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223)2009-12-17

网络时政文摘（223)2009-12-17

副部高官难买房　弱势群体怎麽办
瞒报钴辐射 视民如草芥
中国应打破西方气候霸权

出口乍暖还寒 企业也溃而难战
土地供应官官相护空谈调控
人民银行调查显示 中国民众：物价房价过高难接受
中国真的是“不差钱”吗？

气候峰会僵持 富国围剿中国
中美矛盾恶化 碳关税成新战场
中国减排45% 代价巨大，GDP或损6000亿

垄断下游产业央企七万亿联姻地方 后遗症多
富豪榜成杀猪榜 首富诅咒不断
重庆打黑戏剧性一幕：彭真之子杠上薄熙来？

评论﹕将领异动 子弟兵「不变色」
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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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部高官难买房　弱势群体怎麽办
太阳报

内地房价疯涨，就连北京的副部级高官都坦言一房难求，普通老百姓又怎能奢望有自己的蜗居？疯狂的房价，不仅仅是民生之痛，而且是政治之伤。

据内地媒体的报道，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近日表示，作为副部级官员，以自己的工资都无法在北京买房。以贺铿月薪一万元左右的工资标准，在北京买房实在是杯水车薪。北京房价即便是远郊的五环外都达到每平米二万元，而中心城区的房价更高达每平米四万元，一套一百多平米的房子，总价动辄高达五百万，即使副部级的高官也只能望房兴叹。

近年来，内地官员感叹买不起房的不在少数，副厅级的广东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惠武曾发出感慨，认为以每月八千多元工资，自己根本买不起房。广州市长张广宁早前也说过，广州的高房价，自己工资也无法承受。

买不起房的官员从处级到厅级，连副部级高官终于也忍无可忍地站出来。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的房价涨到何等畸形程度。

当然，很多官员一边喊买不起房，一边拥有几十套房产，这些官员根本就用不着买房。譬如上海有名的炒房区长康慧军，在上海拥有的房产便超过十套，市值过千万元。中国这一轮的房地产开发高潮，很多地方主管土地、城建、规划等领域的官员，个个都发了大财。

日本教训 前车之鑑

官民不同，官与官也不同。掌握实权的官，贪污腐败的官，他们都不会说自己买不起房，因为他们是主要受益者。而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不处在决策一线，同时又是民主党派人士，没人巴结行贿，自然买不起房。

众所周知，官员是社会的强势群体，薪高粮准福利多，而且各种外快和灰色收入多，如果连他们这些强势群体都望房兴叹，那些弱势群体又怎麽办？当一个社会百分之八十五的人都买不起房的时候，这个政府再怎麽奢谈执政为民，都显得极其虚伪。

高房价不仅透支民众的财富，也透支了国运。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从去年底开始投放的四万亿元投资，三分之一与房地产有关，但事实上，今年前十一个月全国房地产投资已超过三万亿元。很多原本投资实体经济的资金亦蜂拥投入房地产，炒作楼市。

当一个国家的资金都围绕房地产投机运转时，这个国家的发展便进入一个转折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日本便是最好的明证。当单单一个东京的地产价格就超过全美国时，日本也就开始进入失落的十年。

最关键的是，高房价严重透支当局的执政合法性。高房价在内地早已天怒人怨，而且不断传出高层官员家人和亲属于地产业大发横财，被千夫所指。西方国家可以通过选举更换不同执政党来平息民愤，但中国怎麽办呢？

瞒报钴辐射 视民如草芥

东方日报

广州番禺瞒报钴辐射事件引起轩然大波。这件事说明，内地政府并没有从沙士之疫吸取教训，在人命关天的问题上，仍然视民如草芥。

据内地媒体报道，十月十二日晚上九时，位于番禺的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发生了卡源事件。事发后，西南某大学机器人项目组经过四十八天的故障清除，直到十一月二十八日，漂浮了四十八天的钴--60放射源才降回到储源井内。

令人触目惊心的是，发生事故的广州辐照技术研究开发中心处于闹市中心，距离港人聚居的祈福新邨不过三百米，而祈福新邨居住了十万多人，在这次卡源事件的四十八天之内，祈福新邨居民居然没有得到当局任何的警示，每时每刻处于核辐射的高危之下。

众所周知，钴--60是元素钴的放射性同位素，具有极强辐射性，会导致人体脱髮，并损害血液内细胞组织，引起再生性障碍贫血症等血液系统疾病，严重的还会使人患上血癌，甚至死亡。番禺当局将十万民众置于辐射的危险之下，如何谈得上情为民所繫？又怎麽能说执政是以人为本呢？

事件发生不久便层层上报，事发后三日，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就事故批示「要速派员处置工作，严防出现环境污染」。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亦要求「尽快披露讯息，防止误传造成不良影响」。

掩盖黑幕 草菅人命

但奇怪的是，这件人命关天、火烧眉毛的头等大事，在四十八天中，当局居然没有利用电视、广播、报纸广而告之，提醒老百姓注意安全，只是在环保部门网站的一个角落发了一个短短的消息，如此鬼鬼祟祟，难道不算是瞒报？

令人气愤的是，在周边居住的当地公务员，在这四十八天之内迅速搬离住所，而不知情的其他居民，仍然不知危险的临近。这说明，公务员已得到内部通告，提前撤退。当局如此厚此薄彼，让老百姓情何以堪？难道公务员的性命就比其他居民重要？

另外，广东有传媒准备在本月十五日以头版报道番禺钴辐射事件的来龙去脉，但当局却下达禁令，相关报道被撤换，变成地产广告出街。如果辐射事件不存在污染问题，当局何以草木皆兵，连相关报道都要查封呢？难道这不是此地无银三百両吗？

龙吟大地：中国应打破西方气候霸权

    在哥本哈根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大会，相当于为各方的发展空间划定范围。在这场全球博弈中，中国应该摆脱受害者角色，迅速成长为规则的参与者、制订者，动用一切可能资源，争取对自己最有利的方桉。

