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理想而生活

为理想而生活

辛若水

（一）诱人的理想

我想，也许理想本身是有一种诱惑力的，并且这种诱惑，还无法抗拒。如果我们对一位颜色秀丽，面容佼好的女子说，你有一种难以抗拒的诱惑，恐怕人家会非常反感的，因为这不过见色心起。然而，在女子，又总有一种自信，那就是自己是最漂亮的；就如同写的文章狗屁不通的人，却自视为天下第一才子一样。有诱惑，正足以确证自己的美丽；但这美丽本身，又适足以带来祸患的。古代的红颜祸水论，固然是污蔑，但是红颜薄命，又是不争的事实；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理想，比做香草美人，志洁行贞。从某种意义上讲，理想是具有魅惑力的。所以，我才讲诱人的理想，而不是讲动人的理想。动人的理想，不过是心动；而诱人的理想，那就要开始行动的。当然，很多人可能以为诱人的理想是有贬义的。理想，当然是美好的；如果美好的东西，不能诱人，那岂不可惜了这美好本身。但是，一个“诱”字，却有邪恶的东西在里面。蒲松龄有个讲法，非常好，他说：“颠倒衣裳，不如色授魂予”。这“颠倒衣裳”大抵就是“诱”的内涵；而“色授魂予”，才是真正的精神享受。在我，总有一层担心，就是美好的理想，会不会带来负面的，甚至邪恶的东西？人们会不会因为追求美好的理想，而陷入现实的灾难？说实在的，对于真正美好的东西，我总是有一层警惕的；而警惕的原因，也只是它太过美好了。有人说，美好无罪啊。是的，但是，人们往往因为过分地追求美好，而丧失了理性。美好的理想，总有一种可以说很好，也可以说很坏的脾性，那就是矢志不移，勇往直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可以说，理想主义本身是需要一种顽强的意志的。没有顽强的意志，理想就变不成现实，天国也不会降临人间。问题的关键是，拥有了顽强的意志，理想就会变成现实，天国就会降临人间吗？没有人给我们一个明确的回答。想来也只有问老天爷了。可是，从来都是天意高难问啊。实际上，历史与意志是相互冲突的。虽说没有历史，就没有意志，没有意志，也无谓历史；但是，历史的意志究竟在哪里呢？就是“上天入地求之遍”，恐怕也是“两处茫茫皆不见”吧。我总以为，真正的历史是告别意志的历史。我们过分强调历史意志的结果，不过是用无数个体的生命去填历史必然性的深渊。而现在已经到了“鸢飞戾天，鱼跃于渊”的时候了。世界是“万类霜天竞自由”的世界。而我们，只有告别了意志，才能拥抱这个自由的世界。唯意志论，大抵也是强调理想的。也就是说，历史意志与理想主义是比翼齐飞的。有的时候，强捍的意志会败坏理想本身，而滑入专制的泥沼。看到那么美好的理想主义，竟然与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也确有情何以堪的感觉。我在想，那么美好的理想，能不能不再诱人呢？这大抵不成的。既然美好，那就会为许多人所追求。追求理想和理想本身是大相径庭的。理想本身，不过对彼岸世界的一种憧憬，而追求理想，则要走艰难的现实道路。而在现实的道路中，许多理想化的东西，可能就要被否定了。中国现代史上的“救亡压倒启蒙”便是著例。理想化的一些东西被否定，并不是对理想本身的背叛，相反，它倒是为了最终能够实现那种理想。但是，理想真的能够实现吗？许多人已经认识到，理想的最终实现是遥遥而无期的，甚至永远不可能的。王国维先生不讲过么？“所谓理想者，终古不过一理想。”甜糖抹在鼻子上，就是让你舔不着，你又能奈何呢？难道只能像小狗咬着自己的尾巴那样，来来回回地转圈圈吗？我们并不能够因为理想变不成现实，就否定它的意义。理想，会照亮人类前行的道路，也只有拥有了理想，这个黑暗的世界才会拥有光明。理想，就是为了让人们走向光明的所在。光明的所在，既动人，也诱人。动人，会激发我们奋斗的勇气；诱人，也会导致理性的疯狂。我们既要为理想而奋斗，也要避免理性的疯狂。诱人的理想，一面会为我们陶醉，另一面，也会把我们领到茄子地里。茄子地里的风光，并不怎么好，所以还是走出茄子地的好。茄子，既不动人，也不诱人，但可能比理想要现实些。

