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农业产销体

我们试图在江南办一农场，恢复在明清时期已经达到高度“综合性、生态性、循环性”的传统农业，通过在城市开设餐厅销售这些超越“绿色、有机”的农产品来取得经济效益来壮大规模，让世人特别是政府部门了解我们的传统农业、进而了解传统科技。在西方科技造成的对立超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范畴，已然上升到人与自然的矛盾的严重时刻，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中华科技传统正名的工作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在此招募有志青年（特别希望有过农业生产、中兽医背景的）来共同从事这项为中华科技传统正名的事业。联系人：顾康明 13912732578  

传统农业产销体　　

20世纪是化学工业的大发展时期，全面介入了经济生产的各个部门，农业当然也不例外。化肥的投入与农药的使用，在短时期内，农作物的产量就得到了大幅度的增长。当时的西方人对此雀跃不已，以为破解了“地力衰竭论”——这一几个世纪以来始终萦绕在他们心头的噩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逐渐发现农药、化肥在带来充足食品的同时，也造成了对自然环境的空前破坏：土壤退化、水体污染导致生物多样性减少，使得生物之间互相生克的生态系统稳定性日趋弱化，但是为了维持农作物的高额产量，却又不得不加大化肥与农药的使用程度，这更加剧了对自然环境的破坏。而生存于其间人也只能吞咽着这自酿的苦果——最明显的莫过于新生儿的畸形和恶性疾病谱的扩展。触目惊心的现实促使蕾切尔卡逊研究撰写了《寂静的春天》一书，警醒人类如果不改变现有的化学农业生产方式，那么本应草木明媚，鸟语花香的春天，却将万籁俱寂，满目萧瑟。在她的呼吁下，从那时起，西方国家开始逐步探索农业生产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耕作方式，并称之为有机农业、生态农业或自然农业。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逐步加大化肥与农药在农业生产中的使用力度，也确实为80年代初的粮食增产做出了巨大贡献。但是30年来，伴随这种增产而来的负面效应也在逐步加深。因而国内部分“有识之士”也开始亦步亦趋的模仿西方搞起了“生态农业”。抱着传统就是落后的成见，完全无视中国传统农业在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前提下，保持着源源不断高效且优质的产出。明清时期的江南地区，这种生态化的农业生产更是达到了高度综合化、系统化，并且实现了商业性经营。　　

嘉靖时期常熟人谭晓因“倭乱时献万金城其邑”，后县令王叔杲“撰谭晓祠议以旌其功”。而谭晓巨额财富的来源便是其农业经营所得。关于谭晓的记载，主要见于李翊《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和《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二者关于谭氏的经营活动的记载大体相同，但也有一些差别。兹将二者俱胪列于下，然后进行分析。　　

《戒庵老人漫笔》卷四“谈参”条：“谈参者，吴人也，家故起农。参生有心算。居湖乡，田多洼芜。乡之民逃农而渔，田之弃弗辟者以万计，参薄其直收之。佣饥者，给之粟。凿其最洼者，池焉。周为高塍，可备坊泄，辟而耕之。岁之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汁，皆畜鱼。池之上，为梁，为舍，皆畜豕，谓豕凉处，而鱼食豕下，皆易肥也。塍之平阜植果属；其污泽植菰属，可畦植蔬属，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入，某匦果入，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复三倍”。　　

      《常昭合志稿》卷四十八轶闻：“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渔，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佣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余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梁，为茇舍，畜鸡、豕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泽种菇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室中置数十匦，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　　

从上述记载可见，谭氏农场的规模很大，实行多种经营，即把种植业、饲养业等不同生产部门都包括了在内，不仅生产粮食、水果、蔬菜、菇茈菱芡等植物性产品，而且也生产猪、鸡、鱼等动物性产品。更重要的是，这些生产彼此结合，从而产生了更高的经济效益。　　

而到了明代末年，湖州涟川沈氏将当地传统农业生产知识撰写成书，系统论述了耕耘、艺谷、种蔬、桑蚕、畜牧等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清初大学者桐乡乌镇张履祥痛于明室覆灭而隐居乡野，感于《沈氏农书》不甚详谵，遂将躬耕农桑之经验补叙其中，因而更臻完备，后世名其为《补农书》。书中附有张履祥为其亡友海宁邬行素遗属所做的农业生产经营规划《策邬氏生业》。邬行素是张氏友人，在海宁甪里堰附近（距离张履祥所居住的桐乡不远），种田为生，有田十亩，池一方。邬氏殁后，母老子幼，无以为生，张氏为策划。兹将其所述引录于下：　　