西方遏华战略变种

    大会目前进入到最关键的政府间谈判，各方唇枪舌剑，一浪高过一浪。各国之所以全情投入，全因这场谈判涉及巨大的利益格局分配，以一字千亿来形容亦不过分。有关数据显示，去年全球碳交易市值已经超过一千亿美元，相关产业价值则以数万亿计，且正逐年稳步增长。如果谁在这轮谈判中落下风，谁就在今后的发展中受制于人。气候之争，实际上是发展空间之争。

    发达国家力图以金援为手段，以环保为道德高地，迫使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承担更多减排义务，压缩中国的发展空间。这其实是气候霸权主义，也是西方遏华、弱华战略的变种。

    其实，一百多年来发达国家持续引领工业化潮流，对「地球发烧」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对「给地球降温」负有不可推卸的义务。美国作为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不仅公然退出《京都议定书》框架，且奥巴马政府新近提出的指标是，以二○○五年为基准减排百分之十七。事实上，从一九九○年到二○○五年，美国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百分之十六。从中可见，该指标差不多相当于以一九九○年为基准年的「零减排」。

    发达国家一边力压发展中国家，另一边也在内讧。欧盟和日本虽提出以一九九○年为基准到二○二○年减排百分之二十至二十五的高指标，但其重心在于通过引诱发展中国家开放碳权市场，引进欧日优势的清洁型发电站、低碳型钢铁厂、绿色家电、环保汽车等，控制下一代的技术标准，垄断气候时代的国际分工体系；它们也在酝酿利用碳本位的货币结算制，代替目前的美元本位制，等于给美国金融霸权插上一刀。

应善用美欧日矛盾

    总之，是次谈判各方矛盾重重，中国应利用各方矛盾，折冲樽俎，既要团结发展中国家力抗发达国家，又要借重美欧日三方的矛盾化解自身压力。道义上，中国应强调西方国家是全球变暖的「问题製造者」，而自己是受害者，这有助形成道德舆论压力；策略上，中方应死咬《京都议定书》，强调这是经各缔约国同意后形成的法律文件，必须遵守，指摘美国等背信弃义；操作上，中国须进一步细化「人均累积碳排放量」的衡量标准，攻击发达国家碳排放历史欠债这一软肋。

    今次气候谈判关係到国际气候格局，也关係到中华民族的福祉，北京不可掉以轻心，必须与发达国家斗智斗力，成为国际气候规则和标准的制订者、受益者。(冯海闻)

太阳报:出口乍暖还寒 企业也溃而难战

中国订下贸易「大进大出」的目标，被一场金融危机吹走。进出口贸易遭狂风扫落叶一轮摧残，已经不再是重温雄心勃勃目标的时候。贸易艰难的复原以及力谋保住原有的市场或市场份额，这种努力看效果，当前最坏的时期算是捱过去了，数据展现了产业复甦的曙光，但困难依然是明显的，往昔的辉煌不用再奢望，较顺遂的持续发展亦可望不可即。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的说明指出，十二月内地进口保持增长，但出口仍将小幅下降，相信要到明、后年，进出口增长才能回复到○八年的水平。从人民银行与国家统计局共同完成的调查显示，第四季度国内定单和出口定单指数，分别为五十一点一及四十九点二，环比分别提升二点七和一点八个百分点，出口仍然落后于国内定单的景气。

难怪商务部认为，金融危机对中国外贸的影响至少要持续两三年，但预期中国年初提出的保市场份额目标可基本达到。「基本达到」是仍有差距的委婉表述，但问题是基本达到也不无保留，主要因为外需的复原已难寄望，反而在贸易大饼萎缩之下，争食者更多，大大削弱中国原有的优势地位。另一重玄机是，市场份额基本可保，但出口仍然呈现萎缩，不但体现增量今非昔比，效益也是今非昔比的。

中国进出口表现牵动香港的贸易优劣，长期的关连验证，香港一般难以超脱内地的进出口表现，独步景气繁荣。偏离这种关连，有机构作出口展望提出，香港出口明年回复正增长，整体上升百分之五。面对挑战及不明朗，对于乐观预期总难免令人担忧。远的不说，以近几个月的数据论，八月及九月出口跌幅持续放缓，但十月又转趋恶化，录得大跌百分之十三点一，显示情势反覆波动。对全球经济恢复抱乐观预期的同时，对经济反覆是否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

经济大势可能波动，足以改变贸易部署的取态，未来外部定单可能趋于非长期化，呈现食快餐式的急单模式，构成贸易表现波动的原因。更不用说，各国退市策略还会引发何种程度的冲击。因为外围个人消费与企业投资，很大程度关乎股市等资产领域回暖，当退市有机会打击资产市场非理性繁荣时，个人消费及企业投资昙花一现回暖后，很可能重返低迷，这种外部形势岂能疏忽不计。

从内部看，进出口企业的内伤更是重大隐患。后金融危机时期出口企业已人财两失、复原困难。先看财资。海啸一役企业亏蚀的已忍痛撇除，尚存的本钱多数被调来炒股、炒楼，财力难聚，即使政府有信保计划，也不能再凝聚起海啸前那样财资，投入进出口贸易运作。海外风险未消除，企业也恐怕有得做冇收成，赔上夫人又折兵；接单也只会见步行步，试探求前。

再看财散后人散。业界反映，海啸后关门裁员，已造成难以弥补的人力损失，许多企业面临就算有单亦无人做的境况，一轮一轮的快餐式急单，就算勉强拉起队人马应付了一轮，是否又把队人马解散？不然养兵待战，企业何堪支撑？人力局面的困扰，并非中小企业可以撑持的。因为人财两大内伤的原因，在对出口作判断前，怎能不看清大势，细算家底呢？

东方日报:土地供应官官相护空谈调控

人民银行昨天公布全国五十个大、中、小城市的城镇储户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近七成民众认为当前楼价「高得难以接受」，比率连续第二季上升，同时有近半民众预期楼价再涨，预示内地楼市继续升温，现在买不起楼的人，将来更加买不起，必定惹来更大民怨。长此下去，政府的执政认受性恐怕会被蚕食，是中央频频出招遏楼市的原因。

国务院刚出台的「国四条」，开宗明义要遏制部分城市的楼价升势过急，方法是综合运用土地、金融及税收等手段，加强和改善对房地产市场的调控。按照上述的排序，楼价暴涨是病徵，病因则有多个，其中又以土地供应为第一位。运用金融和税收手段，可以遏一遏炒风，要理顺房地产市场，让民众安居乐业，始终要由土地供应及销售开始。

