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内圣外王

走出内圣外王

辛若水

（一）所谓的“内圣外王”
许多人评价毛泽东的时候，都爱用“内圣外王”这个概念。实际上，“内圣外王”是中国古代哲学的理想。它的意思不过是说，在内里是一个圣人，而表现出来的，则是一个王者。譬如吧，孔子是一个圣人；如果只是圣人，那就不符合“内圣外王”的理想了，于是后人便把孔子尊为“素王”、“文宣王”。虽然说得冠冕堂皇，但孔子并不是一个王者，而只是一个很勉强的圣人。但是，在孔子自身，恐怕并不以圣人为满足，他还是真心的要做一个王者的。不过想来，孔子并不具有做王者的才具，所以只能像丧家犬似的，四处周游。“内圣外王”，不只在中国哲学里有，就是在古希腊柏拉图那里，同样有。柏拉图希望哲学家成为国王，或者国王成为哲学家。但是，这种理想很难实现的。哲学家所做的只是苦思冥想，仰望天空；所以往难治理得了国家。而国王呢，总是想着如何驾驭群下，所以往往很难拥有平静的内心。但是，也有例外的，譬如罗马的皇帝马可•奥勒留，即是非常出色的哲学家，他的《沉思录》，就是今天来读，依然可以获得许多教益。“内圣外王”，这是一个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现，又太过艰难。“内圣”的人很难“外王”，譬如朱熹、王阳明，是做不来皇帝的。“外王”的人也很难“内圣”，譬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都是一代雄主，但却成不了哲学家。“内圣”与“外王”的分离，在历史上是常见的，而二者的结合，则是稀有的。但是，稀有并不是没有，譬如毛泽东便做到了“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毛泽东的道德是无可指责的，他端的是一位圣人。但是，他又似乎觉得自己做不来圣人，于是便把这种理想寄托到了鲁迅那里，所以他讲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实际上，圣人最闪光的一面，就是崇高的道德。而毛泽东简直就是崇高道德的化身。但是，只有崇高的道德，又是不能成事的；这就需要雄才伟略来建功立业，实现外王。但是，我们现在是有很多怀疑的，在政治中能不能出现圣贤呢？我们知道，政治并不纯洁，它甚至有许多卑污和血。虽然讲光明正大，不能耍阴谋诡计，不能说一套，做一套；但所以这样讲，不正是因为有太多的阴谋诡计吗？诚然，把政治等同于密谋是不对的，但是在政治中，确有许多密谋啊。用常说的话，就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在政治的漩涡里，可能造就圣贤吗？诚然，按照我们的现实，这种怀疑是对的；但是，我们的这种怀疑对毛泽东以及毛泽东时代来说，是无效的。因为毛泽东时代孕育了一种伟大的理想，在这个理想中，政治洗去了卑污和血，显现了自己无比纯洁的一面。伟大的理想，已经不再只是理想，而是成为了活生生的现实。毛泽东时代的人们，不只为理想生活，而且就生活在理想中。崇高的道德，是那个时代鲜明的特色，并且那种崇高的道德是有现实的基础的，并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虚伪。当最普通的人都可以践行最崇高的道德的时候，这意味着什么？难道意味着大灾难、大浩劫？恐怕不是这个样子吧。我们这个时代的人们，已经少有人具有这种崇高的道德。我们没有，反而觉得优越，于是便对着崇高的道德狂吠不已。最刻毒的攻击，莫过于说崇高的道德是和专制主义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谁具有崇高的道德，谁就是专制主义者。还有比这更大的污蔑吗？如果照这个意思推下去，那凡是道德败坏的人，都是自由主义者、民主主义者了。为什么要讲自由呢？为自己的道德败坏寻找依据呗。为什么要讲民主呢？为自己的无耻找块遮羞布呗。民主、自由，当然是好东西，但在这好东西背后，又隐藏着什么呢？我们大抵处于一个是非不分的时代；而所以是非不分，也只是因为没有了是非标准。各是其所是，各非其所非。世无孔子，谁又能定是非之真呢？对于崇高的道德，我们还是要呼唤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呼唤出虚伪的道德。“内圣”是可以做到的；在毛泽东时代，即便是最普通的人，都有着很高的觉悟。而现在，大多人早就失掉了这种觉悟。我不知道丢失这些东西，是好事，还是坏事。也许，我们丢掉了并不是敝屣，而是最可宝贵的东西。如果最可宝贵的东西都丢了，那还有什么可以宝贵？
