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亮：论制度毛主义

论制度毛主义　　

——纪念毛主席逝世33周年　　

制度毛主义(Institutionalized Maoist)，21世纪毛主义的一个重要流派，也一个唯一面对中国当今现实的思想群体。　　

笔者于　2009年9月9日　毛泽东诞辰纪念日第一次使用了“制度毛主义”这个词语。该主张主要是强调毛泽东主义中建设新社会的一面，在“造反有理”的基础上发扬“重要的是建设一个新世界”的思想，主张不再依赖于领袖个人，而是依赖于对导师的精神和立场进行革命性的制度创造来形成相对持久发挥社会建构作用的人民民主制度。　　

一、制度毛主义的背景　　

长期以来，毛泽东主义重视的是通过人的自觉，包括批评和自我批评来达到党内的团结，同时因为毛泽东相信人性是善的，对于一些自由化知识分子采取宽容、改造的道路，重视“整风”运动来达到对人思想的改造。这一模式，在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缔造了一个伟大而坚强的党。　　

进入21世纪以来，以思想道德教育为模式的传统政治运行机制出现了问题。整个中国不仅社会风气遭到了破坏，而且百姓中的市侩、庸俗化、自私自利的风气蔓延得极其严重。上层不仅腐败，而且隐性地发展出了特权化的官僚体制。在中产阶级中，“美国化”日益严重。　　

在这种体制下， 左派无疑要提出自己的新社会建设方案，这个方案显然不能依靠教育等精神的作用，而是强调制度性的建设。在以人为恶的基础上重新构造毛主义的价值。因为，现在已经不可能重新产生了一个“毛泽东”。　　

维护百姓的利益，我们不能依赖于一个毛泽东的肉体存在，而只能依赖于毛泽东精神延续的健全法制及有效执行，这个机制不是靠运动，而是靠稳定的法律和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民当家作主，严厉监督官员，充分实行人民民主。　　

二、制度毛主义的贡献　　

1、重视毛泽东逝世后的现实　　

毛泽东逝世以后，保障人民利益的一位伟人的肉体消失了。正如郭松民所说，毛主席虽然逝世了，但是毛泽东仍然作为“活”着的政治领袖生活在中国的当今政治、社会领域里。　　

毛泽东逝世30多年了，仍然有人寄希望于毛泽东式的人物出现。这仍然是清官情结的一种特殊的反映形式。中国人有清官情结，无数的文艺作品都是赞清官批贪官，百姓的心也是动不动就被那些清官感动，把自己所处的恶劣境况往往都归罪于无良官员的贪腐罪行。却从来想不到自己的境况之所以老在恶性循环中反复，其实是因为自己没有主体地位。因为公共权力并不在自己的授权下行使，因为行使公共权力的人并不受自己节制。西方国家里，官员做得好是自己的本分，做不好立马让你下台换其他人上去干。人们只对歌星，影星，球星有情结，媒体几乎就没有为官员歌功颂德的，倒是常见他们给官员挑刺。这就是因为那些国家的人民有主体地位的缘故。　　

2、重视西方民主探索的成果，吸收西方文明中肯定的一面，和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　　

制度毛主义认为，西方的民主很大一部分是吸收了马克思的民主思想和毛泽东的“大民主”思想，因此，必须重视西方民主的“返哺”“大众民主”发源地——中国的作用。

我们中国人相信人性本善，夸大自我修养道德约束的实际作用，从而放松了对官吏的实际的制约和监督，听任官吏的恶德恶行信马由缰，其结果是清官的数量极其稀少，且大多数清官也是个人自我修养的结果。例如于成龙，20年不归家、不带家眷、不纳妾、不贪财、不受贿、粗衣陋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只讲奉献不讲索取，试问这般比苦行僧还苦的生活有几人能做到。苦行僧只要修行，而于成龙还要做事。可以说，中国的清官都是依靠自身内在的力量，依靠自我修炼顽强奋斗的结果。清代还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曾国藩也是如此。而西方人相信人性本恶，一方面强调人的教化修养和信仰，强调人的忏悔和赎罪，另一方面，又强调外在的法律制度的制约和规范，其结果是清官的数量反而到达了匪夷所思的程度。《南方周末》曾经报道，北欧国家丹麦，从公元1800年至2000年200年间没有查处一个贪赃枉法的政府官员。美国建国200多年也只查处了37名有问题的法官。美国有50个司法独立的州，平均一个州200年不到一个。反观我国，从最高法院的副院长黄松有到各地法院法官被抓起来的人数不知是37的多少倍。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法官尚且如此，遑论其他政府官员了。可以说，西方人的人性本恶的观念和认识论实际上是西方法治社会的基础。　　

