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文斗，不要武斗。”一续 论共产党斗争

目录　　

第一章、文革就是文治，法治就是武治　　

该章内容，请在以下网址查到：　　

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7/200912/119711.html　　

第二章、没有武治的文革被废止，没有文斗的法治再兴起　　

这是本次续文，请看下面，其它部分待续。　　

第三章、非暴力的法治表象，掩盖着法律武器的残酷性　　

第四章、冲刺法制的币治思想，继承文革的文治精神　　

第一节，法治经济决定社会方向，权力关系统治生产关系　　

第二节，法治形式的权力，就是契约方式的暴力　　

第三节，货币机制的运作逻辑，劳动体系的运动路径　　

第五章、发扬文化革命的传统，畅想中国的文斗社会。　　

第一节，思想斗争的启蒙，运动奥秘的破解　　

第二节，悖论反思辩证法，争取劳动话语权　　

第三节，神思恍惚对梦话，向往文革新社会　　

第二章、没有武治的文革被废止，没有文斗的法治再兴起　　

伟大中国自从失去了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中国的无产阶级思想，或者说文化大革命的思想，也就再也没能够占据共产党的主导地位，这党内权力的变迁，也就不可能从阶级利益出发了，只能从个人利益出发了。既然大家都是从私人角度来争权夺利，那就要对大家都施行武治的措施，也就顺理成章而必不可少了。这倒不是说文革时期没有一点武治的措施，现在才出现大量的以武力进行整治的条例，法规，法令等措施，而是指当初的大多数人都属于诚实参加劳动的人，不属于抗拒劳动的治理对象，治理程序的投入，相比而言要简单快捷，成效明显，同时也指当时管理社会的领导层，受到毛主席的路线所指引，必须要为“劳动人”所服务，这就不存在把劳动者视作破坏劳动的问题，不存在贬低劳动者思维的管理态度，因而就这多数人而言，根本不存在或感觉到有什么武治的严重威胁，不需要大量用武治方式来处理社会问题。　　

但在否定文革政府的治理方式后，所谓公正对待大家的法治措施，不仅不能消除党内的利益斗争，而且强化了官僚们的争权夺利，强化了法权逻辑上并不真正可以讲理的武力性质，也就是强化了法治方式对于镇压民众的封建性和独裁性，让人们看到了，法制建设的改革作用，首先在于整治人民，使人民的权力越来越少，其次在于放开官权的自由越来越大，最终使得法律体制赋予官僚们以强权控制劳动人民血汗成果的独裁和垄断。凡官员们的不勤政不合法，都在权力保护的体系内，不受人民的批评，更无所谓有什么弹劾的取证条件，仍属“无罪”推定的“依法”概念中，于是官僚与民众的矛盾冲突，构成为“合法”与“非法”之间的主要矛盾，于是这人民内部的矛盾，上升为“官权的合法”与“民意的非法”之间的矛盾对峙。应当说，劳动不劳动的问题，既是最简单的基础问题，也是人类社会的本质问题，现在被强权式的武治改革，完全改错了位，扭曲了问题的本质。这错误的改革也就导致了反社会劳动的独裁势力不断扩长，这合法的官权也就构成了社会运行中的最大瓶颈，构成了抢占劳动成果并实施经济赌博而反人类社会的复杂问题，使得非法与合法的问题，周转成为官权治理的主要矛盾的同时，也使得官权本身的独裁，不能消除的矛盾问题，形成了决定劳动力发展的社会桎梏。所以，以工人为主体的生产力发展，完全取决于官僚阶级决定或策划生产关系的独裁性，就是三十年来改革最明显的法治后果。　　