（二）所谓的强权即真理
现在恐怕已经没有人认同强权即真理了。因为这在本质上是专制主义。从自由民主的角度看，专制主义自然罪该万死。但是，如何实现公正地对待历史上的专制主义，又是非常棘手的问题。譬如秦始皇吧，可以说是专制主义的代表。但是，如果没有这种专制主义，又何来中国的大一统呢？我们主要从价值上、从理念上否定专制主义；但是，对于曾经存在过的专制主义，我们必须有历史的态度。也就是说，即便是臭名昭著的专制主义，也并不是一无是处。有些专制主义者，在道德上可能是非常高尚的，而许多鼓吹自由、民主的人，又可能是廉耻丧尽、全无心肝的人。我们不是讲民主制度完美无缺吗？那为什么伟大的哲学家苏格拉底却死在古希腊的民主制度下？我们不是讲民主可以对抗专制吗?可为什么希特勒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掌握德国的最高权力。在以前，我们经常讲资产阶级民主的虚伪，而现在似乎忘却了；现在有多少人在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唱赞歌啊。正如同民主可以是虚伪的，专制也可以是高尚的。但是，我们经常否认这一点，但这并不碍历史真实的存在。如果让人们做出选择，是站在败坏的民主者那里，还是站在高尚的专制者那里。恐怕是难选择的。败坏的民主者，容易激起我们的道德义愤；而高尚的专制者，许多时候却可以唤起人心。因为崇高的道德是引领人类向上的力量。所以，即便有些专制，也会被人原谅。但是，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已经有足够的自觉性去反抗强权，反抗专制。“强权即真理”，这虽然不是真理，但却是事实。也就是说强权政治是存在的。而强权政治所信奉的就是“强权即真理”。这实际上，就是用强权去取消真理。一旦真理成为强权的婢女，那也就无所谓真理了。什么是真理？恐怕少有人说得清的。真理，是深刻地揭露出客观现实本质的主观认识。也就是说，真理是思维与存在的同一。从某种意义上讲，真理是以主观认识的形式的存在的，虽然这种主观认识洞察了世界的本质。既然是主观认识，或者意识，那就很难具有现实有效性。真理，在现实面前，往往非常脆弱、无力。我们即便认识了真理，又有什么用呢？我们并不能够把真理贯彻下去。那么，怎样才能够把真理贯彻下去呢？也只有依靠权威或者强权。我曾经讲过，权威是说的对与说了算的统一。所谓说的对，就是反映了客观真理；而所谓说了算，也就是说能把这真理贯彻下去，造就改造现实的巨大力量。在现实中，最重要的，似乎并不是说的对；而是说了算。也就是说，即便是错误的，权威也能够贯彻下去，虽然这会造成失败，甚至灾难。也正因如此，所以才会有反权威的浪潮。从宅心仁厚处讲，反权威是为了树立真理的权威；但是，在操作的时候，似乎真理退居了次要的地位，大家真正关注的是权力。当然，只去追逐权力，就会败坏权威。但是，从本质上讲，真理又是需要强权的；真理只有为强权武装起来，才能发挥出改造现实的巨大力量。《国际歌》上不是讲么，“要为真理而斗争”。可见，并不是认识了真理就完事大吉了。要实现真理，是需要斗争的。通过斗争获取什么呢？也还是权力。我觉得青年毛泽东所讲的“由强权而得自由”是非常有道理的。这大抵即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理论雏形。仅仅拥有真理，是做不成什么的。必须起来为真理而斗争。真理必须赢得强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真理与强权的婚姻，是颇为人诟病的。因为真理与强权结合在一起，我们就分不出谁是真理，谁是强权了。打倒强权，曾经是激动人心的口号；但是，怎样打倒呢？只有拥有比强权更强的力量，才可以打倒强权，而这即是人类强权。可以说人类强权，是带有群体性的。它不是独夫、民贼的强权，而是人类整体的强权。这人类整体的强权，就是为了打跨甚至消灭独夫、民贼的强权。一旦独夫、民贼的强权被消灭，这人类强权也便失去了意义。我也满心地希望人类强权失去意义。但是，只要人类存在，这恐怕都是永远的奢望。真理，为我们所追求；强权，为我们所反对。这是永恒的。只要强权还存在，那我们就要为真理而斗争。也许，真理，并不是我们奋斗的终极，而只是斗争的武器。