      “今即其遗业，为经画之如左：瘠田十亩，……莫若止种桑三亩（原注：桑下冬可种菜，四旁可种豆、芋，此项行素已种一亩有余，今宜广之，已种者勿令荒芜）。种豆三亩（原注：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种竹二亩（原注：竹有大小，笋有迟早，杂植之，俱可易米）。种果二亩（原注：如梅、李、枣、桔之属，皆可易米；成有迟速，量植之。惟有宜肥宜脊，宜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亦有宜燥宜湿，宜湿者于卑处植之）。池畜鱼（原注：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壅桑；鱼，岁终可以易米）。畜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原注：稚羊亦可易米。喂猪须资本，畜羊饲以草而已）。……竹果之类虽非本务，一劳永逸，五年而享其成利矣（原注：计桑之成，育蚕可二十筐。蚕苟熟，丝绵可得三十斤。虽有不足，补以二蚕，可必也。一家衣食已不苦乏。豆麦登，计可足二人之食。若麻则更赢矣，然资力亦倍费，乏力，不如种麦。竹成，每亩可养一二人；果成，每亩可养二三人；然尚有未尽之利。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　　

据此方案，在邬氏农场的各种田地上，都采取复种或间种。例如在桑地上，“桑下冬种菜，四周种豆芋”；在豆地上，“豆起则种麦；若能种麻更善”；在果地上，“（土）肥者树下仍可种瓜蔬”。而张氏在另外一文中讲到：“（桐乡）不得已则于桑下种菜，谓菜不害桑也。其实种菜之地，桑枝不茂，此不特地力之不尽，亦见人工偷惰，无足取也”。换言之，他为邬氏遗属作的规划中，土地利用率已达到极高的程度。　　

另外从经济的层面上来看这两种经营，可以发现二者有很大的共同性。　　

      首先，在这两种经营中，经营者都根据自然资源的特点，采取不同的利用方式，因地制宜地进行不同的生产活动。谭氏的做法是在池中养鱼，池上架设猪圈鸡舍养猪和鸡。塍上种植各种水果。田地种植水稻。稻田之外的零星地块，特别低洼的（即“污泽”之处）种植菇茈菱芡，稍高一些的则种植各种蔬菜。张氏方案则是在改造所得的旱地上，因地制宜种植种桑、菜、芋、豆、麦、麻、竹、果等不同作物，并且在池塘中则养鱼，以及利用桑业生产的副产品枯桑叶养羊。因此两种经营都包含了多种农业生产活动，可以说是一种因地制宜的综合性农业。　　

      其次，这两种经营都十分商业化。谭氏农场的产品主要为了出售，因此每日都有收入，每月会计数次。而据张氏方案，邬氏农场虽然规模很小，但其经营活动却也十分商业化。不仅如此，谭氏农场生产出来的稻米，有相当一部分要留作谭氏家族和雇工的口粮；而张氏方案中的邬氏农场不生产稻米，该户所需要的食米全部依靠出售蚕桑、鱼、羊、果、竹等生产的产品所得的收入来购入。就此意义上而言，邬氏农场的商业化的水平，可能比起谭氏农场还更高。　　

 第三，利用废物。在上述经营中，农场上的不同生产活动被结合了起来。由于这种结合，一种生产活动所产生的废物（如猪、鸡、羊、鱼的粪便，或者枯桑叶），便可作为另外一种生产活动所需要的资源，得到再利用。相对而言，在谭氏农场上，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联系还不十分密切，而在张氏规划的经营中，各种经营活动之间的关系却已十分紧密。因此在资源再利用的范围和水平方面，后者处于更高的阶段。　　

接下来，我们再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分析。　　

旱地、水田和池塘三种不同形态的资源，这三种资源又组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微观生态环境。在这个微观生态环境中，不同的作物都有合适的生长条件。因此在这个很小的生态环境内，农民可以因地制宜地从事多种经营活动。这不仅降低了天灾和市场风险可能给农业带来的危害的程度，而且也减少了农业生产在特定时间对某一资源（例如农业用水、肥料乃至特定时间和种类的劳动力等）的需求。农民不仅能够选择最有利的生产活动，而且能够把不同生物种群组合起来，利用空间，形成多物种共存、多层次配置、多级物质能量循环利用的立体种植与立体养殖相结合的农业经营模式 。阿尔铁里在谈到生态农业时强调：生态农业的首要原则，是农业活动“永远要多样性，决不要单一种植”。 　　

