各团体妇女代友在武吉知马各业第一分会召开庆祝三八妇女节，在会上大家踊跃发言，认为新加坡妇女在政治、经济、教育、社会地位等方面与男士相距太远，得不到合理的机会与男士享有同等的权利，说明了社会对妇女的歧视，妇女们还未得到应得的解放。在会上大家提出应组织一个妇女团体，并选出几位代表负责筹组工作。考虑到妇女组织必须有各阶层代表，我与陈丽英抽空拜访家长联谊会主席吴采唐和胡书珍女士，邀请她们参与筹备工作，并由吴女士邀请陈蒙鹤女士一起参加工作。经过大家努力，起草章程，并请林清样提意见修改后，呈交政府注册局申请。

独立运动

1956年3月18日，各政党在加冷机场举行一个要求“默迪卡”群众大会，有六万多人参加，“默迪卡”呼声响彻云宵。

接着新加坡各政党组织了一个13人的默迪卡代表团到英国去谈判。人民行动党派了民选立法议员李光耀、林清祥两人参加。代表团如期抵达英国，与殖民大臣波德率领的英国政府代表团于1956年4月23日展开谈判。英国政府要保留最后控制新加坡的权利，要设立一个防务和安全委员会，由英国最高专员担任主席，并有权力吊销新加坡宪法，最高专员还有至高的权力立法对付罢工、游行等等。这怎么能说给新加坡自治、独立呢?当时马绍尔首席部长宣布不能接受这样的宪制纲领，代表团只好空手而回。代表团谈判失败后，马绍尔履行了他的承诺，辞去首府部长职位，他的空缺由林有福补上。

1956年8月18日，新加坡妇女联合会获准注册，召开成立大会，选出第一届执委:主席陈蒙鹤、副主席陈丽英、正总务吴采唐、副总务胡书珍、秘书黄宝凤、正财政郭大英、副财政周玉娥，组织陈玉兴、黄秀华、丘慧等 (有遗漏者请见谅) 。妇女联合会成立后，积极开展各种活动，如反对殖民统治、要求自治、独立、维护华文教育、保护妇孺、反黄、学运、工运等活动，并参加九五工团的反黄总机构的工作。

这时新加坡各种群众运动蓬勃发展，各团体负责人认为应该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领导广大群众以合法手段与英殖民地统治者做长期的抗争。就组成了九五工团。九五工团组成后，各团体负责人常到密驼律“各业”会所商讨工作，就这样常被报纸号称“密驼律集团六巨头会议”，那是指: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詹密星、普都查里。这都是记者冠于他们的称号。

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是个独立自主地为工友谋福利的公开合法的工人组织，他的工作人员都是生活简朴，不计个人得失的，大家往往忘我地工作至深夜，累了就去长板凳上躺一两个小时，醒了又继续工作。(长凳只有4至5寸宽，6至7尺长)，如林振国、陈国伟、林清祥、方水双等人，都把工会当成家。工会的宣传工作相当重要，大字标语，宣传画、宣传品等各项工作都由工会宣传部安排，工会工作人员及工友们互相合作完成。各业工联会，不像英殖民地政府当局，常对外宣称的:密驼律集团是什么马共的外围组织、亲共颠覆组织，这都是统治者强加予各业工联会，以此封杀工会的莫须有罪名。
镇压工会

新加坡人民反对殖民地统治运动越来越高涨，陆续还有不少各行业罢工，如海港局工友、军港工会工友、陆军雇员联合会会员、驳业工友、电车工友、市议会工友等，整个运动形势对进步力量大好，广大群众的觉醒，积极支持并参与，英殖民地统治当局见到这种形势再持续下去对他们不利，绝对不会坐视不理，必然会采取行动。1956年9月18日，林有福傀儡政府以横蛮的手段，借用不合理的公安法令，驱逐法令实行了一次中型规模的逮捕行动，将“各业”主席兼黄梨工会主席林振国在街上抓走，并逮捕了妇女联合会主席陈蒙鹤、妇女联合会总务兼家长联谊会主席吴采唐、妇女联合会组织部陈玉兴、“中学联”主席孙罗文、小学教师联谊会主席黄辰思等一批人，并封闭妇女联合会。这一行动给工团带来了极大冲击，为了新加坡广大人民的利益，在林清祥、方水双、蒂凡那、兀哈尔、普都查里、詹密星等人的带领下，采取各种合法的行动，向傀儡政府抗议，并要求释放所有被捕人士。这时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已有三万五千名会员，参加工会的不少于二百多间工厂或商店。“各业”拥有一间总会，四间分会，还有十八个分部，所有工作人员不分日夜的积极工作。