（三）用思想去战胜剑
拿破仑有句名言，他说世界上有两样强大的东西，一是剑，一是思想；他并且坚信，思想终将会战胜剑。但是，在我看来，用思想战胜剑，只是一个理想。作为思想者，我们最多地感受到的是思想的无力与脆弱。思想有什么用，我们是看不到的，而我们也只是在思想罢了。有人说，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像思考是上帝的专利似的，而实际上，上帝是不思考的。上帝，不过人们手造的偶像，偶像又怎能思考呢？还不是人让他想什么就想什么，让他说什么就说什么。据说康德一个人袭击了天国，杀死了天国的全部守备部队，上帝未经证明就倒在了血泊之中。如此看来，康德的哲学是具有革命性的了。在现在的时代，大抵上帝已经死了。有人说，不只上帝死了，人也死了。其实，并不是这个样子。上帝死了，但人还要活。人活着，就要建构活着的意义。那什么能够建构活着的意义呢？我想，也只有思想。我总觉得，用思想去对抗强人世间的强权，是一件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也许，那些伟大的人物，可以用思想去战胜强权，战胜剑；但是，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行的。凡夫俗子是渺小的、脆弱的，甚至我们连自己的命运都掌握不了，又谈何去支配别人的命运呢？而那些伟大的人物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们口口声声要用思想去战胜剑，但是他们手中就是握着剑的。刀剑在手，也许是胜过一切的。因为谁要不服从，刀剑往脖子上一架，那膝盖就软了。当然，思想可以对抗强权，但思想的命运，却也不过粉身碎骨。我总觉得，思想最擅长的也不过是婆婆妈妈，唠叨不已。它并不能够把所思所想变成行动本身。也许，只有付诸行动的思想才可以战胜剑。思想只有为剑所武装，它的作用才可以发挥出来。剑，是不能够思想的，但是它却可以让人头落地，生命消陨。批判的武器固然重要，但是并不能取代武器的批判。对于剑，我们确实应该有所批判。难道一剑在手，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吗？也许，并不是刀剑无敌，而是仁者无敌。刀剑只是工具，真正重要的却是使用这工具的人。刀剑不能思想，但是使用刀剑的人却会思想。刀剑纵然有再大的力量，也有它的尽头。纵然有雄兵百万，也杀不尽天下痴情，也就是说，武力的强大，并不代表一切。总有武力征服不了的东西。痴情，武力征服不了；思想，武力同样征服不了。人总是要思想的。这思想在与武力对抗的同时，也掌握了武力本身。而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思想知道自身的脆弱。思想是可以掌握群众的；而一旦思想掌握了群众，那就可以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当然，在思想掌握掌握群众的过程中，可能已经不是原来的样子，有了许多歪曲、删改；但是，真正的源头，却依然在原典的思想。从某种意义上讲，思想战胜剑是可以期待的。但是，我们并不能用这一点来要求思想者。思想者本身并没有对抗强权的义务，虽然他的思想可能是反抗强权的。思想者只是提供独立自由的思想，至于掌握群众，那是不必管的。我们最喜欢的自然是思想自由的环境。因为在思想自由的环境里，将不会有思想罪，更不会有对心灵的暴政。人的心灵，人的思想都可以是神圣的。心灵需要自由，思想同样需要自由。也只有自由的心灵，才能够孕育自由的思想。如果心灵被专制牢笼着，那也只能产生畸形的思想。畸形的思想，当然是可怕的；但这畸形本身，就拥有着反抗。我们对于畸零之人，总不免掬一抔同情之泪的。让我们难以想象的是，真正自由的思想恰恰为畸零之人所创造。也许，边缘的处境，对自由的思想，是有助益的。虽然我们并不喜欢二元对立的模式，但是又很难从这种模式中跳出来。自由的思想，总不免有所反抗的。自由的思想者，往往在心灵上受到了很大的威压。正是这种威压，让他们的思想变得深刻。我们并不能指望思想者有多好的命运；同样的，我们也不能指望思想者的思想有多好的命运。真正自由的思想，也许不过是在黑暗的世界里点亮的一盏明灯。明灯，自然可以照亮世界，但它所照亮的世界，又是多么狭小啊。世界是需要光明的，但绝对光明的世界又是不存在的。人们是讨厌黑暗的，但又不免“惯于长夜过春时”。