      废物的再利用就可以说是生态农业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知道，各种生产活动都会产生废物，而生态农业的主要特点之一就是对这些废物进行再利用，从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并且也减少废物对环境的污染。　　

      对农业生产所产生的废物进行利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在江南，农民很早就把废物作为肥料加以利用，并且发明出了不少有效的利用方法。但直到明代中叶，这种利用方式基本上还比较简单，亦即将一种农业生产活动产生的废物，直接作为肥料而用于另一种农业生产活动。到了明代中期，精明的谭晓发明了一种利用废物的新方式——把猪和鸡的粪便作为鱼的饲料。按照当时苏州一带的习惯，有鱼粪便的淤泥，通常被罱取来作为稻、桑的肥料。因此谭氏的方法，体现出他的农场对某种废物（猪和鸡的粪便）进行了两次利用。但是由于没有明确的记载，详情难以确知，因此我们只能说当时的废物利用可能出现了新的方法，但是还不普及，而且也还比较单一。到了明末清初，从张氏方案来看，废物再利用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例如，张氏已明确地说把含有鱼粪的池塘中淤泥，用来作竹、桑的肥料。张氏在其他著述中，又讲到用枯桑叶（种桑活动产生的废物）作羊的饲料，用羊粪（养羊活动产生的废物品）作为作种桑的肥料，而蚕沙（养蚕活动产生的废物）又成为种麦和种豆的肥料。由于各种经营活动之间建立了一种连锁关系，所以废物得到多次利用。然而，大概是由于上述许多活动在当时已是人人皆知，因此张氏在其方案中未对有关的具体情况进行详细说明。为了更深入地分析废物再利用的问题，我们特把这些情况作一更全面的讨论。　　

      当时杭嘉湖一带农业所产生的废物，主要有四类，即：（1）人、畜（包括蚕、鱼）的粪便，（2）农作物残留物（如作物秸稭、枯桑叶等），（3）池塘和沟渠的淤泥，（4）田间杂草与池中水草。其中，有一些（第一、三类）可以直接作为肥料使用；另一些（第二、四类）则可作为饲料利用，转化为粪便后又作为肥料使用。前一种利用是一次性的，而后一种利用则是多次性的。在明代中期以前，农户养羊、养鱼似乎还不普遍，所以对废物的利用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到了明代中期以后，多次性利用开始流行起来。而到了明末清初，多次性利用技术已经比较成熟了。下面我们就从养鱼讲起。　　

      当时江南农民在水资源利用方面，主要方法是养鱼。由于养鱼利大，当时人把养鱼列为畜牧养殖业之首 。养鱼的方法，王士性说是“吴越养鱼，……入池当夹草鱼养之。草鱼食草，鲢鱼则食草鱼之矢。鲢食矢而近其尾，则草鱼畏痒而游。草鱼游，鲢又觅随之。……故鲢、草两相逐而易肥”。而鲢鱼的粪便最后又会和塘底淤泥一同罱起作为农田肥料，因此对于利用已经不止一次。但是如果把养鱼与养羊结合起来，则利用次数还更多。这一点，明末徐光启已作了明确的说明：“（羊）或圈于鱼塘之岸，草粪则每早扫于塘中以饲草鱼，而羊之粪又可以饲鲢鱼，一举三得矣”；“作羊圈于塘岸上，每早扫其粪于塘中以饲草鱼，而草鱼之粪又可以饲鲢鱼。如是可以损人打草”。　　

      在张氏方案中，养鱼和养羊均占有重要地位。张履祥说养鱼应仿效湖州人，以草为饲料 ，可知所养之鱼主要是草鱼。张氏在又说到“若鱼登，每亩可养二三人，若杂鱼则半之”，可知养的不止一种鱼。由于是多种鱼混养，可知使用的方法应即王士性所说的那种在江南普遍使用的方法。同时，由于张氏方案把养鱼和养羊并重，因此在养鱼和养羊时采用徐光启所说的方法也是非常可能的。关于羊的饲料，张氏说“畜羊饲以草”，而据《沈氏农书》，当时羊的饲料除了草外，还有枯桑叶（作为过冬饲料），二者在饲料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大体相同，各占一半 。因此在张氏规划的邬氏经营中，枯桑叶先被用为羊的饲料，而后产生的羊粪被用作草鱼的饲料，草鱼的粪便又成为鲢鱼的饲料，而最后鲢鱼的粪便连同淤泥一同又成为桑地使用的肥料。这样就形成了对枯桑叶的多次利用。　　

      由此可见，在这个过程中，原为废物的枯桑叶经过了五次利用，最后变成肥料，然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多次利用，从而形成了枯桑叶这种废物的多次利用和循环利用。　　