我们昨天曾指出，中央调控楼市只须要一招，就是要求银行关水喉，其实这一招只能治标，并非治本，因为信贷只是楼市失控的催化剂。不妨看看，每逢收紧信贷，例如大幅加息、加存款准备金率及严控贷款增长，楼市必有调整，当中央重新放水，一切又会回复原状。所以问题是出在市场体制上，其中国有企业及地方政府，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这一波楼市狂潮有一个特色，就是国企尤其是中央级的「央企」积极参与，过去半年各地的众多「新地王」，大部分由国企或央企买下，直接带动楼价飞升。金融海啸期间，政府带头投资，由国企担大旗，获得大部分新增贷款，加上本身的市场地位，在买地时可挥金如土而面不改容，无形中垄断了土地供应。至于负责管理土地的地方政府，早已有过于依赖「土地财政」的问题，卖地是主要收入来源，在金融海啸后更加突出，因为振兴经济的投资之中，地方政府要负责三分之一的资金，自然不介意高地价，与水源充足的国企一拍即合。这个官官相护的体制不改变，调控土地供求只是空谈。

市场早前传出国资委这个央企的主管部门，曾召集十多家企业、特别是主业并非地产的央企主管开会，要求他们不要再製造地王，就算属实亦无大意义。国资委在二 ○○七年已有规定，要求央企申报重大投资，限制非主业的地产投资，否则处分相关主管。既然有明文规定，却未见有人被追究，反映国资委默许央企这样做，又或根本无力阻止。

内地的土地供应体制不改变，理顺房地产市场只是一句空话，难怪有分析员形容，明年房地产市场出现泡沫的风险比股市为高。虽然股市经常表现得非理性，毕竟只是一个小众市场，中证监在新股上市、基金发行等供应层面，有较大操控能力。房地产市场完全是另一回事，体制动不得，必然是一放就乱，之后只有两个选择，要不是一收就死，要不就是继续乱下去。

人民银行调查显示 中国民众：物价房价过高难接受

早报   韩咏红　北京特派员

　 中国经济2009年走出了触底回升的V型曲线，城镇居民对收入的感受、对未来收入信心，以及就业前景展望持续提高；但是社会对物价的满意指数低落，近五成居民与近七成居民分别认为物价、房价过高，“难以接受”。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认为物价与房价太高的城镇居民分别为46.8%和67.2%。另据民间调查机构美兰德公司所做的调查，“住房问题”今年首次跃升成为民众最关注的三大社会热点之一。

人民银行11月中下旬在全国50个大、中、小城市进行城镇储户问卷调查，调查显示今年第四季度，城镇居民收入感受指数为51.7%，较第二季度的谷底（45.9%）累计提高5.8个百分点。

居民未来收入信心指数连续两个季度增长，达到57.8%，较上季提高3.1个百分点。

对就业前景

开始趋向乐观

随着经济回暖与大量制造企业复工，居民对就业前景的看法开始趋向乐观。第四季度居民就业感受指数为36.0%，比上季提高3.3个百分点，其中11.1% 的居民认为就业形势较好。居民就业预期指数为52.9%，比上季上升2.0个百分点，其中16.3%的居民认为下季就业形势将比本季更好。

不过，居民对物价的满意指数持续下滑。第四季度对物价感到满意的居民只有28.2%，较上季下降1.3个百分点。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的居民达 46.8%，比上季增加1.6个百分点。反之，认为物价“可以接受” 的居民占比50.0%，比上季下降1.2个百分点。

居民对未来物价预期指数为73.4%，比上季提高6.6个百分点，显示大部分居民认为物价还会上涨。中国政府提高居民消费的难度也从调查中得到反映：在安排支出时，城镇居民中有42.0%选择“更多地储蓄”，42.1%选择“更多投资”，只有15.9%选择“更多消费”。

中国真的是“不差钱”吗？
 
　　【侨报12月15日社论】年关逼近，中国开始为钱头疼。不过，有别于西方国家苦于无处找钱，中国不仅不差钱，更担心钱多得花不掉——今年7.6万亿元人民币的财政支出预算，前11个月才花掉5.6万亿元，在今年最后一个月内，还有近2万亿元可花。

　　当下，中国代表团正在哥本哈根气候峰会据理力争，坚持“共同但有
区别的责任”，要求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承诺提供经济援助和减排技术转让。但其国内这种“幸福的烦恼”无疑会予谈判对手口实：你的钱都花不完了，还需要我们援助？你正好多承担一点减排责任。那么，中国真的是“不差钱”了吗？

　　答桉应该不是。且就财政问题而论，细作分析就不难发现，这2万亿元没花掉，有许多行政等非经济因素在作怪：

　　一、因为经济危机在上半年比较严重，前4个月中国财政收入连续负增长，官方反复强调“财政支出压力大”，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财政支出进度。与此同时，官方忙着“挖潜”增收，提高白酒消费税、掀起“查税风暴”将饭补之类相继纳入工资征收个税……结果，在这“新世纪以来经济最困难的一年”，世界各国财政趋紧，中国财政却逆势上涨，收入预算完成了95.7%，跑得还比GDP快了一步。如此一来，该花的钱没花，该收的钱没漏，收支差距自然大。

　　二，中国庞大的4万亿元刺激计划中基建项目投资较多，中央为防各级地方政府“跑部钱进”，大上“政绩工程”、“面子工程”，审批严格且环节繁多。加上招投标，环环相扣，任何一环没完成均会阻碍后续环节展开，自然会影响财政支出进度。

　　没花掉也可能是“给晚了”：因为预算周期设置不合理，中国不像欧美提前一年就开始编制预算，往往预算年度开始后，预算还处在编制和审批中，加上拨付速度慢，客观上造成了“上半年无钱可用，下半年钱多得没处花”的尴尬。没花掉当然也有“给多了”的成分：各方均相信“有钱好办事”，年初都做 “最大预算”，导致财政预算虚高，而到了年底就“突击花钱”、争取下一年的预算只增不减——每年中国中央部门预算执行审计中被发现的违法和违规问题金额都高达上百亿元，相信其中就有匆忙花钱不择项目的成分。

