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

为有牺牲多壮志
 古明浩

 
一九九一年六月三日，台湾《中国时报》「人间副刊」登了一篇＜我的母亲叫章丽曼：一个「匪谍儿子」的自白>
 
作者是世新大学教授王晓波。
 
全文如下：
 
 
「从小，我不敢跟别人说母亲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里抱怨过妈，害我们从小背负『匪谍儿子』的罪名，受尽羞辱和迫害。」
 
一九五三年，记得那晚全家在等爸爸从台北回来过元宵节，久久等不到，我们小孩只好先睡了。第二天醒来，只见家中凌乱，外婆不知所措的在那哭，妈妈不见了，刚满月不久的小妹也不见了，只剩下还在熟睡的大妹、二妹。经外婆解释，才知道，昨天深夜来了一批宪兵，抄遍全家后，把妈带走，为了喂乳，妈把小妹一起抱走。爸爸也在台北宪兵司令部被扣押了，所以，没有回家过元宵节。
 
妈妈被捕后，起先关押在台中的宪兵营部，那是前不久我父亲在那当营长的地方。也许是由于父亲出身宪兵官阶中校的缘故罢，妈关押在台中时，还准许外婆带我去面会。在妈解送台北之前，告诉外婆，只当她车祸死掉，要外婆带大我们，当时小妹在吃奶，我还记得妈对外婆说：「如果带不了那么多，就把她（小妹）送掉罢。」妈说着就哭了出来，并摸着我的头说：「那要好好听外婆的话，帮外婆带好妹妹。」当时我似懂非懂的含着泪点了头。从此我们就没有再见到妈，再见到妈的时候就只剩下一坛骨灰了。
 
妈遇难时二十九岁，我才只有九岁多，大妹七岁，二妹六岁，小妹未满周岁。爸爸也因「知匪不报」判处七年徒刑。我们至今没有见过妈的判决书，只有户口簿上的一栏记事──「因叛乱案经宪兵司令部判处死刑于民国四十二年八月十八日执行死亡。」
 
料理母亲后事的是当时尚在宪兵服役的表兄谢永全，是他把小妹从台北抱回来的，我们才知道母亲遇难了。记得当时，外婆哭天抢地的叫着：「女死了，儿不在（在大陆），叫我怎么办啊！往后的日子怎么过啊！」我当时只有一个模糊的感觉：「以后我就是没娘的孩子了」，两个妹妹更是只知道傻乎乎的看着外婆。
 
那时外婆望着我们兄妹，想到母亲的遇难和往后的日子，就悲从中来的哭泣，我最长，只有我安慰外婆，「只要我们长大，一定会好好的孝顺外婆」。外婆听了更难过，又望着我们哭：「我的仔啊！你们什么时候才长大啊！」外婆不哭了，我又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过，但又怕再触动外婆，就只好自己跑到一条离家不远的小河边，独自一个人莫名的大哭一场才回家。
 
我们在台湾本来就没有什么亲戚朋友，妈出事后，更没有什么亲戚朋友敢跟我们往来。母死父系狱，一个外省老太婆带着四个外孙，在人生地不熟的台湾，外婆不要说台湾话不会说，连普通话也不会讲。我们是家破人亡的陷入生活的绝境。
 
我和大妹只好在台中育幼院挂了个院外学童的名义，每个月每人可以领到二十元的救济金。外婆要我们到市场去捡一些菜叶子回来，好一点的晒成干盐叶，差的就喂几只鸡鸭，我们从来就没有吃过外婆养的鸡鸭，那是逢年过节卖来换取一点现钱的。
 
虽然一些当年跟父亲称兄道弟的人不敢和我们往来，但是，人间还是有温暖的，还是有些人和我们往来，例如，表兄谢永全，一些父亲当年的传令兵、司机，和几位宪兵，几位大舅装甲兵里的同学。他门偶尔经过台中，总是从微薄的薪饷中，十块、二十块的接济我们。
 