1956年9月23日，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在快乐世界召开庆祝成立第二周年大会，除了各族会员外，还邀请了各政党代表，资方代表及各工团、社团代表参加，纪念大会由副主席陈国伟主持，林清祥总务在大会上带领全体中央执委、各区执委、各工厂干事，向全体参加者宣誓，所有工会工作人员会继续团结一致为各族工友谋福利，搞好劳资关系，提高工友文化水平，并积极为争取新加坡的完全自治和独立而继续奋斗。

1956年10月25日，林有福傀儡攻府又野蛮地封闭了四个团体: 1.艺术研究会；2.家长联谊会，3.小学教师联谊会，4.中正中学同学会。

牢狱生活

1956年10月26日，各业工联会总会及各分会都在正常的开展会务工作和活动，没想到当天在各会所外已被许多便衣警探包围监视，至下午五、六点工友到会所参加正常会议活动时，此时工友只能上会所而不能离开会所，与总会联系后才知道，所有会所已被包围。至深夜暗探、政治部打手冲上会所，一个不漏地全部带走。当晚都关在中央警署。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大家在公开合法、光明正大的活动，却被无理的扣押。第二天一早，所有女性被捕者都被押上一辆黑箱车送到欧南律女监狱，那里除了关有部份刑事犯外，还关了我们的难友吴采唐、陈蒙鹤、陈玉兴、卢妙萍等人，加上我们有陈丽英、周玉娥、黄宝凤、黄秀华、董淑彬、叶英兰、梁群英、张亚娇、黄明治、黄明花、刘明华、郑敏娜、蔡石君、郭大英等。吴采唐见我们被带到牢狱办公室办手续时，大声对我们说，都报叫西餐，后来才知道中餐弄得像给猪食的东西。

26日及过后几天，“各业”总会、分会及其它工团、社团等被逮捕人数，据报导共有一千多人。第二天，局势更显紧张，报章都有报导，本来狱内允许阅报，28日突然停止送报，大家想，外面局势一定是很紧张，不让看报纸，该怎办?大家认为要争取，但我们十几个人刚进牢房两天，脚跟未站稳，怎样向狱方抗争？如不抗争，只有让人摆布，经过大家商议后，决定选派陈蒙鹤为代表，向狱方要求看报，狱长不答应，我们即日采取绝食行动。在绝食的几天，我们都被个别监禁在一间小房内，互不见面，还好我们事先决定了，任何人遇有事时就大声喊或是敲打铁罐为号(铁罐是狱方供方便用)。在绝食的几天内，因狱外局势未稳定，狱方也怕出人命，每天派医生来检查，狱中有规定绝食者如喝了送来餐内的茶水，就算有吃东西，这是一位女狱卒告知的，因此在五至六天的绝食中连水都不敢喝，这次的抗议行动总算大家都能坚持至最后顺利度过。第六天，狱长叫派代表谈判，陈蒙鹤代表大家再向狱方提出几个要求，记得有:1.恢复每天供应各种文字的报刊，人人有权自由学习；2.早上不再坐着等狱长巡视；3.不应限制家属探访人数，并给予较长的时间；4.不穿狱中犯人的衣服，我们是被无理拘捕的政治扣留者，未经审判关起来，不是犯人；5.给予文娱活动，放电影。我们的要求基本上获得答应，即时宣布结束绝食。每个人站起来时都昏沉沉的，手脚无力。这次行动在大家团结下获得胜利，真不容易。