一些御用文人吹捧着法制改革的建设成果，吹捧着繁琐哲学的法治条框多么地全面，可以明确规范人们的一切行为，但他们就是不会明白，这规范越多越是没有用，就不会知道这问题到底在哪儿。因为他们不愿意承认或明确，这法律治理的对象已经倒置了，一直是属于“对象”范畴的犯罪主体，在操控法律的治理过程，跟毛时代的“对象”范畴相反了，一错皆错，再多的法律框框，也都可被利用为做案的工具，框不住“统治者”带头破坏劳动过程的种种阴谋。对御用文人的这种昏昏然，要使人昭昭，显然不可能，只会被人民所唾弃。但问题又在整个的知识阶层，却是很为青睐法治过程的规范作用，很为信奉什么“有法必依”啦，“执法必严”啦，把官员的空话，当成了人民被允许行使权力的实话，不知道人民的一举一动，没有官员授权的活动空间还剩多少？！很多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法制的专家学者，除非到了自己的利益诉求或者法治建议，得不到政府的尊重，才会抱怨这法制建设中的阻挡力实在太大了，根本不承认，在资本社会中的“法治”概念，除了统治者欺骗人民以公正的假象之外，而且还是一个法学研究者投入大量心血中的无用游戏，就像证券市场上的数字游戏那样，根本解决不了人民群众的切身问题，也脱离了生产力发展的内在要求。只能是外在的枝节问题上，给予经济运行的渠道修补，但其法治的权力被“私有制”思想的人所独裁而破坏经济的影响力之巨大，却是无法躲避的。　　

不过，刚从旧社会解放的上层建筑，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本来就是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本来不是全心全意从老百姓的劳动过程，来考察社会的人际关系问题，因而具备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思维，是个很为平常的现象。所以，要扭转整个知识阶层的经济价值观，从资本体制的思维中心，转移到劳动体制的重心上，是一个十分浩大的系统工程，困难重重。换言之，法律条例所呈现出繁琐哲学的复杂现象，其实反映着规范人们言行的讲道理过程，是需要社会各界人士，上下人员，经过反复思辨反复讨论，才能得以理清思绪，并发现真实道理的一个复杂劳动。显然要有社会劳动中所处不同位置的人，参与“讲道理”的管理活动，才能比人民都去忍受独裁者发号施令的盲目蛮干，损失要小，成本要轻，这就是赋予工人以参加管理活动的政治权，有着综合各种“人权”内容，汇集了宣传教育、思想沟通、激扬精神和发现真理的多重作用力或凝聚力，从而形成了文革方式的“讲道理”过程，这虽然也很复杂，但肯定要优于那程序繁琐，却又缺乏多重链接的法治活动。　　

但是，在大量的知识分子都能够认同文革理念之同时，却有着学术权威的反动透顶，人数及少量，知名度很高，因而影响力也很大，顶得上那成千上万不善发表言论的工人农民，可以把多数人从“文革”中所回忆的美好社会，被少数人描绘成漆黑一团的动乱或浩劫。他们原先就瞧不起工人农民，不肯同下层劳动者进行思想沟通，与埋头干活不善言辞的人们，更是在感情上格格不入，所以把下放劳动，体验农村生活疾苦，把那些“办学习班”进行专项学习的文明措施，歪曲成“关牛棚软禁”等污蔑性的描述，不仅抓住了其中“革委会”机制的不成熟，难免混入坏分子的捣乱作为诋毁文革意义的话柄，而且夸大了普通劳动者的不良品质，不承认文革中的“批斗”问题，之所以有过火的偏激行为，很多一部分是来自“被批者”的平时所作所为，经常是傲慢无礼，缺乏自我批评精神，不是以权势压迫人，就是以一技之长的优势相要挟，目空一切，因而也就有更多的反抗情绪，在群众中产生。根本问题就在于大家能不能从劳动过程的需要来考虑自身的言行，只要有着劳动需要的基本价值观，也就能在为人民服务的相同观念上获得共鸣，而那种以群众管理的方式来处理问题时所伴随的偏激情绪，也同样可以在“摆事实，讲道理”的思想疏通中，得以缓解和消除。　　