（四）“内圣”的局限
所谓“内圣”就是让统治者成为圣贤。但是，这样做，显然是有局限的。在历史上，虽然也有励精图治的统治者，但也不乏花天酒地、奢靡腐化的统治者。励精图治的统治者都很难够圣贤的格，就更不用说花天酒地的了。“内圣”要求的是统治者的道德。只有具备崇高的道德，才有人格的魅力。我们评价统治者，往往不只看他们的丰功伟绩，还要看他们的道德，如果道德败坏，那便不屑一顾。实际上，如果花天酒地，是很难励精图治的。即便曾经励精图治，然而一旦花天酒地，也可以把盛世败坏掉的，唐玄宗即是著例。我想，内圣最大的局限，就在于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统治者身上。如果是明主，那大家都跟着建功立业；如果是庸主，那大家都跟着背千古骂名。然而，是不是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统治者呢？似乎也并不是这个样子。在历史的巨变面前，统治者的命运同样风雨飘摇。在风雨飘摇中，谁又理会什么崇高的道德呢？我在想，“内圣”，也许不过知识分子的一个理想。他们总想着从“内圣”开出“外王”来。但实际上，做不到的。如果按圣贤的标准行事，那就永远不会有开国的雄主了。政治总是需要手腕的，在里面甚至有许多卑污和血。回避卑污和血，这是非常幼稚的态度。政治总要面对卑污和血，然后慢慢地洗去它，甚至让它变成光彩。美政，大抵只在理想中。圣贤的道德，在政治面前，真的很没用。虽然政治不免鼓吹圣贤的道德，但是，人们总爱看看鼓吹这道德的人，是不是真的有道德。道德中的伪善是最可怕的。因为它会败坏道德本身。我觉得，也不好把对“内圣”的希冀，等同于专制主义。我说过，专制者可能有非常高尚的道德。这似乎不好解释，但是，也还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谓的专制者，也是可以“以天下为己任”的，并不尽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全然为了自己的私欲。但是，我们却是要反对专制的，而代替专制的自然是民主。专制把所希望都寄托在了一个人；而民主，则是相信大多数。专制为民主所取代，是历史的趋势。也就是说，不必有崇高的道德，依然可以治国平天下。但是，也正因为民主不再要求崇高的道德，所以，民主也就败坏了道德。我们总以为贪污腐化，是专制造成的，现在来看，民主也并不能避免贪污腐化。在我看来，贪污腐化的真正根源，应该是天下为私的现实，以及“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信条。民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好；更何况，我们很难见到民主的内容，而只看到了它花枝招展的形式。搞民主的人，大抵总迷信所谓制度的保证。但是，许多时候，制度的保证，又不过一种自欺。以为只要形成了制度，那就吃了定心丸，实在很好笑的。首先制度，是人设立的。所以，人们就可以改变它。再则，即便最完美的制度，也还是有漏洞的；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的“潜规则”了。还有，制度是一回事，制度的执行又是一回事。所有的制度，都是一种限制；而人们又是追求自由的。所以，这条条框框是可以打破的。当然，也有人并不以为制度是一种约束，是一种限制。他们举出来有名的“热炉法则”，只要你不去碰这热炉，那就没有什么；而一旦去触摸热炉，那势必被烫伤。也就是说，你不违反制度，什么事也没有。而一旦违反了制度，就会被制度惩罚，但是，我们很清楚，永远热的炉子是没有的。制度的漏洞是可以钻的。制度，最本质的东西是惩罚。而这种惩罚，并不是基于人好的一面，而是人坏的一面。这和“内圣”，自然是截然相反的。其实，再好的制度，到了坏人手里，也会变得千疮百孔。所以，“内圣”虽然有自己的局限，但又不是全然没有道理。高尚的道德，还是必要的。即便没有高尚的道德，但最起码不能道德败坏。如果专制主义造就道德高尚的人，而民主制度造就道德败坏的人；这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了。然而，滑天下之大稽的事却是可能存在的。说实在的，我是非常向往圣贤的道德的。完全否定圣贤的道德是不对的。所以，我并不同意朱学勤先生所谓的“道德理想国的覆灭”。我更愿讲“道德理想国的永生。”覆灭，是永远的不存在了；而永生，则是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与意义。