（二）所谓的共产主义理想

可以说，我们现在早就淡化了共产主义理想。共产主义理想，不过是昨日黄花，甚至人们连怀念的心思都没有了。也许，淡化这种理想是对的，因为人们毕竟不能只为理想而活，人们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的。终极理想，离我们太过遥远，所以，就搁置它吧。然而，搁置了终极理想，却造就了别样的现实。人们可能有许多幻觉，觉得这别样的现实，是对终极理想的背叛。但何苦用这么激烈的词语呢？即便真的如此，也要说得委婉一点。说实在的，所谓的意识形态是经常耍花招的。但是，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些花招，认识了它的本来。其实，正如同不能以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来评价毛泽东时代一样，同样不能用毛泽东时代的意识形态来评价我们所处的时代。可以这么说，在意识形态上，我们和毛泽东时代是完全颠倒着的。老百姓都知道，我们现在又回到毛主席打江山以前了。那么，这种回去，是不是倒退呢？我看不是，不仅不是倒退，反而是进步。也许，一个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阶段是必要的；但是，历史就这样的画圈圈，真有让人陷入永恒的轮回的感觉。实际上，许多事是说不上背叛的，因为从来就没有忠诚过。共产主义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词典上的解释。共产主义是无产阶级的整个思想体系，同时又是一种新的社会制度。作为思想体系，共产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制度，它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通常说的共产主义是指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社会。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彻底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全体人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觉悟；生产力高度发展，社会产品极其丰富，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劳动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为了生活的第一需要。实现共产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如果我们用这种理想和现实对照的话，那就会知道实在是颠倒着个儿的。而文革或者说毛泽东时代，才是和这种理想同一的。理想没有属于未来，反倒属于过去，这确实是令人非常诧异的事情。我们现在总爱指责毛泽东时代远远地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而这正是一切灾难的根源。但是，从另外的角度来看，这种超越，却是伟大的创举。因为那个时候，人们的思想觉悟确实很高，很高，可以说就是共产主义的觉悟了。当然，这种觉悟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之上。而我们现在，所有的一切，都建立在天下为私的基础之上。人们所顾及的只有自己，一切神圣与崇高却被当作虚伪来嘲笑，金钱成了惟一的标准，离了金钱，可以说一事无成。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作为反面教员的毛泽东时代，又重新散发出了耀眼的光芒。马克思在评价林肯的时候说，当他倒下了，人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个英雄。而我们呢，文革过去了三十年，我们才在物欲横流的现实面前有所觉悟，原来作为大灾难，大浩劫的文革，依然可以具有正面的意义。在毛泽东时代，人们不只为理想而生活，而且也生活在理想中。我们现在更多地把共产主义视为永远不可以到达的彼岸世界。彼岸世界此岸化，又确实是历史的进程。也就是说，彼岸世界，是可以到达的。说我们进入不了彼岸世界，那不过是说兔子永远追不上乌龟。但是，兔子追上乌龟是轻而易举的，只要它不睡觉。对照着我们的现实，可以说共产主义就是要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然而现在已经完全淡化了剥削与压迫。在毛泽东时代，讲剥削有功，都会受到批判；可我们已经颠倒了个儿。杨白劳借债还钱，天经地义；刘文采更是率先富起来的典范；是资本家养活工人，而不是相反。这样的状况，是没有法子让人们不产生幻觉的。然而，真正可怕的却是幻觉即真实。但是，这样的现实，又会让毛泽东的文革在污蔑中水落石出，显现它本来的样子。历史，虽然有的时候，非常顽皮，但在大多时候，却是非常严肃的。分清大是大非，也许需要时间，但对于明显的颠倒，人们也不会长久的置若罔闻。共产主义理想，是不是虚幻的，是显而易见的。可以说，共产主义早就扬弃了乌托邦；但我们却指责它陷入了乌托邦。乌托邦不过两个意思，一是没有，一是美好。共产主义自然美好，但并不虚无。