毛泽东以后的社会，大多数人并不是没法再统一到劳动的方面去，而是因为毛泽东的思想方法和警世告诫，都被否定了，也就不再统一到劳动者这一个相同价值观上。以法治取代文治，以武力性质的强权行为，取代了说服教育的思想工作，这种经过所谓“改革”而形成的武治方式，正是历朝历代的君皇所喜爱，也是官僚们体制“改革”的用意所在，都是政治投机客的拿手戏。首当其冲地是要治理老百姓，其次才是用在官僚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但若论反腐败的功效，从资本社会中可以知道，多半是取决于官员之间的内部倾轧和狂妄之下的愚蠢表现，很少有被正义的记者所掌握和制约，更是不可能被老百姓的意见所左右。毕竟这法治的主体，还是一个“官”字，即便少数记者的成功活动，也只能借助其中的公务员帮助，才能够追踪到官权的踪迹，但也有着诸多的法治关卡，无法获得取证的条件，而没有别的官员配合，不但治不了官员的罪行，反倒要把自己套进去。在官官相护的封闭系统中，无论是媒体还是当事人，都无“法治”的授权，只有“被治”的份儿，何况这少数正直的记者所具备“为民请命”的侠客心肠，也还要受到资本社会中的自我利益观所束缚。如果硬要说这文革，真与什么“浩劫”一词沾一点点边的话，那就是说，文革劫走的“名利场”，可以从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一直贯通到社会各领域的工程改造，可见这一“劫”的工程实在是太“浩”大了，但还是抵不住政客们重新以“法治”的措施，把每一个人民捆扎在名缰利锁中。这就是毛共党以“阶级论”出发的公权斗争，演变成以“经济论”出发的私权竞争，但绝不是民主意义上的市场概念，而仅仅是促使中国的上层建筑，回归到传统价值观的名利场。　　

价值观的分崩离析，使得掌握权力的人，各自心怀鬼胎，各有其谋利的思想取向，根本没有个准儿。无产阶级的社会统治，并不需要的武治方式或武治势力，重新又压在无产阶级身上了。可以这么讲，建国前三十年中，提倡了以整个工人阶级为利益出发点的政治斗争，在中共党内就不存在什么权力斗争了，只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利益斗争。后三十年中，提倡了以货币阶级为私权“利益点”的政治竞争，中共领导也因此模仿资本家的政治路线，像美国那样设定了“经济为中心”的意识形态，取消了由工人阶级推动社会进步的社会道路，奉行一条依靠“资本权”拖动社会的运作路径，所以这样的党组织，充满了玩弄权术的阴谋角逐，没有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只有政治投机家个人之间不敢公开的权力斗争。纵观 “阶级斗争熄灭”论调那背后的政治含义及其现实内容，都体现了“权力斗争论”的私有性及其针对劳动过程所具有的压迫性，而且对待这种压迫或者被压迫的态度，大可不必从劳动需要出发，也可以从许多投机活动的成功案例中总结经验，引入一个叫做“韬光养晦”的概念。而能够积极进取的革命家，对此类的权力思想是不屑一顾的，时刻不会忘记全阶级利益存在于自身所应承担的责任，生命不息，劳动不止。　　

要求人们忘掉政治责任的“经济中心论”，就是韬光养晦的观念所决定的根本策略，或者说，以吃饭手段来控制人民利益的治理观念，其实从本质上反映着愚蠢的资改派那种害怕人民“讲理”的意识形态，必得要奉行并依赖那种程序繁琐的法治措施，才能来维护他们“吃饭手段”的有效性及合法性，以便有力压制或躲避人民，从劳动思想所引发的群起而攻之，起来反抗统治者好吃懒做的投机思维。所以，改革后的整个法律制度，也就在中国大大增加了“不讲理”的含量，增大到了野蛮性十足的专制体系。否认阶级斗争以后所推出的非暴力观念以及法治理论，其思想基础就是剥夺人民权力而强奸民意的官权合法论，凡“官权”及其授权才算合法，“民权”是没有任何合法意义可以明确的，民众在劳动意义上任何权利，不经过官权的认可，或者超出了官权的利益范围，是不可能有法理可讲的。这就是当代中国的法治景观，把远离劳工意愿的官权利益或官权价值观，凌驾于社会全部利益之上的体制改革，所以才会出现了强奸人民意志的违宪行径，以“法制建设”的名义，发布成官僚阶级为所欲为的“法律框框”，框住了劳动人民要求解封的话语权和定价权。　　

