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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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研究观点综述　　

                                                                                     雾里看花改编2009年10月6日　　

近年来，关于“中国模式”的讨论受到了海内外舆论界和学术界的格外关注。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和改革开放30周年，2009年又逢新中国建国60周年，中国成功地应对汶川特大震灾、举办让全世界叫好的北京奥运会以及在这次国庆60周年庆典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和无以伦比的动员能力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越来越多的西方学者正把目光投向中国，学术界围绕“中国模式”的历史背景、主要内涵以及发展趋势和未来影响等话题广泛发表意见。西方学者对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进行的总结，各有侧重。总的来讲，“中国模式”的内涵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和补充，人们对“中国模式”的研究有待于进一步深入。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们国内有不少“精英学者”，却无视中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拿着西方教科书，到处对中国说三道四，指手画脚，更有些人，怀着敌意，对中国的方方面面横加指责，竭尽诽谤污蔑之能事，唯恐中国不乱，在全世界面前暴露出一幅汉奸小丑的嘴脸（中国历史上不乏此类人）。对那些一时糊涂的人来讲，希望看到这篇文章后，面对铁一般的事实，面对中华崛起这一浩浩世界潮流，还是正视现实，重新好好认识研究当下的“中国模式”，为中国的长治久安，为世界和平和可持续发展，提出金玉良言；那些少数以反华为光荣，以反共为己任人，就让他们骂去好了，事实胜于雄辩，有些不同的声音反倒更能证明“中国模式”的博大与宽容。下面就“中国模式”受西方关注的原因和“中国模式”的主要内涵做一个初探和归纳：　　

（一）关于“中国模式”近年来特别受到西方学者关注的原因　　

    实际上，早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国外学者已经开始关注中国发展道路问题，这其中包含了对“中国模式”的初步探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教授吉尔伯特·罗兹曼在20世纪70年代末编著的《中国的现代化》一书中，就集中分析、探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有利因素及障碍；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德则在《现代化：抗拒与变迁》、《对多重样现代性的反思：欧洲的、中国的和其它的诠释》等著作中，从传统社会文化的秩序特征以及中国社会变迁两个方面分析了中国发展的路向；布鲁塞尔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主任乔纳森·霍尔斯拉格总结了“中国模式”的四条成功经验；以研究中国政治经济见长的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为“中国模式”归纳了三点理论上的突破。中国模式之所以能引发愈来愈多的西方学者的关注有如下几点原因：　　

   一是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的重新审视。苏东剧变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发展态势先后抛出“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关于“中国威胁论”方面的论点以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伯恩斯坦和芒罗撰写的《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为代表。“中国崩溃论”始于1984年美国世界经济研究所的布朗提出的“谁来养活中国？”一说，继而引起全球性的争论。自2001年以来，针对中国经济的新的论调又在国外盛行，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有“国际经济乌鸦”之称的克鲁格曼教授提出疑问说，中国这个亚洲奇迹中的最大奇迹，是否会成为下一个崩塌的神话。美国华裔律师章家敦(Gordon G.Chang)则提出，“与其说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还不如说中国正在崩溃”。而中国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经济危机还能保持比较稳定和快速发展使得这些言论不攻自破，也使得他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乃至于美国和欧洲最近对金融市场的干预都被认为是在学习中国。　　

    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在应对汶川特大震灾、举办北京奥运会和这次国庆60周年庆典上展现出的“举国体制”，让全球对中国政治体制刮目相看。长期以来，针对中国改革开放取得的显著成就，国际舆论界一种有代表性的声音认为，中国经济奇迹的背后是陈旧落后的政治体制，一党执政的格局不改变，市场经济的发展就没有保障。然而，面对无论是“神舟”系列航天飞船的太空空间活动，还是2008年成功应对雨雪冰冻灾害和四川特大地震灾害，显示出的中国“举国体制”所具有的巨大威力，国际上怀疑、批评乃至否定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声音明显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对中国政治体制和社会管理体制的肯定和赞扬。有学者认为，作为一个尚存许多问题的发展中国家，能够给世界留下如此众多和非同凡响的奥运遗产，光用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增长还不足以完全解释，而“举国体制”无疑是这一切奇迹中的关键。还有学者认为，举全国之力，集中优势资源，聚焦特定的工程、项目、事件，往往可以形成跨越性、突破性、高效率的发展，同时还能够形成带动效应，提升整体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正像国际奥委会主席罗格所说，在这次奥运会中，单单是出动这么多的人力就没有其他国家能够企及。中国有13亿人口，这样的资源是世界上其他国家所无法比拟的。还有，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大国在财力方面的投入也是其他国家没有办法达到的。　　

