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红学者八种“秀”

当红学者八种“秀”　　

姚 齐 源　　

不带偏见地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的许多经济学家，还是颇能体察民众求富之心、谋求国家发展之略的，为改革开放建言献策，对国家的发展进步贡献不菲。　　

但自90年代中期以来，锐不可当地席卷中国的商业化风潮，则使得相当一部分深谙“经济”之道的经济学家们心动砰然，激昂吹出“让知识更值钱”的号角，隳突叫嚣，炒名气炒到当红，卖热点卖成豪富，研究工作渐渐地被佐料以了铜气味，虽然不好说是不是多数，但确有不少的学者，以“做秀”代替研究。此尤以一些“当红”学者为甚，其所做之“秀”，大体有如下八种。　　

1、东施效颦“摹仿秀”　　

中国与现代世界有了差距，自然就要追赶，搞些“拿来”也在情理之中；只是，中国也确实吃过“简单拿来”（史称“教条主义”）的苦头，所以改革初期就有“食洋不化”的警示。然而，这种思维的“消化道疾病”似乎有慢性化趋势，新近，某经济学家又出希冀惊人之语，称：目前中国的经济问题之症结，不在需求，而在供给。这话语乍听去似乎很新潮，而熟知国外经济研究动向者都知道，这无非是对上世纪后期英、美流行的供应学派的一出“摹仿秀”而已。据该学者言：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了需求管理如何如何的无效。这话也倒不全是假，西欧国家的确正在学步英、美，对其实施了50多年的凯恩斯主义（以需求管理为基础的一种主义）进行改革，而这出摹仿秀的蹩脚之处在于：欧美国家，是在其实行凯恩斯主义了数十年后，在其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两万美元以上，在其社会福利制度全面形成情况下，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才出了毛病的；以中国尚在市场经济初级阶段的身份，就要去轻言需求管理政策“失效”，是否有“超阶段”之嫌？更何况，直到八十年代以前的实践都证明了，凯恩斯主义是西方用以抵制社会主义、拯救资本主义的灵丹妙药。再何况，自八十年代以来，西欧国家在推行新自由主义过程中，已然经历了不小的阵痛，至今并未走出困境。对这些复杂的现象不加深入分析，就要急忙去拿供给学派的理论来用，启不是活脱脱的一个东施效颦？　　

2、南辕北辙“脱口秀”　　

眼下有一句话，几乎成了天天要求别人“学会用市场经济办法”的学者们逢场必称之言：“加快产业结构调整。”这些“学术大腕”们似乎想都未想过，他们这句司空见惯的“指导”意见，给别人留下了何种笑柄？只要稍微尊重客观事实的人都不难看到，中国目前的产业结构，可以说无须任何人去“加快”，就自动地在那里频频地调整了，以至于到了“浮躁”的地步：只要社会上冒出一种需求，就会有成千上万家企业，按照供需规律去群起而追逐之；然后，就是千万家企业按照供需规律，去大打争取市场份额的“价格大战”；再然后，就是按照完全竞争市场的规则，将一大批劣势企业淘汰出局。试问：我们的“腕”们早就盼望着的“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作用”，不就是这样一种运行状态吗？再去言“加快结构调整”，是否有“计划经济思想作祟”之嫌？看来，“腕”们还是缺了一种新的“下意识”：市场经济是一种“本能经济”，它调动起大众自发的物欲，会自觉地、不由自主地到市场上去寻求供给与需求。大约是少了这种新下意识，甚至还保留着计划经济下意识，“腕”们才会做出此类随口而出的“脱口秀”，弄出南其辕而北其辙的笑话来。　　

3、坐地冲锋“狂草秀”　　

