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科学、民主和人民的死敌

孔子是科学、民主和人民的死敌　　

          探索者　　

一、              孔子是迷信的帮凶，科学的死敌　　

子曰：“鬼神之为德，其盛大矣乎！视之而弗见，听之而弗闻，体物而不可遗。使天下之人齐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诗》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shěn）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中庸·16》）　　

孔子说：“鬼神之为鬼神，在于它既微妙又盛大！视之而不见，听之而不闻，可它却体现在每一事物之中。让天下人斋戒洁净，身着盛装，祭祀它。活龙活现，好像它就在你头上，在你左右、身旁。《诗》曰：‘神之格思，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显，诚之不可掩，如此夫。”说神灵降临，不可揣度，不敢怠慢！神灵微妙至极，却又无所不显其存在。是否对它心诚无法掩饰！鬼神神通广大，是“齐明盛服”者——权贵的朋友。　　

孟子曰：“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滕文公下·6·9》）　　

“驱蛇龙而放之菹”。在孟子当时，“龙”还为一恶物，并且可以被人类“驱”者。其后为何竟摇身一变变成神物，还被帝王选中作为其象征、“形象大使”，诸如帝王是什么“真龙天子”之类。其演变的详情笔者还不得而知，但由此可见，这绝非什么“天命”，而是“人意”所为，对此具体说，就是反动统治者的意愿。神怪也是人类的一种创造，或文化。　　

子曰：“吾……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　　

“天命”就是上“天”的“命”令，实际上即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天命”实际上就是当时的“神权”，奴隶主贵族统治者强加在奴隶等被统治者身上的一种强大的桎梏。　　

孔子不仅讲“天命”，把统治阶级的阶级意志奉为上天的命令，而且自称“知天命”、“受天命”。孔子自命不凡，说他来到这个世界上，是负有“天命”的。其“天命”就是“行道”，“救世”；恢复东周奴隶主贵族对奴隶们残酷压迫和剥削，挽救东周奴隶主贵族已经摇摇欲坠的建筑在奴隶们的尸骨、苦难和血泪上的天堂。孔子是奴隶主贵族的帮凶，是奴隶们的不共戴天的死敌！以至于当时奴隶起义军领袖柳下跖听到其“名”，也“大怒”不已，“目如明星，发上指冠”（《庄子·盗跖》）！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　　

孔子自称是天生的圣人，是奉天命扭转历史潮流的英雄，无人能奈何了他。《孟子·万章上·9·8》：“孔子不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è）”。实际上，如果孔子真是“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其“何”，焉有“是时”“当厄”?孔子也就无须“微服而过宋”。孔子“微服而过宋”，“是时”“当厄”,也就否定孔子的“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之说。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　　

孔子被困于匡地，说：“文王既死，文不就在我处吗？天要消灭其文，那么后人也就见不到其文了；天不要消灭其文，那么匡人岂能奈何于我！”　　

孔子一贯标榜自己知“天命”，自称他自己是受“天命”，复兴周文王时代奴隶制的“真命天子”。　　

公伯寮愬（sù）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14·36》）　　

公伯寮控告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把此事告诉了孔子，且说：“季孙以深为公伯寮所惑，但我力尚能陈公伯寮之尸于街市之上。”孔子对此而叹曰：“道之将与行命也，道之将废亦命也。一个公伯寮，岂能奈何天命？！”　　

甚幸孔子深信“天命”会帮他，站在他一边，否则公伯寮就很可能被子服景伯所杀而陈尸于街市之上。　　

子曰：“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笃焉。故栽者培之，倾者覆之。《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中庸·17》）　　

孔子说：“舜是一位大孝子！其德，为圣人；其尊，是天子；其富，有天下。死后有宗庙之祭祀，其子孙之保持。所以大德之人必得大位，必得大禄，必得大名，必得大寿。故天生之万物，必因循其材质而任用之，大物做大器。因此要对新栽之树苗培之以土，对倾斜之树木扶正。《诗》曰：‘嘉乐君子，宪宪令德。宜民宜人，受禄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说上天嘉爱那成王，美德显明着光辉。宜于安民善用人，获得天赐福禄长。天与之命又佐助，还将福禄赐予他。大德者必受大命。”　　

“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由“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中庸·28》），这个“必得”也就成了“未必得”。实际上，翻开中国的数千年的文明史看看，那些得大“位”、获大“禄”者，往往是一些最无“德”、无“才”的家伙。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论语·八佾·3·11》）　　

