庐山会议前10个时刻彭德怀他在哪里？

庐山会议前10个时刻彭德怀他在哪里？　　

毛泽东说：“看来我们党内已经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了，为彭德怀翻案和对我们的清算迟早要有这么一天的。你不要以为我们的政权已经巩固，我是从来不敢这样想象的。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随时都可能上台。他们有基础，有人马，也有这样的条件。我从来也不担心蒋介石会反攻大陆，真正登上造反宝座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在中央委员会里！”　　

　1959年8月2日　毛泽东在八届八中全会开幕式上的讲话：　　

路线问题。现在有些同志发生怀疑，究竟对不对？路线是八大二次会定的。发生了问题，起初我不清楚。上山后，有些同志就是要求民主，讲说话不自由，有压力。压得他们不敢讲话。当时都不清楚什么问题，不知是什么事。摸不着头脑，什么问题觉得不敢讲话。其实上山起初半个月是神仙会，闲谈一阵，没有什么斗争，并无紧张局势。后来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觉得没有自由呢？就是他们要求一点紧张局势。因为那种松松垮垮的情况，在他们看来，还不得要领，还不过瘾，要攻击、破坏总路线，要有批判总路线的言论自由。以批判去年为主，也批评今年，说去年工作都做坏了。自第一次郑州会议到现在9个月，中央批评了刮“共产风”、高指标，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逐步落实二级所有制等。9个月来这些工作，他们都看不进去，要求重新议过。他们要一种空气，要民主，认为过去就是不民主，许多问题没有彻底讨论，认为政治局扩大会不过瘾，讨论不够。现在开中央全会，请大家来，民主大些。他们可能还要扩大些，我们还有办法嘛，还可以开党代表大会嘛。　　

路线问题，总路线究竟正确不正确？是否需要修改，或者另换过一条，请大家讨论。因有同志提出怀疑。一上山，讲了三句话：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后来问题就出在“问题不少”上，发生了问题。他们想改换一下题目是可以的，就是什么问题？现在叫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问题，而不是别的。如刮“共产风”，三级所有制，落实指标等问题，还有没有？基本上不是这方面问题了；不是指标越落越低，越少越好，因为我们反了9个月“左”倾了。　　

错误、缺点确实多，已经改了，但那不算数。他们抓住那么些东西，来攻击总路线，想把结论引导到路线错误方面去。此话是否说得对？请大家讨论。　　

毛主席与彭德怀，事实上沒有和解可能。据毛主席的卫士李银桥回忆，在毛主席发言前，他发现坐在第一排的政治局成员中没有彭德怀，就问了一下，李银桥指了指，毛主席才发现德怀坐在最后一排，没有戴军帽，头剃得很亮。李银桥感到毛主席有些不快。
    散会时，毛主席招呼彭德怀等一下，要跟他谈一谈，彭德怀转身离去，没有理睬。在几分钟后，在毛主席在几位“大元”的陪同下会住处时，又迎面碰上了不知何故返回的彭德怀。毛主席想拉住他谈谈。彭德怀摔开毛主席的手说：“没什么好谈的！”。　　

庐山会议上，彭德怀是为了改进工作，还是要算账，只要看一看庐山会议前10个时刻彭德怀无作为就应当可以理解了。　　

1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说：招工问题、平衡问题、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的时候，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说：究竟多久完成十年农业计划和工业计划？个别合作社已完成或一两年完成，或苦战三年完成，十二个省五年完成，但未把荒年算在内，恐怕落空，…完不成要挨骂，有无把握？…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辽宁工业已占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　　

招工问题。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15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17万人。　　

平衡问题。全国、省与省、城与乡之间的平衡，要很好研究一下。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现在好像不要平衡。还是应该要一点。现在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　　

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通县原来亩产150斤，1956年一跃为800斤，没有实现，是主观主义。…现在的跃进，有无虚报，空喊，不切现实的毛病。　　

建设的速度，是个客现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总之，要有具体措施，要务实。务虚也要，革命的浪漫主义是好的，但没有措施不好。　　

计划不合实际，很值得注意。去年粮食三干七百亿斤，今年四千七百亿斤。靠住靠不住。…对那些（搞指标过高的）也需要压缩空气。　　

 现在不科学的风气要转变一下。　　

2一九五八年四月在汉口会议上毛泽东说：不要搞空气，不实在，不要争名，而要务实，大话不必讲，压缩空气的时候，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四月成都会议毛泽东说：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这个口号起了动员作用，不要改，中央还要再看一个时候，改变面貌，光挖沟植树不能算，粮食、油料和棉花增产，因为我们不是布置花园，做到棉、油、粮增产才算改变面貌，挖沟只是手段，不能算目的。　　

   关于“化”的问题。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　　

   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要搞水利“好多吃大米”，这样就到问题本质了。口号新鲜，人民就看到前途了，很高兴。不要过早宣传水利化，“化”了明年怎么办？还有什么干头呢？做事情应留余地。　　

  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计划中的大灾除外写上去，要留有余地。　　

   怎样才叫绿化，种上树不算绿化，真正绿化是从飞机上看一片绿才算。现在坐在飞机上看还是一片黄色。真正绿化，要在飞机上看一片绿。树种下去就叫做绿化？好多地方还是黄的，只能叫黄化。《人民日报》不要轻易宣布完成什么化，人们以后要问，你们化了几年，为什么还要化？树种下去，稀稀拉拉的还没有活，倒宣布绿化。“化”搞得很滥，动不动就宣布“化”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报纸宣传不要尽规划，要宣传深入细致、踏实。现在宣传多注意了多快，好省注意不够。不好不省如何基本改变面貌？大话不必讲，好大喜功需要，但华而不实不好，喜功变为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无功而还。　　

   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　　

   要注意储蓄粮食。今年如丰收，还是维持去年口粮。南方五百斤，北方三百六十斤，国家只买这么多（八百七十五亿斤）。多余的存在合作社，使农民看得见粮。一不上天，二不入地，三不到外国。苦战三年，还是五百斤，三百六十斤。　　

农民瞒产可以原谅，他是没有看清前途，但不能提倡。如果像现在这样搞法，增产七百亿到一千亿斤，我们国家一年征购只八百多亿，这就等于不要征购了。他们何必再瞒产。到那时，全国粮食总产量就有四千多亿，即使多购一点，他们也不伤心。瞒产的原因主要是干部带头和粮食不足。今后要把底告诉农民，把全国总账告诉他，你再增产，国家也只要这么多。今后征购以后的余粮也保存在乡社。　　

