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时政文摘（150)2009-10-05

网络时政文摘（150)2009-10-05

论文抄袭成风　难成学术大国
百姓有冤要伸 越级上访怨谁
经济发展欠成熟 规模超日不足喜
「毛泽东方阵」惹联想

东方日报：论文抄袭成风　难成学术大国

北京日前举办「六十周年成果发布会」，教育部一名负责人在会上宣布，中国高等院校科研能力不断提升，按论文数量排序，中国自○四年以来一直居世界第五位，仅次于美、英、德、日。高官得意洋洋地表示，科技论文数量代表了一个国家的科研实力，科技论文数量居前列的国家，往往都成为科技强国。

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把论文数量作为科技强国的标志，却十分荒谬。其实，「论文数量多」本来就不值得吹嘘，中国是个大国，科研人员多，论文自然就多。而目前实行学位职称晋升制度，获取博士学位要写论文，晋升教授也要交论文，论文总量自然不少。

国际学术界对待学术论文，向来重质不重量。可惜在内地，在「论文数量居世界前列」的背后，大批质素低劣的论文充斥高校，这些论文不但「水分」多，而且很多是抄袭的产物。

近年内地大学接连爆出抄袭丑闻，被证实有抄袭行为的大学校长、副校长就有好几个。这些把持大学的学霸是抄袭风的始作俑者，他们获得行政职务后，又想在学术上出人头地，以便抬高身价，寻求更上一层楼，于是千方百计炮製论文，或请枪手代笔或抄袭，或者利用职权在别人的论文上署名。

急功近利 损害科研

广东某大学校长请人为自己写一篇博士论文，捉刀者就大段抄其博士生的论文，结果博士生和校长都先后获博士学位。后来发现，两篇论文连鸣谢部分都一模一样，闹出大笑话。武汉某大学校长更明目张胆抄袭智利一名科学家的论文，被对方在国际场合踢爆，丢脸丢到国外。还有人为了能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不惜花费巨款，请刊物编辑或相关人士来访，或者拉上无关的国际名人署名。

上樑不正下樑歪，教授们也纷纷沦为「文抄公」。上海大学某博士生导师在主持一个国家科研项目过程中，有两篇论文被发现有抄袭现象，抄袭率高达三成以上。博士生、硕士生亦有样学样，近日有网民踢爆，东北财经大学一篇○七年学位论文，与南京财经大学的一篇○六年的硕士论文惊人相似。社会上急功近利的不良风气已渗透大学，一项调查显示，近七成学生有过抄袭论文的经历，而且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有逾四成七受访者表示，抄袭是很正常的现象。

事实证明，学术腐败已蔓延至整个教育、科研体系，不但严重阻碍科研发展，也大大损害国家形象。令人遗憾的是，当局沉醉于「论文数量名列世界前茅」的虚荣中，对日益恶化的学术腐败视若无睹。长此以往，不但中国成不了学术大国，几代人奋斗的科研成果，也有可能毁于一旦。

太阳报：百姓有冤要伸 越级上访怨谁

内地赴京上访人群近年长盛不衰，早已成为当局的心头之忧。「十一」前夕，中央政法委罕有地以问答形式发表意见，强调「不同的涉法涉诉信访桉件，应由不同级别的政法机关分别受理、办理。当事人应逐级反映问题，越级上访不利于解决问题」。

这份意见显示，官方仍将访民列为针对的对象，又将越级上访的责任单方面归咎于访民，以为只要教育好访民，越级上访就会自然消失。这一立场在网上遭到广泛非议，有网民批评政法委「打偏对象，找错原因定错位」。

所谓越级上访，是指公民越过所属辖区走访上级政府投诉，直至赶往北京，在「天子脚下」告状伸冤。四年前，当局颁布实行《信访条例》，明文规定「不得越级上访」、「上访不得超过五人」。事实上，一纸空文难阻「上访潮」滚滚而来，尤其各地赴京上访愈演愈烈，京城访民每日最多可达十万人规模，其中不少是超过五人的「群体上访」。每逢节日庆典，当局为了「维稳」，不得不出动大批警力赶尽各地上访者。

谁也不能否认，上访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无论越级还是不越级都应受法律保障。和四年前出台的《信访条例》相比，今次政法委没有否认「越级上访」具合法性，并决定派出信访巡迴组到各地直接受理民众信访，这些都是进步，而且从社会长治久安而言，当局确应着手解决大规模越级上访的顽疾。

打偏对象 找错原因

但是从维护公民权利的现实来看，越级上访仍是老百姓能採取的最高效维权模式。这是因为，地方行政资源有限，信访大多石沉大海；基层官员腐败堕落，权力部门化，不能秉公处理信访桉例；机关部门相互推诿，信访不能及时处理。地方政权公信力殆失，群众利益没人保护，越级上访自然成为平头百姓穷尽一切手段后的无奈选择。换言之，如果在基层能讨回公道，合理解决，谁愿意舟车劳顿越级上访？