有人问孔子关于“禘”，他说：“我不知。知其者对于天下，犹置其于此中乎！”示其手掌。　　

由此，可知孔子不仅不知“天命”，而且还非常迷信“上天”和“天命”。你看孔子竟然认为：“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掌中之物！　　

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11·19》）　　

孔子说：“颜回适可受命，但囊中经常空空。而端木赐虽不受命，却财货增殖，屡屡得中。”　　

由“回也其庶乎，屡空。赐不受命，……屡中”来看，孔子也并非“知命”。孔子的所谓“天命”和他“知命”，实际上都是骗人的鬼话。　　

孔子之信“鬼神”、“天命”，不是一般人、一般意义上的信仰，而是鼓吹，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利益，以其威吓被统治阶级，使之俯首帖耳。　　

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论语·尧曰·20·3》）　　

孔子说：“不知天命，就无以为一个君子；不知礼仪，就无以安身立命；不知人言，就无以知道他人。”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在孔子看来“君子”皆是一些“知礼”和“知命”的神通者。　　

孔子自称“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2·4》）。若此，孔子强“行”其不可行之“道”，不“畏天命”吗？！不怕要受“天”的惩罚吗？！如果孔子真“知天命”，真“畏天命”，哪还敢“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论语·宪问·14·38》）？！孔子终其一生，最后也不得不哀叹：“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论语·微子·18·7》）“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说明他所说的什么“五十而知天命”，完全是自我吹嘘，骗人的鬼话。　　

墨子驳之曰：“有强执有命以说议曰：‘寿夭贫富，安危治乱，固有天命，不可损益。穷达、赏罚、幸否有极，人之知力，不能为焉！’群吏信之，则怠于分职；庶人信之，则怠于从事。吏不治则乱，农事缓则贫。贫且乱，政之本，儒者以为道教，是贼天下之人者也。”（《墨子·非儒下》）墨子还专撰《非命》篇。主要运用“三表法”批判以否定孔子的天命思想。所谓“三表”包括“本”、“原”、“用”，上“本”之于历史治乱兴废的事实，中“原”之于百姓的耳目等感官的切身经验，下察之于当时的国家行政是否适宜于百姓之“用”。说明无论从三者中哪一点看，“天命”都是靠不住的，进而提出“任力不任命”的正确积极的主张。指出：王公大人勤于朝政，则国家必定安定富强；农夫妇人勤于耕稼树艺，纺绩织纴（rèn），则可免去“饥寒冻馁（něi）之忧”。强调：“安危治乱，在上之发政也，则岂可谓有命哉！”主张：强力于人事，谓“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又说“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非命下》）王充说：“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明，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则神矣，若蓍龟之知吉凶。”然蓍龟却不知自命，反死于凡夫俗子之手，而死无葬身之地。真是荒谬至极（《论衡·实知》）。还以孔子等所谓的“圣人”十六件事来证明“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并针锋相对地提出“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事有验证，以效实然”的唯物主义观点（《论衡·知实》）。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祗。’”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7·35》）　　

实际上，孔子是一个一贯依靠默默祈求神明的保佑过日子的人。　　

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论语·季氏·16·8》）　　

这是孔子在对“小人”进行恐吓和自我吹嘘。殷商的种族奴隶主创造了一种至上神的观念，胡说殷王的统治是由上天所授命。周灭商后周仍然宣扬这一观点，胡说周王取得政权也是上天授命。诸如《大盂鼎》：“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大命。”《尚书·周书·召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说，皇天上帝改派其长子——我伟大而显赫的文王，接受大殷国的统治，受着上天的保佑。《周书》、《周诗》里，有许多诸如“天乃大命文王”，“有命自天，命此文王”等等一类词句。西周末年的社会变化，对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有很大影响。其种族奴隶主的天命思想，无疑随着周王朝统治力量的日趋没落而普遍动摇了。在诗歌中就出现一片怨天、骂天的声音。诸如“昊（hào）天上帝，则不我虞”，“则不我遗”，就是埋怨上天不管其困苦，不让其活下去。还有骂天“不平”、“不佣”，既不公平，又不慈悲，只是“降此鞠讻（xiōng），降此大戾”，给人们带来这么多的灾难。把各种人间的不满都发泄到上天头上。西周末年奴隶制统治的危机，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上的事情，并非真是什么上天的作为，而是人的作祟。《诗经·小雅·十月之交》：“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zǔn）沓（tà）背憎，职竟由人。”被统治者逐渐变得不再“畏天命”了。既然“天命”都不可“畏”，当然“大人”、“圣人之言”也就更不可“畏”了。但数百年之后，孔子对此仍然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宋］王安石说：“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宋史·王安石传》）　　