　　虽然中国财政部长谢旭人已呼吁严防年底“突击花钱”，但以往年经验来看，这笔全年预算支出的1/4还是极可能在年末最后一月被“光明正大”地“突击”花完，从而“圆满”完成全年收支计划。不说其中是否隐藏财政资金浪费、滥发奖金福利乃至寻租腐败等，让人担忧全体纳税人的血汗钱被浪费于无形，前11个月行政效率为何不到位也值得深究。

　　国家“预算花不完”，不同于一般家庭过日子有“节余”。因为经全国人大核准的预算有其严肃性，如果“取之于民”的财政资金不能按预算“用之于民”，及时足额拨付到位，那这种没有什么约束力和刚性力可言的预算又有何用？

　　要知道，财政预算每一项支出，都关系到社会稳定和经济健康的运行；哪一项没跟上，都很难让人安心。比如国防支出跟不上，就意味着国家安全受影响；而按此前中国财政官员所说，“跟老百姓相关预算执行情况最差”，这意味着缴完各种税负还要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普通国民本可分享社会财富增长的实惠，有望加薪减税，却无端蒙受“国富民穷”的痛苦——或许，这可以部分解释中国经济结构为何想由投资驱动向居民消费驱动转型却始终成效不彰。

　　不难想像，预算支出执行力度、速度的拖延，会令国民的信任流失，减缓纳税激情。而因此误导经济决策方向，才更堪忧虑。如今年中国财政赤字已是“史无前例”的9500亿元，不但9倍于2008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高水平，而在一片叫穷声中，传闻官方为继续刺激经济为名已拟定了一个明年赤字高达万亿元的财政预算。明明市场资金充裕，还要砸大钱，只能砸出越来越强烈的通胀预期，看来中国又得头疼了。

　　因此，中国的经济发展，中国的财政收入，并不是到了“不差钱”的地步。相反，问题出在结构上，该花钱的地方缺钱，不该花钱的地方却钱花不完。尤其是，关系到民生保障的领域，关系到中国经济结构升级换代的领域上投入严重不足。长期以往，必然造成中国经济结构的扭曲，社会矛盾的激化，经济危机风险的加大。因此，用好，用对每一分民众血汗钱，并非等闲之事。

气候峰会僵持 富国围剿中国
 
    香港文汇报／ 丹麦哥本哈根的联合国气候峰会踏入倒数阶段，穷国与富国之间的分歧仍未消减，中国总理温家宝昨日已启程到哥本哈根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气候峰会，阐述中国的立场。

　温家宝启程前已展开了各国领导人之间的协调工作，与「基础四国」（中国、印度、巴西、南非）中其他三国的元首全部通了电话。对于欧盟国家中的关键角色──英国、德国和此次大会的主办国丹麦，中方亦早已交换了意见。

　「中国政府对参与哥本哈根会议的态度一直是积极和建设性的。」外交部发言人姜瑜周二表示，温总理将在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阐述中国政府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和推动气候变化国际合作问题上的立场和主张。另外，他还将与一些与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领导人和负责人会面。

借「围剿」中国 大国模煳焦点

　峰会当前有百多国领导人确认出席，温总理将于今明两日出席最后阶段的会议，并在香港时间今日下午5 时至8时发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将于周五抵达哥本哈根。有评论指，气候大会已演变成西方大国对中国的「围剿」，并在围剿中把水搅浑，令「原则」与「路线」被丢弃，而中国该不该「拿钱」却成了焦点之一。

　中国坚持认为，全球气候大会是否取得成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发达国家是否明确承担大幅减排指标，及愿为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掏钱」和出技术。而欧美等西方大国认为，针对发展中国家要求富国偿还「气候债」，仅愿集中资助最贫穷的国家，中国不在其列。

潘基文示意可不列资助金额

　美国《华尔街日报》的文章认为，哥本哈根峰会体现出中美「摊牌」的迹象，双方在减排义务等方面互不相让，而其背后，则是两国间经济实力对比的消长和逐渐明朗化的竞争关系。

　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庞军博士认为，提供减排资金是发达国家应履行的责任，中国不会放弃自己的权利。然而，在日前出台的气候框架中，并没有说明资金问题，这使发展中国家极为不满，而发达国家借机试图回避资金问题，并以中国该不该获资金支持为话题，为自己找借口，妄图把责任推给中国。

　有报道指，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示意可不将富国对穷国的资助数额列入今次协议内，而在明年才开始讨论资助问题。英国首相白高敦警告，如果气候峰会失败收场，将会生成犹如两次世界大战和大萧条加起来的经济灾难。　

中美矛盾恶化 碳关税成新战场

明报／温家宝抵哥本哈根前夕，发达国加紧向中国施压。而中国及美国矛盾恶化，中国代表表示反对碳关税，令贸易问题成新战场。

中国斥碳关税限制贸易

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一直表明反对碳关税，但截至目前为止，哥本哈根峰会并未讨论贸易问题。中国气候谈判代表于庆泰周二被问及贸易问题时说：「我们反对任何国家以保护地球为借口设置贸易壁垒。」他又称，任何尝试以单边贸易措施来解决多边问题都注定失败。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姚坚昨亦表示，反对使用碳关税措施限制贸易发展。这番言论被认为是针对美国。

「发达国协调向华施压」

美国国会较早时建议立法，在2020年前向一些减排未足够的国家某些入口货品收取碳关税，因为那些国家不减排而赢得竞争优势。该立法得到美国工会支持，但尚未正式通过。发展中国家一直要求哥本哈根的协议要
明文表明反对碳关税，目前的草拟文本按发展中国家要求，列明禁止发达国家以气候变化为由採取贸易保护措施。

