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的比翼双飞

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的比翼双飞

辛若水

（一）遥远的颂歌时代

如果要讲文化，那就避不开文革。因为文革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太大了。文革对“封、资、修”的文化，给予过毁灭性的打击，以致让人们以为，文革不过是文化的灾难与浩劫。诚然，把全部的文化遗产都贴上“封、资、修”的标签，是很成问题的；但是，在整个的文化批判中，是要舍弃封建性的糟粕，吸取其民主性的精华的。如果文化遗产全都作为“封、资、修”的东西打倒了，那还剩下什么呢？按照文化创世纪的观点，那自然只有簇新的无产阶级文化了。然而，簇新的无产阶级文化又是什么内容呢？也不过是“八大样板戏”和一个作家浩然。“八大样板戏”可以说是颂歌文学的典范。虽然它有着精湛的艺术性，而且洋溢着革命理想主义的精神，但却因为一例地歌颂，而为许多人所诟病。颂歌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中并没有很高的地位；鲁迅在讲《诗经》的时候，就说《颂》诗早已拍马，而拍马的文学作品能有多大价值呢。汉代的大赋，虽然表现了很大的气魄，但因为只是铺陈、排比，一味地唱颂歌，劝百讽一，而为人们指责。在文学从属于政治的时代，颂歌文学是非常吃香的，而一旦文学本身得到自觉，颂歌文学便失去了其价值。其实，对于颂歌文学，我们也不能一例地指责。一方面，我们要从艺术上去分析，譬如汉赋，其艺术性还是很高的，尤其它表现了汉代的伟大气魄，而这却是任何时代都不能复制的。譬如唐代吧，同样是盛世，它就创造不出来汉赋那样伟大的气魄；而我们要寻找唐代的伟大气魄也只能到唐诗里去了。另外，对于颂歌文学，我们还要看它在歌颂谁。这个问题在我们现在，是不成为问题的。但在文革中，这却是首要。可以说以往的颂歌文学都是在为统治者唱颂歌的；但是，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却把歌颂的对象颠倒了个儿，也就是说，它不再歌颂统治者，而是歌颂起来革命的人民。也就是说，同样是颂歌文学，那也是大不一样的。歌颂人民，才是文革中颂歌文学的主题。当然，这里的人民，不是一盘散沙的人民，而是由共产党组织起来，掌握自己命运的人民。较之以往的颂歌文学，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歌颂的对象，这本身就是具有革命意义的。人民不再是贱民，而成为了创造历史的主人，这就是中国革命的成果。我们可以讲，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是中国革命的一部分。在这种颂歌文学中，没有丝毫的阿谀奉承与虚情假意。有的是真诚，是发自内心的喜悦，是翻身得解放的自豪与幸福。纵然我们今天在诋毁这种颂歌文学，

但是谁也无法否认那曾经拥有过的真诚。我们能在封建时代的颂歌文学中找到真诚吗？也许有，但只是少数，更多的是阿谀奉承。但文革时代的颂歌，却凝聚了最大的真诚。在最大的真诚中，我们是找不出丝毫虚伪的。当然，颂歌文学与颂歌时代，已经变得非常遥远。我们甚至觉得，文革比五四，距离我们还要遥远。我们活在五四的精神中，但文革却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里。王富仁先生概括五四，用了四个关键词：科学、民主、自由、平等。而我们回顾文革，发现那个时代最缺的也就是这四个词。文革被描述为：专制，没有民主、没有科学、没有自由，但这是真的吗？我们只能说，历史被颠倒了。文革有自己的民主诉求，所谓的“大民主”即是明证。但是，大民主是等同于暴力革命的。自由，是很好听的名字，但是哪种自由保证了革命的自由，造反的自由呢？文革是一笔宝贵的遗产，就是现在，我们还是消化不了。我们总是念念不忘地污蔑那个时代。仿佛所有真心的歌颂，不是出自愚昧，就是因为虚伪。其实，真心的歌颂让自己翻身得解放的人，算不得愚昧；无比地崇敬改变了一个民族命运的人，又岂是虚伪。我觉得，在我们把文革视为灾难与浩劫的时侯，也要睁开眼看看那个时代的真实。也许，那个时代并不遥远，而只是我们的记忆把那个时代推远了。记忆，是有选择的。人们对文革的记忆，选择性就更大了。当我们听到的全是负面的声音，我们应该警觉了。为什么有这么多负面的声音？当然，这负面的声音，大多可能是真实的，但是，这种真实，是不是掩盖了更大的真实呢？