      此外，桑地生产出来的桑叶是蚕的饲料，而蚕产生的粪便（蚕沙），又是一种优质肥料。嘉湖农民通常把蚕沙与蚕吃剩桑叶梗、垃圾加入畜粪，一同下窖沤熟 ，制成混合肥料，施用到田地中。这又形成了另外一个再利用的过程。　　

      上述两种对废物的利用方式，比起以前将这些枯叶焚烧后作为草木灰肥来使用的一次性利用方式，都更加复杂，也更加科学，形成了一种对废物的循环利用，从而大大提高了对废物的利用程度。　　

      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看，对废物的循环利用的基本机理是生物的食物链原理。游修龄说：“生物在自然界的长期演化过程中，建立起相互制约的食物链联系，形成了分级利用自然资源的高效率的系统。现代把这种自然生态中高经济效能的结构原理应用于农业生产，称之为生态工程。生态工程中最基本的一种就是物质能量的分级使用”。他还从“食物链的综合利用”的角度，对明清江南太湖地区的“农田生态平衡模式”进行了分析，指出在这种模式中，“动植物生产和有机废物的循环从田地扩大到了水域，组成了水陆资源的综合循环利用。粮食生产方面实行稻麦一年两熟，并在冬季插入紫云英绿肥、蚕豆等，其他肥料来自猪粪、河泥等，蚕桑方面利用挖河塘泥堆起的土墩种桑，用稻秆泥、河泥、羊粪壅桑；桑叶饲蚕，蚕矢喂鱼，水面种菱，水下养鱼虾，菱茎叶腐烂及鱼粪等沉积河塘底，成为富含有机质的河泥。羊吃草，过冬食桑叶，可得优质羊羔皮，等等。就这样，把粮食、蚕桑、鱼菱、猪羊等的生产组成一个非常密切的互相支援的食物网，使各个环节的残废部分都参加有机质的再循环，人们从中取得粮食、蚕丝、猪羊肉、鱼虾、菱角、羔皮等动植物产品，而没有什么外源的能量投入。这是中国传统农业中充分利用太阳能的高度成就”。而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就最好地体现了这个成就。由此而言，明清江南的生态农业可以说已经相当成熟了。　　

生产优势　　

粮食生产：一季水稻、一季小麦。小麦生产比较简单，秋天播种到来年春天收割，这段时期是昆虫的冬眠期，所以基本不会有病虫害发生。而水稻生产从五月到十一月，正好是各种昆虫的大量繁育期，因而防止病虫成灾的问题犹为要紧，而我国古代就已经发明了稻田养鸭驱虫的技术，田间放养的鸭子会把其间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稻飞虱、稻椿象、稻象甲、纵卷叶螟等虫子和杂草消灭，而这些虫子、杂草不仅养肥了鸭，鸭产生的粪便还肥沃了田地。相当长一段时间，因为化肥、农药的使用，这种技术在我国竟然濒临失传，最近几年才因日本科研人员的发扬光大而“出口转内销”，真是不免有点数典忘祖！　　

蔬菜生产：蔬菜种子采取附子液浸种，从源头上控制带病菌的同时，在生长时期可以采用辣椒水、草木灰、苦参液等喷洒叶面，能够有效防止昆虫成灾却不会将其赶尽杀绝。　　

家禽养殖：为什么现在的家禽发病率这么高呢？主要是现代化的工厂养殖，把大批家禽关在一小格一小格的笼子里，一年四季不见天日，更别说运动了，喂的又是配合饲料，所以才会导致那么多疾病。而散养的家禽体质健壮，基本上很少生病，即便某几只生了病，因为平时免疫力较强的缘故，也不会出现大面积的传染。当然，我们确实需要招募中兽医专业人员加入，以更好的防病、治病。　　

参考书籍：几千年来产生的农书浩如烟海，比较便于我们参考的有《氾胜之书》、《陈敷农书》、《东鲁王氏农书》和上文提到的最适宜我们的《补农书》。家禽疾病防治上还有著名的中兽医专家向春涛先生校释的《猪经大全新解》。　　

市场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部分群体既富且贵，自然欲求俾寿而康。於是参茸燕鲍大行其道，然而补品毕竟不能当作食品，但是化学农业产品不仅食之无味，且其生产过程中化学药物的大量使用对人体的危害犹其巨大，因而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物却瞻前顾后，不敢下手。于是一些野生禽兽开始遭人热捧，价格也是水涨船高，历经多年捕略，数量日渐稀少，往往有价无市。 搜寻农村土特产的热潮开始蓬勃发展，方兴未艾。从这些年城乡间雨后春笋般，日渐增多的土菜馆、农家乐可以看出，对于优质农产品，普通民众尚且趋之若鹜，富裕群体自然更甚於此！