3、强调“制度化毛泽东思想”　　

制度毛主义普遍认为，应该使用“永恒活着的”毛泽东思想来治理国家，从而使政府不至于人亡政息。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指望最高领导人推动毛泽东思想，而是依靠毛泽东思想的固化为制度来进行建设性的监督、撤换官员。　　

制度毛主义认为，只有推行巴黎公社原则，才能够使人民群众当家作主。　　

项观奇认为，按照列宁，也是毛泽东的设想，在一党执政的情况下，一是党要自律，要不断发动群众帮助党整风，这是一种监督的形式。二是国家制度不断改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部份改善』，实现群众对国家机器的管理和监督的制度化，阻止、避免封建化过程。毛主席搞的57年的整风，64年的四清，66年的文革，不说实际搞得怎样，大体反映了这样的思路。这个思路是不错的。一方面是依靠群众革命运动，清除封建的资产阶级的脱离人民群众的作风和相应的制度；另一方面是通过群众运动、群众创造，推进制度改革，向真正的严格意义上的人民民主专政的民主制度不断靠拢。重点在后者，制度必须不断发展，向全体劳动人民真正管理国家机器发展，这是一个不能动摇的马列毛主义的原则，也是巴黎公社的原则。但是，这方面我们当时的认识有局限。文革恰恰在制度上建树不多。在文革走向低潮的1968年，我在和山东大学的造反派的头头探讨文革的利弊得失时，对当时的打倒一切的作法提出意见。我强调必须靠制度，搞制度建设。我的朋友强调阶级斗争。我强调，只是斗争。不最后落实到制度上去，还是没有保证，还会再出问题。我至今坚持我的意见。三十多年后的九十年代，我们再次争论。我强调阶级斗争，他强调制度。我说现在的局面是，没有阶级斗争开路，无法确立制度。今天，我还是这样看。这种政治、经济制度的不断改善只能是一个缓慢的长期的过程，它是随着社会整个文明的进步，逐步推进的。急不得。但是又必须不断地、耐心地、一步一步地去做。这个做的过程，就是政体改革的过程，既要大动作，也要小动作，逐步完成历史提出的任务。　　

郭松民认为，毛泽东时代，在国家机器内部，实际上存在两个权力中心，两股互相制衡的力量：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再一个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造反派-文革派”，“xxx”其实就是中央的造反派。毛泽东在世，两派获得权力，或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主要靠诉诸于毛泽东的支持，毛泽东不在，从逻辑上说，则主要应该靠诉诸于群众的支持。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时代的权力体制中，还存在大量的“工农干部”，以陈永贵、吴桂贤等为代表，他们在实际上扮演了体制内工农利益看护者的角色。在体制外，人民群众则享有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四大自由。这种自由并没有任何门槛，民众也不会因为行使这些权利本身而受到法律的追究。在公有制的制度背景下，机关、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管理者无权解雇员工，群众在行使这些权利时并无失去饭碗的顾虑，因此，这些权利对监督本单位的领导特别有效。这种监督由于是自下而上地进行的，因此可以概括为“纵向的纠错机制”。总之，体制内两派或三派相互监督与制衡，实行民主集中制，体制外人民群众可以以“大民主”的方式来监督、参政议政，在这种格局下，再通过不断的吐故纳新，把新鲜血液输送到共产党内部——这难道不是一种民主体制吗？它不仅是民主的，而且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社会主义特色，只有狭隘地把“三权分立”看作是唯一正确的民主模式的人，才会否认这是一种民主体制。　　