“资本阶级”得以占领中国的上层建筑，重新骑在劳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就是从这不讲理的剥夺“话语权”方式起步的，继而在保卫“官本阶级”的路径上，从思想文化权到政治管理权，一步步地巩固并推进“反劳动”的法治权力及其体制演变，直至支配经济权的权力分配，引入到剥夺全部劳动者权力的分派方式中。关于分配权的分配，或者叫做权力产生前的前提权力，毛泽东要求全部归属劳工阶级所持有的党政策方式，完全被那种不能或不准分配给群众的法律方式所打倒了。　　

如果说，人们所传x想打倒毛的言论，是虚假信息，属于别有用心者的挑拨，是想以两者之间的思想差异，分裂咱们显存中共的一体化组织；如果说中共领导人确实是一个诚实的劳动人，不是投机取巧者，有想法要维护工人阶级的政治权，为全体企业员工的发展所着想——那么毫无疑问，现在的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维稳办法，就是立即封禁资本家的书报刊物，立即解封工人们的杂志出版。开放《真理的追求》和《中流》的出版，就是给劳动者以“话语权”的第一步，也是中国式政治体制真正开始改革开放的第一步，然而才有“摆事实讲道理”的可能，对于大官僚大领导错误极为严重的卖国行径，给予拨乱反正。革命社会的“大民主”性质，本身不需要封禁资本家发言权，问题是资本家发言了几百年的历史，要说的话已经都说完了，黔驴技穷，除了爱玩封建官权的那套“武治”把戏之外，再也拿不出好办法来根治社会危机的爆发，只能靠着市侩哲学的沉渣泛起来蛊惑人心。而极为严重的问题是，资本家在中国的狂言发了三十余年，这资本理论更是气焰嚣张，通过大领导的高压政策，硬是把劳动者的社会理论打入地下，根本不能被主流媒体所包容。　　

所以，如果不封禁几个反复唠叨着“只要市场竞争不要政府干预”的反共出版物，就不能改变中国理论界被“资本经济论”一统天下的“武治”意识，就不能约束“官权”系统中的武斗势力以及武斗路径上的经济博彩，就不能抵抗并铲除博彩经济对于劳动者的法权压迫或经济侵略，甚至忘乎所以地要学美国人，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样的名称都要被视为“邪恶言论”而予以压制，人为设置各种政治麻烦。所以说，真正能保持新中国以来共产党组织的一体化性质，真正要维护党组织的团结统一而不是走向分裂，走向破产与灭亡，那就必须革除那种“市场经济”谬论不允许被驳斥的专制政策，那就必须剔除那种任由政府官员独裁的所谓“不争论”方针，那就必须重新确立劳工阶级该有管理企业和社会的发言权。也就是说，有了“话语权”的逐步开放，有力清除反劳动思想对于中国媒体的侵蚀，就可以破除“舆论一律”的思想封闭状态，就可以改变主流媒体一边倒的“资本体制”论，可以集中全社会劳动者的智慧，想尽一切办法，开放中国工人的政治权经济权和思想文化权，并在公共教育工程中给予财政大投入，在全社会成员素质培训方面支承中国的经济杠杆，③作为拉动内需的一架大马车，形成一个真正在劳动者效率方面进行维权放权的大开放新格局，使得企业中大民主大生产相结合的全员管理活动，可以疏通从“政治链”到“经济链”，直至一切社会链接的运动机制。　　