（二）颂歌文学的本来

若要问颂歌文学的本来，那似乎并不难回答。因为颂歌文学的本来就是歌功颂德嘛。但是，同是歌功颂德，也是颇有不同的。有的歌功颂德，让人浑身舒服，就像吃了蜜桃一般；有的歌功颂德，则让人浑身起鸡皮疙瘩，恨不得钻到地缝里去。有的歌功颂德，实在是吹嘘上天，又绝倒于地；有的歌功颂德，既有恭维，又不失身份。从如何歌功颂德，我们就可以看出歌功颂德的人有无人格，以及人格的高下。可以说，真正有人格的人，是不屑于歌功颂德的，甚至以歌功颂德为耻。有人把中国的文化精神概括为忧患意识，我看是大有道理的。孟子讲：“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范仲淹则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忧。”这强调的都是忧患。只有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才能够生存、发展。相反，若是整天陶醉在歌舞升平之中，满耳朵听的全是歌功颂德的话，那离灭亡也不远了。毛泽东所用的糖衣炮弹的比喻，是非常恰当的；真枪真炮打不倒，但却可能在糖衣炮弹面前缴械投降。可以说，所谓的歌功颂德，与忧患意识是相对立的。但是，歌功颂德却不会成为中国文化的精神，而这也显示了中国文化深沉的一面。也就是说，对于所谓的歌功颂德，我们是不能陶醉的，相反，要有相当的警惕性。我们知道，歌功颂德所讲的，都是好的一面，闪光的一面。然而，任何事物都是有两面的，看到了好的一面，是不是也应该注意一下坏的一面呢？看到了闪光的一面，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有没有黯淡的一面呢？我总觉得，西方文化总有很自觉的反思精神。上帝，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那当然是至高无上的；《圣经》中有那么多赞美诗唱给上帝听，但是，依然有知识分子在反思，难道上帝也有黑暗的一面吗？上帝阻止不了战争，阻止不了死亡，并且，他对战争、对死亡，是那样无动于衷。在我们的文化中，恐怕就没有这么深的反思。虽然，我们也知道太阳上也有黑子，但我们更多地看到太阳光明的一面。太阳并不因为有那点黑子，就失却了自身的光明。我们知道，文革中的歌功颂德，可以说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可以说，这种歌功颂德，有着宗教般的热忱与虔诚。但是，与这种歌功颂德并行不悖的却是对社会阴暗面的揭露。文革就是用群众运动的方式把社会的阴暗面揭露出来，让牛鬼蛇神在光天化日之下现出原形，当然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当时《人民日报》的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是一个很敏感也很棘手的问题，可以说，即便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年代，它也不允许人们大规模地揭露社会的阴暗面。揭露社会的阴暗面，会导致人性恶的大爆发。在文革时代，人性恶的一面确实来了一个大爆发；然而，这种人性恶的爆发，是应该归罪于文革，还是归罪于人性本身呢？我觉得，应该归罪于人性本身，而文革，不过是个导火索罢了。文革要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所以，它就不怕人性恶的爆发。也只有人性的恶爆发了，才能够从根本上改造人的灵魂，也可以说改造国民性。当然，文革想用暴力革命的方式，改造国民性的努力失败了。最纯洁的人性始终没有培养出来。文革时代的颂歌，也是唱给最理想的人性的。最理想的人性，首先有的就是崇高的道德。如同法国大革命，文革也是要建立道德理想国的。很不幸，法国大革命中的道德理想国覆灭了，但是文革中的道德理想国却会走向永生。覆灭与永生，是描述的同一事实，但却有着不同的价值判断。真正值得歌颂的是道德理想或者道德理想的化身。在天下为私的时代，我们可能觉得道德理想是虚幻的，谁也不可能做到。但是，在那遥远的毛泽东时代，即便是最普通的人，都可以实践那种道德理想。纵然只从道德理想的角度讲，毛泽东时代也会成为一个神话。从某种意义上讲，毛泽东时代也是颂歌时代。我们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在否定那个时代的颂歌文学，但却否定不了里面深蕴着的真诚。我们早就不具备那种真诚，所以便不再相信，曾经有过那样的真诚。这难道也是“夏虫不可以语冰”吗？对文学艺术来讲，最宝贵的就是这真诚，可为什么，我们要去否定，甚至污蔑这种真诚呢？