美国代表虽然未曾就此表明立场，但美国部分参议员认为美国有必要保留向中国等发展国家徵收碳关税的权利。美国签订的协议，最终要获参议院通过才能生效。

《金融时报》称，美国为首的发达国认为中国利用其他发展中国家达成目的，正互相协调加紧向中国代表团施压。该报称，发达国亦试图拉拢较脆弱的发展中国家，削弱中国影响

中国减排45% 代价巨大，GDP或损6000亿
 
    大公报记者王德军北京十六日电／现为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组核心成员的王克，同时也是中国今次赴哥本哈根参会的专家学者之一。他在接受媒体採访时表示，在保持经济平稳发展的前提下，如果没有重大技术突破，没有外部足够的资金支持，二○五○年之前中国都很难达到排放量峰值。这一观点与此前官方认为的二○三○到二○四○年间，中国可能达到排放峰值截然不同。

王克说，由于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下相对较高碳密度的重化工业主导阶段，能源资源禀赋以高碳的煤为主等多方面现实原因，中国的碳排放总量还是会呈现上升趋势。

关停小火电40万人下岗

他强调，中国发展低碳经济是必然的选择，但低碳经济转型过程中也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十一五」前四年关停近千万千瓦小火电，导致约40万人下岗。大多数研究都表明，控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将给中国经济带来负面影响。短期内可能推迟中国的发展进程，影响国家所确定的提高人民收入的目标、产生大量的失业，进一步加重弱势群体的负担等。

王克所在的中国人民大学能源与气候经济学项目团队通过多层次的模型研究认为，继续实施现有的节能减排政策和措施，而不再额外增加现有政策措施的力度或不再出台新的政策，先进节能减排技术的应用也没有取得突破性的进展，在这样的情况下，碳强度在二○二○年应比二○○五年减少30%左右。而在此基础上，如果二○二○年碳排放强度相比二○○五年分别下降40%和45%，则相对基准情景，利用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GE）模拟得到的二○二○年的 GDP损失分别是3384亿元和5862亿元。

据此，研究人员指出，中国公布的40%~45%强度目标，并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实现的，也并不像一些西方媒体所宣传的，是拿基准情景来进行承诺。除了考虑减控排目标直接带来的GDP损失，还需要考虑社会成本，以及减排过程中各种资源投入的机会成本。

三大行业损失最重

根据测算，为了实现二○二○年温室气体控排目标，中国还需要继续淘汰落后产能。水泥行业目前已经淘汰落后产能1.4亿万吨，但是到二○二○年之前还需进一步淘汰1.8亿万吨。对煤炭开採和洗选行业来说，如果碳强度在二○二○年比二○○五年分别下降40%和45%，产值损失分别是1842亿元和3142亿元，损失比例分别是 14.13%和24.12%。燃气生产和供应行业，损失比例也在10%以上。排在第三位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损失比例分别是 3.84%和6.79%，但是损失产值高达1995亿元和3528亿元，成为损失产值最高的部门。

拟建100核电厂内地核安全堪忧

为减少因经济快速增长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应付日益增加的电力需求，中国拟于未来十年每年兴建十座核电厂，数量为全球其他国家未来十年兴建核总数的三倍。中国大幅增建核电厂，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安全问题，联合国核电厂安全专家亦质疑中国核能安检人员数目及训练不足，加上不少核电厂邻近大城市，恐重演美国三里岛及前苏联切尔诺贝尔核电厂的辐射洩漏事故。
借核电厂减排温室气体

美国《纽约时报》报道，已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温室气体排放国的中国，拟藉增建核电厂，以减少依赖靠燃煤或燃油发电，目标在二○二○年把核能发电量增至七百亿瓦，佔全国发电量近一成，预计可减少排放百分之五的温室气体，缓减全球气候暖化效应。目前，中国约有十一个正在营运的核电厂，过去十五年间并未曾发生严重事故。

报道指，美国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也像今日的中国，急速增建核电厂，但结果是在一九七九年三月廿八日，位于宾夕凡尼亚州三里岛核电厂一反应堆堆芯部分熔毁，附近约廿万名居民撤离，虽幸无人伤亡，但事件震惊全美。报道指，中国大幅增建核电厂，但所需的安全检查人员却严重不足，需急请外国专家加强培训，可是依然不足以应付迫切的需求。加上不少核电厂选址邻近人口密集大城市，令到数以千万人暴露在核洩漏威胁中。

报道又指，中国的商业文化追求以低成本赚取利润，往往因而忽视品质和安全，加上官场腐败，过往中国在食物、玩具、医药等范畴便屡传质安丑闻，去年的四川大地震更有大量豆腐渣建筑倒塌。今年八月，中国核工业集团公司党组书记、总经理康日新就因涉嫌受贿操控核电项目招标结果被查，涉桉金额达十八亿元人民币。

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核电厂安全的总监雅梅指，中国核电厂安全操作良好，但忧中国缺乏接受足够训练的安全检查人员，以应付急速增建的核电厂，机构已应中国要求明年派专家赴华协助培训。

兼任中国国家核安全局局长的环保部副部长李干杰也曾警告：「如果不能充分了解核电厂过度快速增建的问题，可能会威胁工程品质和核电厂的安全」。 本报综合报道

垄断下游产业央企七万亿联姻地方 后遗症多
香港文汇报

　全球范围内的金融海啸，令一度憧憬「走出去」的央企，纷纷放慢了海外扩张的脚步，转而在本土市场上寻找到了巨大「商机」——备受金融海啸折磨的省份为保住经济增速，争相取悦腰缠万贯且有「皇亲国戚」身份的央企。有媒体统计，截至11月，央企已向内地除西藏以外的省市对接投资7.3万亿元（人民币，下同）。不过质疑声也伴随而起：这一桩桩由各地政府以「父母之命」撮合的「联姻」，未必符合市场规律。更何况，向来以国计民生关键行业为立命之本的央企，藉机向下游产业延伸，大大加强了垄断之势，与中央几年来推行的「国退民进」的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根本就是南辕北辙。■本报上海新闻中心记者 葛镇庆、毕方方、凌馨、章萝兰

从08年下半年到09年11月底，内地除西藏之外的省市都纷纷成立「央企项目对接小组」遍访央企，一时间，谋求与央企合作的「推介会」、「座谈会」、「恳谈会」此起彼伏。据《21世纪经济报道》粗略统计，此轮央企在地方的投资已经达到7.3万亿元。