世界上的事，有真必有假，有利必有弊，不可不信，不可全信，百分之百相信就会上当；不相信，就会丧失信心。我们对各项工作、各种典型，都要好好检查，校对清楚（假博士、假教授、假交心、假高产、假跃进、假报告）。　　

   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压缩空气，空气还是那么多，氧气并没有减少，只是压缩，变成液体、固体。反冒进是将氧气砍掉一半。我们压缩还要加氧气。　　

   [“左”倾思潮最早见诸于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吴芝圃的发言。他提出河南省今年粮食产量可增产几百亿斤，河南的粮食问题今年可望过关。为此受到毛泽东的批评。]　　

3在一线提出高指标的毛泽东抵制时候，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对刘少奇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报告草稿^[1]的批语和修改为：十年变为十五年，增加了或者更多一点几个字。这里一差就是五年！　　

由：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的时间赶上美国。　　

改为：　　　　

用平衡论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就不可能设想用十五年的时间赶上英国，用二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的时间赶上美国。　　

毛泽东修改的另一处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增加了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改为：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要贯彻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为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而奋斗。　　　　

这就提醒一线工作的要充分依靠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　　

尽管毛泽东将十年赶上英国仍改为十五年，但一线的人们仍然急于建功立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　，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李富春向中共中央政治局报送“二五”计划要点，提出第二个五年的任务是：提前实现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大大推进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为在十年内赶上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水平打下基础。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薄一波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　　向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报告就一九五八年国民经济形势和一九五九年的经济发展作了汇报，其中说，一九五九年我国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除电力外，都将超过英国的生产水平。１９５９年钢达到２５００万吨。　　

一线一再重复鼓吹加码的指标，不由处于二线的毛泽东不信，毛泽东将李富春报告批给军委扩大会议时写了一段批语，其中说：“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没有现代化工业，哪有现代化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经济战线上如此，军事战线上也完全应当如此。” 　　

此时彭德怀在哪里？彭德怀也是同意的吧！　　

4 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经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彭德怀也是同意的吧！　　

毛泽东为这个决议加写了一段话，是整个决议的灵魂和理论指导，全文如下：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　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是群众自发搞起来的，不是我们提倡的。我们提倡不断革命，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说、敢做，群众就起来了。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八大”二次会议都未料到。人民公社还有许多问题，现在不知道，还需要继续研究。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全民办工业，暂时出了一些混乱现象，界限未划清。　　

[1958年4月，刘少奇一行从北京赴广州，途中在火车上刘少奇、周恩来、陆定一、邓力群闲聊。从半工半读，普及教育，扯到乌托那，空想社会主义，进而提出人民公社，……“人民公社”这个名称，在这里第一次出现。]　　

5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说：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两种所有制中间要划一条线，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充分利用商品生产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此时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郑州会议毛泽东说：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条件论，不要立条件论。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不要吹那么厉害，结果像黄炎培说的，郑州只有吃素。吹了一顿，不过一两五钱油一个月，有什么优越性？低标准又有几等，照范县标准，可以叫共产主义，百分之九十五的工业。现在不能叫共产主义。水平太低，只能说共产主义的因素和萌芽，不要把共产主义的高标准降低了。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　　

徐水不如安国，以后要宣传安国，不要宣传徐水，徐水把好猪集中起来给人家看，不实事求是，有些地方放钢铁“卫星”的数目也不实在，这种作法不好，要克服，反对浮夸，要实事求是，不要虚假。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省委、地委的常委以上的干部要进行研究．过去大家看了，不感兴趣，印象不深，现在不同了，应当结合实际进行研究。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买卖。商业赚得太多了。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经济学家很“左”，怕叫人抓到了小辫子。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诗无达话”，是不对的。诗有诂，字句确凿。睡不着，想说一点。试图搬斯大林，继续对一些同志作说服工作。我是自以为正确。对立面如果正确，我服从。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商品生产制度，不是为了利润，而是为了发展生产，为了农民，为了工农联盟。对于集体所有制采取资产阶级遗留下来的形式，现在仍然是农民问题。有些同志忽然把农民看得很高，以为农民是第一，工人是第二了。农民甚至比工人阶级还高，是老大哥了。农村有些走在前面。这是现象，不是本质。究竟鞍钢是大哥，徐水是大哥？有人认为中国无产阶级在农村。鞍钢八级工资制未成立人民公社，是落后了。有些同志在徐水跑了两天，就以为徐水是大哥了。好像农民是无产者，工人是小资产阶级，这样看，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有些同志读马克思教科书时是马克思主义，一到实际当中遇到实际问题他的马克思主义就要打折扣。这是一股风，这是要向几十万干部进行教育的问题。干部中有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人，至于群众也有些昏昏沉沉，觉得好像快要上天了。于是你们谨慎小心，避开使用还有积极因素的资本主义的范畴－－商品生产、商品流通、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并以第三十六条为例，尽量用不明显的文字，来蒙混过关，以便显得农民进入共产主义了。这是对于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这是关系到几亿农民的事。斯大林说不能剥夺农民，理由如下。（一）他的劳动力如同种子一样，是属于集体农庄和公社。这和鞍钢工人不同，他们是为全民生产。集体农庄和公社，不但有种子，还有肥料、产品。产品所有权在农民，不给他东西，不等价作买卖，他是不给你的。是轻率地还是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呢？斯大林死啃着大机器，看起来好像要啥拿啥。实际上心疼得很。修武县第一书记，不敢宣布全民所有制，一条是怕灾荒，减产了，发不了工资，国家不包，又不能补贴，二条是丰产了，怕国家拿去。这个同志是想事的，不冒失，不像徐水一样，急急忙忙往前闯。我们没有宣布土地国有，而是宣布土地、种子、牲畜、大小农具社有。因此这一段时间只有经过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的形式，才能引导农民发展生产，进入全民所有制。　　

“必须研究这个经济法则，必须掌握它，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必须制定出能够完全反映这个法则的要求的计划。”斯大林这段话很好。我们还没有充分掌握，学习熟练地应用这个经济法则，不能说过去八年，我们是完全正确地进行计划生产的，是完全反映经济法则的要求的，当然成绩还是有的，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第二位的。计划机关是什么？是中央委员会，大区、各省、各级都是计划机关，不光是计委。有可能计划好，但不能与现实混为一谈。要变成现实，就必须研究，必须学会熟练地应用它，制定出完全反映法则的计划。你（富春）要注意哟！小土群一吨铁十吨煤，是不是一个法则呢？洋的只要1:1.7，1:2。这就有法则问题。　　