（三）所谓的斗争文学

好像并没有斗争文学这个名目，但斗争文学本身，却是实有的。我觉得，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在本质上就是斗争文学。实际上，不只颂歌文学是斗争文学，就是《暴风骤雨》、《创业史》、《红旗谱》、《红日》，甚至《青春之歌》，都可以算做广义上的斗争文学。斗争文学所反映的对象就是斗争，在里面昂扬着革命英雄主义的精神；并且斗争文学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的审美趣味，可以说，它让人们的审美情感变得粗糙起来，尽而和所谓的雅致、空灵，形成鲜明的对比。解放区文学的全部，都是斗争文学；而从建国直到文革结束，中国的文学实际上就是延续了解放区的文学传统。这个传统究竟好不好呢？从我们现在的审美趣味来看，自然觉得无法欣赏，甚至觉得那太土气；也许，这只是因为我们又雅致起来，又拥有了贵族的精神吧。而斗争文学，和所谓的贵族精神是尖锐对立的。斗争文学，才是真正的平民文学。因为它所反映的就是中国最贫穷也最普通的老百姓翻身得解放的生活。当然，现在许多人看到翻身得解放，就嗤之以鼻。难道这也不正说明，这些人离革命的精神越来越远了吗？翻身得解放，这是社会根本性的变革，反映这种变革的斗争文学自有其不可磨灭的价值。更何况，斗争文学本身，并不是某些人想象的那样，毫无艺术性可言。如果真要寻找中国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作品，恐怕还只能从斗争文学里面找，而像《围城》那样的雅谑，老百姓大抵听不懂的。我知道，一些人所以厌倦甚至厌恶斗争文学，那实在是因为对阶级斗争的厌倦甚至厌恶。然而，你即便怎样厌倦甚至厌恶阶级斗争本身，它毕竟是曾经存在并且现在也未消失的真实。

阶级斗争的学说并不是马克思编出来哄骗人的。马克思讲，到现在为止，当然，是到他的现在，人类的历史，依然只是阶级斗争的历史。毛泽东在讲唯物史观的时候说，一些阶级消灭了，一些阶级胜利了，这就是人类的历史。用这种观点去看历史，就是唯物史观。当然，这样的说法非常绝对，虽然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但也在一定意义上重建了历史的真实。我们都不喜欢阶级论笼罩一切的。可以说，斗争文学确实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了阶级论的留声机。斗争文学主要反映的就是阶级斗争；在阶级斗争中，有最强烈的爱憎，即对本阶级的爱及对反动阶级的恨。这种强烈的爱憎，也使斗争文学失掉了应有的人情味。人们所以厌倦斗争文学，那就是因为里面只有激烈的阶级斗争，虽然在这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昂扬着革命理想主义与英雄主义的精神，但是，人本身却淹没在了这激烈的斗争中。“高大全”的人物，渐渐地不符合人们的口味，因为他过于理想化，反而显得不太真实了。是英雄就顶天立地，气壮山河，这没有什么，但是，我们更愿意看到他们平凡的一面，尤其斗争文学中的女英雄，更容易为人诟病。因为这些女英雄，都充分地男性化了，虽说“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是好事情，但是，作为女子，我们更愿意看到她们温柔似水的一面，而不是“钢铁姑娘表决心，打不败美帝不结婚”。总体来讲，在斗争文学中，并没有知识分子的自觉。知识分子，并不是作为独立的群体存在的，而是民众中的一员。他们是老张老李老王，而不是在那里追求独立人格、自由精神的知识者。其实，知识分子融入民众，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课题。如果知识分子真正地融入民众，那知识分子本身就被取消了。但是，我们渐渐地意识到，知识分子是不能够被取消的，因为这世界上总要有独立思考的人。在斗争文学中，一般来讲，并没有知识分子的地位，即使反映知识分子命运的文学，譬如《青春之歌》，也为许多人所指责。人们关注的，并不是知识分子命运的坎坷，而是她是否完成了由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的转变，即是否由小资产阶级转变成了工农大众的一员。许多人用思想上入党的标准来要求林道静，指责她并不是一个合格的共产党员。现在来看，这问题很好笑，但在当时，并不好笑。斗争文学中，比较引人注目的，还有所谓的思想斗争。然而，如果思想斗争，也是千篇一律的，那还有多大真实呢？斗争文学，有好的一面，即深刻地反映了那个斗争的年代；也有不好的一面，即失掉了人情味。

