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娃儿阿四

女娃儿阿四　　

接近中午，街道上酷热难耐，行人稀少。象往常一样，每到这个时候，我便收起了卖早餐的路边摊子。

毕竟人到中年，从凌晨三点忙到现在的确感到有些疲倦，但还得打起精神，到农贸市场去买些明天用的面粉和鸡蛋回来。虽然年轻时曾习武多年，体格还算健壮，但在海南热力逼人的大太阳下，还是觉得神情怠倦，昏昏欲睡。

到农贸市场去必须经过一条繁华的街巷。街巷两边一个挨着一个的商铺间，夹杂着很多家小发廊。几乎每个发廊的门前都坐着两三个打扮入时的女孩，不时朝路过门口的男人投去看似漫不经心的一眼。海口人把她们叫作小姐，都知道她们是干什么的。

我早就该去理发了，因为怕发廊门前那些小姐们纠缠，一直拖着，现在鬓角已经盖住了耳朵。

我走过几家发廊，犹豫再三，最后在家生意冷清的发廊门前停下，迎着小姐们伺机捕获猎物的目光，勇敢地走了进去。

“先生，玩一玩啦。”刚进门，一个清秀的女孩便热情地迎上来。

“不玩。理发。正规的。”我冷冷回应，老练地摆了摆手。

发廊里只有一把椅子，女老板不到三十岁，亲自操剪给客人理发。我的头发上被喷了些水，剪刀就在耳边“嚓嚓”响起来。

几年前，我辞掉内地的工作到海南来闯荡，在朋友开办的房地产公司做事，天天陪总经理出入星级酒店和夜总会。行则声色犬马，食则生猛海鲜，与各色人物称兄道弟，勾心斗角，暗中交易。所谓房地产生意，无非是花钱从政府官员手里拿到开发批文和红线图，转手卖给下家，下家再卖给新的下家，层层加码，如同击鼓传花一般罢了。那时，本以为可以从此飞黄腾达，成为先富一族。可惜好景不长，海南的房地产泡沫越吹越大，到一九九四年终于“砰”的一声破灭了。大量的内地资金被套，巨额的银行贷款坏账，留下数不清的卖不出去的空别墅，烂尾楼，还有那些被遗弃的褪去了绿色的光秃秃的工地。我的朋友也被套住了不少钱，骂骂咧咧地回了内地。我已辞职下海，自断后路，无处可去，只能在这热情的骄阳下另寻生存之道。我摆了个地摊，卖北方特色的早点，在日复一日的辛苦劳作中耐心地等待着，期盼着，或许还能撞上新的发展机遇。想当初，在金融区的高档发廊里，我曾享受过手法熟练的洗头和按摩，非常惬意，做梦也不会想到现在能到这种下九流的地方来。

“　那几个　小姐你随便挑，很爽的。”女老板仍在试图说服我，见我没说话，又说：“你看，那小姑娘脸蛋多漂亮，屁股翘翘的，波又大，才十七岁，一百三十元就能搞定。她是江西乡下人，新来的，不会拉生意，三天没开张了，今天再不开张就没得饭吃了。”

海口做生意的人都知道小姐的价格。星级宾馆的坐台小姐要千元以上，高挡酒店的大约五六百元，发廊小姐一般是一到三百元，站街女五十元，年龄大模样差的最多三十元。女老板的要价并不高。我知道其中的三十元是她的抽头，还知道从这些女孩子身上拿抽头，是小发廊的主要收入。

我没有理睬女老板，理完发就走了。出门时那个女孩一直看着我，眼里流露出失望的神情。

从农贸市场回来后简单地冲了个凉，先泡上磨豆浆用的豆子，然后洗锅，涮碗，和面，煮茶蛋，为明天的小本生意做准备。手里忙着，那个女孩失望的目光不时在眼前晃悠，整个下午都挥之不去。我不知道怎样才能帮助她。她失望地看着我，我只能无奈地看着自己。

明天凌晨三点，还要磨豆浆，烙饼，出摊，又是紧张忙碌的一天。晚上八点，我准时点燃蚊香，定好闹钟，关灯睡觉。

我入睡的时候，海口这个亚热带海岛城市苏醒了，几乎是在瞬间恢复了活力。街上所有的商店和酒店都霓虹闪烁。路边的大排挡一家紧挨着一家，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果蔬繁多，鱼虾鲜活。

离闹市不远有片居民小区，小区里多数是些两三层的楼房。我在其中一座楼房的二层租住了一个不足十平米的房间。楼下一层是家四川人开的小餐馆。这里离闹市稍远，夜生活的喧闹还不足以影响我休息。二楼的其他房间住着几个租汽车司机，每天出车回来，累得倒头就睡，也很安静。但是，楼下四川餐馆的生意却十分兴隆，热热闹闹直到深夜，说笑吵嚷之声时时袭来，使我难以安然入眠。最可气的是，好不容易等到餐馆酒终人散关门打烊，开餐馆的夫妻又不安生了，不知因为何故经常争吵不休，时而又摔又砸，甚至哭叫连天地大打出手。有时闹腾一阵也就安静下来，可厉害的时候会闹腾到天亮。人家营业时间生意好，谁也不能说是什么毛病，客人喝酒说说笑笑更是无可挑剔。怕吵，除非你般到别处去住，不然也只好将就着忍了。可夫妻打架殃及四邻就没道理了，这得跟他俩说道说道。