1957年2月11日，陈玉兴被押出狱，驱逐到中国。本来狱方答应让她见过母亲后再走，但那天一早，陈玉兴母亲还来不及见面，就被押走了，我们为维护陈玉兴的权利，向狱卒论战至大打出手，其实我们都是手无寸铁的人，怎能与武装的狱卒对打呢?为了抗议我们用嘴巴与她们讲情理，讲不通，最后只有把脚上的拖鞋当武器抛向她们，当然是无作用，只有眼巴巴的被隔着人墙的武警把玉兴押走。

在隔邻也关了部份男难友，有时个别通过一条水沟传递字条，互通信息，经常要提高警惕。有一个晚上，一名华籍狱卒关房门时，忘了拿走大串锁匙，被关在那房的姊妹无意中发现了大串锁匙吊在门上，把门打开了，把锁匙拿起来，当时大家知道这串锁匙里有大门匙，却没人想过要利用锁匙打开大门逃走。当晚是一位印籍狱卒值班，我们知道她迷信，有位姊妹就打开门到房外，把所有电灯掣关掉，大家实时大喊，怎么灯全熄了，那狱卒听了紧张，即刻打电话叫维修工来维修，在维修工来到前，那位姐妹又把灯掣打开，全楼上的灯都亮着，可吓坏了狱卒，那晚迷信的她不敢上楼巡视。第二天早上，狱卒主任上班时，由吴妈妈把大串锁匙交给她，她也吓了一跳。吴妈妈对她道明原由，同时说不会向上级告发她们，像这类错误的行为，我想如果狱长知道了，该算是大件事，所有狱卒都会被处罚，开除或坐牢，至此所有狱卒对我们的态度大大转变，不那么凶恶。在管理手法上也不太强硬，在两年内我们与狱卒的关系也算不错。

狱中难友十几个人(有的在几个星期或几月后就被释放)，相处得也不错，只是来自各阶层，对事物的看法、思想、意志有不同，这都是正常的，有极少数难友，认为可以接受有条件的释放，有的己通过律师代办理，有的是由家人代办，我对此难于接受。有一天，我二堂兄来探我时对我说:只要我接受政治部提出的要求:1.承认过去所做的都是错的；2.出去后不再参加政治活动；3.按时到指定的警察局报到等等条件，就可获得自由，我即时对堂兄说，谢谢他来探望我，要我签下有条件才获得自由，就免了，我是被无理未经审讯就扣留，失去应得人权自由，当局应无条件释放我，怎么倒转过来要有条件才释放呢？探访时间到了，我将经过告知吴妈妈，她同意我的做法。过后我二堂兄再也没有探我，我想就是他要来，政治部也不会让他来。

在五十年代新加坡学运、工运中，除了李光耀律师是学生团体、工人团体的法律顾问外，还有知知拉惹律师、陈维经律师、陈维忠律师等，他们也积极为被捕的学生、工人当辩护律师，特别是知知拉惹律师，为很多工友义务服务。有一天，我和陈丽英一同被押上黑车送到一个秘密审判庭受审，当时我的辩护律师是李光耀律师，他也到场为我辩护，进行秘密审判时只有一位审判官，所谓开审只有他一人讲，所讲的都是我不对，同时还拿出一张相片，指着说，我在宣传共产主义，我再也忍不住了，便说那是劳资联欢大会，怎能说是宣传共产主义呢?

1957年3月14日，林清祥在监狱里代表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全体中央执委向注册官提出不上诉，因为“各业”被封闭而使到所有会员损失的利益应由政府负责，加上上诉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这样对工友们不利，为了工友们尽快参加到原有的各业工会或重新组织新工会，号召工友们不要悲观，以过去“各业”的精神坚毅的继续组织起来，不久，在外面的中央执委带领着工友们重新组织了“泛星各业职卫联合会”。