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有不少人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到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区别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商品的本质差别．没有懂得利用其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不承认五亿农民的问题。社会主义初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以为有了公社，商品生产，商品交换更要发展，有计划地大大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例如畜产品、大豆、黄麻、肠衣、香肠、果木、毛皮，现在云南火腿不好吃了。破除迷信又恢复迷信。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想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把张德生的核桃拿来吃，一个钱不给，你是否干？不认识五亿农民，无产阶级对农民应采取什么态度，把七里营的棉花无代价地调出来行不行？要马上打破脑袋。产品在旧社会对人是有控制作用的。我们只占有生产资料和社会产品的一小部分。斯大林分析恩格斯的话是对的，我们的全民所有制是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把一切生产资料都占有了，社会商品十分丰富了，才能废除商业。我们的经济学家似乎没有懂得这一点。　　

有一些“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剥夺农村中的小生产者，我们也有这种人。有些同志急于要宣布全国所有。不要说剥夺小生产者，只要说废除商业，实行调拨，那就是剥夺，就会使台湾高兴。我们五四年犯过错娱，征购太多，要搞九百三十亿斤粮食．全体农民反对我们，人人说粮食，户户谈统购，这也是“可怜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不知道农民手里有多少粮食。曾经有过这种经验，犯过这种错误，后来，我们减下来了，决定搞八百三十亿斤粮食。第一个反对的是章乃器，可见资产阶级唯恐我们天下不乱。总之，这个规律我们过去没有摸到。中国农民有劳动所有权，土地、生产资料（种子、工具、水利工程、林木、肥等）所有权，因此有产品所有权．不知道什么道理，我们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显然把这些问题忘记了。我们还有脱离农民的危险。所以，“三三制”，三分之一上缴（包括县内调剂），十年之内做到可能是要的。你（谭）要留八分之二，农民要打架的，你也打不赢。…现在又是不懂得农民问题，农民的冲天干劲一来，又容易把农民当工人看，以为农民比工人还高，这是从右到“左”的转化。　　

一九四九年二中全会就说限制资本主义，不是漫天限制。五○年开始让他们扩展六年之久，但又加工订货，到五六年公私合营，实际上空手过来了。“决定性的经济条件”。我们完全有了。试问为什么会引导到资本主义？这句话很重要。已经把鬼吃了，还怕鬼。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把五亿农民引导到全民所有制。商品生产是不是所有制的工具？为了五亿农民，充分利用这一工具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应当肯定。要把这个问题提到干部中讨论。　　

劳动、土地、其他生产资料统统是农民的，是人民公社所有的，因此商品也是公社所有的。只顾商品换商品，此外的联系，农庄都不接受，我们不要以为中国农民特别进步。修武县委书记的设想是完全正确的。商品流通的必要性是共产主义者要考虑的。必须在产品充分发展之后，才可能使商品流通趋于消失。同志们，我们才九年就急于不要商品，只有当中央组织有权支配一切产品的时候，才可能使商品经济因无必要而消失。吴××同志也要同陈伯达同志搞在一起，马克思主义太多了，不要急于在四年搞成。不要以为四年之后农民就会和郑州工人一样。游击战争用了二十二年，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耐心如何行？没有耐心不行。我们曾经耐心等待胜利。　　

6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的建没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可能不可能？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反对穷过渡，“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 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要减轻任务。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要有实际可能才好，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指标应不是冒叫一声。谈及作假问题。此时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在武昌会议上毛泽东说：过渡共产主义，你们看怎么样？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登在　十一月十五日　的《人民日报》上，希望看一看。要详细看一下，讨论一下。文章不长，也好看。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赫鲁晓夫很谨慎，他已有五千五百万吨钢，一亿多吨石油，他尚且那样谨慎，还要十二年准备过渡。　　

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工人是月薪，农民是年薪。五亿多人口，平均年薪不到八十元，穷得要命。我们说强大，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苏联四一年，我们只有九年。　　

郑州会议的东西，我又高兴又怀疑，搞四亿吨钢好不好？搞四十亿吨更好。问题是有没有需要？有没有可能？今年到现在　十一月十七日　统计，只搞了八百九十万吨钢，已经有六千万人上阵，你说搞四亿吨要多少人？当然条件不同，鞍钢现有十万人，搞了四百万吨。让苏联先过，比较好，免得个人突出。我们的建没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不像邓××，就是不“钻”的。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这个问题请大家想一想。这不是说我们要慢腾腾的，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104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　　

明年是否搞三千万吨钢，需要大概是需要的。可能不可能？大家议一下，　　

郑州会议有五个标准。山西有意见。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这与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宣布的不一致。什么叫完成全民所有制？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斯大林在一九三六年、一九三八年两个报告（前者是宪法报告，后者是十八次代表大会报告）提出两个标志：一是消灭阶级，一是工业比重已占百分之七十。但苏联过了二十年，赫鲁晓夫又来个十二年，即经过三十二年才能过渡，到那时候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才能合一，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照他们的办。我们讲五个标准。不讲工业占百分之七十算建成。　　

苏联生活水平总比我们高，还未过渡，北京大学有个教授，到徐水一看，他说；“一块钱的共产主义，老子不干。”徐水发薪也不过二、三元。十年三三制，一年调拨三分之一，那就是三分之一的全民所有制．当然另有三分之一的积累，总还有农民自己消费的，所以也近乎全民所有制了，现在就是吃穷的饭，什么公共食堂，现在就是太快，少者三、四年，多者五、六年，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刘少奇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刘少奇：达到150元到200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彭真：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150元到200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刘少奇：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害处。问题看有什么害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　　

现在要减轻任务。水利任务，去冬今春全国搞五百亿土石方。而今冬明春全国要搞一千九百亿土石方，多了三倍多。还要各种各样的任务，钢铁、铜、铝、煤炭、运输、加工工业、化学工业，需要人很多，这样一来，我看搞起来，中国非死一半人不可。不死一半也要死三分之一或者十分之一，死五千万人。广西死了人，陈漫远不是撤了吗，死五千万人你们的职不撤，至少我的职要撤，头也成问题。安徽要搞那么多，你搞多了也可以，但以不死人为原则。一千九百多亿土石方总是多了，你们议一下，你们一定要搞，我也没办法，但死了人不能杀我的头，要比去年再加一点，搞六、七百亿，不要太多。×××和×××的文件其中有这么一项，希望你们讨论一下。此外，还有什么别的任务，实在压得透不过气来的，也可以考虑减轻些。任务不可不加，但也不可多加。要从反面考虑一下，翻一番可以，翻几十番，就要考虑。钢三千万吨，究竟要不要这么多？搞不搞得多？要多少人上阵？会不会死人？虽然你们说要搞基点（钢、煤），但要几个月才能搞成？河北说半年，这还要包括炼铁、煤炭、运输、轧钢等等。这要议一议。（×××：明年任务各省自议。三千万吨，他们同意不同意？不同意就得改？是不是三千万吨是应该考虑的）（插话，六千万人出了一千万吨铁，实际只有七百万吨，好铁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按高估价。定点之后把人收回来，否则菜籽也无人收，口也不能出了。一千一百万吨钢，好钢不超过九百万吨，可能是八百五十万吨，如搞三千万吨是加二点五倍。）今年有两个侧面，中国有几个六千万人。几百万吨土铁，土钢，只有四成是好。明年不是不老老实实翻一番，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明年二千一百四十万吨。　　