当今社会的危机四伏，已经再也无法被资改派的“改革开放”谬论所掩盖了，从企业生产系统的“资金链”常常要断裂，可以看出“经济链”断裂的危机背后，正是中国式“政治链接”的崩断和裂化。“政治链”跟随“经济链”一起断裂的社会危机，将从八九年天安门事件之后的再次来临，证明了这是否定文革运动所形成的“思想文化链”，在中国断裂以后的必然结果，这结果就是社会主义救中国，资本主义害中国————只是人民中国对于此种危害的认识太迟了。迟就迟在法治概念的非暴力假象，停顿太久，不能很快透过“法治理论”的假象和谐，看到资本经济侵略工人经济的强暴性质，迟就迟在透过现象去追寻本质性认识的路径太远，还得要绕过“官权”对于“文革运动”所作“十年动乱”这个伪命题。为什么说是“伪命题”呢？因为文革运动只是“动”了学术权威所垄断的奶酪，“乱”了封建官权所享有的特权，但恰恰没有见到诸如资金链或政治链的断裂情况，也没有近三十年来官权独裁和资本垄断相互勾结的狼群动乱，竟然让中国人与狼共舞的整个群体，运动到一个极为纷乱的危机局面中。所以这没有判断依据的“动乱”命题中，所谓“十年浩劫”，更是无从说起，除了少数的精英分子受到冲击，绝大多数人都是安居乐业，反而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让全国人民的经济命脉，经受着金融风暴的立体性冲击，遭遇卖国贼从上至下，由外入内，全方位地对于全部劳动者空前未有地实施“金融浩劫”，在三座大山的压榨下，还在被恶狼们加大其改革的沉沉压力，追加“水电煤油”等经济动乱因素上的“利益山头”。　　

历史上封建皇权的法律体制，哪怕如何地完备，也一直享有“苛政猛于虎”的民间评价，而有着现代科技和现代生产力所掩盖的特色当局，不可避免地在民间，也形成了人民对于奉“资本经济”为法宝的官僚特权，同样有着“苛法凶于狼”的思想体会或实践证明。因为中国法律之“苛”，表现在劳工阶级群体与官僚资本人物之间的“法权”严重地失衡。中国的法治建设，建起了强权势力的“恶狼”与弱势群体的“羊群”势不两立的生产关系，其矛盾冲突，必然是一切“社会链”断裂的总根源。　　

老板们的政治权与工人们的手持权力之悬殊，不能平衡，既是导致以政治垄断为核心的各种经济权力之间矛盾冲突的斗争根源，也是私权社会各种运动机制显露出严重失衡的必然因素。为了消除私人性质的权力斗争，就要维护企业员工的政治权，就要平衡老板们的管理权，就必须强化一套“被管理者”可以约束“管理者”的新程序。而允许企业员工持有“讲道理”的“话语权”，则是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第一步，也是设置此种“新程序”的良好开端，除此之外，只能从“不良开端”中爆发阶级斗争的“武力”运动。为了这个良好的开端，迈出这艰难的第一步，就得在主流媒体上开放一个“为企业员工说话”的公平论坛，就得允许以“思想水平过硬”的马克思主义者控制和发展所占主流媒体的思想一角。以思想斗争的方式，允许无产阶级起来反抗官僚和资本的阶级统治，则是化解社会暴力因素为和平关系的最好方式，否则就是在凭借“权力体制”的强制和谐，去积累社会动乱的各类暴力因素，必然会在诓称“和谐”的名义下，把中国引向海内外政治投机家所制造的，或者所希望的各种政治暴乱中。　　