逢年过节，别人好不热闹，我们只有瑟缩在家里，但也经常有邻居送来拜拜完了的鸡鸭、肉粽，那是我至今犹记得的最美味的食物。那些邻居，一位是长期患肺结核而卖女儿的洋铁匠，另一位是经营冰店失败也卖女儿的黄老板。父亲是军人，有配给的眷粮、食盐，母亲生前常把一些我们吃不完的粮食和盐分给他们。后来，我进台大回台中省亲，有次遇见洋铁匠太太，还拉着我的手诉说着母亲，「你妈妈真正是好人，真冤枉，你都爱卡打拚，呒好让你妈妈失望。」
 
妈妈去世后，我成熟了不少，看到了人世的凉薄，也感到了人间的温暖。有几件刻骨铭心的事，至今仍不能忘怀。
 
爸爸妈妈相继扣押后，全家慌乱成一团，居然还有爸爸的宪兵同袍来找外婆，说是要替爸妈活动，向外婆索取活动费。父亲在军中一向清廉自持，家中并无积蓄，外婆在六神无主中，只有把她老人家带来台湾的一些陪嫁首饰变卖支应，不从所请，就凶外婆，最后当尽卖光，那位「善心」的叔叔也就一去不回了。全家陷入绝境，这一来更是雪上加霜。
 
除了到市场抢菜叶，家中没有粮食，有次外婆要我到收成完了的番薯田里去捡剩下的一些番薯头，被主人发现，一脚踢翻在番薯田里，灰头土脸的爬起来，举首望苍天，即使妈有罪，我们又何辜？我只要像一条野狗般的活着，但我不如一条野狗！
 
母亲死后，从小背负着「匪谍儿子」的罪名，而常常因此和同学打架，虽然每次都是瘦小的我被打得头破血流，但是，老师追究起来，被处罚的都是我。
 
我因为是育幼院的院童，在学校一切费用都免缴，小学五年级，我选择了「投考班」，「投考班」的补习费也免了。但由于幼稚的「虚荣心」，我从来不敢跟同学透露我是「免费生」。有次中午，老师宣布要大家回去拿补习费，我为了怕一个人留在教室而「曝光」，就陪着隔壁同学回去拿补习费，回到教室时迟到了，那位同学交上二十元补习费就回到座位，老师则要我伸出手来，用竹扫把的竹支抽我，一面抽一面说：「你这个匪谍的儿子从来不交补习费，还跟别人回去拿补习费！」当时我感到像是在大庭广众前被剥光了衣服般的被羞辱，我咬紧了牙根忍住了眼泪，不知被抽了多少下，老师才要我回座，我实在忍不住的向他说：「老师，您好狠，我记得。」结果又换来一顿毒打，抽得两只手鲜血淋漓，但我一直没吭一声，也没掉一滴眼泪。
 
有次大妹高烧已神智不清，外婆带我把大妹抱到台中医院求医，医生说要住院，但交不起三百元保证金。从南昌乡下来的外婆只会拉着我跪下向医生叩头，请医生救大妹一命，为了救大妹的命，我拚命的在水泥地上叩头，只见医生起身出去，碰然的把门关上。我们只好怅然的把高烧中的大妹又抱回来。后来，是好心的里长帮我们证明办了贫户就诊，才挽回大妹。
 
念中学，离家比较远，同学间有时问起母亲，我都说是病死的，但「匪谍儿子」的阴影还是摆脱不了，有次跟教官抗辩，教官无以为辞就在同学面前脱口而说：「你是匪谍的儿子，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一九七三年，「台大哲学系事件」，我被警总约谈，被关在警总地下室侦讯，侦讯员也劈头就说：「你不要像你母亲一样，子弹穿进胸里的滋味是不好受的。」
 
从小，我们家就是列管户，常常在半夜睡眠中，被查户口的手电筒照醒。后来，在台北教书，户口转来台北，警察还是每半个月要来查一次户口，直至前几年解严为止。
 
爸爸出狱后，失业了一阵子，后来在台中地方法院当一名执达员，类似抄写员，以微薄的薪水维持着一家六口的生活。
 
大妹初中毕业后，被爸「哄」去念嘉义师范，毕业后在新竹一家天主教小学教了几年书，辞职回台中后就找不到教职了，后来才找到台中启聪学校。大妹从小能诗能文，才华横溢，但由于从小营养不良病痛缠身，及诸事郁郁，而于一九七一年，自杀身亡，遗有一子，而使我深深自咎，对不起妈，没能好好照顾妹妹。
 