各项工作的安排，煤、电、化学、森林、建筑材料、纺织、造纸。这次会议要唱个低调，把空气压缩一下，明年搞个上半年，行有余力，情况顺利，那时还可起点野心，　七月一日　再加一点。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　　

北戴河会议那时，我们对搞工业还没有经验。经过两个月，钢铁运输到处水泄不通，这就有相当的经验了。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伯达同志：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可能性，如过去的教条主义，说百分之百的正确。不是地方都丢了吗？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食堂会亡，托儿所也会亡，湖北省谷城县有个食堂，就是如此。托儿所一定要亡掉一批，只要死了几个孩子，父母一定会带回的。河南有个幸福院死了百分之三十，其余的都跑了。我也会跑的，怎么不垮呢？既然托儿所、幸福院会垮，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人身上的细胞从三岁小孩起，就开始要有一批死亡的，脱皮、掉头发都是局部的死亡现象。死细胞是生长过程，新陈代谢，有利于生长。党内有一部分党员成了右派，从支部到中央都有垮台的。　　

根据主要要求切实可靠。把指标再修改一下。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钢二千七百万吨，我赞成，三千万吨，我也赞成，更多也好，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北戴河会议没有确定这个问题，因为没有成熟。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湖北有一个县，有一批猪运到襄阳专区，运不走，放下就走。襄阳有很多土特产和铁运不出，农民需要的工业品运不进。钢帅自己也不能过路。北戴河会议后，约三个月来的经验，对我们很有用。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前天晚上，我找李富春、×××、×××等几个同志研究，研究一千八百万吨有无把握。现在说的那些根据我还不能服。我已经是站在机会主义的立场，并为此奋斗。打我屁股与你们无关，无非是将来又搞个马鞍形。过去大家反我的冒进，今天我在这里不反人家的冒进。昨晚谈的似乎一千八百万吨是有把握的，这努力可以达到。不叫冒进。明年搞好钢一千八百万吨，今年一千一百万吨钢，只有八百五十万吨好的、八百五十万吨翻一番，是一千七百万吨，一千八百万吨钢比翻一番还多，这样说是机会主义吗？你说我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会为我辩护的，会说我不是机会主义。　　

一千八百万吨，我觉得还是根据不足，好些关未过。你们作文章，要说明什么时候过什么关，选矿之关，釆矿之关，破碎之关，冶炼之关，运输之关，质量之关。有的明年一月二月或三月四月五月六月才能过关。现在有的地方已无隔宿之粮（煤、铁、矿石），有些厂子因运输困难，目前搞得送不上饭，这是以钢为例，其他部门也都如此。有些关究竟何时能过，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有把握，即一千八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二百万吨，再有把握，二千五百万吨，三千万吨，我都赞成。问题在于有无把握，昨天同志们赞成一千八百万吨，说是有把握的。　　

这些数字。还要核实一下，要各有根据，请富春同志核实一下，今年多少，明年多少，不是冒叫一声。　　

今年究竟有不有八百五十万吨好钢，是真有还是报上来的，没有假的吗，调不上来的就是虚假。我看实际没有这样多。（×××、×××：好钢不敢虚报，小土群靠不住。）　　

作假问题。郑州会议的公社问题决议要改为指示，要把作假问题专写一条。原有两句，两句不够。要专搞一条。放在工作方法一起，人家不注意。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有一个社，自己只有一百条猪，为了应付参观，借两百条大猪，看后送回。有一百条就是一百，没有就没有，搞假干什么？过去打仗出捷报，讲俘虏多少，也有这样的事。虚报成绩，以壮声势。老百姓看了舒服，敌人看了好笑。后来我们反对，三令五申，多次教育要老实，才不敢作假了。其实，就那么老实？人心不齐，我看还是有点假，世界上的人有的就不那么老实。建议跟县委书记、公社党委书记切实谈一下，要老老实实，不要作假。本来不行，就是人家写，脸上无光也不要紧，不要去争虚荣。如扫盲，说什么半年、一年扫光，两年扫光我都不太相信，第二个五年扫除了就不错．还有绿化，年年化，年年没有化，越化越见不到树，说消灭了四害，是“四无村”实际上是“四有村”。上面有任务，他总说完成了。世界上的事，没有一项没有假，有真必有假。没有假的比较，那有真的？这是人之常情。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如事事不相信，那就成机会主义了。群众确实作出了成绩，为什么要抹杀群众的成绩？　　

比如瞒产，是个矛盾，有好处。干部要多报，老百姓要瞒产。奸就好在这点上。有些地方吃了亏，报多了。上面要得多，他说没有了。再有一种假，也是造得好的，是对主观主义、强迫命令的。中南海有个下放的干部，写信回来说，合作社规定拔掉三百亩苞谷，种红薯，每亩红薯要种一百五十万株，而包谷已长到人头高，群众觉得可惜，所以不拔。只拔了三十亩，而报了三百亩。这种假报是好的。×××说他的家乡年初一浇麦子，不让休息。老百姓有什么办法，只得作假，夜间在地里打了灯笼，实际上人在家里休息。干部看到遍地灯光，认为没有休息。湖北省有一个县，要日夜苦战。夜间不睡觉，但群众要睡觉，让小孩子放哨，看见干部来了，大家起来哄哄，干部走了又睡觉。这也是好的造假。　　

7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此时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八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曾希圣有一个办法，无非是当“机会主义”。安徽去冬今春水利开始搞八亿土石方。以后翻了一番，变成十六亿。八亿是机会主义，十六亿是马克思主义。没有几天又搞了三十二亿，十六亿就有点“机会主义”了。后来提高到六十四亿了。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马克思赏识这种机会主义，不会批评我。　　