以两条路线，两种道路而展开的思想斗争，其实就为了中国的阶级斗争，由“武斗”化解为“文斗”方式的最好选择。“要文斗，不用武斗。”这是毛时代的共产党，在当初的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展开两个阶级之间进行斗争的主要方式，属于毛泽东为劳动人民进行阶级斗争所奉行的一条基本路线。这条路线的根本点，就是在前面一章向读者所强调的，无产者造反的有理，就在唯物辩证法战胜形而上学这一个理论斗争的根本特性上。由“文斗”的思想路线出发，才发动了文化上的大革命运动，哪怕这推翻资本体制的任务十分艰难，哪怕这革命运动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毛泽东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文斗思想，还是没有动摇。即使明确认定是大叛徒大内奸大工贼，毛泽东的共产党，对之也是给予很照顾的，只要他身体需要，一天吃五个鸡蛋的生活待遇，是没有问题的，比咱人民群众，特别是农村的贫困地区，当初的生活条件，常是五天吃一个鸡蛋的情况，那可要优裕多了。还派出中央级的医务人员，对头号走资派的疾病，尽力给予救治。这样的反动人物，能够有如此好的生活条件，包括许多愿意接受劳动改造的战俘，也获得了大量释放，堪称是中国所谓“浩劫”岁月中的一绝，令笔者感动于无产者政治家的博大胸怀。因为在此后所谓“非暴力”的法治年代，毛夫人也是作为阶下囚，度过了阶级斗争的战士生涯，可从未受到政客们如此宽宏的生活照顾，未曾有过比咱老百姓那么悬殊的优厚待遇。“非暴力”的法制建设，也不得不暴露出不公平的独裁性和暴力性，何止对她个人的“说话权”要非法剥夺？对她的申辩资料要在“政治局”恨之入骨的情绪化中被强权损毁，而且还对她牢狱生活中所接触的一些狱警或工作人员，他们的“说话权”也都要被剥夺，稍许有一点恻隐之心者，都被调离岗位而受到非难。在这样不能被允许说真话的法制背景下，对于毛夫人“被武斗”的悲惨遭遇，只剩下不明真相者的猜测，只剩下回避真相者的扭造事实，在人们不明不白的历史背景下，留下了她在牢狱之苦的煎熬中默然消逝的信息。　　

据说这就是法治年代，存在一些问题是难免的，情有可原。只是常常暴露着法治思想中的本质性问题，仍然反映着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就不是一个“特色论”所可以辩解的理论问题了。X在反对毛时代共产党的政策，是非常得力的，凡是“毛共党”的成员和思想，或者说，凡是少许沾着“两个凡是”思想边边的政策措施和体制范畴，甚至根本不沾边，只是与X思想的距离稍许远离一点而已，统统都以“武斗”方式被打倒的，或者从党组织中被挤兑出去。不打倒，不挤兑，就体现不出中国改革的“武治”价值，体现不出在熄灭阶级论过程中奉行非暴力论的“政治”特色。　　

那么，相反而论，这“阶级斗争”的观点，由此被歪曲成了没有“法治价值”的“暴力论”一说，是中国的上层建筑所公认无疑的，咱就姑且听之任之，不去阐述毛泽东关于“文斗”的路线决策，有没有以“工”治“懒”的道理，不去论证“文治”要比“法治”来得更民主更富有思想性和创造性。就算咱中国的“弱势群体”，都甘愿做一回古老社会的奴隶吧，做一位奴隶地位上的愚民吧，权作中国人都不懂这马克思主义还有什么遵循的必要，权当忘记了，毛主席老人家要团结要光明正大的一系列教导，所以，咱们就缩小范围，简单探讨一下，这非暴力论的价值，体现在哪些的法治观点，可供人们值得关注。　　

③其中涉及“社会主义的制度”教学，有许多通用的基础课程，应当列为首选的必须部分，其它基本教育的课程可自选，并可依据劳动需要无限定地设置，让人们紧密结合工程劳动，活到老，学到老。每一项课程都可以自学考试的程序，在学员密集地组织辅导教育，并根据合格成绩，对下岗人员还可给予相应的生活补贴，相当于脱产学习的方式，但配备严格的考试。其培训的合格等级，记入个人的工资档案，属于社会对于个人所“法定”的劳动力价格，与劳动力市场脱钩。企业不得安排一些报酬低于“法定”工资的工作任务，但若个人完不成任务，需要扣工资时，所扣部分，不属于企业，应当划归税库，属于企业的交税范畴，不能被截留。有关执行细节，涉及国家体制和其它政策，需要政府人员承担起社会责任，这里就不做讨论了，只是为了说明，劳工阶级起来管理社会的基本措施和制度架构，其实就是一个人人有事做，事事有人管的体制，完全以辩证的方式而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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