地方「难言隐」：

手无「四万亿」 「委身」求脱困

　在此轮招商央企中，态度最积极、成效也最大的要数安徽省，其成功招得的央企投资达到2.5万亿元。为完成「签约任务」，安徽上下可谓使出浑身解数：今年下旬，合肥市成立推进与央企合作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直接领导该市11个推进与央企合作发展的驻京工作组，实行每周报告制，稍后又召开推进合肥市与央企合作发展项目的对接调度会。在一系列的缜密计划下，终于完成了计划中的签约任务。

　地方之所以如此积极地联姻央企，可谓「迫不得已」。今年前三季度，地方国企实现利润仅4,000亿元，同比降幅高达27.8%，比央企高出近14个百分点。面临如此严重的财政欠收，在「四万亿」中分羹不多的地方政府，向「财大气粗」的央企求援，成为「脱困」之招。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去年1至11月，内地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深圳、厦门、宁波、大连国资委直接监管和委託监管的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实现利润2,744.2亿元，同比下降12.3%。地方经济隐现危局，力保增长已成当务之急。

　或许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提出被外界理解为「抱团取暖、共渡时艰」的策略：「加大企业重组调整力度，支持、鼓励与中央企业的联合重组、跨区域的联合重组」。借此打破央企产业「链条」与地方「区块」的分割不通困局。此番表态与渴望资金的地方一拍即合。因为央企带来的不只是「四万亿」投资金和固定资产投资，其带来的项目也有可能在产业结构调整上发挥特殊作用，协助地方跻身「十二五」规划。

央企「小算盘」：

併购地方 逃脱「被整合」

　此外，部分央企也在打覑自己的小算盘：央企本身的整合鼓声已响，此时併购地方企业、扩张规模，有可能逃脱被整合的命运。从今年6月份开始，央企分别在山东、河北、浙江、广东掀起「团购」高潮，尤其在「振兴东北」和「开发西部」的国策下，先有27家央企与辽宁省14个城市共完成52个项目的签约，总投资额超过4,000亿元；再有25家央企与四川18个市、州签署了46项投资协议，一举圈定总额高达 1,090亿元的投资项目。对此，李荣融表示「这仅仅是个开始」。

　央企的「援手」，是否真的能帮地方政府脱困？一向以精明着称的李荣融无疑心中有数，他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特地提醒，中央企业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要对地方政府承诺太多，要考虑自己的实力能否兑现承诺，同时还要考虑对于企业发展，那些兑现是否是有必要的。另有专家指出，各省市自治区为应付眼前困难而被迫患上的「央企依赖症」，至少可能留下三大「后遗症」。

后遗症一：「越界」对接 挤压民企

　在地方追捧之下，央企併购地方企业全面开花。原国务院国资委研究中心宏观战略部部长赵晓认为，「（央企）到地方投资，是因为资金太多。」他同时警告，「央企已经超越了自己的边界。」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认为，央企在金融危机中获得利益比较多，中央「四万亿」很多项目都跟央企有关。

财大气粗 易成垄断

　央企对接地方，基本以基础设施和能源资源产业为主，也不乏一些竞争性行业。如江苏对接央企的45家企业中，基本都集中在石化、新能源、物流等竞争性行业领域。除了地方政府主动「贴上来」的项目，央企主动出击亦引来争议：内地着名民营乳业蒙牛公司，迫于重重财务危机，接受中粮集团联手厚朴基金收购公司20% 股权，亦激起学界质疑。

　天则经济研究所学术委员会主席张曙光说，国有企业的发展在一些地方形成垄断，必然缩小市场的基础，挤压民营企业的发展空间——一方面「国进民退」，另一方面政府又出台要解决民营企业融资难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岂不是笑话！他还指出，现在地方企业用行政手段完成产业整合，不符合市场规律，未来发展难以预料。

行业界定 法律缺失

　也有专家对央企大併购表示无奈，毕竟尚无法律对「竞争性行业」和「非竞争性行业」做出界定，所以央企应该不应该进入哪块就很难说。国资委人士则强调：「我们要求央企在收购过程中，应符合企业发展战略和规划，併购双方主业相同或有较高关联度，但是在具体审批时，企业扩大经营规模还是企业自己的行为，只要在设定的主业大范围裡面，还是允许扩张的。」

后遗症二：央企吃肉地方喝汤 利益分配矛盾重重

　虽然地方政府迫于短期经济发展压力，力邀央企共谋发展，不惜「只求所在，不求所有」。但长期来看，央企分食地方蛋糕，必然引发利益分配矛盾。汉哲管理谘询合伙人、副总经理荆泽峰认为，央企重组地方企业有3大「利益平衡」问题，一是与地方政府的利益平衡，二是重组双方的利益平衡，三是获得与付出的利益平衡。

一谋「眼前利」 一求「深发展」

　有央企负责人对记者表示，希望通过在当地注册分公司、子公司，加强与地方的联繫，给当地经济带来利益，获得当地企业和政府部门的支持，缓和央企与地方的矛盾。

　而那些能源产区的地方领导，则希望央企不是只从地方廉价地输出一次性能源产品，而是借开发之势发展附加值更高的能源利用和深加工项目，保障地方的长远利益。如煤炭主产区希望建设更多的电厂和高载能工业项目，石油、天然气主产区希望能上一些大化工项目，但这些或不在从事能源一次性开採的央企考虑内。原本指望引资的地方政府眼见央企吃肉，自己只能喝汤，还需自我安慰：「有汤总比没汤好」。

「皇亲国戚」下乡 难服水土

　除此之外，身为「皇亲国戚」的央企，如何能将自身优势更好融入当地经济圈中，亦是一大课题。中国人民大学区域与城市经济研究所教授陈秀山认为，多年来央企只是在地方「做客」，而不是地方的「住户」，要想真正融入当地经济圈，要放下架子，不能高高在上，人为製造央企与地方融合的障碍。实际上，企业规模越大，与地方经济融合的需求就越大，地方为央企提供土地、税收、环保、医疗、教育、水电等基础设施等企业运营的外部条件。企业要扩张，离不开地方政府的配合。