两个过渡，如何过渡，这两个月发生了这个问题，发生了很好，就给予答复。这个问题成都会议没解决，郑州会议作了些准备，经过一个月，已经成熟。共产主义分两个阶段。从马克思讲起已有一百多年了。列宁十月革命到现在，已有四十多年了，我党搞根据地也有三十多年了。全国胜利也有九年了，所以说这个问题并不是不成熟的，应该说答复这个问题的条件是成熟了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尤金最近说，中国提出集体所有制中包含有共产主义因素是对的。说苏联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中，也包含着共产主义因素。资本主义社会不允许组织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但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国家中，应该也可以允许共产主义因素的增长。　　

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当然这个决议，想解决一切问题也不可能。我看这个决议慢一点发表为好。只发表一个公报明年三月人代会上发表，这和我们的雄心大志相符，避免了由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而产生的某些不切合实际的想法，比较有根据。比较有科学分析了。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干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　　

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是否不能超过呢？到明年再看，二千二百至二干三百万吨都可以，行有余力则超过嘛，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实践。包括我们领导干部的努力和群众的实践在内。提得低，由实践把它提高，这并不是机会主义。从一千一百万吨到二千万吨，成倍的增长，全世界从古以来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主义”。　　

我就到处讲讲倒霉的事，无非是公共食堂、公社垮台。党分裂，脱离群众，被美国占领，国家灭掉，打游击。我们有一条马克恩主义的规律管着，不管怎样，这些倒霉的事总是暂时的、局部的。我们历史上多少次的失败，都证明了这一点。匈牙利事件．万里长征，三十万军队变成两万几。三十万党员变成几万，都是暂时的、局部的。资产阶级的灭亡、帝国主义的灭亡，则是永久的。社会主义的挫折、失败、灭亡是暂时的，不久就要恢复。即使完全失败，也是暂时的，总要恢复的。一九二七年大失败，以后又掌起枪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都要准备。“人生七十古来稀”，总是要灭亡的，活不了一万年，人要随时准备后事。我讲的都是丧气话。人皆有死。个别的人总是要死的，而整个人类总是要发展下去的。两种可能性都谈，没有坏处．要死就死，至于社会主义，我还想干他几年，最好超美以后。我们好去报告马克思。几位老同志不怕死？我是不愿死的，争取活下去，但一定要死就拉倒。　　

8一九五九年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此时彭德怀在哪里？　　

   一九五九年在郑州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我来说一点人民公社的问题．我认为人民公社现在有一个矛盾。一个可以说相当严重的矛盾。还没有被许多同志所认识。它的性质还没有被揭露，因而没有被解决。而这个矛盾我认为必须迅速的解决，才有利调动广大人民群众更高的积极性。才有利于改善我们和基层干部的关系，这主要是县委、公社党委和基层干部之间的关系。　　

   究竟什么样一种矛盾呢？大家看到，目前我们跟农民的关系，在一些事情上存在着一种相当紧张的状态，突出的现象是在1958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1953年和1955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同志们。请你们想一想，究竟是什么一回事呢？我认为，我们应当透过这种现象看出问题的本质即主要矛盾在什么地方。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但是我以为主要地应当从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方法去寻找答案。 　　

   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要不要有一个发展过程？是不是公社一成立，马上就有了完全的公社所有制，马上就可以消灭生产队的所有制呢？我这是说的生产队，有些地方是生产大队即管理区，总之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　　

   “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这就是我们目前同农民关系中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目前公社所有制除了有公社直接所有的部分以外，还存在着生产大队（管理区）所有制和生产队所有制。要基本上消灭这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把三级所有制基本上变为一级所有制，即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发展成为完全的、基本上单一的公社所有制，需要公社有更强大的经济力量，需要各个生产队的经济发展水平大体趋于平衡，而这就需要几年时间。目前的问题是必须承认这个必不可少的发展过程，而不是什么向农民让步的问题。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还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大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六中全会的决议写明了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和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经过的发展阶段，但是没有写明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也需要有一个发展过程，这是一个缺点，因为那时我们还不认识这个问题。这样。下面的同志也就把公社，生产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制之间的区别模糊了，实际上否认了目前还存在于公社中并且具有极大重要性的生产队（或者生产大队，大体上相当于原来的高级社）的所有制。而这就不可避免要引起广大农民的坚决抵制。从1958年秋收以后全国性的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就是这种反抗的集中表现。一方面，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如果加管理区就是六级）党委大批评生产队，生产小队的本位主义、瞒产私分，另一方面，生产队、生产小队却几乎普遍地瞒产私分，甚至深藏密窖，站岗放哨。以保卫他们的产品。我认为。产品本来有余，应该向国家交售而不交售的这种本位主义确实是有的，犯本位主义的党员干部是应该受到批评的。但是有很多情况并不能称之为本位主义。即令本位主义属实，应该加以批评，在实行这种批评之前，我们也必须首先检查和纠正自己的两种倾向，即平均主义倾向和过分集中倾向。所谓平均主义倾向，即是否认各个生产队和各个人的收入应当有所差别。而否认这种差别。就是否认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社会主义原则。所谓过分集中倾向，即否认生产队的所有制，否认生产队应有的权利，任意把生产队的财产上调到公社来。同时，许多公社和县从生产队抽取的积累太多，公社的管理费又包括很大的浪费（例如有一些大社竟有成千工作人员不劳而食，甚至还有脱产文工团）。上述两种倾向。都包含有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的思想在内，这当然是不对的．凡此一切。都不能不引起各生产队和广大社员的不满。　　

  目前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向广大干部讲清道理，经过充分的酝酿和讨论，使他们得到真正正的了解，然后我们和他们一起，共同妥善地坚决地纠正这些倾向。克服平均主义，改变权力、财力、人力过分集中于公社一级的状态。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别。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克服那种确实存在于一部分人中的本位主义，巩固公社制度。　　

   公社在1958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所谓“共”各种“产”，其中有各种不同情况。有些是应当归社的，如大部分自留地。有些是不得不借用的，如公社公共事业所需要的部分房屋桌椅板凳和食堂所需要的刀锅碗筷等。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了社的，如鸡鸭和部分的猪归社而未作价。这样一来。共产风就刮起来了。在某种范围内。实际上造成了一部分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成果的情况。当然，不包括公共积累，集体福利。经全体社员同意和上级党组织批准的某些统一分配办法，如粮食供给制等，这些都不属于无偿占有性质。无偿占有劳动的情况，是我们所不许可的。看看我们只是无偿剥夺了日德意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和地主的一部分房屋、粮食等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不是侵占别人劳动成果。因为这些被剥夺的人都是不劳而获的。对于民族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我们没有采取无偿剥夺的办法，而是实行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虽然是剥削者，但是他们曾经是民主革命的同盟者，现在又不反对社会主义改造．我们采取赎买政策，就使我们在政治上获得主动，经济上也有利。同志们，我们对于剥削阶级的政策尚且如此，那么，我们对于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又怎么可以无偿占有呢？　　