（三）化彼岸世界为此岸世界

如何把彼岸世界转化为此岸世界呢，而实际上，这也就是如何把理想转变为现实的问题。可以说，共产主义运动就是为了把彼岸世界的理想转变为此岸世界的现实。当然，共产主义这个巨人，似乎已经瘫痪在地了。但这，又不过是挫折而已。现在许多学者主张，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应该放弃。原因也很简单，就是这改造社会的乌托邦工程曾经造成过灾难。那么，曾经造成过灾难，那里否意味着会永远造成灾难呢？大约这个，很难用归纳法统计的，因为未来是不可以预料的。但是，即便将来无法统计，但在现在看来，也是典型的因噎废食。其实，共产主义的远景，不仅非常动人，而且是科学的。这个必然的趋势。恐怕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但是，共产主义远景的设计者，往往是充满激情而且非常着急的。看看《共产党宣言》就知道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多么焦急，以为世界革命马上会到来，所以才提出了“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后来的列宁，同样着急，他做出了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资本主义处于垂死阶段的结论。但是，很明显，一种社会制度在它所能容纳的生产力还未全部发挥出来之前，是不会灭亡的。就是我们今天也不敢说资本主义是垂死的，相反，它倒给人一种欣欣向荣的感觉。当然，马列先贤们的心急，还表现在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在一般想来，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资本主义发达的国家爆发；但是，列宁却指出，愈是贫穷的、落后的国家，愈可以先夺取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而历史，也形成了这样的事实，社会主义的理论出现在西方，但社会主义革命却胜利在东方。这是很有意思的课题，值得细细研究。列宁曾经讲过，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这确实振聋发聩的。众所周知，亚洲是落后于欧洲的，为什么落后的亚洲反倒先进呢？这就是从反抗压迫，进行民族解放斗争方面讲的。也就是说，亚洲在从事伟大的革命，而欧洲呢，则满心地想着瓜分世界，争夺殖民地。从某种意义上讲，马克思主义就是反抗压迫的理论，只要哪里有压迫，它就会在哪里生根、发芽。我觉得，也并不是马列的先贤们造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是有深刻历史根源的，而马列的先贤们不过因势利导罢了。列宁是心急的，毛泽东同样心急。列宁的心急，让共产主义由理论设想，成为现实；毛泽东的心急，则让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中国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这是心急好的一面，当然，也有坏的一面。“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颇为人诟病的，而这也被解释为心急；但是，我们恰恰忽略了人们创造历史的伟大激情。人们迫切地要求把理想的彼岸世界转化为现实的此岸世界。也就是说，人们已经不满足于为理想而生活，更要生活在理想之中。为理想而生活，意味着艰难的奋斗，甚至痛苦的牺牲；而生活在理想中，那就是掉进福窝里了。那么，怎样由现实的此岸世界进入理想的彼岸世界呢？也就是怎样实现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呢？在大跃进中，人们提出了非常响亮的口号，那就是“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民公社就是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桥梁。但是，现在我们已经完全否定了人民公社。既然否定了它，就很难探讨它能不能完成由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了。在许多人的污蔑中，人民公社是一无是处的。人们攻击人民公社，不过是说：“共产风”、“浮夸风”。但这只是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不好的方面，我们并不能因为这就去否定人民公社本身。可以说，人民公社是建立在天下为公的基础之上的，而我们现在信奉的是天下为私，那人民公社自然就一无是处了。人民公社能否完成向共产主义的过渡，只能让未来的历史去证明，当然这个未来是相当遥远的。实际上，我们不只是离共产主义远了；我们已经走上了一条毛泽东要用十年文革来避免的道路。在意识形态上，我们确实落后于毛泽东时代，这种落后，恐怕用几百年都弥补不了的。毛泽东进行革命的时代，也是天下为私的时代。从天下为私到天下为公，有多么漫长的道路啊。当每一个人都把个人利益视为神圣的时候，我们又怎么让他为公呢？