（四）如何比翼双飞

如果问颂歌文学和斗争文学是如何比翼双飞的；简单来说，就是在斗争中歌颂吧。如果没有斗争，颂歌文学会失掉其价值。只是一味地歌颂，而没有广阔的斗争场面，昂扬的斗争精神，那颂歌文学又有什么意思呢？不可否认，斗争终究会为人们所厌倦，但是，它曾经唤起过人们的热情，又是历史的真实。所谓的斗争，自然是指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在颂歌文学中有着极重要的地位。分明的阶级阵线，大抵只存在于理论中。现实的阶级斗争是融入在人情中的。虽然我们总爱讲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然而在阶级斗争中一旦融入了人情，问题就变得复杂起来。人为地划分阶级阵线，大抵并不好，我总觉得还是让阶级斗争消亡的好。所谓的斗争文学，实际上就是阶级斗争的文学。斗争文学有把阶级斗争神圣化的倾向。仿佛不经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英雄就不成其为英雄。英雄是在激烈的阶级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不可否认，在英雄这一面，也有人性的闪光。但这种闪光，更多的是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理想主义的闪光，而没有为我们所欢喜的人情味。从某种意义上讲，激烈的阶级斗争是和人情味相冲突的。用阶级斗争去笼罩一切，当然是不好的；因为阶级斗争，只是阶级社会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全部。用暴力、激情去消灭阶级，大抵是做不到的。历史的发展往往和人们善良的愿望相反对。中国革命，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善良的愿望。这种善良的愿望，固然造就了革命的胜利，但也带来一些弊端。中国革命过分地强调斗争哲学，以为斗争可以解决一切；以致于我们现在听到斗争哲学，就觉得头大。历史已经发展到了告别革命的时代，而我们也更多地倾心于和谐哲学。既然要讲和谐了，那梳理一下斗争的历史，也是应该的。斗争文学是不是建立在斗争哲学的基础上，这是很可以怀疑的；但是，斗争哲学深刻地影响了斗争文学，却是一定的。斗争文学反央着那个时代的精神。那个时代的精神虽然为我们所诟病，甚至被画成了大花脸；然而在历史的长河中，毕竟有不可磨灭的价值。我总在想，也许那个时代的精神会为未来所发扬。然而，这就不是我们所管得了的了。斗争文学，既强调思想，强调立场，另外也没有忽略艺术性。所谓的思想，在斗争文学中，往往非常朴素，但又非常真实。大抵阶级觉悟是非常紧要的。那么，又何所谓阶级觉悟呢？也就是说自觉到自己所属的阶级，并且为自己所属的阶级奋斗终身。当然，这里主要说的是无产阶级；资产阶级是不讲也不需要阶级觉悟的，因为他们的信条就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我们现在总觉得资产阶级非常可爱，而无产阶级不过土老帽，看来真是“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了。作一个有觉悟的人，大抵很难，因为我们总是处在迷途中。“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然而这种觉悟，不过贤者的觉悟，和阶级觉悟不相干。在我们的理解中，所谓的阶级觉悟，好像非常的傻，但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在天下为私的时代，崇高的道德就是愚傻的别名。阶级觉悟，是思想的问题；但在思想之外，还有一个立场的问题。革命者总有坚定的立场，但知识分子就不一样了。知识分子是最善于摇摆的。让知识分子的创作，站到工农兵的立场上，总有些犯难。我也奇怪，为什么要求知识分子由一个阶级转变到另一个阶级，而不要求其他的阶级这样做呢？这是看准了知识分子的摇摆，还是要把他们变成驯服的工具？斗争文学，虽然也是由知识分子创作出来的，但大体上，并不属于知识分子文学。因为对知识分子来讲，最紧要的就是独立的人格、自由的精神。但在斗争文学中，是找不出来这些的。在斗争中歌颂，这没有什么不好。但是，激烈的斗争会为人们厌倦，一味地歌颂，也会让人们觉得单调。斗争文学与颂歌文学，是在比翼齐飞，并且它们的歌声也是“鹤鸣九皋，声震于天”；但是，它们的命运却是黯淡的。正如同那个时代过分地强调文艺的政治性；我们现在讲那个时代的文艺，也只好讲政治了。政治与文艺是一对冤家，正因为是冤家，所以才成双做对。然而，这种成双作对又能持续几时呢？