不要把富队的头砍下来补给穷队，这种性质是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我们对民族资产阶级还用赎买的办法。　　

农民瞒产情有可原，他们的劳动产品应该归他们所有，积累，无代价的修铁路、修公路，修和他们不相干的水库，这一部分无偿劳动很大，提积累、收贷款，购买东西不给钱，组织运输力也不给钱，这就是农民想尽办法保卫他的劳动果实的原因。　　

要承认农民瞒产合法，中央与省应说服地、县、社三级党委，社说服管理区总支，我们站在一边首先支持农民的合法权利，　　

此外工业办多了。社办、县办、地办，省未纳入国家计划的工业也多了，要规定。不可不办，不可过多，中央、省、地、县、社五级工业都要有所调整，五级工业都不可太多。现在要继续把冷水泼下去。要把所有制问题讲清楚，要把斯大林的政策和我们的政策加以比较，斯大林的积极性太多，对农民竭泽而渔，现在即此病，理由是，反保守主义，反本位主义，我就支持这些主义。不是反本位主义情有可原，改为合法权利。我相当支持瞒产私分，除了贪污破坏以外，是正当权利。分配中的消费部分要增加，要发展生产，把穷队逐步提高到富队水平，不要拉平，工业不要办得太多了，釆取这种办法积累。搞大型工业、大型水利和公路等要有限制。分配给个人的要增加，超额分成。十条猪完成十一条任务那一个分成。田家英的警卫员是河北人回去看一次，家中杀一条猪60斤，为什么要杀？等不起，等了要拿走。我看要写个决议案。以所有制为中心，积累问题，分配问题。每个生产队生产的粮食多寡不一，每个生产队的吃粮标准也应该有差别，有的可能少于380斤只得如此。粮食多产多吃，工资也是多产多分，死级活评。基本原则是按劳分配。这是消费。积累是建设费用。公社不能办脱离生产的文工团，各级干部太多，要大大精简，节约办社要在决议里写一条，办工业的积极性，第一要称赞，第二要约束。中央、省、地、县都要约束。要有所不为而后才有所为，那些工业归县归社要有所调整。　　

这里有两个问题：一、穷富队拉平，平均主义的分配方法。是无偿的占用别人的一部分劳动成果。是违犯按劳分配的原则。二、国家农村税收只占农村总产值的7％左右（如河南）不算多，农民是同意的，但是公社和县从生产队的总收入中抽出的积累太多，例如河南竟占26％连同税收7％为33％再扣除1959年的生产费20％，再加上公益金、公社管理费共计占53％以上，社员个人所得只有47％以下，我认为个人所有太少了，不合物质刺激的原则，政治不可少，七分政治，三分物质太少了。管理费包括很大的浪费，用人太多，一个公社竟有三几千人不劳而食或半劳而食，其中有脱产文工团180人之多，晋南的例子。此外还有扎牌楼、导具等浪费。　　

公社是1958年秋成立的，刮起一股共产风。内容有几条。一是穷富拉平（已纠正，还有余波）。二是积累太多，三是猪、鸡、鸭（有的部分，有的全部）无偿归社，还有部分桌、椅、板凳、刀、锅、碗、筷等无偿归公共食堂，还有大部分自留地归公社（有些是正当的归公社）有些是不得不借用，有些是不应当归社而归社的，有的没作价，这样以来，共产风就刮遍全国，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这是不允许的。我们看我们的历史，我们只是无偿剥夺帝国主义的、封建主义的、官僚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此外，我们曾经侵犯了地主一部分多余的生活资料。所有这些，都是劳动人民的劳动成果，并非侵占帝、官、封的劳动成果，而把自己的劳动成果收回来，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赎买政策，因为他们过去是同盟者，又拥护改造，还要利用他们工作等等。既然如此，我们为何可以无偿占有农民的劳动成果呢？过去没有对基层干部讲清楚，动不动就要共产。　　

9见到毛泽东五封党内通信，彭德怀在哪里？　　

毛泽东党内通信：要告诉公社党委第一书记和县委第一书记如何工作。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我们的公社党委书记同志们，一定每日每时关心群众利益，时刻想到自己的政策，一定要适合当前群众的觉悟水平和当前群众的迫切要求，凡是违背这两条的，一定行不通，一定要失败。县委和地委都要注意加强公社的领导，要派政治上强的同志，去帮助政治上较弱的同志。地委要注意派人帮助领导较弱的县委。县和公社都要注意加强做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生产队（一般指原来的高级社）的领导骨干。党内通讯（3）　　

我到武昌已经五天，看了湖北六级干部大会的材料，同时收到一些省、市、区的材料，觉得有一个问题需要同你们商量一下。河南文件已经送给你们，那里主张以生产队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和分配单位。我在郑州就收到湖北省委　三月八日　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和粮食问题规定，其中主张“坚决以原来的高级社即现在的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原高级社已经分为若干生产队的，应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合队得再分。少数原高级社规模很小，经济条件大体相同，已经合为一个生产队的，只要是这些社的干部和社员愿意合为一个基本核算单位，可以经过公社党委审查决定，并报县委批准。”我到武昌，即找×××同志来此，和王××同志一起，谈了一下。我问××，你们赞成河南办法，还是赞成湖北办法？他说，他们赞成河南办法。因为他们那里一个生产大队大体上只管六个生产队。而这六个生产队，大体上是由三个原来的高级社划成的，即一个社分为两个队。后来又收到广东省委　三月十一日　报告，他们主张实行三定五放。三定中的头一定是“定基本核算单位”，一律以原来的高级社（广东省原有三万二千个高级社，平均每社三百二十户左右）为基础，有些即大体相当于现在的生产队（或大队），有些在公社化后分成二、三个生产队的，可以立即合并，成为一个新的队，做基本核算单位。原有的高级社如果过小，一个自然村有几个社的及虽在一个村，而经济条件悬殊不大经群众同意，也可以合并做为社的基本核算单位，这样，河南、湖北两省均主张从生产大队（管理区）为基本核算单位，究竟那一种主张比较好？或者两者可以并行呢？据王××同志说，湖北大会这几天正辩论这个问题，两派意见斗争激烈。大体上县委、公社党委、大队（管理区）多主张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我感到这个问题重大，关系到三十多万生产队长，小队长等基层单位干部和几亿农民的直接利益问题，采取河南、湖北的办法，一定要得到基层干部的真正同意，如果他们感到勉强的，则宁可采取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为基本核算单位，不致使我们脱离群众，而在目前这个时间脱离群众，是很危险的，今年的生产将不能达到目的。河南虽然已经做了决定，但是，仍请省委同志在目前正在召开的四级干部会议上征求基层干部意见，如果他们同意省的决定，就照那样办，否则不妨改一改。“郑州会议记录”上所谓“队为基础”指的是生产队，即原高级社，而不是生产大队（管理区）。总之，要按照群众的意见办事。无论什么办法，只要适合群众的要求，才行得通，否则终久是行不通的。究竟如何办，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于武昌党内通讯（二）