有一次，夜里十二点多，楼下又开始吵架，我起身下楼敲餐馆的门。

“哪个？”餐馆里的男人大声喊，“锁门喽！没得酒菜喽。”

“我是住在楼上的。开门！”我怒气冲冲地继续拍门。

门开了，男老板只穿着内裤站在我面前。我迅速打量了他一眼。他有三十几岁，个子不高，肌肉结实，五官还算端正。

“喊我哈？啥子事嘛。”他问。

“你们天天夜里吵架，还让不让人睡觉？”

“我们两公婆吵架，管你啥子球事？”他瞪着眼睛，说得理直气壮。

“你们影响邻居休息，怎么还有理了？”

“老子想吵就吵，你管啥子闲事！”他说着就要关门，被我伸手挡住。本来睡不好心里就烦躁，再遇到这种蛮不讲理的混球，还张嘴自称什么老子，这不是骂人吗？我愤怒了，挥拳打在他的脸上。也许是打击太过突然，或是力量大了一点，他摇晃了一下摔在地上。他爬起来定了定神，大吼一声猛扑过来。我闪身让开又从后面击了一掌，他象截木桩一样扑倒在院子里。他翻身坐起时，眼里露出了怯意。

“你为啥子打老子？”他坐在地上还自称老子，话音刚落，屁股又挨了我一脚。

“为啥打你？你影响我休息。本来是想和你说一声，你小子不但不讲理，还满嘴老子老子地骂人。你是谁的老子？你再说声老子试试？我还揍你！”

“哎呀，你误会喽，老子那是四川的口头语唦。”

“口头语也不行！”我改口说起家乡话，“日你奶奶还是俺山东的口头语呢。俺要是张口就日你奶奶，你愿意？”

“你那是啥子口头语嘛，日人家先辈，把人都骂惨喽。”

看他一脸的委屈和无辜，我忍不住乐了，过去把他拉起来，改说普通话：“对不起，咱们是邻居，都是口头语惹的祸，我不该打你。咱以后有话好好说。你们两口子打架，那是你们的事，我不管，也管不着，只要别影响我休息就行。”

“要的，要的。”他满口答应着。

“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了自己的姓名后问他。

“我姓林，叫林堂元。”

我差一点儿笑出来。汤圆？还圆宵呢。这时我才注意到，一个女孩不知什么时候从屋里出来了，背靠在门框上，正抿着嘴解恨地看着他。她大约十七八岁，身材高瘦，相貌清秀，皮肤细白，一侧眼眶和嘴角有明显的青紫色的淤斑，显然刚刚遭到毒打。

“她叫阿四。嘿嘿，我老婆。”

林堂元指着她介绍说。我朝她点了点头，算是认识了。

楼下果然安静了几天。夜里偶尔还能听到两人绊嘴和阿四的哭泣声，哭声很压抑，但没再大吵大闹。虽说低声吵几句，哭一会儿，有时也让人心烦，但只要不太过分，都是邻居，也就算了，我不想过于计较。

本以为事情就这样相安无事了。可有天夜里，我突然被一声巨响惊醒，是楼下摔破保温瓶的声音，接着传来一声尖叫，又有什么东西重重地砸在桌子上。我看了看表，还不到凌晨两点。奶奶的，刚睡了几天好觉，又开始闹腾。我心里骂着迅速蹬上大裤杈子，开门正要下楼，却见阿四慌慌张张地从楼梯跑上来。

“要杀人了。大叔，快救救我。”

阿四喊着躲到我身后。她额角上流着血，眼里充满恐惧，没穿外衣，开了扣的乳罩斜挂在肩上，大腿上有两道被抽打的紫红色的血痕。

林堂元紧随其后追上来。他手里握着一把夹煤球的火钳子，看到我后似乎有点儿吃惊，愣了一下站住了。

“林堂元！你想干什么？”

“没，没啥子事。嘿嘿，我来喊阿四回去睡觉。”

“用火钳子喊她？”

“……”

“你可真够狠的，能把自己的老婆打成这样。”

“我不是他老婆！”阿四在我身后斩钉截铁地喊了一声。我感到有些意外，但没兴趣去搞清楚。这种两个人之间的私事本来就很难说明白，尤其来海口讨生活的外地人，胡乱搭档同居的人多里去了，早已司空见惯，见怪不怪。我此刻最关心的，是能不能再睡一小时的安稳觉。

“好了，你们两个都下去吧。”我毫不客气地说：“林堂元，你听好了，你们是啥关系我管不着，可你们要是再打架把我吵醒了，看我怎么收拾你。”

“大叔，我不走，他会打死我。”阿四可怜巴巴地看着我说。

“你不走，难道能睡在我的屋里？去吧，他再打你，你就喊。你放心，我在楼上听着呐，他不敢。”