既然当红，既然权威，就会喜欢做些大手笔文章，这符合“腕”们的身份，无可厚非。不过，动辄施以“大手笔”，也往往会伴以自以为是，对于复杂经济问题，以管窥甚至感觉代替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以异想天开的大书“狂草”充做“大手笔”，就难免不做出些怡笑大方的秀来。2000年，四川的二滩水电站刚一竣工，电就送不出去。这件事原因十分复杂，本质上是两个国有企业之间、两级行政之间的利益缠结和冲突，本来是很需要专家深入细致研究，才能拿出有效办法来。于是，北京的一位“国家级”的理论权威H某，应当事者中的某方之邀，来到了四川，但其人转了一圈，并未做全面调查，只是听了邀请他的某方之言，就以权威身份公开发表“大手笔”文章，对“政府失职”、“部门垄断”这类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的“深层次”问题大加挞伐，并大声疾呼“要用市场方法解决问题”。被其指责的当事另一方私下暗笑道：“该电站的问题，是要国家支持其还贷，要的恰恰是政府为该电站多安排计划电量和计划电价以偿还债务，与‘市场方法’实在风马牛。既然H发出了‘市场化’疾呼，那就干脆让该电站的电全部都变成‘竞价电’得了。”所谓“计划电”，就是国家计委原先给该电站安排的0.48元/千瓦时，而“竞价电”，多则0.10元/千瓦时，少则0.02元/千瓦时，如果再比照一下将来三峡电不高于0.20元/千瓦时的价格，在买方市场的今天，H开的药方，实在有点“坐地冲锋”的味道了。　　

4、出堂入室“华威秀”　　

据说，每逢年底是腐败分子们的“小秋收”的忙碌时节，他们要奔忙于各“有关单位”之间，“收割”丰厚的红包，而老百姓们所不知道的是，这恰恰也是学者们“小秋收”的忙碌时节，所不同者，是学者们要象旧小说中的“华威先生”那样，告诉邀请他去登台表演的每一个邀请单位：自己是如何如何地忙碌，还有多少个“下一个”邀请单位，在邀请他去提供“智力服务”，然后，对市内外省内外国内外及至世界内外的未来发展趋势，匆匆说上几句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便匆匆夹带了其做“华威秀”所值的银两，匆匆走向下一个单位。于是，每到年底，华威们都要这样过着频频出堂入室的好日子。而那些邀请单位，未必不知道华威们的“才学”本身到底价值多少，但他们也明明白白地知道：在学术商业化的今天，华威们的名气，远远比他们的真才实学重要，所以，邀请者们自己也乐得借学术名人炒企业名气，当官者还可以做一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秀。眼下，许多靠会议、出书、颁奖等骗术捞钱者，都知道要打出名家为其头衔，也是深知华威们喜好这种“短、平、快捞钱术”。　　

5、八面威风“婆婆秀”　　

时下，一些尚未熬出头的学术界“小媳妇”最痛苦的一件事，就是自己文章的署名问题。辛辛苦苦写出一篇有点模样的东西，如果不把那些“学术婆婆”──学术名流、社会贤达等等──列名在前，自己的东西就似乎属于低档次没水平，就难有出头之日；而一旦捧出这些权威，研究立马就可以升档次上水平。现如今，可以说是学术大腕们能够耍足耍够学阀派头的年月：刊物，要留下“婆婆版面”，而无论婆婆们是否有能力写；专题，要约“婆婆稿件”，而不论婆婆们是否了解所涉领域的根底；课题，要让出“婆婆当家人（即课题负责人）”位置，而无论其是否知晓这门学科。如此毕恭毕敬地供着捧着骄宠着，就使得婆婆们越发要逞出八面威风、十足架子于理论界。他们自以为树立起了学术界的“王者”地位，实则把自己搞成了令人厌恶的学阀。殊不知，在学阀们的压迫加压榨之下，一些年轻人一面迎合以笑脸，一面在心中默念着普朗克那个“说道”：只有等你们这帮不相信新理论的老家伙都死光了，我的新东西才出头有日。　　

6、苟延残喘“黔驴秀”　　

S省有两个学术“老腕”，一为某社科研究机构的L某，另一为某财经大学Z某。公正言之，在改革初期，这二位都曾为S省出过些好点子，在该省的改革史上还是可以写上一笔的。可惜，“权威”与权力一样，差不多都是很能腐蚀人的东西，尽管L与Z已经退休，还是极尽其苟延残喘术之能事，成就了当红于今的“学术老来俏”。知其根底者都了解：L某不过是个半路出家去研究经济的人，而Z某则原来是从事计划经济学的某一部门学科教学的，二者都对市场经济理论甚为疏远，其数学根底也无法再接受市场经济的“继续教育”，应说如今已经属于“过气”之人。但这些年来，这些老权威立志要万世一系，赖着“狠狠做秀”的精神，居然可以“永不凋谢”：四处摇动“三寸不烂”（Z某素有“铁嘴”美誉），去赚丰厚的“出场费”；不断挥将“日月长明”笔，写就《XX文集》、《XXX论XXXXXXX》等“雷霆不朽”文，去弄来源源润笔；戴上“博导头衔”指导研究生，以名利双收；还有承担大课题、担任企业或政府顾问、编丛书领衔等等等等（当然做“华威”的辛苦费也要志在必得），真可谓余光耀眼、余热灼人！不过，如果有人想了解一下，这些人“老来”带底是“俏”还是不“俏”？倒是有个很简单（但可能很薄“老来俏”面子）的法子：你不妨请他们用供需曲线解释一下中国当前的过剩经济，或者请他们具体指导一下计算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他们一定会南郭现身、黔驴再世的。　　