徐亮认为，在毛泽东时代，官员与群众是一体的，强调他们与人民的利益是不可分的，因而人民能够监督政府官员，政府官员在对待人民群众的时候也能够采取温和、教育的方法；自从官员越来越脱离群众，一些腐败的官员在物质利益上掠夺群众，欺骗群众，在这种关系格局下单纯依靠说服、教育已经不能解决问题（《简评湖北天门城管“当场打死”魏文华事件》）。　　

4、不仅在于破坏旧世界，而是重视建设一个新世界　　

毛主义从发展以来，一直坚持“造反有理”的思维模式，致力于建设一个新世界。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法国人使用不同的词语来指代一个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如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我们考察的一些反对等级制度的团体。前者被称为马列主义者（不用说共产党不会接受这种称呼作为精确的称呼），而后者被称为毛主义分子或更简单地称为毛分子。这不只是一种用以分别事物的语言手段，而是一种划分等级的方法。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者设法把毛的名字从反等级制度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和后来的反等级制度组织中偷走，在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1968年暴动之后被宣布非法）努力转入地下以求生存的时候，他们通过大胆而引人注目的举动这样做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分子，其特征是组织形式灵活，拒绝任何文本正统观念的约束，采取非常对立的姿态。在这些组织中有两个尤其重要，其中一个比另一个存在的时间短得多，但在短暂的时期内却留下了自己的印记。如“革命万岁”（Vive 　la Revolution　或VLR）。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把毛泽东的制度称为“毛主义”的制度，这说明毛主义的目标不单纯是破坏一个旧世界，而是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生的世界。

5、致力于建设一个新的平等的国际秩序

制度毛主义认为，只有实现了国家、种族、民族的平等，才谈的上人民的全球化。制度毛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坚持用帝国主义的理论分析和研究世界。

20世纪用年代激进化引人入胜的一面就是在西方出现了毛主义，一种在不同的国家环境下以不同的形式出现的毛主义。‘本文探讨的类型是法国的毛主义，即文中所称的“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antherarchcdMao－ism）；它植根于毛泽东思想本身，也植根于法国的政治现象。虽然在美国找不到它的等同物，但美国的读者却十分需要了解它。首先，我们都是从经验中学习的，既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他人的经验。国家的独特性不应该使人认为一种斗争的相关性一定是有局限的：一种斗争的某些方面的确是有其局限性的，但是也有些方面是没有这种局限性的；要分清到底是属于哪一种情况，这需要以知识作为前提条件。换言之，狭隘的地方观念只能削弱自己。其次，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被压迫力量的本质，就个人、文化、政治的错综复杂以及解放斗争的标准提出了基本的问题。你可以不接受这次政治运动的立场或行动，但你必须承认这些议题具有跨国界的重要性。第三，描述一下这种奇特的毛主义经历也可以为60年代及那以后在法国涌现的一些杰出理论著作增加一点“生气”。萨特（Sartre）、勒菲弗尔（Lefebvre）、阿尔图塞（Althusser）以及福柯（Foucault），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同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有某种关系。萨特是一个尤为重要的人物，因为他直接并持久地参与了反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团体中最大和影响力最久的活动。

法国的左派力量虽然在历史上一直很强大，但是它仍然拥有在西方世界里也并不逊色的不平等经济结构。阶级分歧很深且随处可见。不过，法国资本主义的牺牲品并不仅仅表现在国内；因为法国就像美国一样，在军事上表现得十分积极，竭力想把第三世界的人民控制在西方资本主义的轨道里。在美国的经济援助下，法国曾经想以武力控制印度支那的殖民地，最终以1954年奠边府的失败而告终。1956年至1962年，法国再次卷入战争，想使阿尔及利亚成为它行政管辖区的一部分。法国将它的军事实力从当初在西非拥有殖民地的时候一直保留至今。

不过，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同早期在印度支那的战争是不同的，不论在由谁来打仗还是在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的影响方面都有所不同。在印度支那战争中，有明确决定不允许征用本地士兵；但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却是可以在本地征兵的。印度支那战争对国内政治体系并不构成真正的威胁；而阿尔及利亚战争却导致了第四共和国的垮台和戴高乐领导下更为专制的第五共和国的形成。它还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战运动。在这场运动中，学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专制政权和学生之间的冲突在1962年战争结束之后仍然继续。阿尔及利亚战争成了60年代更加广泛的青年激进运动的主要刺激因素。这场战争在使一系列由成年人控制的制度结构丧失其合法性和权威性方面起了关键作用。比如说教育体系，开始被看成是一个输送年轻人的渠道，或是把年轻人输送到军事官僚机构，去打那些帝国主义的战争，或是把他们输送到公营或私营的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在压抑的垄断体系中变成一个勉强维生、无足轻重的螺丝钉。这种对自己命运的无法把握以及教育制度本身的过时对人的桎梏，在激进的青年中产生的感受远不止是对整个制度下其他受害者的同情。