（五）无可避免的折戟沉沙

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纵然比翼双飞，又能怎样呢？它们终于无可避免的折戟沉沙了。文学上的折戟沉沙，并没有那么重大的政治意义，而只是那种文学，不再为人们所欣赏，所喜欢而已。我们现在，还有多少人喜欢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呢？我们总爱讲文学的超越性，即文学可以超越它所属于的特定年代，而为世世代代的人们所欣赏，所喜欢；但是，这种超越性，只对部分文学作品有效。而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显然是不具有这种超越性的。除了少数有耐心的研究者，已经没有人去读那个时代的作品了。我们从那个时代的作品中，已经发现不了当代的意义。也就是说，文革时代的颂歌文学，只具有历史文件的价值了。颂歌文学自身，大抵并不曾料到这种折戟沉沙，它还想着文化的创世纪呢。可以说，颂歌文学具有意识形态的纯洁性。但是，我们现在却知道，意识形态的纯洁，不过一个神话，真正的历史是泥沙俱下的。如果单就意识形态而言，文革确实超越了几百年，而相形之下，我们现在又似乎落后了几百年。但是，我们看意识形态，又是不能单看它本身的纯洁，更应看到它所建立的基础。文革的意识形态远远地超越了它的经济基础。但是，社会的发展，最紧要的又是这经济基础。从终极意义上讲，我们可以超越所属的时代；但是，从现实意义上讲，我们又无法超越。文革是追求超越的时代；但是，为了这种超越，却付出了太大的代价。文革有着动人的终极理想，但这种终极理想的实现，恐怕只能在遥远的未来。那个时代，人们太重视历史的必然性，以为共产主义的实现是无可以避免的。也正是对历史必然性的坚信，点燃了人们狂热的乌托邦情愫。但是，人们在重视历史必然的时候，恰恰忽略了历史的偶然性。黑格尔主张消灭偶然，这大抵是做不到的。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重视偶然了，如果人类的历史不过偶然的聚合，那它也就不会有一个必然的归宿。人类社会纵使有一个必然的归宿，我们也并不是为那一个必然的归宿而存在的。也就是说，重视偶然，必然会重视个体的自由。在毛泽东时代，更多地是把人看做一种主义的延续。也就是说，个体的人，是不具备独立价值的；只有在伟大的主义中，才能确证个体的存在。基于此，人们强调最多的是献身精神，而忽略了人之为人的个体价值。而我们现在，就认识到个体价值的重要了。人类的解放，也许不过一个清秋大梦；在做这个清秋大梦之前，我们还是先解放自己的个性再说吧。五四时代为什么那么迷人？就是因为那是个性解放的时代。实际上在个性解放的时代，我们是听不到带有宗教般虔诚的颂歌的。即便有颂歌，也不过歌颂青春，歌颂个性解放。那么，文革较之五四是不是一种倒退呢？我觉得，最好不要下这样的结论，因为这不符合历史的真实。从某种意义上讲，文革是五四的极端化。五四要改造国民性，而文革则是要彻底改造人的灵魂。这不是极端化，又是什么呢？这种极端化，不仅没有个性解放的支撑，而且从根本上消灭了个性解放。我并不以为文革是愚昧的时代，相反，它是觉醒的时代，但在这里觉醒的并不是个体，而民族、国家。李泽厚先生所讲的“救亡压倒启蒙”是有道理的，可以说这就是中国革命的真实。救亡，所强调的就是民族、国家的觉醒，而启蒙则强调的是人的价值的发现、个性的解放。虽然文革后，中国需要一次新的启蒙，但社会却不会永远停留在启蒙的阶段，所以还要超越启蒙的。至于如何超越启蒙，那就不好说了。但是，个性解放，对个体价值的确证，却是首要的。文革时代，所以成为一些人眼中的蒙昧时代，就在于它没有个性解放的精神。个体的人是匍匐在偶像脚下的。人们只有歌颂那伟大的时代，除了歌颂，就是斗争。颂歌文学与斗争文学的比翼双飞，实际上就是歌颂与斗争本身的比翼双飞。在斗争中歌颂，歌颂一切崇高伟大的东西，而那个时代也成为了崇高伟大的时代。然而，这比翼齐飞的歌颂与斗争，为什么又无可避免地折戟沉沙了呢？我想，就在于人不可能永驻圣殿吧。走出圣殿，那所谓的颂歌文学、斗争文学，自然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