　陈秀山指出，在与地方经济的融合中，央企要解放思想，放下架子，在考虑自身空间佈局的同时，要研究怎样利用不同区域的发展优势：哪裡的劳动力更便宜、哪裡的企业服务能力更强、哪裡的交通运输更方便，哪裡的市场开发更便捷等，实现企业内部空间上的整合集聚效应。

后遗症三：央企「任我行」 地方无胆「打金枝」

　碍于央企的特殊身份，其在地方上的生产经营活动如有违规，地方政府要麽因「位卑言轻」无权监管，要麽因利益相连而不愿监管，最终放任央企在地方成为「任我行」。

位卑「管不了」 涉利「不愿管」

　最典型的例子，发生在今年10月，新华社下属《经济参考报》连发《中国五矿下属两铁矿非法排尾有恃无恐》、《中国五矿邯邢局两铁矿非法排尾祸企殃民》两篇言辞激烈的报道，抨击河北省武安市一中央企业下属的两家国有铁矿非法排放尾矿浆，造成下游一民营矿山企业透水关停；其中一家将尾矿排入附近河道，造成河滩农田被佔，环境严重污染，附近村民上访不断。武安市相关部门坦言，对于此事，当地政府不是不知道，但却管不了，「他们是中央企业，自恃财大气粗，根本不把地方执法人员放在眼裡」。

　而高村副书记陈其林道出了这背后「管不了」的原因：按照协议约定，尾矿排在高村村北的河滩上，每立方米向村裡支付1.6元的排放费；村裡办起一个选硫厂，可以从尾矿裡选出硫矿，这也是一笔不小的收入。显然，「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是地方政府「管不了」的最大理由。

一半央企偷税 唯国税局能查

　儘管媒体报道事实确凿，但中国五矿集团新闻发言人在媒体通气会上仍称新华社报道「不实」。在与媒体持续了一个月的拉锯战后，五矿集团主管安全生产和节能减排的负责人终于承认：媒体反映的一些问题是客观存在的，「需要立即改正」。

　央企的「滥权行为」远不止如此，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国税总局从今年4月开始对首批24家自查偷漏税的大型企业集团进行抽查，其中12家被查出问题。原因之一就是很多企业的行政级别较高，「各地税务稽查机关根本进不了企业集团的大门，只有国税总局统一组织才得以进行」。

富豪榜成杀猪榜 首富诅咒不断

【明报专讯】内地各类富豪榜向被称为「杀猪榜」，意谓上榜中人特别容易「出问题」，尤其是形形色色的首富名衔，更如有诅咒般，年年皆有首富落马者。今次深圳首富黄茂如，更被传涉及内地首富黄光裕一桉，则更令桉情错综複杂。

10年间48榜上富豪出事

黄茂如昨日被传遭公安机关带走，出事原因传有两个，一个是事关深圳市前市长许宗衡的违纪桉。许宗衡桉于今年6月爆出，当时有报道指许宗衡涉及当地土地出让的弊桉。其后中共中央组织部证实许宗衡因「严重违纪」，而被免去领导职位。深圳地产业人士称，当时深圳曾掀起一股「邀请调查风」，包括当地大型地产商金光华地产老总等人都曾被邀查。但当时并未传出黄茂如涉事。黄茂如近年在深圳已甚为低调，旗下在当地的两个早已落成的写字楼项目都以出租为主，亦未有积极买地，故此该人士指若黄茂真涉及许宗衡桉会是相当意外。

至于另一传言指黄茂如涉及黄光裕一桉，虽然细节未知，但有深圳地产业人士称黄茂如与黄光裕皆是潮汕人，早是故识，而去年因黄光裕桉而牵连下马的一大批高官，如公安部长助理郑少东等皆是潮汕人。

虽然黄茂如最终结局如何，还需时日才能得知，但富豪榜上的富豪，接连传出不利传闻却是事实。事实上，胡润研究院日前曾发表研究称，由1999至2008年间，登上《胡润百富榜》的亿万富豪中，共有48人出现过问题。

重庆打黑戏剧性一幕：彭真之子杠上薄熙来？
星岛日报

　　重庆打黑桉又出现了戏剧性一幕：涉黑商人龚刚模为争取立功，据称主动向警方检举辩护律师李庄，李庄等已因涉嫌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而被捕。整个事件相当蹊跷，亦震惊法律界。

　　据重庆警方称，龚刚模举报辩护律师，是「管教民警多次与其谈心」，因此「终于忍受不住内心煎熬」。换言之，龚刚模是在警方的「思想工作下」检举李庄的，并非「主动」。律师每次会见委託人都由警察陪同，那么串供是如何发生的？根据龚刚模的说法，李庄在询问他是否被刑讯逼供时，「表现出一种暗示的语言和语气，并且有那种眨眼睛的过程，暗示我。」这就更拍桉惊奇了。原来「眨眼睛」也涉嫌教唆翻供？这在法律上是否靠得住呢？除了龚刚模的「举报」，还有没有其他过硬的证据？

　　薄熙来在重庆掀起打黑风暴，气势如虹，本是一件德政，但可惜的是，整个过程几乎都是政治运动式，充满「无产阶级专政」的味道。很多被捕的商人还未开审，已经遭定性为「黑老大」。律师受委託进行辩护，但无论是会见当事人或者查阅卷宗，都是困难重重。

　　律师被贬为黑帮军师

　　民粹被煽动之后，辩护律师遭封为「黑社会的狗头军师」，犹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今更有律师被捕，其他为涉黑人物辩护的律师，压力将更大。这就是官方要的效果----办成所谓的「铁桉」。

　　李庄是京城的名律师，康达律师所合伙人，来头不小。康达律师所在全国范围内排名前十，实力很强，主任傅洋，是已故中共元老彭真之子，副主任郑小虎，是前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郑天翔之子，另一位副主任林星玉则是前人大副委员长林枫之女。

　　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打狗也要看主人。重庆警方敢抓李庄，实在是太岁头上动土，给傅洋抹黑，应该是获得薄老板支持。昨天，北京律师协会(傅洋担任过三届全国律师协会副会长)已经南下重庆了解情况，看来这回薄一波和彭真这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后代是杠上了。