: 回忆: 1958年8月摄于欧南路女狱

1957 年8月4日，人民行动党在基理玛律羽毛球馆举行党员大会，选出十二位中央执委，即: 主席陈从今、副主席陈贡源、秘书知知拉惹、副秘书陈世鉴、财政王才安、副财政吴文斗、委员李光耀、杜进才、阿末依布拉欣、吴秋泉、陈维忠、陈翠嫦等。此时工人很快重新组织起来，对林有福傀儡政府有极大的压力。它又于1957 年8月22日再次引用不合理的公安法令和驱逐法令，逮捕了泛星工联会的执委梁再明、林石塔、蔡作成 (蔡德怀) 、蔡维杰、林戴伟、郑激发、林沙烈 (林清如) ，同时也逮捕行动党中央委员陈从今、陈世鉴、陈贡源、王才安、吴文斗等38人。

被逐出境

1958年9月10日左右，狱方通知我办理出境手续 (当时我刚从中央医院完成手术回狱) ，我向狱方反问，我是在公安法令下被扣留的，我在马来亚出生，为什么要改为出境手续呢？ 当时我不肯办理。第二天，狱长来说，我虽然在马来亚出生，但马来亚不接受，华人就得回中国，这是什么道理？权力在统治者手里，法令也是随他们的喜怒而改，再反对也无补于事，只好任由他们屠宰。

1958年9月17日，我们被押上黑车，载到新加坡火车站，转乘火车到吉隆坡半山芭监狱，关了一晚，第二天早上与马来亚被驱逐者一起押上黑车到巴生港口码头被押上了“福英轮”，大轮船在大海中让大风浪、小风雨拍打着，在茫无边际的大海中漂流了五天，年青人在船上也静不下来，搞了些文娱活动，如话剧、歌咏等，不知不觉间，轮船终于在9月23日抵达我们还很陌生的中国广州市黄埔港口，这时我们才真正感觉到被英殖民统治者无理强迫离开了生长、生活的老家 ——马来亚（包括新加坡）。当天广州市华侨事务委员会派了工作人员下船来接我们，算是第37批难侨。其时我们都不愿上岸，要求让我们原船回新加坡，侨办人员觉得这样对我们的安全没保障，耐心地向我们劝说，希望都上岸，最后大家表示可以上岸，但要保留原有国籍(即马来亚籍和新加坡籍)。大家上岸后，被送到广州市三元里华侨服务所暂住，分给每人一棉袄、一条棉被等生活用品和90元人民币。过了十一国庆节暨中秋佳节那天(那年两个节日正好合为一天) ，我们倍思亲，不到一个月后，就分配工作，原是工会成员大部分都分配在广州市工厂工作，王才安、林振兴、蔡德怀 (蔡作成) 、陈锦文、张锡兴、符气电、苏启明、周最林、陈水官、何文、郭大英等被分配在广州市机械安装公司，陈国伟、林石塔被分配在广州电机厂，蓝勇东、庄焕庭被分配在广东拖拉机厂，陈贡源、杨高锦被分配在广州市协同和柴油机厂，高扬 (许伟隆) 被分配在广州水轮机厂，邢福源被分配在广州市汽车公司，王金星、林仁彬留在广州市三元里华侨服务所，李秋松在一公司仓库，戴秋声、朱修兴、陈绍池、周选卿、符俊良、邵荣华等被分配到英德华侨农场。朱修兴于1961-62年左右在王邦文的协助下回到新加坡。方小浪、蔡石君、郑敏娜上北京读书。梁再明、蔡维杰、邓觉民、林戴伟、杨启祖被分配到福建省集美华侨补校，吴文斗、张文友到福州市华侨服务社，黄玉清到上海读书。

1960年下半年，王才安、陈贡源、吴文斗三人被调到北京学习。

第37批难侨大部份都是工作积极份子，或先进工作者，在中国经历了各种运动，大家都能持着应参加就参加，不应参加就不参加，因此大部分人在各次运动中没有受到冲击，在广州市只有杨高棉在文革时，不知因何事在宿舍自尽。林仁斌则心脏病发作逝世。

