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尚的哲学和哲学的时尚——评刘永佶的哲学时代观

    马克思在青年时期曾经提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其实，这个命题是在马克思创立其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之前的一个命题，还不能算作马克思主义的命题。

    首先， “真正的哲学”是指一个学科门类呢，还是指哲学流派，还是哲学观念，没有明确的指向；其次，哲学作为科学的一个门类，其目的是为了揭示客观世界及人类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那么这个客观世界的普遍本质和规律是唯一的、普遍的，并不以时代变迁而变化，那么何以揭示这个规律的“真正的哲学”会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呢？其三，哲学是否仅仅是时代精神的精华，那么科学技术的发展揭示的对客观世界的新的认识不是哲学的来源了吗？其四，真正的哲学与其时代是严格的对应的吗？其五，已经被证明是反映世界规律的哲学，是否会因为时代变迁而被否定呢？也就是说，这个被中国哲学界广为引用的命题其实还存在比较大的模糊性和不彻底性。这个命题只有通过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掌握才能得到正确的认识。

    1890年10月27日，恩格斯在给康.施米特的信中，就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作了一个简明的阐述，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哲学与时代的关系。

    恩格斯首先认为把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等的发展，归为经济原因的做法是迂腐的。他说：

    “至于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那么它们都有一种被历史时期所发现和接受的史前的东西，这种东西我们今天不免要称之为愚昧。这些关于自然界、关于人本身的性质、关于灵魂、魔力等等的形形色色的虚假观念，多半只是在消极意义上以经济为基础；史前时期的低级经济发展有关于自然界的虚假观念作为补充，但是有时也作为条件，甚至作为原因。虽然经济上的需要曾经是，而且越来越是对自然界的认识不断进展的主要动力，但是，要给这一切原始状态的愚昧寻找经济上的原因，那就太迂腐了。”

    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独立性：

    “科学的历史，就是把这种愚昧逐渐消除的历史，或者说，是用新的、但越来越不荒唐的愚昧加以代替的历史。从事这些事情的人们又属于分工的特殊部门，并且认为自己是致力于一个独立的领域。只要他们形成社会分工之内的独立集团，他们的产物，包括他们的错误在内，就要反过来影响全部社会发展，甚至影响经济发展。”不仅在分工上，意识形态部门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而且，意识形态的发展有自己的规律和方向，而且，意识形态部门和产物，会反过来影响社会发展。

    由此推论，恩格斯认为意识形态可以超越经济发展：

    “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因此，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法国人是以英国哲学为依据的），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

    恩格斯重申了经济基础的决定性作用：

    “但是，不论在法国或是在德国，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普遍的学术繁荣一样，也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发展对这些领域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这在我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这种至上权力是发生在各该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例如在哲学中，它是发生在这样一种作用所规定的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这些经济影响多半又只是在它的政治等等的外衣下起作用）对先驱所提供的现有哲学材料发生的作用。”

    那么，经济基础对哲学的作用是什么性质的作用呢？恩格斯认为，经济基础是通过政治、法律、道德，间接地对哲学等意识形态产生作用：

    “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多半也是间接决定的，因为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可见，“任何真正的哲学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作为一个命题并不彻底。

    可是有的人却把这个不彻底的命题又推进了一步，提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刘永佶先生沿着这个错误的方向又向前跨了一大步。他提出：“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他的依据是：“时代是人的时代，是人类发展过程的阶段。任何人都在特定时代生存，人生存、繁育的连续性构成时代的继承。人的生存和发展是各个时代共有的一般性，其基本矛盾也就成为哲学的一般性主题。不同的时代精神都体现着这个主题，而时代的特殊矛盾，决定了时代精神的特殊性。”（《哲学的时代性与时代的哲学》）

    在这个观点的指引下，刘永佶先生给我们带来了时尚的哲学。刘永佶先生为每个时代寻找到了这些时代的“时代精神”，然后找到了它们的哲学。比如，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奴隶社会的诸神崇拜、封建时代的上帝主义、集权官僚时代的天命主义、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劳动主义。因为人的不同，时代的不同，哲学的外衣也随之不同。而我们已经知道，他说的时代精神就是时代的崇拜而已，只不过崇拜物不同。劳动主义提倡的就是对劳动的崇拜。好像是皇帝的新衣，刘永佶先生编织的哲学外衣根本就不存在。然而就他提出的哲学的时代性来看，我们不得不说，他的命题也是虚妄的。

    我们知道，作为客观事物及其内外联系，是纷繁复杂的。人类的理性是逐步发展起来的，是有限的。人类认识世界所获得的知识目前也是有限的。那么，人类获得的许多信息以及解释就带有很大的主观性和局限性。也就是说，人类的知识体系是极其不完善的。这时，我们就能看到一种图景，这个图景是对世界的极其混沌的描述，许多解释和描述是不全面、不真实、不客观的。而这个图景却是以一种逐步清晰的运动在变化着的。一些细节在清晰起来，一些联系得到反映，一些事物开始得到真实的描述。这就是说，主观与客观、错误与正确、混沌与清晰、虚假与真实、分散与系统、幼稚与成熟等等性质同时存在于人类的知识体系中，尤其是哲学图景中。按照刘永佶先生的说法，一切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那么，这些哲学就不用考察是否是真正的哲学，而都成为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我们看到哲学史上有各种关于同一事物和现象的争论，那么不论对错，他们都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吗？