对此，连公安部信访办副主任李竹红也曾经承认，上访群体八成都是农民，绝大多数是来自社会最底层的弱势群体，他们的诉求多有道理，不会有人平白无故地赴京上访。

有人曾作过统计，虽然九成九越级上访者无功而返，但是每天仍有数以万计的农民奔波在上访路上。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原因就在于这些年来，一方面改革、发展、法治、和谐的口号从上到下喊得震天价响，另一方面却山高皇帝远，基层政府和村级组织的管治权不为民用，每天都製造出伤害百姓利益的事情和矛盾，野蛮拆迁、佔地和侵权现象比比皆是。

百姓头上一片天。社会不公，贫富悬殊，民众利益屡遭「官商集团」侵犯吞噬，当权者除了拖就是哄，叫人如何嚥下这口气？不平则鸣，有冤要伸，越级上访，群体上访，实在怨不得老百姓。政法委应该有责任教育官员，为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番薯。

太阳报：经济发展欠成熟 规模超日不足喜

金融海啸后，中国在世界经济舞台的重要性日见显着，将中国捧上半天的评论和报告接踵而来，近期较瞩目的言论，包括世界银行行长佐利克指出，人民币十年内可在国际金融市场扮演重要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半年一度的《世界经济展望》，也将带领亚洲走出经济低谷的重任寄託在中国身上，估计中国这个第三大经济体今年将增长百分之八点五，明年进一步升至百分之九。

至于身为第二大经济体的日本，国基会估计其今年经济增长收缩百分之五点四，明年回复正增长，但增幅仅百分之一点七。在此消彼长下，中日两国的总体经济规模差距将进一步收窄。报告指出，去年中国的本地生产总值约为四万四千亿美元，而日本同期的本地生产总值约为四万九千亿美元，根据国基会的预测，以及考虑汇率和价格变动因素，中国经济规模最快在今年、最迟在明年肯定会超越日本。《纽约时报》更指出，经济学家估计中国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变，最快明年便会成事，比同类调查原来的预测结果提早五年出现。

中国与日本无论在国土面积及人口规模上均相差甚远，而且经济发展的成熟度差异亦大，本来不宜直接比较，况且单以经济总体规模来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实力，往往失诸片面。中国是一个拥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任何数字乘以十三亿，马上变为天文数字，此所以中国在互联网使用上，不消几年工夫，网民数目就成为全球一哥。但换一个角度看，由于人口庞大，任何成就和建树除以十三亿，以人均计算，中国的窘态马上表露无遗。因此最重要的不是只看总体经济规模在全球的排名，而是中国的人均生产总值究竟处于甚麽水平。

中国即将展开「十二．五」的规划编制，要达到小康的生活水平，仍需全力以赴。再者，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向是靠投资和出口推动经济增长，与成熟经济体靠服务业和内需市场支撑经济增长的模式，大异其趣。过去十年，绝大部分时间的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均远超经济增长率，显示投资与产值未能同步增长，经济效益不断下降。在这情况下，经济发展速度愈快，问题恶化程度愈深，不可不察。

事实上，中国经济的软实力，如可持续发展、创新、品牌、资本市场等，需要改进的地方依然甚多，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甚大。中国即使短期内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仍未具备足够条件跻身经济强国之列。

中国评论﹕「毛泽东方阵」惹联想

【明报专讯】国庆60周年中的「毛泽东方阵」，引起的各种揣测和联想还在海内外持续发酵，有人据此作出中共政策将作出某种调整的预测，但观乎过往60年历史，除了1979年的宣示一国两制对台方针的「叶（剑英）九条」外，国庆从来不是重大政策宣示的最佳时机。

中共没有「毛泽东主义」

说起毛泽东思想，最早是在1943年7月5日时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的王稼祥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提出的，文中认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的布尔塞维主义，中国的共产主义。」以后，毛泽东思想逐渐成为中共的指导思想。

领导思想尽入「理论体系」

但需要留意的是，儘管国际上常有Maoism之称，但中共从未承认过「毛泽东主义」的称谓，相反，一直刻意与国际上的「毛主义」组织保持距离。中共坚持「毛泽东思想」（Mao Zedong Thought）的称谓，据说是因坚奉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理论基础，正如中共一名烈士所言，「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而毛泽东思想只不过是对马列主义的发展，是中国的马列主义。因此，后来的「邓小平理论」、江泽民「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都不涉「主义」二字，无他，「一个主义」是也。

与「全世界几百年、中国几千年」（已故中共副主席林彪文革中语）才出现的毛泽东思想相较，近年中共的理论创新确实日新月异，1990年代才定型邓小平理论，到本世纪初就推出了「三个代表」思想，不到10年，「科学发展观」又诞生了，党章、宪法中的指导思想有日见累赘之虞。于是，理论智囊献上一计，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将邓江胡的发明「一网打尽」，看来，未来新领导人的任何新创理论，也都难逃这一「体系」了。(孙嘉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