广州的难友，虽各自在不同单位工作，有假日、节日，大家都会聚集在一起，谈谈心，互相关心，林振兴是个长期病号，在生活上大家都伸出互助之手，而他更是爱心更甚之人，有时把朋友对他的援助转送给更需要的人，乐于助人，为人乐观，他的精神值得学习。

回忆:1960年5月与新加坡职工总会代表团合影于北京

1960 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陈贡源、王才安、郭大英三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遇见了蒂凡那、阿旺及职工总会的负责人，他们代表新加坡工会到中国参加国际劳动节活动，见面时大家都感意外及高兴。过几天我们再见面时，我曾问蒂凡那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回老家(新加坡)，他不加思索地就说廿年后吧!听了觉得是相当遥远的日子，能等得到吗?但时间飞逝得很快，我们被英殖民统治者强硬驱逐到中国己经16年了，在这漫长的岁月里，我们坚持一贯刻苦耐劳的精神，过着平常人的生活，但老家马来亚和新加坡是我们的出生地，是我们成长的地方，我们永远怀念!同年5月份，我们在北京也遇见了陈维忠律师，他到中国探亲，也到北京厦门等地旅游。
移居香港

1972年中国总理周恩来宣布凡有条件出国的华侨都让他们走，1974年10月份，我们一家三口人获得中国政府批准到香港定居，我们又要重新面对新生活。初到香港，正遇上香港经济萧条，工作难找，碰上这样的情况，我们还是以坚持刻苦精神，什么工作都做，如车衣、绣珠片、做胶花、玩具等等，才安买了部二手车，到工厂区摆卖肉干，慢慢地找到小店铺，开店做小生意，两人埋头靠双手苦干，就这样又过了30年，在这些日子里的辛勤劳动总算生活过得去。

1982年林清祥首次到香港来，探望了分隔几十年没见面的在港的朋友，对大家的工作生活作了深入了解及关心，同时也到广州探望留在广州及北京的难友。这次的见面，激动深情流露出正义的友谊，可见几十年的分隔，但友谊仍存。林清祥是个有责任感、重友情的人，时时还在关心这批被遗弃在异地的难友，总想尽力帮助大家，可惜他现在已离开了我们，但愿他安息吧!

现在我们年纪已大，都七十有多，为了不让脑筋生锈，还是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以度晚年。回老家本是我们应有的权利，但英殖民地统治者野蛮无理的驱逐使我们流落在异地，眼见老家大门而不能享有无限制的自由进出，只有远望大门叹声：奈何!

附：值得怀念的前辈——林振国先生

林振国前辈虽是一位识字不多，但他以自己亲身经历，简朴耐劳的精神，带领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农民与压榨、掠夺、迫害广大人民的英殖民地统治者，展开艰苦争取新加坡自治独立的斗争，他是各业工厂商店职工联合会的创始者，各业工会的主席，黄梨工会的主席，也是农民协会的主席。

1956年9月18日、他在街上被几个暗探包围抓走，1957年2月11日被驱逐到中国，后来在福建省泉州永春县一间搪瓷厂当厂长，1960年，我与才安在泉州华侨旅行社与他见面，大家高兴相遇在异国，畅谈了各自的生活和工作，乐观地对待一切，之后未再见面了。1994-95年，他的家人申请他到新加坡去探亲，在探亲时原想在老家医病，因法律上的限制，探亲期满，只好返回中国，路过香港时，我们到机场迎接他，只见他坐在轮椅上，由孩子推着出来，见了心里有说不出的难受。到了酒店，只能给他语言上的安慰。两天后，在孩子陪同下，他返回永春去。不久，听说他已病逝。奈何!

在任何一个殖民地统治的国土里，人民要求自治独立，不知要多少人民的儿女们，前仆后继地奋斗，坐牢、牺牲青年的青春、自由与生命，才能获得，而殖民统治者永远不会轻易地把掠夺来的肥肉双手奉还给被压迫的人民的，自由、民主与独立也不是凭空从天上掉下来的，不知要牺牲多少默默无闻，有些是认识，有些从未认识的战斗者，才给人民带来了独立、自由和欢乐的生活。

(取自《从战场到茶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