    而一旦刘永佶先生承认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那么他的关于时代的哲学的梦呓也就不得不打破了。因为他同时还提出了一个命题：“一个时代只有一种主导的哲学观念，它是特定历史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哲学观念是各时代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我们已经知道哲学是时代精神的概括，也就是说，任何算得上哲学的观念都是时代精神的概括，现在出现一个“主导的哲学观念”，那么，那些不占主导的哲学，就不是时代精神的概括。可刘永佶先生又说哲学是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刘永佶先生是否能告诉我们，是你疯了，还是我们疯了？

    我们接下去推论，当这个时代还没有开始的时候，时代不能提供哲学家可以集中概括的思想资料。也就是说，这个时代必须首先存在，而后才能产生这个时代的哲学。刘永佶先生把劳动主义作为一种哲学提了出来，那么按照刘永佶先生的逻辑，劳动主义应该是一个新的时代的时代精神的集中概括。可是，刘永佶却又说：

    “新哲学观念的形成是社会矛盾斗争的结果，是变革势力壮大发展并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主要方面的体现，它导引着社会变革的方向。”（《哲学观念是各时代主要矛盾的集中体现》）

    那么，新哲学又成了社会变革即新时代的引导者，可是这个新时代还没有出现，这个新哲学又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又是如何对新时代精神进行概括的呢？

    现在“劳动主义”出现了，是否意味着劳动者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西方，劳动者还不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在东方中国，劳动者也同样不处于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私营企业已经占据大半江山，劳动者完全没有取得社会主人翁的地位。这又如何解释呢？劳动主义又是如何对现在的时代精神进行概括的呢？如果对现在的时代精神进行概括，我们得到的将不是劳动主义或者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

    为什么刘永佶的逻辑无法解释他自己提出的哲学与时代性的矛盾呢？原因就在于，刘永佶先生夸大了哲学的时代性，否认时代的一般性，以及哲学对这种时代的一般性的把握；刘永佶先生否认规律的一般性，而承认时代的特殊性，这样就否认了哲学可以从一般性上把握世界的可能性，也就否认了哲学的普遍性和传承性。从根本上说，是刘永佶先生用自己的主观替代了哲学的本身发展规律，替代了哲学与时代的本质联系。

    哲学不仅观照哲学家所处的时代，同时，观照客观世界及其普遍规律。客观世界依照一定的规律自在地运行着，人类社会是客观世界的组成部分，人有理智，人类社会有自己独特的规律。哲学是对这个世界及其规律的总的认识，世界及其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不因人的时代变迁而转移。因而，反映客观世界及其规律的哲学就具有相对于人和时代的普遍性。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可以提供在普遍意义存在的条件下的相应指导性。辩证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唯物主义之所以具有对社会主义的指导意义，是因为它的理论体系把握了客观世界的普遍性，因此，它能够作为对实现未来运动的指导思想。所以，恰恰不是具有时代性的哲学具有对下一个时代有指导性，而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体系，能够从事物发展的本质看到未来社会发展趋势，从而引导新的时代。

    人类试图逼近客观世界的真相，探索其后面的规律的趋势使得哲学具有同科学一样的相对独立性。不同的哲学观念都在以自己的方式解释世界，提出改造世界的方法。时代的变迁是哲学发展的思想来源之一，但不是唯一的思想来源。自然界的运动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可以提供新的思想材料，推动哲学逼近客观世界的真实面貌。哲学作为意识形态部门具有自身的发展规律，受到哲学家个性、人类大脑的发育、知识的积累、文化传统等各种因素的影响有自身发展的逻辑。正如数学可以相对脱离现实，走向更深的知识领域。哲学也可以根据其自身逻辑，走向逻辑远方。因此，哲学可以在一定条件下领先于时代的发展。哲学也可能落后于时代。时代提供了哲学思考的源泉，提供了意识形态发展的物质条件，也是哲学观念的实践场所。时代会提出很多哲学部门难以理解的新问题，促使哲学部门不断探索现象背后的本质。哲学与时代不存在严格意义上的对应关系。这样我们就能看到，落后国家可以在哲学等意识形态部门取得领先地位。

    哲学部门会产生不同的哲学，因而不同的哲学会影响到不同人的思想。持有不同思想的人，会产生不同的社会运动。这就是哲学对于社会、经济的影响。持有相同思想的人会形成一定的集团。而只有思想符合人的需要，才能成为他们的思想工具和武器。所以我们看到不同利益集团的人持有不同的哲学思想。强势集团会推广他们的哲学思想。这就是刘永佶先生看到的主导哲学观念的由来。这给了刘永佶先生一个错觉，似乎主导的哲学观念来自于阶级矛盾和冲突。殊不知，哲学观念犹如刀枪，是可供选择的理论武器，武器的使用者未必是武器的制造者。这是很简单的道理。

    至此，我们看到刘永佶先生的时代性哲学不过是一件件皇帝的新衣，我们不能不佩服刘永佶先生的良苦用心。可刘永佶先生只是一个不合格的裁缝。

（评“劳动主义”之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