“我，他……”阿四面露难色，好象有难以启齿的话要说。

“走吧。”我不胜其烦地催促道：“林堂元，你别让我听见她喊！”

“要得，要得。”

他们走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如我所愿楼下没再出什么状况，可经这一闹腾，我在剩下的一个小时里再也没法入睡。想起阿四欲言又止的样子，她到底想说什么？

第二天从农贸市场回来路过餐馆时，见阿四在门前朝我招手。

“大叔，过来喝碗茶，歇歇凉嘛。”

虽然住在同一座楼上，我还从没进过这家小餐馆。主人主动相邀，如果拒绝显得有失礼貌，也不利于搞好邻里关系，见时间还早，我便应邀进了餐馆。

餐馆不大，前厅有三张餐桌，一个巴台，收拾得还算整洁。后面是制作间和一个狭小的卧室。阿四端来一杯茶水，眼框和嘴角上的淤青仍清晰可见。我接过茶水看了一眼，不用品尝就知道那是低档餐馆常用的劣质茶叶。

“茶不好，随便解个渴嘛。”她好象看出我对茶叶品质的判断，小声解释说。

“林堂元呢？”我问。

“买菜去了。”

“你是四川哪里人？”

“万县。大叔，你是山东的？”

“是啊，山东枣庄。”

“我晓得，就是出了梁山好汉的地界嘛。”

“没错，那都是几百年前的事了。”

“我看你也是个好汉。”

“我？我算什么好汉。和你们一样，出来瞎混呗。”

“你打抱不平嘛。林堂元怕你，怕得很唦。”

我不置可否地笑笑，又问：

“你从家里出来多长时间了？”

“一年多了。”

“除了海口，还去过哪里呀？”

“广州。”

闲聊中，阿四的神情一直很忧郁，说话时心不在焉，回答很简单。这也难怪，她毕竟对我知之甚少，萍水相逢，谁还没点自我保护意识。尽管如此，我还是大致了解了她的一些情况。

她家在万县农村，四周都是延绵不断的高山峻岭。她在家里排行老四，依照当地的习惯，人们就叫她阿四。三个姐姐已经出嫁，有个弟弟在县城读中学。分田单干以后，生产队一解散，泵房和农机无钱维修，都报废不用了。引水，插秧，收割，脱粒全靠人力。父亲劳累过度得了重病，治病用光了家里所有的积蓄，还借下了很多债，终因无钱继续医治而撒手人寰。母亲年老体弱，无力侍弄那几亩水田，只好撂荒。为了还债和让弟弟继续读书，她撇下年迈的母亲，外出打工挣钱。

每当谈到在外打工的情况时，她便有意回避，叉开话题，似有难言之隐。看她心事重重犹豫不决的样子，一定有事想对我说。什么事呢？我不知道。但一定是重要的事。

我离开餐馆的时候，林堂元还没有回来。阿四送我出门，眼里闪出一丝信任，郑重其事地说：

“大叔，我要是死了，一定是林堂元逼的。”

我暗吃一惊，佯装没有听见，脸上什么也没显露出来。我不想多管闲事，可阿四令人吃惊的话毕竟是对我说的。细想起来，阿四对我知之甚少，对她来说，我这个邻居应该算是个陌生人。她能对我说出那样的话，很难说是出于信任，更多的怕是无奈的求助。我和她非亲非故，就为她的一句话，竟然凭白无故地要对她的生命负起一份本不该属于我的责任。这算哪门子事？真令人哭笑不得。可人命关天，岂能掉以轻心。从那天开始，我不得不关心她和林堂元的每一次争吵。

不知不觉半个多月过去了，楼下的内战仍旧时断时续，还好没出现更严重的状况。看来好死不如赖活着，人哪能那么容易死掉？就在我觉得自己是杞人忧天的时候，让人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连续几天，楼下偃旗息鼓，没再争吵，也没见阿四出门。今天下午餐馆就一直关着门没有营业。午夜已过，楼下更是安静得出奇。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已经五天没有见到阿四了，不由得为她的安全担起心来，越是担心，不详的预感就越强烈。我集中精神，努力捕捉着楼下所有的哪怕是一点细微的响动。

凌晨一点多钟，我听到餐馆轻轻开门的声音，迅速起身从窗口往下看去。是阿四。她穿着连衣裙，肩上挂着挎包，象是要出门的样子。夜里看不清她衣裙的颜色，隐约中感觉颜色很深，好象是黑色的，我以前从没见她穿过连衣裙。她轻轻把门关上，匆匆离开餐馆，朝居民区后面的北山公园走去。

北山公园建在一座小山丘上，紧挨着居民区，是个没有围墙的开放性公园，里面到处是茂密的竹林和树木。深更半夜，那里漆黑一团，连个鬼影也没有，她穿戴整齐的到那里去干什么？她的挎包鼓鼓囊囊，里面是什么东西？不好！我被一个可怕的猜测吓了一跳，立即下楼追了上去。