（四）夸父逐日的精神

《山海经·海外北经》上说，有个叫夸父的人，为了征服太阳，一路追赶它，直至口渴而死。临死时扔出他的手杖，化为一片树林，名曰邓林，使得后人得以在此歇脚乘凉。可以说夸父逐日的精神，就是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追逐太阳，就是追求理想的象征。问题是，太阳追得上吗？当然追不上的。既然追不上，那为什么还要追呢？这就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追不上，这几乎是每一个人都可以看到的。但是，依然矢志不移地追求，这就反映了人的精神。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也正是由于这点精神，才可以改造社会，改造人生。我觉得在文革中，就有这种夸父逐日的精神，文革的失败，几乎是一开始就被注定了的，因为它并没有得到许多人的支持，可以说大多数人是不理解它的。就是到我们现在，又有几人理解文革呢。说实在的，很多事真的匪夷所思。既然革命已经胜利了，为什么还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呢？也就是说，大革命的条件已经不具备了，为什么偏偏又能搞出轰轰烈烈的十年文革呢？我们只能说，毛泽东在捍卫他的理想，捍卫他的终极。毛泽东那一代人所以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中国革命，就是为了消灭剥削，消灭压迫，建立一个真正平等的社会。如果中国革命只是完成了剥削阶级的更新换代，那还值不值？也就是说，毛泽东最担心就是那些革命者做了大官之后，形成一个特权阶层，甚至从根本上背离人民。在文革的语境下，如果官僚机构背离了人民，那就不再属于人民，从而成为了与人民根本对立的阶级，即官僚阶级。可以说，毛泽东对这个官僚阶级是极度不满的，所以才要用阶级斗争的方式清洗他们，而这也很容易让我们想到明代朱元璋所喊出的口号“贪官剥皮”。这种对官僚阶级的仇恨，当然是很可怕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点上，文革时代，才宣扬造反哲学，官逼民反之类的。我一直很奇怪，毛泽东为什么不站在官僚阶级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处于弱势地位的人民大众的立场上。这难道仅仅是民粹主义？恐怕不是吧。这根源于他伟大的理想。而事实上，在文革时代，那样的一个官僚阶级，是不是形成，还是一个疑问。毛泽东时代的官员，应该说是最为清廉的官员。他们并没有背离人民，相反，还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毛泽东更多地看到的是他们的将来；尤其是，毛泽东作古之后的将来。所以，毛泽东不无忧虑地讲，至于将来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在某种意义上，毛泽东成为了我们这个民族的先知。当然，把他说成先知，并不是神化他。毛泽东对于历代兴哀成败的经验与教训是深知肚明的。保垒总容易从内部攻破，所以他要整顿内部，保持党的纯洁。虽然这纯洁成为了灾难的根源，但是，我们又无法归罪于纯洁本身。一个民族的先知总是非常痛苦的；而毛泽东的最后十年，也即是文革十年，可以说是精神最痛苦的十年。这种痛苦，不只由于孤独，恐怕更多的是因为忧虑。他的忧虑，会成为现实，这才是真正可怕的。现在我们看到了这种可怕，所以又对这位民族的先知恢复了敬意。我们可以说，十年文革是中国革命的回光返照，但即便在这回光返照中，依然燃烧着动人的理想。从本质上讲，毛泽东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的现实。他不仅把一个伟大的理想带给中国，他更把一种理想主义的精神，带给了我们这个民族。也许，毛泽东不过重新激发了我们这个民族的理想主义精神。那些英雄时代的神话，譬如愚公移山、夸父逐日，在毛泽东那里具有了崭新的意义。也许，为理想而生活，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但是，追逐理想的道路，是那么的艰难。夸父至死都没有追上太阳，但是，他的精神却可以激励后来的人。也许，我们都是夸父的子孙，在我们的血脉里，激荡着夸父逐日的精神。也许，我们的命运不过是粉身碎骨，但是，我们却会执著于自己的理想，执著于理想主义的精神。理想，会毁灭我们，这几乎是一定的；但是，没有为理想所光照过的世界，是黑暗的世界。谁愿意生活在黑暗的世界里呢？没有人的。既然如此，那我们就为理想而生活吧。