二妹在高中毕业后，考取私立大学，爸要负担我念台大，二妹只好辍学，在铁路局当过观光号小姐。二妹在火车上受到欺负，经常到台北来看我，兄妹二人只有抱头痛哭，我也只好频频的安慰二妹，「都是哥哥不好，为了哥哥念台大，害妳在车上受欺负。」二妹后与一位美国教授结婚，移居美国，生育后，因长期病痛而于一九八七年去世，遗有一子。
 
外婆于一九八五年回南昌定居，逝世于今年三月。二妹的死讯，我们一直不敢让外婆知道，而让外婆临终还在叨念，为什么二妹好久都没有信来。
 
小妹五专毕业后，也是与美国人结婚，移居美国后，小妹还给我来信说：「从小我们就背着『你妈是匪谍』的罪名，来到美国后，不再怕有人指责我，『你妈是匪谍』了。」小妹婚后育有一子，并继续念书，直到今年才拿到学位。
 
我们从来没见到过母亲的判决书，也不知道母亲是怎样遇害的。直到我台大研究所毕业后，那年料理母亲后事的表兄来家过年，而拉着我到户外去，跟我说：「你已经学成毕业了，应该知道你妈是怎么死的。」他才把将近二十年前，他在宪兵部队里四处打听母亲逝世的经过告诉了我。
 
妈被捕后，曾自杀二次，一次是吞金项链，一次是吞下一盒大头针，但都没有成功。我们已无法知道，妈是处在何种境遇，而必须以自杀来保卫自己。临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绝了；她说，她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个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绝了；她说，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她是无罪的。最后，她是坐着受刑的，临刑前还是一直高呼口号，口号声是被枪声打断的。
 
表兄告诉我，他这番话从来没跟任何人讲过，也要我不要告诉任何人。为了怕外婆和爸爸听了难受，我也从来没有说过，直到一九八○年，我到美国第一次给大陆的大舅通信，才不能不告诉大舅母亲逝世的经过。
 
也许是由于幼年生活的经验，使我对社会底层生活的民众充满了「我群感」和温馨的同情，并曾矢言：「我来自贫穷，亦将回到贫穷。」经过「自觉运动」、「保钓运动」，和对中国近代史的研究，更我理解到，我们家庭的悲剧仅是整个民族悲剧的一部分。
 
我的外曾祖父章子昆曾支持北伐，是陈布雷的好友；外祖父章壮修在北伐军未进南昌城时，已是国民党地下党员，后在「七三一事件」遭土共绑架，把人赎回来后，但因酷刑而病死。父亲因受到乡前辈何应钦的感召，从军阀周西成统治下的贵州，与同学结伴步行到南京投身国民革命军，参加抗战，在「南京保卫战」中幸存下来。大舅在抗战时响应「十万青年十万军」，胜利后考取清华，但因曾任「国民党军官」，在大陆劳改十八年。祖父在「土改」时，活活被打死在斗争台上；祖母遭扫地出门，而饿死于一九六○年。
 
所以，八○年我在美国给大舅的信上就说到：「舅舅，您可听见我们的呼声！您可听见外婆的声声唤儿声？我们家族的悲剧，也是中国悲剧的一部分，我们不怨天也不尤人，我们只恨中国为什么不强大，自己为什么不争气。我们只应抹干眼泪为中国的明天而奋斗，希望我们的悲剧不要在我们的子孙身上再重演。」
 
在「白色恐怖」的阴影下，从小，我不敢跟别人说母亲的名字，甚至也曾在心里抱怨过妈，害我们从小背负「匪谍儿子」的罪名，受尽羞辱和迫害。今天，我必须大声的告诉大家，我的母亲叫「章丽曼」，我就是章丽曼的儿子，我以母亲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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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十八年又过去了，
 
我把记忆中的文字翻找出来，
 
重温一九五三年八月十八日的章丽曼女士：
 
「临刑前，要她喝高梁酒，她拒绝了；她说，她是一个清清楚楚的人，死作一个个清清楚楚的鬼。要她下跪受刑，她也拒绝了；她说，她对得起国家，对得起民族，上对得起天，下对得起地，她是无罪的。最后，她是坐着受刑的，临刑前还是一直高呼口号，口号声是被枪声打断的。」
 