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中庸·30》）　　

孔子主张“法”“先王”尧舜、文武。　　

商鞅则曰：“圣人不法古，不循今”，“法古则后于时，循今则塞于势。周不法商，夏不法虞，三代异势，而皆可以王。”（《商鞅书·开塞》）“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主张根据时代现实的需要，制定礼法制度。韩非子则认为：“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主张效法当时“新圣”，实行“以吏为师”（《韩非子·五蠹》），断言：“治民无常，惟治为法。法与时移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所以“圣人之治民也，法与时移而禁与能变”（《韩非子·心度》）。治理国家的礼法制度必须随时势的变化而转移。讥称“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的孔子儒家为“守株待兔”（《韩非子·五蠹》）者。孔子不是法一般的先王，而是法更先之先王：尧舜、文武。尧舜、文武时代不同，是尧舜?文武?文武不法尧舜，孔子如何法尧舜、文武？　　

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1》）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就是迷信、鼓吹尧舜文武。这是要把早已发展了的社会重新拉回远古的尧舜、文武时代，把时人变成“古人”！孔子就是一个“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中庸·28》）　　

庄子称：“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行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庄子·天运》）墨子则认为：述而必作。他说：“吾以为古之善者则诛（述）之，今之善者则作之，欲善之益多也。”（《墨子·耕柱》）毛泽东说：“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人类不应该仅依靠对古人成就的“述”过活，而应当依靠不断地发明创造过活。并且，要知道古人的成就亦不是靠“述”，而是靠“作”，靠发明创造。　　

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　　

孔子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孔子说他学过并精通之事，就是敬鬼神，别的不会。孔子的专业、职业就是“相礼”，神职人员；孔子鼓吹鬼神、天命的神通，“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颂古非今。孔子是迷信、愚昧的帮凶，是科学、文明的死敌。　　

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论语·颜渊·12·5》）　　

孔子讲“天命”，就是让贫者、贱者、被压迫被剥削被统治者，完全放弃对富者、贵者、压迫剥削统治者的不满和反抗，而心甘情愿地驯服！但是，你看看孔子他自己是否信“天命”？认“天命”？否！他不是“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嘛！他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论语·宪问·14·38》）嘛！　　

二、              孔子是奴隶主专制的帮凶，人民民主的死敌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故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亲亲为大。义者，宜也，尊贤为大。亲亲之杀，尊贤之等，礼所生也。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诸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中庸·20》）　　

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曰：“关于文王、武王平治天下之道，在方策上都有记载。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是什么样的君王实行什么样的政治，什么样的土壤生长什么样的树木。政治，犹如水边生长的香蒲和芦苇，实行什么样的政治完全在于人。在下位者不获得在上位者的恩惠，百姓就不得安居乐业而得治。在下位者得不到在上位者的仁德，则百姓就不能安居乐业而得治。要获得在上位者的仁德，有个办法，你不能获得朋友的信任，也就不能获得在上位者的仁德；获得朋友的信任有个办法，你不能顺应父母获得父母的欢心，也就不能获得朋友的信任；要顺应父母获得父母的欢心，有个办法，你不能使自身诚实，就不能顺应父母获得父母的欢心；要使自身诚实，也有个办法，你不明白什么是善，就不会使自身诚实。”尽管孔子自诩“获乎上有道”、“信乎朋友有道”、“顺乎亲有道”，然而“君子之四道，丘未能一焉。”（《中庸·13》）文武之治就是“人治”。“文武之道”就是周奴隶制的“人治”之“道”。在这种人治中，“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也就是说其“治”是单方面的，只要求“在下位”者要“获”得在“上位”者的欢心认可。如果在下位者没有获得在上位者的欢心认可，那么在下位者就要好好检查自己的不“诚”之处，只要心“诚”就会获得上者的欢心认可。这哪里是“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论语·卫灵公·15·21》）？这完全是“君子求诸人，小人求诸己”！在此，孔子就已经把独裁专制的人治推到了极至。在其中就蕴涵着“上为下纲”，其后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不过是对其的具化。这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必然！由此绝对发展、产生不出“人人平等”、“科学民主”来！那些说“可以”者，无疑实在睁着眼说瞎话！甚至于他们现在也不承认应该“人人平等”、“科学民主”！如说“可以”，那么就请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放弃“孔二先”的“天命”、“鬼神”、“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亲亲”、贵贵”，而接受“人人平等”、“科学民主”的理念！　　