（五）生活在理想中

为理想而生活，意味着要走艰难的现实道路；而生活在理想中，则是到了至善至美之境。至善至美之境，对人们的吸引力是很大的。虽然，我们完全不知道至善至美之境是一个什么样子，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容易受它的蛊惑。为理想而生活的终极目的，也许不过为了生活在理想中。但是，生活在理想中，似乎是很乏味的事情，因为什么都安排好了，什么都完美无缺了，那我们又能做什么呢？按照乌托邦的设想，自然是自由的创造；但是，大多人恐怕是要成为懒汉，在那里呼呼大睡的。可以说，生活在理想中，远没有为理想而生活，有意义，有趣味。生活在理想中，不过是一个终极；对于这个终极，我们还是希望它不要到来的好。既然如此，那个终极还有意义吗？我想还是有的。因为终极就是提供了一种理想。譬如共产主义的理想，就是消灭剥削与压迫，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所以有这样的理想，也只是因为在现实中存在着剥削与压迫。当然，我们现在已经不讲剥削与压迫了。因为人们都在追求利润。利润本身，许多时候，也体现了人性的疯狂。对于剥削与压迫，采取鸵鸟政策，把头埋到沙子里，也许是最保险不过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危险就不存在。也正是因为有了一种乌托邦，所以，我们才会奋斗，去改变剥削与压迫，以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现在很多人都像懈气的皮球，认为自己无力改变世界，于是便改变自己，以期与时俱进，不过也可以说随波逐流。共产主义的远景似乎已经不再重要，改造社会的系统工程已经被放弃。虽然社会的乌托邦被放弃了，但许多人又致力于建设人性的乌托邦。看来，这种乌托邦情愫总是很难摆脱的。所以有乌托邦，就在于人们有理想，不仅要为理想而生活，而且要生活在理想中。文革时代的人们，大抵是为理想而生活的，虽然文革的理想，已被人们抛弃，但是，它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亿万人，又是不争的事实。难道这成千上万的人，都是笨蛋，都是傻瓜，都那么愚味无知不成？实际上，对于一段历史，人们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美化它，一种是丑化它。文革的历史，既被美化过，在文革的岁月里；也被丑过，在文革以后的时代里。而我们要做的，既不是美化它，也不是丑化它，而是还原历史的真实。这历史的真实，既不是极少数人的真实，也不是大多数人的真实，而是所有人的真实。文革打击的是一小撮，并且这一小撮自以为是最冤枉的。所以文革便成为他们的中世纪，甚至最黑暗的年月。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文革又成了他们的节日，成为了他们激情燃烧的岁月。表面上看，文革是扑朔迷离的，但细细分析起来，脉络还是非常清楚的。文革有反文化的一面，这对知识分子来说，自不免要扼腕长叹的。文化的灾难，文化的浩劫，这是不争的事实，谁也否定不了的。文革的思维方式，同样很成问题。什么都是“二元对立”，难道就没有中间地带么？在我看来，中间地带倒是最广阔的。中间地带的处境可能并不怎么好，大抵要受夹板罪的。处于中间地带的人们，是最容易左右摇摆的。左右摇摆的人，大抵是做不成什么事的。因为他没有坚定的立场，没有一贯的主张。毛泽东所以不喜欢知识分子，大抵有两点，一是只说空话，办不了实事，再一个就是没有立场，左右摇摆。知识分子的命运，在文革中，可以说倒霉到了极点。这种倒霉，难道仅仅是因为政治的高压吗？真实的历史，是知识分子在那里自相残杀。自相残杀的责任，是不好推卸给历史的。生活在理想中，更容易让我们想到文革中新人新世界的理想。也就是说，文革不只要砸烂一个旧世界，还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所谓的砸烂一个旧世界，在现在的理解中，就是“打、砸、抢”的暴力犯罪，而完全失去了革命的意义。所谓的建设一个新世界，在现在的理解中，又成了虚无缥缈的乌托邦，而当时的现实却是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既然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那自然就不是生活在理想中了。看来，抓革命，促生产的实践真的失败了，因为几行文字，就可以把这种实践抹得一干二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