在「匪谍儿子」「大声的告诉大家，我的母亲叫『章丽曼』」，「我以母亲的誓死不屈而感到光荣！」十年后，
 

王晓波在二零零一年九月号的《海峡评论》（129期 ）
 
发表一篇
 
 
＜迟到了四十八年的讣告────
 
「章丽曼女士追思纪念」缘起＞，
 

让人们对他母亲有更进一步的认识：
 

「我从小由外婆带大，母亲跟我们生活在一起的时间并不长。后来，搬到台中北屯后，才对妈有一些模糊的印象和记忆。记忆中，由于父亲军中的收入微薄，生活非常艰苦，我幼年时就因营养不良而患过肺结核，家中有什么菜都是我优先，二个妹妹只能在旁眼巴巴的望着。所以，妈在北屯开过杂货店，也养过猪，猪的饲料是番薯藤，自己剁番薯藤喂猪，有次我看到妈把自己的半边指头给剁了下来，血淋淋的好不吓人。后来，妈又到潭子的一所幼儿园当老师，赚点钱补贴家用。
 
　在我的印象里，妈对下面的人和穷苦的人特别好，当时军中实施打骂教育，爸爸一向带兵极严，妈则对来家里的司机、传令兵都和蔼可亲。家里有一些吃不完配给的米、盐，妈常拿去送给穷困的邻居。外婆也说，妈从小在南昌家里，对家里的佃户特别好，而常在言辞上不屑于家族中那些当官而「上捧下压」的长辈。
 
　在北屯，妈非常用功，记得妈晚上读英文，还学日语，有次买了本世界书局出版的汉英辞典回来，被捕后还带到狱中，遇难后，表兄带回北屯，我念中学就是用妈这本辞典的。
 
　妈会唱歌，我记得她喜欢教我们唱：「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和「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后来，回想起来，才知道那都是抗日爱国歌曲。
 
　妈讲的故事，印象最深刻的，只记得一个了，那是一个德国老师的故事，一个老师带着一群孩子，突然有了手榴弹丢过来了，已经来不及排除，那个老师即奋不顾身的仆在那颗榴弹上，炸死了自己，保全了孩子们。我的名字是妈取的，妈告诉我，我的名字有两重意义，一是我生在清晨三点，江西河口，所以叫「晓波」；一是我要晓得和效法马援，马伏波将军，男子汉大丈夫，要为国为民马革裹尸，岂可老死病床。」
 

 
从德国老师自我牺牲的教诲中，
 
很可看出那一代投身救国救民者的宗教性虔诚与情怀。
章丽曼女士其实不是一个人，
 
她是千千万万为理想前仆后继的先行者之一。
 
她的从容赴难，
 
让我想起更早前慷慨就义的刘胡兰（1932-1947），一个只有十五岁的女孩子。
当她在山西被国民党逮捕，面临死亡威胁时，她大义凛然地说：「怕死不当共产党！」
 
她与同时被捕的五位革命者被当场铡死。
但她毫不畏惧，从容地把头伸向铡刀下。
 
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她，
真不愧毛泽东对她的题赞：「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不怕死的共产党在毛泽东领导下最终取得光荣伟大的革命胜利。
 
毛于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回到阔别多载的故乡湖南湘潭县韶山，
 
他感而有诗：
 
 
＜七律•到韶山＞
 

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在换新天的革命打拼中，
 
毛泽东的亲人牺牲惨重，
 
计有太太杨开慧、儿子毛岸英、弟弟毛泽民与毛泽覃、妹妹毛泽建、堂侄毛楚雄等六人。
 
 
纵观人类以「农奴戟」对抗「霸主鞭」的反压迫抗争史，
 
 
「为有牺牲多壮志」是必由之路，
 
恰如圣雄甘地所说：
 
「我们越无辜，越有力量。」
 
刘胡兰、杨开慧、章丽曼等人的无辜牺牲，
 
正为革命力量往前迈进注入最大的动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