党内通讯　　

（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　）　　

省级、地圾、县级、社级、队级、小队级的同志们：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南方正在插秧，北方也正在春种，包产一定要落实。根本不要管上级规定的那一套指示。不要管那些，只管现实可能性。例如去年亩产只有三百斤的，今年增产一百斤，也就很好了。吹上八百斤，一千斤、一千二百斤，甚至更多，吹牛而已，实际办不到，有何益处呢？又例如去年亩产五百斤的，今年增产二百斤、三百斤的也就算成成绩很大了。再增上去一般总不可能的。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不可太稀，不可太密。许多青年干部和某些上级机关缺少经验，一个劲要密。有些人觉说愈密愈好。不对。老农怀疑，中年人也有怀疑的，这三种人开一个会，得出一个适当的密度，那就好了。既然要包产，密植问题就得由生产队、生产小队商量决定，上面死硬的密植命令，不但无用而且害人不浅。因此，根本不要下这种死硬的命令。省委可以规定一个密植幅度，不当做命令下达，只给下面参考。此外上面要精心研究到底，密植程度如何为好，积累经验，根据因气候不同，因地点不同，因土、肥、水、种等条件不同，因各种作物的情况不同，因田间管理水平高底不同，作出一个比较科学的密植程度的规定，几年内达到一个实际可行的标准，那就好了。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要十分抓紧，按人定量，忙时多吃，闲时少吃，忙时吃干，闲时半干、半稀，杂些番薯、青菜、萝卜、瓜豆、芋头之类，此事一定要十分抓紧。每年一定要把收割、保管、吃用三件事（收、管、吃）抓得很紧很紧，而且要抓得及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定要有储备粮，年年储一点，逐年增多，经过十年、八年的奋斗，粮食问题可能解决，在十年内一切大话、高调切不可讲，讲就是十分危险的，须知我国是一个六亿五千万人口的大国，吃饭是第一件大事。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少种、高产、多收的计划，是一个远景计划，是可能的，但在十年内不能全部实行，也不能大都实行，十年以内只看情况逐步实行。三年以内大都不可行。三年以内要力争多种。目前几年的方针是：广种薄收与少种、多收的高额丰产田，同时实行。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十年时间。四年以内小解决，七年以内中解决，十年以内大解决。今年、明年、后年、大后年这四年内，主要依靠改良农具、半机械化农具。每省、每地、每县都要设一个农具研究所。集中一批科学技术人员和农村有经验的铁匠、木匠，搜集全省、全地、全县各种比较进步的农具，加以比较，加以改进，试制新式农具。试制成功，在田里实验，确实有效，然后才能成批制造。加以推广。提到机械化，用机械制造化学肥料这件事，必须包括在内。逐年增加化学肥料，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包产能包多少，就讲能包多少，不讲经过努力实在做不到，而又勉强讲做得到的假话。收获多少就讲多少。不可以讲不合实际情况的假话。各项增产措施，实行八字宪法，每项都不可讲假话。老实人，敢讲真话的人，归根到底于人民事业有利，于自己且不吃亏。爱讲假话的人一害人民，二害自己，总是吃亏。应当说，有许多假话是上面压出来的。上面“一吹、二压、三许愿”使下面很难办。因此，干劲一定要有，假话一定不可讲。　　

    以上六件事，请同志们研究，可以提出不同的意见，以求得真理为目的。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10钢指标压缩过程，彭德怀在哪里？

毛泽东十年总结指出：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去年八月发现人民公社是可行的。赫然挂在河南新乡县七里营的墙上的是这样几个字：“七里营人民公社”。我到襄城县、长葛县看了大规模的生产合作社。河南省委史向生同志，中央《红旗》编辑部李友九同志，同遂平县委、嵖岈山党委会同在一起，起草了一个嵖岈山人民公社章程。这个章程基本上是正确的。八月在北戴河中央起草了一个人民公社决议，九月发表。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于是乎有十一月的郑州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主要谈到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自给生产、交换生产。又规定了劳逸结合，睡眠、休息、工作，一定要实行生产、生活两样抓。十二月武昌会议，作出了人民公社的长篇决议，基本正确，但只解决集体、国营两种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一共解决两个外部的界线问题，但还不认识公社内部的三级所有制问题。一九五八年八月北戴河会议提出了××吨钢在一九五九年一年完成的问题。一九五八年十二月武昌会议降至××吨钢。一九五九年一月北京会议是为了想再减一批而召开的。我和××同志对此都感到不安，但会议仍有很大的压力，不肯改。我也提不出一个恰当的指标来。一九五九年四月上海会议规定了一个××指标，仍然不合实际。我在会上作了批评，这个批评之所以作。是在会议开会之前两日，还没有一个成文的盘子交出来，不但各省不晓得，连我也不晓得，不和我商量，独断专行。我生气了，提出了批评。我说我要挂帅，这是大家都记得的。下月（五月）北京中央会议规定指标为××吨，这才反映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性。