公园面积很大，我焦急地到处寻找，不能呼喊。阿四选择深夜到公园里来，一定是不想让别人看到，听到呼喊一定会躲藏起来。寻找了半个多小时后，我忽然发现远处有个暗红色的光点在黑暗中闪烁。我浑身打了个机灵，不知是人是鬼，壮起胆子走过去。

光点就在眼前，是有人在吸烟。光点猛然一亮，照亮了吸烟人的脸，竟然是阿四。她坐在一棵大树下，树杈上悬挂着一根绳子。

“阿四。”我轻轻叫一声。她惊得差点儿跳起来。我赶紧说：“别怕，是我。”

她认出是我，长出了口气，脸上的泪痕在月光下闪着晶莹的微光。

“你来这里做啥子？”

“我正要问你呢。你想干啥？怎么，你吸烟？还喝酒了？”我闻到了酒味，把绳子拽下来，捡起地上的酒瓶看了看，故做轻松地说：“酒鬼酒，好酒，不错嘛，真的假的？还有半瓶，留着，别糟蹋了。”

“你咋晓得我在这里？”

“我已经注意你好几天了。为啥非要走这条路？你傻瓜呀你。”我把绳子扔在地上责怪她说。

“大叔，我没看错，你是个好人。可你帮不了我。”

“那也不一定。你不妨跟我说说，这倒底是怎么回事。”

“这是我的命，说也没用。你真的帮不了我。”

“阿四，车到山前必有路，不管遇到什么事，都要看开一点。我年龄比你大，经历过的事比你多，即使帮不了大忙，也能帮你出出点子，想想办法，你说是不是？”

可能是我对她命运的关注，打消了她的戒备和顾虑，对我产生了信任，看到了某种希望，也许仅仅被我的关心所感动，她突然放声大哭，但很快又强止住哭声，沉默许久以后，开始缓缓讲述了她——一个普通的农村少女的故事。

十六岁那年，她和同村的几个姐妹相伴来到广州，在一家玩具厂打工，计件工资，到年底扣除食宿费后再把剩余的工资发给它她们。她算计过，除去食宿费，一年还能剩下大约两千多元。对她来说，这可是一大笔财富。这些钱能供弟弟读书，养活母亲，几年下来还能还清一部分债务。她每天拼命工作十四到十六个小时，只想尽量多挣些钱寄回家去。

工厂老板是台湾人，产品出口到欧美，有做不完的定单。工头是个中年瘦女人，严厉精明。在她的监视下，工人们一刻不停地工作着，可不管怎么干，等着加工的半成品还是象小山一样堆在操作台上，似乎永远也干不完。厂里供给的伙食极差，劣质米饭上浇盖着几片菜叶。按规定吃饭时间只有十五分钟，上厕所只给五分钟，超时就扣工钱。下班后，近百人挤进一个大工棚里睡上几个小时。工棚凌乱肮脏，热的象蒸笼。几个月后，阿四和许多姐妹渐渐感到浑身无力，头晕气短。有几次，她眼前一黑就晕倒在操作台上。后来才知道，是患了严重的贫血症。

终于熬到了年底，她和姐妹们都急切地盼望着领到钱回家过年。谁也没有想到，老板传过话来，说因为玩具质量不合格，欧美的销售商拒绝支付货款，厂里周转困难，无法兑现工钱，只发给她们回家的路费，过了年继续来干，再补发剩下的工资。姐妹们气得抱头痛哭。阿四和几个胆大的工人去找老板说理，被保安挡在门外，说老板不在，回台湾过年去了。就这样，阿四只领到的三百元路费，垂头丧气地和同村的姐妹来到广州火车站，准备踏上回家的路程。

广州火车站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差不多都是急着回家过年的农民工。售票厅和候车室里，宽阔的站前广场上，到处人头篡动，推来拥去。一道道挤成一团的排队长龙，混杂在一起弯来绕去，谁也分不清哪是头哪是尾，哪些是等车的，哪些是买票的。

她们站在广场的一角落四顾茫然。阿四让她们在原地等着，自告奋勇先去打探一下情况。她拼尽全力，好不容易挤进售票厅的大门，却再也无法朝里挪动半步。她掂起脚伸直脖子，看见一个卖票的窗口旁边，有个穿制服的人手里正举着竹竿，瞪着眼大声恐吓朝前拥挤的人群。

她回到姐妹们身边，愁眉不展地坐在行李上。她们一共七个人，都是第一次离开父母和家乡，年龄最大的只有十八岁，谁也没读过书，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得。出门在外，远离亲人，她们不敢和陌生人说话。周围都是等车的人，看不到车站的工作人员，不知怎样才能打听清楚乘哪趟车回家，她们只知道自己的家在西边，在很远很远的大山里。此刻，除了焦急无助的等待，她们谁也不知道还能做些什么。

华灯初上的时候，阿四趴在膝盖上迷迷糊糊睡着了。朦胧中她听到有个男人在身边说话，好象还说到了自己的名字。

“……哪个不晓得你唦，彩云嘛。还有你，闷瓜的幺妹。打磕睡的是阿四哈？你几个女娃儿坐在这里做啥子？没搞到车票？”