这种异化扩展到传统的左派政党，戴高乐主义者也未能例外。因为正是在一个社会主义者高．莫莱特的领导下，才真正开始了阿及利亚战争。为了控制苏伊士运河，1956年首相莫莱特还与英国和以色列一起进行了干预。于是，莫莱特的党——社会主义法国国际组织（SFIO），今天社会党的前身——就公开站出来鼓动青年不仅要与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制度共处，还要加入这个国家最有侵略性的殖民主义军队中去。即使传统的反殖民主义的共产党也有了污点，因为它的议会代表团投票同意给予军队在阿尔及利亚问题上以紧急权力，还投票同意了战争期间的军队预算。此外，党的领导人还放弃了激进的反战运动，因为那被认为是冒险主义的策略。

激进的青年也因此与这两个党疏远，被引向其他的组织，如反战运动的主要力量全国学生联合会（UNEF）；社会主义联合党——这是一个新党，由反战的社会主义者、共产党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天主教马克思主义民主党和激进社会主义者创立；以及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尽管与共产党有着密切的关系，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在1963年至1965年间实际上是由一帮年轻的马克思主义的持不同政见者所控制：不断渗透的托洛茨基主义者，受意大利更有独立思想的共产主义者影响“陶里亚蒂主义者”，以及毛主义者。

首先是在对付反战示威上，其次是在对付教育问题引发的示威上，戴高乐主义的政权使用了更明目张胆的镇压措施。大规模警察的武力不仅第一次被用来对付工人和穷人，而且被用于对付走上街头表示抗议的中上层和中产阶级的子女。为了限制合法的反对派活动的范围，戴高乐主义政权迫使人民不得不走上更基本的和更精心组织的违法活动。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就是这种违法活动的一种，他们拒绝了那些掌权的人对“合法性”的限定。

帝国主义战争，非合法化，压迫和激进化，所有这一切表明，法国和美国惊人地相似。但是法国有一个广泛的历史悠久的左派，而像毛主义者这样的一些运动既反抗资本主义，又反抗保守派把持已经建立的左派政党对工人阶级控制。与美国不同的另一点是法国的工人阶级中有着很广泛的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乌托邦主义的本上传统。这些在1936和1968年工人要求自治，要求对工厂的控制权的大罢工中有力地表现出来。

这一传统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迎合了毛主义的一个方面，即提出这样一种怀疑：不管一个组织为了大众利益多么有献身精神，它总会有一种把组织利益与大众利益混为一谈的不良倾向。这与法国传统的一个重要来源——卢梭的见解十分相似。他曾认为，如果需要，行政的结构应该从群众中找到方向，应该向他们负责。在毛泽东的语言里，这被称为“群众路线”。‘群众应该向党学习，‘这是列宁的模式；到了毛泽东那里，这一模式就被改变为党向群众学习，对群众负责。这里的群众指的是中国农民阶级。这方面典型的例子当然是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所代表的群众意志迫使行政人员、教授和官员回到农村和车间，以重新加强政府与群众的联系。‘这非常符合法国本地的激进的传统，为反对特权的毛主义提供了灵感的源泉。美国既没有一个反对等级制度的激进传统，也没有一个有很大的特权的左派党。美国的毛主义不是以反对这种党的背景出现的，而是在组织松散的、基本上是反传统文化的“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出现的。由于对“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这些特点及反传统文化的社会环境的反应是否定的，美国的毛主义团体在结构上是等级制的，而在道德上则是“无产阶级的”而非“反传统文化的”。与法国反对等级制度的毛主义组织最相像的美国团体是“地下气象组织”，但其指导思想是一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而不是具体的毛主义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