（五）“外王”的终结
“内圣外王”会走向终结，这几乎是一定的。因为“内圣外王”不过古代政治的理想。让古代的政治理想变成现在的现实，大抵是不可能的。因为现代的民族国家走的都是现代化的道路。由“内圣”虽然可以开出“外王”，但却开不出现代的民主制度。民主制度，虽然未必就完美无缺，但较之古代的专制主义，还是有很大优越性的。可以说，“内圣外王”确实带有专制主义的色彩。日本人不也讲：“王道乐土”么？其实，只要有“王道”，那“乐土”就不会造就的。更何况，许多时候，这“王道”又不过“霸道”。没有人喜欢“霸道”的，因为“霸道”是通向强权政治的。即便是真正的“王道”骨子里恐怕还是专制主义。那么“王道”是不是全无好处呢？也不是的。“王道”同样地胸怀天下，并且以天下为己任。再则“王道”所造就的“王者”，往往具有一种压倒一切、舍我其谁的气度。我们并不能说这完全不好；但是，我们也要积极的扬弃它。在现代，帝王思想自然是要不得的；但是超越帝王思想的天地境界，却还是可激可赏的。也许“内圣”还有可以保留的东西；但“外王”确实已经走向终结了。能够替代“内圣外王”的自然是现代的民主制度。但是，现代的民主制度同样是有阶级性的。当然，我们现在力图使这种阶级性，变得模糊起来。这种模糊，在一方面是小心谨慎，在另一方面则是别有用心。实际上，我们不应该讲阶级的民主，而要讲全体人民甚至全人类的民主，这样就冠冕堂皇的多了。自由民主为我们追求，但许多时候又不免让我们失望。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内圣外王”，也是有许多可取之处的。譬如圣贤的道德是可以补救民主的厚颜无耻的。总是用专制主义来批判“内圣外王”，大抵也并不怎么合乎实际，因为在这里毕竟有美好的政治理想。其实，美好的政治理想本身就是带有超越性的。也就是说，“内圣外王”，虽然有专制主义的色彩，但又是可以超越专制主义的。当然，超越了专制主义的“内圣外王”，并不会走向自由、民主。“内圣外王”是要求统治者的；但除此之外，还有所谓的“内王外圣”，而这就是讲的圣贤了。圣贤大抵并不能够成就王者的事业，这已经为人类的历史所证明。圣贤所以自立的，也不过是崇高的道德。但是，崇高的道德在人类的历史面前，同样是脆弱无力的。况且，圣贤是从来不满足于做圣贤的。孔子所以周游列国，孟子所以游说诸侯，其目的，不还是要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吗？但是，圣贤的政治理想总是迂阔的，在他们的思想中虽然保留着民主性的精华，却并不合时务。圣贤总是要法先王；但是，先王已成陈迹，又如何取法呢？还是真正具有历史主义的法家明智些，他们要取法后王。历史的潮流滚滚向前，法先王，不过是刻舟求剑；法后王，才是与时俱进。圣贤，虽然比较迂阔，但骨子里依然是王者。帝王只是一代的帝王，而圣贤则是百代的帝王。实际上，圣贤和帝王是彼此倾慕的。圣贤因为没有现实的权力，所以希望借助帝王来推行自己的政治理想。帝王因为没有崇高的道德，深刻地思想，所以希望利用圣贤的道德、思想，为自己的统治服务。在真正的权势者，他们总是以为思想必然战胜剑。而在思想者，就很难找到这种自信。许多权势者看到，自己的权势因为一种思想，而变得荡然无存。于是，对于思想者，他们便采用了专制的手段，以为只要控制或者杀掉了思想者，那思想就会被控制或者消灭，从而自己的权势就可以万古长存。但是，强权又是很难压服思想的。思想即便在表面上顺从，在骨子里依然是傲岸不羁的。实际上，思想与权势的冲突，是永恒的，但是，人们又想着一劳永逸地解决这种冲突，于是便有了“内圣外王”或者“内王外圣”的理想。但是，这种理想怕永远都是虚花泡影，然而，纵然不是虚花泡影，又能怎么样呢？我们终究是要走出“内圣外王”的。所谓走出“内圣外王”，并不是全然地抛弃它，而是要超越它。譬如“内圣”，是有局限的，因为道德的高尚，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相反，民主制度，就有优越性了。但是，民主制度所带来的腐败又可以为“内圣”所补救。“外王”，自然要终结了，但那种压倒一切，舍我其难的天地境界，不依然让我们向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