千里之外忽然听到熟悉地让人心疼的乡音，阿四还没抬起头，眼泪已经涌了出来。

说话的男人正是林堂元。他和阿四同村，是村里最早离开家到外面闯荡的人。阿四见他穿着西服，打着领带，心想他一定混发了。

彩云年龄比她们几个大，很多事要靠她拿主意，此刻象遇到了救星，对林堂元讲了她们没拿到工资的遭遇。林堂元说：

“你们女娃儿出来跑江湖，瓜兮兮的，让老板哄惨喽。啥子没钱给你们，鬼话！哈巴儿才信。阿四领头要钱，老板明年不会再用你，工钱统统打漂漂了。过完年回去，和今年一样，白干，没得钱给你。你不做？老板怕啥子嘛，换人是唦，劳务市场上没得事做的哈巴儿多的很哦。”

姑娘们如梦初醒，象掉进冰窟窿，一时傻了眼。林堂元接着说：

“出门跑江湖，不可瞎碰乱闯，要有老乡或者亲戚引路才靠得住。我在电子厂干副厂长，老板是本地人，和我关系好得很，靠得住。咳，亲不亲故乡人嘛，乡里乡亲的，碰巧遇到一起了，不能不管你们哦。想不想到我们厂去？”

“你们厂在啥子地方？”彩云问。

“海南三亚。”

“一月好多钱？”

“包吃住，五百元。”

姑娘们动心了。她们知道，广州最好的厂子月薪也不会超过四百五十元。早知道有一月五百元的厂子，老乡还是副厂长，何苦在广州被人骗呢？

“堂元哥，过完年你带我们去三亚吧。”彩云说。

“过完年不行。”林堂元脸上有些为难：“我是来广州办事的，天亮就回三亚。不回家过年，怎么去带你们？再说，过完年跑江湖的人都回来了，用不了那么多人。等你们转头回来，厂里的人早就招满齐了，砍脑壳我也没得法子帮你们唦。”

姑娘们面面相觑，彩云也没了主意。阿四想了想说：

“反正也没拿到工钱，回家过啥子年嘛。不如天亮就跟堂元哥去三亚。等赚到钱，明年再回家过年是唦。”

事情就这样定了下来。她们跟随林堂元到了长途汽车站，乘第一班早车来到湛江，登上了去海口的轮渡。

那天没有风，天气晴朗，琼州海峡风平浪静。阿四以前从未见过海，她站在轮渡的甲板上，看着茫无天际的大海，感到有些恐惧，不安地想，再回大陆就难了。

轮渡到达海口以后，所有的乘客都要经过检查站接受盘查。林堂元说，没有过卡手续的人会被关进铁笼子，遣返回大陆，吩咐她们过卡时不要乱说话。他走在前面，好象和检查站的人很熟悉，打过招呼攀谈了几句后就带她们顺利出了关卡。他打了一个电话，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很快驶来，把她们送到一家豪华的大宾馆。

林堂元把她们领进宾馆顶层的一个房间里，对她们说：“先在这里休息一晚，明天有专车送你们去三亚。把身份证给我，我去给你们办住宿手续，住宿费每人二十元。海口现在乱得很，谁也不许离开房间。我就住在隔壁，有事打电话找我。我先去给你们买些吃的，一会儿就回来。”

林堂元收齐她们的身份证和住宿费后走了。从那一刻起，这几个无助的川蜀女娃儿便坠入了事先设好的陷阱，再也无法挣脱噩梦般可怕的命运。

门被反锁着，打不开。大声喊叫，没人回应。电话没有接线，只是个摆设。她们被无形的恐惧压迫着，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夜晚，走廊里响起杂乱的脚步声。钥匙插进锁眼，门开了。几个陌生男人淫笑着站在她们面前，撕破她们的衣服，象野兽一样强暴了她们。他们临走时说，林堂元已经把她们几个卖给夜总会了。从明天开始，她们必须下去接客。谁敢不去，不光不给饭吃，每天还要被他们毒打和轮奸。谁要想逃走，抓回来就打死。

第二天晚上，阿四假装同意接客，被一个打手领进了二楼歌舞厅。她趁人不备溜进洗手间，打开窗户咬牙跳了下去。落地时她扭伤了脚，忍着钻心的疼痛，在夜色的掩护下逃离了魔窟。

阿四身无分文，剩下的钱那天晚上就被搜走了。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她到处东躲西藏，怕被打手们抓回去，只能偷偷捡一些垃圾里腐烂了的水果和别人倒掉的剩饭吃。半个多月后，她已变的衣杉滥褛，蓬头垢面，骨瘦如柴，形同乞丐，没有人能看出她还是个十七岁的花季少女。

她每天就想一件事，找到林堂元。是他害了她，她要报复，连杀他的心都有。在茫茫人海中还能不能找到他，她也不知道，可她绝不放弃。

世上的事难免有意想不到的巧合。那天早晨，她在垃圾堆里捡到半盒变质的米饭，吃了以后很快就腹中绞痛，上吐下泻。瘦弱不堪的她被折腾了整整一天，虚弱得只剩下一个空壳。傍晚，她实在走不动了，连再迈半步的力气也没有了，慢慢倒在一个住宅小区的通道旁边。她担心自己还能不能再看到明天的太阳。