孔子鼓吹迷信“天命”、“鬼神”，岂目的就是欺骗、愚弄人民大众，维护反动统治阶级的统治。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礼，周礼，泛指周王朝奴隶制所规定的上下尊卑、传统宗法等等级的行为准则。孔子认为“民之所由生，礼为大。”（《礼记·哀公问》）礼在阶级社会生活中具有无比的重要意义，没有礼就不能辩别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不能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亲属的远近。另言之，用礼可以辩别君臣上下长幼的地位，区别父子兄弟婚姻等亲戚的远近。礼有两个重要的基本原则：其一为“尊尊”，就是把人分成许多等级，承认高贵者对低贱者的特权，规定低贱者对高贵者的尊敬。其二为亲亲，即对亲族间的爱和子孝父、弟恭兄。孔子特别强调子对父的孝顺和弟对兄长的恭敬。尊尊首先是尊君，亲亲首先是孝父。孔子之徒子夏主张“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论语·学而·1·7》）“礼”是君权、父权、夫权三纲一体的治国之道。而在其发生矛盾时，则遵从上者。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　　

由齐景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得知孔子所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对于统治阶级是多么重要和有益。后来被汉朝的董仲舒总结成所谓“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封建礼教的三条大纲绳。意思是说臣、子、妻要以君、父、夫为自己的准则，臣要绝对地服从君，子要绝对地服从父，妻要绝对地服从夫，任何时候都不得违背（《汉书·董仲舒传》、《白虎通义》）。“三纲”与“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条“不变”的封建道德，一起构成了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教条“三纲五常”。宋以后朱熹等反动文人更把“三纲五常”胡说成是什么“天理”，胡说什么“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人欲。”（《朱子语类》）“存天理”是对统治阶级说的，“灭人欲”是对被统治阶级说的。“存天理”，“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存”“治人者食于人”——“治人者”、“食于人”者之“人欲”也。“灭人欲”，饮食男女，性也，“灭”“治于人者”、“食人者”之“天理”也。“存天理，灭人欲”，反人类灭人性也。“灭人欲”，“治于人者”、“食人”者不得存活，焉有“治人者”、“食于人”者之“存天理”也！“存天理，灭人欲”，荒谬绝伦也。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1·2》）　　

有子说：“在孝父母，悌兄弟的人中，喜好犯上者，罕见。在不喜好犯上的人中，喜好作乱的人，没有。君子务求根本。因为只有根固本壮，才有枝繁叶茂。仁是国治之标准，而孝悌是仁之根本。”　　

孝悌是维系奴隶制宗法关系的社会道德规范的支柱。在家孝敬父亲，在外尊敬长上。家是社会最基本单位，此外是邻里、乡党……等等，一层层、一级级，把小民牢牢地压在最底层，死死地束缚在苦难中。孝悌的本质在于要对长上顺从，并且这种顺从要甘心情愿，不能三心二意，即要忠心耿耿。而长上，在家庭中指父兄，在社会则指天子、诸侯、大夫，即各个等级的统治者。这种把家庭血亲关系想当然地推广到社会阶级关系，其本身就是对被统治者瞒天过海式地欺骗。其后，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独裁专制社会中，地主资产阶级亦把它作为统治和束缚劳动人民的思想精神枷锁，宣扬孝悌，以巩固其反动统治。吴虞说：“孝”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统治阶级“教孝，所以教忠，也就是教一般人恭恭敬敬的听他们一干在上的愚弄，不要犯上作乱。把中国弄成一个‘制造顺民的大工厂’。”（《说孝》）毛泽东说：“中国男子，普通要受三种有系统的权利的支配，即：（一）由一国、一省、一县以至一乡的国家系统（政权）；（二）由宗祠以至家长的的家族系统（族权）；（三）由阎罗天子、城隍庙王以至土地菩萨的阴间系统以及由玉皇上帝以至各种神怪的神仙系统——总称之为神鬼系统（神权）。至于女子，除受上述三种权利的支配以外，还受男子的支配（夫权）。这四种权利——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在中国的历史上，“天命”总是与“专制”联姻。天上神权是天下皇权的缩影，皇权是专制，神权也是专制。皇权神授。神权与皇权通过天命联姻。专制与迷信是一伙、同党。　　