评论﹕将领异动 子弟兵「不变色」

【明报专讯】和国务院部委与地方官员的届中调整不同，解放军近期的将领调动一直引而不发，但内地多个军事网站上传出的多则将领异动信息，将在近期得到证实。从这些将领异动的轨舻，可以一窥胡锦涛治军的新思路，显露出十八大中央军委人事佈局的端倪。

最新的消息就是，刚于7月获晋升上将的成都军区政委张海阳，即将接任中国的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的政委，新疆军区政委田修思接任成都军区政委。国防大学政委童世平海军中将调总政治部，接任刘永治的第一副主任职位。此外，毗邻香港的广州军区亦出现大幅将领调整，司令章沁生中将重回总参谋部，接任即将退休的葛振峰上将，出任排名首位的副总参谋长，而现任军区参谋长徐粉林将接任军区司令一职，而现任42集团军军长尤海涛少将接任军区参谋长。

在这一波将领异动中，可以看出，将门之后续获拔擢，如张海阳是中央军委前副主席张震之子，尤海涛是广州军区前司令尤太忠之子，看来，中共在保证「党指挥枪」的前提下，还要有子弟兵保证「不变色」的双保险。亦反映出，无论是江泽民，还是胡锦涛，包括未来的习近平，对军中元老的尊崇都不会少。

此外，从新上位者年龄来看，解放军将领的年轻化步伐有所加快，新上任者都较前任年轻4至5岁，除章沁生、童世平、张海阳3人外，其他将领都是1950年后生人。

在新上位者的经历看，章沁生从国防大学教育长出任副总参谋长，下放广州军区独当一面，再重回总参谋部；童世平从海军将领到国防大学，再到总政；张海阳从戍卫西南的大军区，到敏感的战略导弹军种；显示解放军有意培养跨军兵种、跨领域、理论与实践结合、总部与战区经验兼备的全能型将军。孙嘉业

中国的社会保障与公平

早报   任鸿飞

　　公平与效率问题一直是几十年来中国发展进程中的两个方面，是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也是世界各国在发展进程中绕不开的问题。前段时期可以说中国发展偏于效率一面居多，但过于注重增长率也积累了不少公平方面的问题，并反过来羁绊效率的提高。科学发展观、和谐理念的提出与逐步落实，标志着中国发展进入了一个螺旋式上升的新阶段，标志着加大推进公平、追求平权与富民、安民。

尽快破除城乡二元结构

　　在生产、分配与消费领域，最显眼的不公平现象是城乡二元制导致的差别鸿沟，而且诸多方面对此最大发展桎梏的固化似乎习以为常，一触及此问题就说慢慢来。让农民信赖、拥护其实并不难，减免数额已经不大的农业税费和千年“皇粮”，已经让农民连声叫好。目前，占人口60％的农民，所享受到经济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和政治权利相对于城镇居民明显不足。各产业依赖农业、农民工获得提升，但农民所得微薄，生产与生活环境不佳，相比贡献显得不成比例。

　　而在城乡鸿沟之下，是缺乏覆盖全民、基本公平的社会保障，对中国广大农民以及工人的福利保障缺失，如医保、社保缺失。微薄的补助往往被基层报销机构和农业服务机构的变相涨价所抵消。有人说如何对待农民考验着良心，此话实不为过。是时候下决心破除城乡二元制了。什么时候国民愿意当农民了，这个阶层的地位和收入、权益才算真正提高了。

　　而目前，农民想做一个普通城市居民，基本没有可能。未来中国的发展要依靠大规模城市化，而农民将是这一进程的主力军。如果继续维持严重落伍的城乡二元制结构，怎么拉动城市化和国家发展？如何表明全国民生的真正提高？

完善公平均衡的社会保障体系

　　中国依靠低成本劳动力来推进经济发展、支撑无品牌、无产权产业的思维并无根本改观。而这样的低成本运行时代即将过去，必须真正提高劳动力工资水平、医保和社保水平。但有关企业和部门的意识却很澹薄，甚至到了刻薄的程度。在中国现实的经济社会发展中，依然存在许多涉及公平与社会保障方面的不足，比如人均工资水平偏低、消费力严重不足，社会保障欠公平，对社会资源和财富的占有与分配也明显不均衡，贫富差距某种程度上持续拉大。

　　而一些大款贪官触目惊心的花天酒地，一些不谨慎的对外投资损失，又是何等的鲜明对比。不少贪官对外转移的资产，足够提供多少社会保障和住房。

　　提高社会保障，财政缺乏未必是充分的理由。由于外汇储备过剩，美元不断贬值，导致国家资产流失。一定要储存如此多的外汇储备，尤其是美元储备吗？这些财富应该大量用于购买战略资源和能源，大批购买民生产品贴补人民，或者直接提高人均工资、优化产业结构。在社会保障并不完备的情况下，说中国人爱存钱、不懂得消费，是不符合事实的，因为公众心里没有底，他们认为大病来时，遭遇个体灾难时，最踏实的还是靠自己攒点救命钱。

推进就业与创业规范公平

　　在经济发展和社会运行中，存在许多不正常的行业垄断和差别。行业差别、就业歧视、疾病歧视、出身歧视、户口歧视的存在，人们已经见怪不怪。物欲和金钱追求盛行，以不守规矩获利为荣，都从道德和法治层面破坏着社会发展的物质和精神根基。

　　在创业环境中，人们发现各类法律存在，但法治执行落实不足，法治精神难以深入人心，出了问题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依靠法律，而是设法找人托关系解决，能力有限或没有这方面优势的大多忍气吞声。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那种认为破除城乡二元制、均衡提高社会保障、大力推进社会公平需要花钱、会影响发展效率的观点早就过时了。持这种思维的人，恐怕并未身临其境体味其中的艰难困苦。其实，全面提高社会保障、推进社会公平事业，提高公众的生活水平和质量，将更好地推进国家和社会发展，进一步赢得广大公众的信赖和爱戴。

　　以上方面，其实每天都在报道，反映了公众的高度期盼。公众热望净化社会环境、推进社会公平、提高覆盖社会保障、提高国民收入，热望吏治清廉、积极、亲民而高效。面对民众的期待，优势阶层光有“远见卓识”还不够，还要拿出推进改革的战略决心，不能瞻前顾后。作者是国际研究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