不时有人从她身边路过，没有人愿意看她一眼，好象她根本就不存在。华灯初上，出来纳凉的人越来越多，她听见身后有开门的声音，怕遭人驱赶，扭头看了一眼。开门的竟是家门面不大的家四川餐馆。刚才躺倒时怎么没看清楚呢？四川人开的餐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嘛，这下好了，有得救了。她一阵兴奋，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餐馆里走出一个男人，厌烦地挥手赶她走开。阿四愣住了，万万没有想到，那男人竟是林堂元。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没错，就是他，扒了皮也能认出他来。她不知哪来的力气，猛扑过去抓住他的胳膊，在他的手臂上狠咬了一口。

林堂元疼得大叫一声挣脱开，凶恼地骂道：“你个砍脑壳的疯女子，要吃嘎嘎啊！”

“林堂元！你看我是哪个！”阿四大喊，仍死揪住他的衬衫不放。

林堂元稳住神仔细看了看，吃了一惊。

“是阿四哈。莫凶，莫凶，有啥子事屋里讲，屋里讲嘛。”

林堂元连哄带劝把啊四拉进餐馆，重又关好店门，给阿四煮了一碗面，不怀好意地在一旁看她狼吞虎咽地吃完。

“你咋个搞成这样子嘛？”林堂元假装关心地问她。

“你还有脸问我？”阿四怒目而视，拍了一下桌子：“都是你整的好事！敢把我们卖给夜总会。你是人贩子。老天开眼，让我找到你了。我要去告你！让法院拷你个沙罐。”

“莫冤屈我哟！那天我回去就找不见你们了……”

“鬼话！你等好了，我现在就打110，不怕你跑。”阿四说着抓起了巴台上的电话。

林堂元没有阻止她，很不在乎地说：“跑啥子？去派出所耍一哈嘛，怕个球！”

警察来了，把阿四和林堂元带进了派出所。第二天下午，那个让阿四在讯问笔录上按下手印的警察对她说，他们到那家夜总会去过了，经调查，夜总会是合法经营，没有人认识林堂元，也没发现她说的那几个四川女孩。她的话仅是一面之辞，没有证据，不能立案，二十四小时内他们必须放人。阿四不服，但却毫无办法。他还说，她没有身份证，要按盲流处理，遣返回大陆。阿四说同村的姐妹们下落不明，她不能一走了之。林堂元这个混蛋还没有受到惩罚，她不能就这样离开海口。警察说，不回去也行，但必须有人为她作担保办理暂住证才行。在海口没人认识她，谁能担保呢？唯一的办法就是在林堂元的餐馆里打工，让林堂元担保。都说川妹子倔强刚烈，此刻也不得不忍气吞声，跟林堂元回了餐馆。后来后她才知道，林堂元每个月都要给那个警察一笔钱，夜总会给的钱更多。夜总会和他辖区里的几家餐馆，都靠他罩着。

阿四没有身份证，在海口成了黑人，怕被警方遣返，更怕被夜总会发现，还想从林堂元那里打探姐妹们的下落，只好违心的暂时在餐馆打工。没想到，她才出狼穴又入虎口。说是打工，林堂元象使唤佣人一样对她呼来喝去，不但从没给过她一分钱，还逼她和他睡在一起，强暴她。她每次激烈地反抗，都会换来一顿暴打。林堂元还威胁说，她若不顺从，就取消担保，把她交给警方，再不然就告诉夜总会，把她抓回去。想逃跑？他说在黑道上混过很多朋友，到处都有他的眼线，她连海口也出不去，即使到了广州，三天就会被抓回来。即便她能逃回家，他会写信告诉村里的人，说她是个烂货，村民戳脊梁的闲话就能把她压死。她绝望了，曾想到过杀人，趁林堂元不备，毒死他。可试了几次才知道，自己绝没有杀人的胆量。渐渐的，她开始认命，后来又想到了死，想一了百了，用死来结束这不堪忍受的性奴生活。可她不甘心无声无息地离开这个世界，就是死也要让林堂元为之付出代价。这就是她最后的心愿。

我恰好这个时候成了餐馆的邻居。阿四认定我是好人，是敢作敢为的梁山好汉。她没有奢求保护，只说了那句她认为至关重要的话：“……我要是死了，一定是林堂元逼的。”

这是对她死因的暗示，更是一种信任，是一个鲜活生命的沉重托付，是希望我能为她讨还正义的最后期盼。我自知无法胜任，惟有劝她想开点，不要走这条不归之路。

“阿四，我是真心想帮助你，”我不得不对她说，“可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控告他或为你作证。但我能帮你离开他，回到你母亲身边。你还很年轻，生命是美好的，只要回到亲人的身边，他们会给你生活下去的勇气的。”