    三是以“华盛顿共识”为主要内容的新自由主义造成重灾区和“中国奇迹”的出现所形成的鲜明对比，使得人们更加关注“中国模式”。“华盛顿共识”主张私有化、自由化的经济发展道路，结果在东欧、拉美和亚洲造成了三个重灾区。特别是随着这次华尔街金融风暴肆虐全球，人们在深刻反思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同时，不由得把目光纷纷投向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中国。事实上，中国30年的改革开放创造了“中国奇迹”。据世界银行统计，过去25年来全球脱贫所取得的成就中，约67%的成就应归功于中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中国人民稳定地走上了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正反两方面的比较使得国际社会不得不进行冷静反思，开始认真探究中国发展战略和发展模式所包含的丰富意蕴。　　

（二）关于“中国模式”蕴含的主要内容　　

    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大大改善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极快地提升了中国的经济实力。不少第三世界国家、特别是非洲国家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很值得他们借鉴。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参考的、可供选择的模式之一。那么，在外界看来，中国发展模式有哪些成功之处呢？　　

    其一，中国经济飞速发展是“中国模式”最突出和最令人赞叹的地方。有学者认为，世界上许多大的发展中国家，没有一个比得上中国如此大的经济成就。改革开放30年间，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和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远远超过了世界的平均速度。中国过去30年内在减少贫穷人口方面成绩显著，远远超过印度和越南。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的贫穷人口，从改革初1981年的65%大幅减少到2001年的18%左右，其下降幅度是世界少见的。中国各级政府在推动经济开放、吸引外资、扩大出口、招商引资方面，成绩显著。中国在1980年建立头四个经济特区，在1992年接受市场经济，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迈向市场经济和经济全球化方面，步子大，也有相应的防范措施，是发展中国家做得最出色的。　　

    其二，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经验在于采取了以比较优势为中心的综合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主要内容有：第一，在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三者的关系方面，中国找到了平衡点，即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第二，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指导方针非常务实，即集中精力满足人民最迫切的需求，首先就是消除贫困，并在这个领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第三，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第四，确立了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　　

    其三，中国改革采取了积极稳妥的步骤，避免走极端。首先，中国的改革就其本质而言是一场革命，因为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国家经济体制的主要特征，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其次，中国的改革就其过程而言是渐进变化的，这种并不惊天动地的平稳变化累积的效果，深刻地改变了计划经济。有学者认为，中国领导人不赞成激进的政治民主化，只支持渐进的政治试验和温和改革。中国的这一做法，引起外界诸多争议，但中国保持了政治稳定，保证了投资者的信心。　　

    其四，“中国模式”既不同于苏联模式，也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发展模式，而是有着自身鲜明的制度特色。中国不实行全面私有化，而实行以公有经济为主导的混合所有制；虽然也引入了市场经济制度，但政府调节和干预的程度比西方国家要强大得多；中国没有推行多党制和议会政治，不搞立法、行政、司法的“三权分立”；中国虽然允许不同思想流派的存在，但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主导地位。　　

其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模式”的实质内容，它是与时代潮流相随、与世界文明相伴的道路，是一条与全球发展既相联系而又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模式”的实质是中国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实现社会现代化所做出的一系列自主选择的集中体现。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指引下，中国立足于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走自己的路，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以理论创新推进实践创新，结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卓越理论成果，同时在其指导下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道路。如果说“中国模式”有什么成功之处的话，对此最精辟的概括就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政治报告中提到的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体系。　　

（三）“中国模式”的三大理论突破　　

    美国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里金钠·艾布拉米认为"中国模式"不仅具有实践意义，还具有三大理论意义。　　

    首先，"中国模式"首先颠覆了公有制企业没有效率的传统观点。 艾布拉米说，在中国，很多乡镇企业在实现增长方面非常有效率，乡镇所有制也是一种公有制。由此可见，所有制的形式不是衡量效率问题的核心，问题的关键在于企业能否受到预算的刚性约束，从而杜绝无效率的行为。中国乡镇企业的经验证明，公有制和效率不是天然对立的。　　

    其次，"中国模式"颠覆了新兴的大国必是好战和富有侵略性国家的论点。艾布拉米说，在国际关系史上，崛起的国家都好战和侵略成性，其崛起必定会颠覆国际秩序，因此如何遏制崛起的新兴大国成为国际关系理论上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一再宣示，中国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崛起并没有为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再增加一个新例子，反而增加了一个"反例"。　　

   第三，"中国模式"还颠覆了经济发展必将导致西方式民主的定论。 艾布拉米说，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发展和建立西方式民主之间具有必然联系。在中国崛起之前，相关的统计数据已经表明，经济发展和西方式民主制度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而中国的发展则为这种结论提供了最有说服力的实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