7、形右实左“正气秀”　　

或许是某些当红学者自己的“英雄来路”有点“气短”的原因吧（比如上面说到那位S省的“老腕”L某，“文革”中就是某中央局机关一个极左派组织的笔杆子），这些人特别喜欢推波助澜搞“恐左病”预防，当今中国的“宁右勿左”风气盛行，就“得益”于这批爱做“正气秀”者的“防治”工作。但你稍微注意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批“秀者”看似右，其实深谙左道，比如说，“秀者”很喜欢上纲上线，动辄冠以“派”（“保”与“改”）取人，很喜欢搞左右划线，甚至喜欢为国外的改革贴上“保”或“改”的标签，好像中国的改革理论不打上些他们开的“预防针”，就无法延年益寿。这样防来防去的结果，是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搞到了弱不禁风的地步：至今，人们都不敢言市场经济有弊端，不敢说“过剩经济”是市场经济的结果，还要别别扭扭地给“过剩”加上什么“低水平”。这里颇令人奇怪的是，这些原本喜欢“拿来”的人，怎么就会不知道，市场经济国家的政策，也总是要在左右之间不断调整？怎么会就不知道，里根、撒切尔属于右派，而克林顿、布莱尔就属于“中左派”？可见，中国理论界始终存在的过敏、极端、多变的风气，已不是什么左右问题，而是一种历史遗留下的思维病态，到了痛改前非的时候了。　　

8、陆军海战“两栖秀”　　

人之趋利避害本能，任你是“大腕”还是“小指姆”，多不能免。90年代初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突变，“下海”热到发烫；而后来市场经济暴露出其不安全的缺陷后，莫说在职党政干部们对大锅饭栈恋不舍，就是那些“前下海干部”，也在纷纷要逃脱苦“海”而“登陆”。受此启发，当红学者们发挥行业特色，巧施其“陆军海战两栖”术：背靠机关事业单位，保持“陆军”身份，大做“居庙堂忧其君”之秀，以获其名；不断介入商业行为，玩练“海战”本领，大演“处江湖忧其民”之剧，以谋其利。君不见有的学者，一边学着那位率先“名人出书”的“傻大姐”主持人，行“一本（书百）万（元）利”之道；一边又去慷慨激昂言称要用自己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为改革“效力”，讨来个“改革市长”、“改革书记”当当。正可谓旱涝逢源，永不潦倒，无怪乎，人们只见大腕们言改革必“高歌进军”，“要大胆”、“不怕风险”，而言经济萧条、工人在职下岗、学生毕业失业、农村居民无法脱贫等沉重问题，则轻描淡写，或是“淡出”些不起任何作用的老生常谈，其原因很简单：腕们太“富豪阶级化”了，所以也就太无法体会贫民曾的痛痒了。　　

秀是包装，秀是推销，秀是广告，所以做秀要使“观众”喜闻乐见，这样才能使腕们的“秀”有卖点，才卖得出去赚得回来。于是乎，什么“理论家的良知”，什么“科学的思维方法”，什么“经得起历史检验”，都要让位于“秀有没有卖相”这一基本商业规则。当红学者们喜欢批判官僚们误国误民，而他们自己“化研究为做秀”之举，与如今学术界的假冒伪劣盛行，与如今官僚们往往得不到真正符合国情、客观公正、科学的对策建议，启无关乎？　　

当然，作为“转型社会”，出现“当红学者八种秀”，倒也极其自然，可算是这个特定年代留下的千千万万道风景线之一吧（至少也为文艺创作提供了很好素材，去写本《儒商外史》一定不比《儒林外史》差）。只是当权为政者要注意，听这些“腕”们的话时，要多长个心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