“大叔，你不晓得我们山里人，要是晓得我已经……他们要说我的闲话，阿妈和弟弟的脸面丢没得了，我如何进得家门？”

“不要担心。你毕竟是妈妈的亲生女儿，要相信，母爱能包容一切。”

阿四好象在认真思考我的话，沉默了许久，又说：“他眼线多，我很难走得掉。”

我松了口气。她终于放弃了自杀的念头，同意回家了。我信心满满地说：

“不怕。别让他知道，偷偷走。”

“我没有钱，钱都在他手里，买不到船票。”

“这不是问题，我可以给你。”

阿四泪涌满面，忽然双膝跪地。

“大叔，你能帮我逃回家，就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赶紧上前拽她，她却怎么也不肯起来。

“大叔，你要是不嫌弃，我就做你的干女儿。干爸……”

她说着就给我磕头。

“好，好，你是我的干女儿，我是你干爸。”我鼻子一酸，用力把她拉了起来。

事不宜迟，趁林堂元还没有察觉她离开餐馆，此刻不走更待何时，以后也许很难再找到这种机会了。我让她在住宅区外等着，匆匆回去拿了一千元现金给她，目送她打的直奔码头而去。早上七点半，就有开往湛江的轮渡。

望着路灯下渐渐远去的出租车，我默默为阿四祝福。返回住所时，我特意看了餐馆一眼。餐馆里黑着灯，没有一点儿动静，看来林堂元还在睡梦中。事情似乎很顺利。我做了件力所能及的善事，毕竟是救人一命，心里高兴，轻松地哼起了小曲。

早晨六点，我准时出摊。中午收摊回来，见餐馆还没有开门，门上竟意外地挂着一把大锁。从那天起，餐馆一连几天都没再开门营业。我幸灾乐祸地猜想，兴许林堂元正在满世界的寻找阿四呢。活该，你个没人性的东西。找吧，阿四早已是飞出笼子的小鸟了！

第三天中午，我收摊后照例到农贸市场去采购。市场里摊位拥挤，摊位间狭隘的过道上挤满了人。糟杂的叫买声和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潮湿闷热的空气中弥漫着鲜鱼和生肉的腥味。我两手提着买好的大豆，面粉，鸡蛋和小葱，掂起脚尖，小心躲避着地面上流淌的杀鱼洗肉的污水。抬眼间，忽见人群里有个头发蓬乱的女孩目光迟滞的看着我，脚步蹒跚地迎面走来。

我大吃一惊，手里的东西差点儿掉到地上。不可能，她怎么会在这里？我是不是被太阳晒昏了头，眼睛花了？一定是错觉！

“干爸……”女孩走到我面前，泪水夺眶而出，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

果真是阿四！我没看错，是她。我怔在那里，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干爸，我饿……”她声音微弱，面色苍白，目光一刻也没离开我。

“哦，”我如梦方醒，“走，咱去那边吃炒粉。”

前边就有一家快餐店。她点点头，没等挪步就从我手中的方便袋里抓出来两个鸡蛋，磕破蛋壳，仰起头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嘴里吞了下去。

她显然是饿极了，吃了两份炒粉才放下筷子，脸上也渐渐有了血色。面对我询问的目光，她说了这三天来的经历。

那天她到码头后，时间还早，要过两个多小时才开始售票。折腾了一夜，她坐在候船棚的长椅上直犯困，不知不觉睡着了。醒来时头班轮渡已经开走，只好等一小时后的下一班轮渡。

第二班轮渡开始检票的时候，林堂元带着几个年轻人冲进来，在排队登船的人群里找到了她。他们把她围起来又踢又打，撕碎船票，抢走了她身上的钱，抓着她的胳膊和头发就往候船棚外拖。她挣扎着大声哭喊呼救，但围观的人却无动于衷，都在看热闹，没有人肯上前帮她。直到有人喊警察来了，他们才松开她，立即混进人群四散跑掉。

警察没去追赶他们，也没有向她要身份证，只是简单地问了问情况就走了。我知道海口的警察，只要不死人，他们是不会认真的。警察走后，她怕林堂元再回来，一刻也不敢停留，失魂落魄地逃离了码头。

她在街巷里提心吊胆地游荡了两天，怕被林堂元看到，一直没敢到居民区去。后来实在饿得受不了了，知道我每天都要采购，才冒险到农贸市场来找我。

听了阿四的陈述，无法压抑的怒火在我心中冲腾而起，真想象鲁智深那样，三拳打死郑屠夫，把没有人性的林堂元痛打一顿。看来是到了“路见不平一声吼，该出手时就出手”的时候了。

“阿四，跟我回去。”

“回去？”

“别怕。我不能让你白叫我干爸。我要替你教训那个姓林畜牲！”

“要不得，他认得好多二流子，以后会找你的麻烦。”

“放心吧，怕二流子就不是山东人了。”

我带阿四从市场回来，见餐馆门上的锁没有了，玻璃上贴着冷气开放四个大字的门扇虚掩着。狗日的肯定在餐馆里，活该让我逮着。我让阿四先把采购来的东西提到楼上去，然后跟我一起推门进了餐馆。