　销售模式涉及商业机密不便再网上公开　

复兴中华文明 造福世界众生  　　

——为中华科技传统正名　　

很多人想当然的认为传统就是落后，现代就是先进。甚至认定中国传统没有科学，只有一些零敲碎打的技术。殊不知，中国传统的农学与医学、数学、天文学、历学、地学、水利学、工艺学、运筹学、灾害学等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的科学体系。然而现实情况是，除了医学因其特殊的疗效而得以为世人所知外，其他传统科学技术则藏在深闺，鲜有人识。硕果仅存的医学在饱受西医利益集团的打压、污蔑之下亦是举步维艰，百年以来日渐衰微。而西方科技两三百年来蓬勃发展，一时之间光彩夺目、无与伦比，连马克思都要说“资本主义问世以来的一百年间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人类社会一切时代所创造的生产力总和还要多”，冷静下来却发现其生产生活方式对自然环境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并且其科技越发展对自然环境的压力越发加剧。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一切都要从世界观上说起。因为有什么样的世界观，才会有什么样的方法论。可以说“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与“大化流行，品物咸亨”是东西方世界观在对待自然万物方面最根本分歧。　　

从《旧约·创世纪》的“大地厚生，生生不息，满载于世，征服他罢，努力去支配海中之鱼，空中之鸟，以及在地球上走动的一切生物。”发展到到达尔文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正是抱着这样的世界观：政治上从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开始对外劫掠便是西方文明发展模式中最关键的环节，近代地理大发现后，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地位得到确立以后，这种资本中心国以依靠掠夺外围国家的财富、资源与劳动力来发展的政治模式得到进一步强化；医学上，不求强健自身体魄来提升免疫力，而固执的认为是外界的病毒倾入导致身体的疾患，于是遍施消毒药剂，通过杀灭一切微生物，来确保自身的安全；农业生产上，以狭隘的“人类中心主义”将自然界的昆虫草木分为“有益的”与“无益的”，将“无益的”生物赶尽杀绝，最后破坏了生态平衡，造成了生态灾难。　　

而中国传统则认为“道生万物”，万物与人一样，都是自然所化育。《易传·系词》上讲“天地之大德曰生”，这里的生命不仅包括人类，更指世间所有的生命，万物自由地生长是天地赋予的权利，其正常生息繁衍并不有害于人，因此《中庸》说“道并行而不相悖，万物共生而不相害”。秉承着“大化流行，品物咸亨”的世界观：政治上，历代的朝贡体系虽然也表现出不平等的“中心—边缘”式的结构特点，然而其本质却恰恰相反，它不是建立在中心对外围的征服与掠夺的基础上的，而是以边缘对中心的文明需求为动力，以经济利益从中心向外围的流动为机制，以安定四方、协和万邦为追求的；医学上《黄帝内经》认为“正气存身，邪不可干”，通过提高自身的身体素质来与微生物和平共处；在农业生产上，主动维持生态平衡，积极利用生物之间相生相克的关系来防止灾害的发生。　　

西方科技在资本的主导下，凭藉坚船利炮横行世界，所到之处浊水横流、烟尘蔽日、草木萧瑟、昆虫绝迹，其造成的对立业已超出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的范畴，已然上升到人类及与人类相伴始终的自然环境的矛盾，如果这种趋势不改变，那么人类将随着自然环境的毁灭而毁灭。　　

从“大化流行，品物咸亨”的世界观，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德观，我们中华民族没有以剥夺外围国家资源来发展自己的意图。当然有人说道德信念并不可靠，认为自身资源不足以支撑13亿人口实现资本主义的生产生活方式的中国必然走向海外扩张。可现实的形势是中国没有能力将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外围化，特别是将控制着世界资源的七国工业集团外围化，通过剥夺它们的资源来实现资这个目标。因此，如果想避免在与它们争夺外围的核战争中共赴黄泉，中华民族必须首先选择一条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道路。　　

而中华民族的科学体系中的典型传统农学，是人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典范。因此恢复它，让社会大众了解它，进而了解有别于西方的中华科技体系在化解人与自然相矛盾方面的优点。在各方面形成共识后，在政府主导下积极推动中华传统科技体系的复兴与发展，尽快开拓一条生生不息的永续发展之路，对于重重危机之下的人与自然万物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