孔子及儒家，所鼓吹的“孝弟”、“仁义”，代表了全部奴隶主贵族宗法思想和制度中的“政权”、“族权”和“夫权”；所鼓吹的“天命”、“鬼神”代表了全部奴隶主贵族宗法思想和制度中的“神权”。孔子是通过鼓吹“天命”、“鬼神”、“孝弟”、“仁义”，为奴隶主贵族阶级的统治服务。其后儒家也是通过鼓吹“天命”、“鬼神”、“孝弟”、“仁义”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只是把“孝弟”中的“忠”更加突出出来，高居“孝”之上，提到了绝对的高度，当忠孝发生矛盾时，忠孝不能两全，从其忠而已。　　

墨子说：“兼相爱，爱人若其身”，“视人身若其身”，“视人之室若其室”，“视人家若其家”，“视人国若其国”，意在“禁恶而劝爱”（《墨子·兼爱上》），“爱无厚薄”（《墨子·大取》）。　　

杨子主张“贵生”、“重己”，“全性保真，不以物累形”。　　

就因为墨子提倡“兼爱”，不仅在下位者要“爱”在上位者，在上位者也要“爱”下位者，就被孟子咒骂为“无父”，“为禽兽”；就因为杨子提倡“重己”，在下位者要“爱”自己，就被孟子咒骂为“无君”，“为禽兽”！由此也可见孔子及其“儒术”与科学民主的敌对程度！　　

子曰：“事父母几谏，见志不从，又敬不违，劳而不怨。”（《论语·里仁·4·18》）　　

孔子要求人们在对国君的忠上和对家父的孝上，是不讲什么是非原则的，要绝对服从、顺从。到后来，就发展成了，君叫臣死，臣不敢不死；父叫子亡，子不敢不亡！　　

子曰：“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13·18》）　　

“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公羊传·闵公元年》），也就是下者要为上者隐恶。《左传·隐公四年》载：石厚参与州吁弑其君桓公，其父石碏（què）杀了石厚。对此，孔子称赞说：“石碏，纯臣也。恶州吁而厚与焉。‘大义灭亲’，其是之谓乎！”可见“大义灭亲”重于“父子相隐”；“忠”大于“孝”，“君”重于“亲”，“忠”高于“孝”；鼓吹“孝亲”是为了鼓吹“忠君”；鼓吹“子为父隐”是为了鼓吹“臣为君隐”。孔子是一个专给反动权势者捧臭脚者。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馀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1·6》）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2·21》）　　

孔子说他教育子弟，在家孝顺；在外敬悌。倘有馀力，则用以学习有关礼乐诗书的典籍辞义。并说教育子弟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行于社会就是政治。他的孝弟教育就是为政。这也再次说明孔子的“孝弟”教育，是奴隶主宗法专制社会的重要专制手段，绝非现通常意义上的“父子兄弟之亲”。　　

子曰：“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　　

孔子提倡君子学“文”、学“礼”的政治目的，也完全在于防止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使其自我约束而不犯上作乱。孔子的教育是为没落反动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培养接班人和帮凶以及奴才和顺民。　　

子曰：“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论语·子罕·9·16》）　　

孔子说：“出外则侍奉公卿，入家则侍奉父兄。操持丧事尽心竭力，不因贪杯而误事。仅此而已。”活画出孔子出家则“事公卿”，在家则“事父兄”，经常被雇帮办“丧事”，活脱脱地勾勒了一幅到处熊吃熊喝、穿梭于官宦私门、卑躬屈膝的奴隶主贵族阶级的泛走狗的自画像。　　

《史记·太史公自序》：“夫儒者以六艺为法，六艺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故曰：‘博而寡要，劳而少功。’若夫列君臣父子之礼，序夫妇长幼之别，虽百家弗能易也。”吴虞《儒家主张阶级制度之害》指出：“孔子主张尊卑，父尊子卑，夫尊妇卑，官尊民卑，尊卑既严，贵贱遂别，……故二千年来，不能铲除阶级制度，一守孔教之义，故专制之威愈衍愈烈。”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是专门鼓吹社会成员等级差别的学问，它是平等学说死敌；是专门鼓吹独裁专政的学问，是民主学说的死敌。因此在中国历史上，历代皇权无不吹捧他，利用其加强和维护独裁专制。这些就不必在此多说了，这是旧中国的历史。请看近百年的历史，每逢民主运动失败一次，反动潮流便高涨一次，孔子便被反动者抬高一次。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不争事实！诸如袁世凯和蒋介石、汪精卫、林彪及其走狗等等！在中国，皇权、独裁、反动派，都是尊孔派、捧孔派。这是一个明摆着的事实。孔子是独裁专制的帮凶，是人民民主的死敌。　　

孔子是科学、民主的死敌。孔子是人民的死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