餐厅里没有人。我喊道：“林堂元，你给我滚出来！”

林堂元从卧室出来看到我和阿四，有些摸不着头脑，又见我神色不对，脸上立刻堆出很不自然的假笑。我上前一把揪住他的衣领，二话不说，一记勾拳就打在他的肚子上。出拳的力量很大，很突然，他被打闷了，五官痛苦地扭曲变形，捂着肚子倒在地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这一拳，是为了阿四。”我说。接着又把他拎起来，一拳打在他左肋上。他杀猪一样嚎叫了一声，疼得不敢大口喘气，额头冒出了汗珠。

“这一拳，还是为了阿四。”我又说。看样子，他的肋骨被打折了，至少要在床上趴一个星期才能动弹。可能是怕他报警或叫人求救，阿四拿起巴台上的电话坐机，揪掉电线，扔进灶旁的污水桶里。我赞许地想，这丫头还行，够机灵。

“姓林的，你个狗日的，你要再敢招惹阿四，我就彻底废了你！”临走时，我尽量模仿电视剧里黑帮人物的腔调，扔了一句狠话给他。

话虽如此，可我仍不放心。当天下午我和阿四一起上了轮渡，亲自把她送到湛江，给了她足够回万县老家的路费，看到开往重庆的长途大巴启动后才返回海口。

不久，一个朋友从深圳来找我，让我到他的公司去给老总开车。我在深圳一干就是三年，万万没有想到，在深圳竟然又遇到了阿四。

说起来也许是天衣意。那天晚上八点多钟，我开车送公司的老总到家新开业的豪华发廊去按摩。老总下车进了发廊，我去旁边的停车场泊车。从停车场出来，无意中，路边有个熟悉的女人的背影引起了我的注意。好象是阿四？不会吧，她怎么会在这里？那女人染过的棕红色的长发，披散在只穿着紧身短小胸衣的肩背上，裸露出纤巧的颈肩，不用看，前面一定还露着肚脐。如此袒露的打扮，明明是个站街女嘛，怎么可能是阿四。我朝前走了几步，从侧面看了看，没错，的确是她。我的思维一下子凝固了。

我过去站在她面前，看着她，没有说话。她扫了我一眼，脸上似乎没有什么表情，然后看着别处，象是遇到了一个无聊的寻花问柳的嫖客，但那一瞥中跳出的一丝惊诧告诉我，她已经认出是我。

“阿四。”我轻轻叫了她一声。

“先生，你认错人了。”她淡淡地说着，转身想走开。

“等等。我没有认错人，你额角上的伤疤不会欺骗我。”

她停了片刻，回转身，满脸玩世不恭的轻松，嘴角露出无所谓的笑意：“其实，也用不着瞒你。干爸，我已经这样了，不就是站大街嘛，知道了也好，何必在乎……”

“放屁！无耻！”我粗暴地打断她，“当初我帮你回家，不是让你出来干这个。在家干什么不好，为啥非要干这种下九流的丑事？是不是路上又出事了？没回到家？”

“我回到家了。”

“那为啥又出来干这个？”

“我妈得了肾病，没钱治，二年前死了，欠下好多新债，三四万元钱。弟弟早就不念书了，在广州打工，我来了深圳。”

“为啥不去找我？我帮你，三四万我还能拿得出来。”

“开始，没想再麻烦你，你为我做得已经够多了。后来实在没办法了，我去海口找过你。可你搬走了，没有人知道你去了哪里。”

“那你也不能糟蹋自己，挣这种钱呀。”

“打工钱太少，留不下。做小姐，能多赚点。”阿四解释了一句，忽然说：“干爸，现在你带钱没有？先给我点吧。”

我掏出钱夹，里面大约有五百多元零用钱。我拿出五张整数，她一把抢在手里塞进了袖珍手袋。

“谢谢干爸。不陪你了，我还要做生意。”

她说着又转身要走，竟然没问我在深圳干什么，也不问我要电话号码。更让我无法理解的是，她意外得到五百元钱后，仍然急着去做皮肉生意，完全不顾及我的感受，不在乎我对她的看法，简直是无视我的存在。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腕说：“阿四，你不能去。跟我走。”

“干爸，你救不了我。我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女娃儿，你就当阿四已经死了。”

她试图挣脱我，拉直了胳膊，臂弯白晰的皮肤上几个黑色的针眼清晰可见。

“你吸毒？”我惊讶地瞪大了眼睛。

“是唦。我说你救不了我嘛。”她说，用力挣开手腕，逃也似地走了，没再回头看我一眼。

我感到悲哀，我想呐喊，想追上去，但却站着一动没动，眼看着她象大海里的一朵浪花，悄然地消失了，消失在路灯下的人群里。以后也许再也看不到她了，我瞬间想起了那些路灯下的站街女，想起了海口发廊里的江西妹。我无法想象阿四的归宿会在哪里。也许，正如她自己说的那样，那个四川大山里的女娃儿阿四已经不在了。她的躯体还活着，但灵魂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