彭德怀在庐山会议前10个时刻彭德怀无作为，彭为什么发生偏差前不提问题，发生偏差后又不协同克服错误。彭的信也看不出有什么纠正错误的良方！彭是站在党和人民事业的立场上同心同德吗？彭德怀他们攻击总路线，是“‘左’倾冒险主义”，大跃进是“升虚火”、“发高烧”，人民公社“办早了”、“搞糟了”。他们把毛主席领导的几亿人民的伟大群众运动，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 这与当今換旗改制派的解散人民公社、主要防左、不爭论…是一脉相承的。这不是能发人深醒吗？所以，毛主席早就指出：：“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1959年8月11日　毛泽东指出：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他可以参加，这是我们党内同盟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挂共产主义者的招牌。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我看经验主义、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高岗路线，参加高岗集团，以及这次，我看比那两次要恶劣，比立三路线那个时候要恶劣。比如讲一些话，实在不像是马克思主义嘛。什么纠正右容易些，纠正“左”难些？我说是奇语，“奇文共欣赏”，那是文，他这是语。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陈独秀究竟好了没有？罗章龙好了没有？张国焘跑到哪里去了？高岗跑到哪里去了？翟秋白已英勇牺牲。跟第一次王明路线走的人，除了王明，其他都参加工作。洛甫这次又发生动摇，但王明也没有跑到香港去，所以我对王明还是寄以希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从前全世界骂，他们还不注意。西藏问题一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是一次大规模的全世界骂我们。骂得非常之好，我非常欢迎！共产党不挨骂，算什么共产党？！比如骂人民公社，从杜勒斯起就骂了差不多一年了，国内资产阶级、地富反坏骂，富裕中农不赞成，兄弟国家怀疑。对于大跃进，也是怀疑的；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也是怀疑的。过去我们指标又搞高了。什么粮食增产100％，棉花增产100％那一套。今年指标也高了，什么3000万吨、2000万吨，高了。我说只要略有增产，我就是坚定不移。粮食增产一成就是好的，就是跃进。他们说不止一成，有三成。早两天，我问彭德怀，他也说有三成。一成就是跃进，可以增产三成，这还得了！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在1953年嘛！形成这个集团的时候，是在抗美援朝的期间，1951至1953年3年形成的。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在这个过程里头，他们都是沉默的。前年5月（指1957年反右前夕），彭德怀对青年团讲话：党的政策让他们猖狂（指资产阶级知识分子）。　　

毛泽东还说：他们要搞人民公社糟得很。为达此目的起见，他们要这些东西，一个叫“集体领导”，一个叫要“民主”，一个叫要“自由”。我们现在都没有做。你说华北会议操了你40 天的娘，你在这里还只操了20 天，还操不得？现在我说要满足40 天，不然我们还欠20 天的账，我还加5 天，尽你操，满足你操娘的愿望。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我说这种“民主”、“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都要加一引号。他们所谓“集体领导”与“民主自由”，与我们的是两种：一种是反动的，一种是革命的。
    有资产阶级那种“平等、自由、博爱”，就没有无产阶级这种平等、自由、博爱。这两个东西是完全对立的，你死我活，有你就没有我，有我就没有你。横竖是生死斗争。这些，我看是“俱乐部”的人所不了解的。他们没有阶级观点，没有读过历史唯物论，或者读过忘掉了。历史唯物论是阶级斗争学说，革命学说，如革命的战略策略，是如何斗倒资产阶级，包括意识形态方面斗倒。都是阶级斗争的学说。
     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说我这个人变来变去，我是蝙蝠。开始算是你们“俱乐部”的，后头又不算“俱乐部”的了，退出你们那个党，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弯。哟！这也是一个新闻。这是说7 月23 日。怎么转弯的？同志们，你们不是三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我们要告诉每一个支部，不要压制民主，啥话都要让人家讲，无非是讲得好，讲得坏，放香屁，放臭屁，统统要让人家放。人长着耳朵是干什么的？是听话的。至于口，有两个任务，一个吃饭，一个讲话。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　　

高、饶、彭、黄这个问题，带有复杂性，曲折性：昨日功臣，今天祸首。人们觉得不好懂，因不了解历史变化。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准备，难过关，彭德怀历史上犯过五次路线错误（民主革命时期三次，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两次），过去没有宣布过，所以一般人感到突然。这些，我们过去不讲。而当年高岗他们到处讲“两个摊摊”（指刘少奇、周恩来），现在又到处散播，别人都不行，只有自己是海瑞。我就没有讲过彭，小舟只听到过彭讲我。人们不明白历史曲折情况，自感觉惊奇，这点要讲清楚，不足为怪。延安华北工作座谈会操了40大娘。一野，抗美援朝，军委都交给你管。只要这次你不立“司令部”，你还是干军委的工作。怕不信任你，林彪发转业费嘛。我们是交不亲的朋友。高岗事件时保护过关，但不改旧病。去年要辞职，我们作了决议，要你继续干下去。军委扩大会议斗争萧克，支持你。你却一切都不放在眼里。你的很大问题，就是没有揭露，要治病，治他的病，前途还是两个：一个可能，一个不可能；一个能转，一个不能转。　　

彭德怀同志提高了路线觉悟和对毛主席在路线斗争中策略性的认识，认清了一些人，也加深对毛主席的了解。从下面两封信就可以理解到这一点。　　

主席：　　

八届八中全会和军委扩大会议，对我的错误彻底地揭发的批判，消除了制造党内分裂的一个隐患，这是党的伟大胜利，也给了我改正错误的最后机会，我诚恳地感谢你和其他同志对我的耐心教育和帮助，这次党对我的错误进行系统地、历史地批判，是完全必要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我真正认识到错误的极端的危险性，才有可能消除我的错误在党内外的恶劣影响，现在我深刻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诚恳的批评，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顽症得不到医治，三十余年辜负了你对我的教导和忍耐，使我愧感交集，难以言状，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也对不起你，今后必须下大功夫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理论，来改造自己的思想，保证晚年不再做危害党和人民的事情，为此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请允许我学习，或者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中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是否妥当请考虑示复。　　

敬礼　　

彭德怀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　　　

毛主席接阅此信后即作如下的批示。　　

此件即印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会议各同志。　　

我很高兴接到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还建议全党同志对彭德怀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评他的错误，一面对他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了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对待他们，必须坚信我们的这种政策是能感动人，而在一定的条件下，是能改变的，除开某些个别的、例外的情况不计在内。德怀同志对于他自己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工作分配的建议，我以为基本是适当的，读几年书报好，年纪大了，不宜参加体力劳动，每年有一段时间到工厂和农村去作观察和调查研究工作：则是很好的，此事中央将同德怀同志商量，作出适当的决定。　　

从上面的两封信中，我们应该看到两位在大是大非的面前是怎样从维护党的团结出发，正确对待群众运动和正确对待自己的。　　

附：　　

　　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他[1]　　

　　　毛泽东　　

　　　（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六日　）　　

　　昨天上午我说，以《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应该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为题的那一个文件，“不知是哪一位秀才同志办的，他算是找到了几挺机关枪，几尊迫击炮，向着庐山会议的右派朋友们，乒乒乓乓地发射了一大堆连珠炮弹”。这个疑问，昨天晚上就弄清楚了，不是庐山的秀才同志，而是北京的刘澜涛同志和他的两位助手，发大热心，起大志愿，弄出来的。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争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时代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须要时间，并且须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经验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有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复杂和曲折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天变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讲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　　

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以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性：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另一面，反动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能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的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多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　　

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适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作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是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毛泽东　　

　　　八月十六日　　　

[1]这是对中共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和他身边的两位工作人员摘编的小册子《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写的第二个批语，题目是毛泽东拟的。　　

　2009-12-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