帽子上的1，2，3，4个毛主席像章-- 在“典范之邦”中国寻找痕迹　　

埃娃-玛丽亚•布鲁赫豪斯＊回答express编辑部的问题
2009-08-14 15:41:56　　

I. 你是带着哪些问题去中国的？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出发时怀着极大的好奇心，对中国充满了期待和疑问。

当然，那些与我的工作相关的问题是我此行的重点和关键，比如中国的发展政策，尤其是农村的发展政策，以及农民农业问题和妇女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要追溯到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即1968年以前。那时我生活在法国。当时在英国和法国，人们对于发展模式和发展战略的讨论比在美国和欧洲其它国家还要激烈。这与当时所谓的“变革之风”息息相关，这股风同样也刮过法国的殖民地，并带来了它们的独立。在当时看来，资本主义并不是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苏联的工业化模式同样不具有说服力，只有中国模式独具魅力。当然，原因还在于中国人不属于白人世界：如果中国人成功摆脱了长达几个世纪的困境，将会对整个第三世界产生巨大影响。另外一个原因是，人们希望“中国的共产主义或许具有比苏联更加人性化的形式”就像《国家无产者》这部当时的典范作品的作者皮埃尔•穆萨所表达的那样。[1] 这就是当时的“中国神话”和西欧的毛泽东主义。

从地理位置来讲，我研究和工作的重点一直在非洲。从这个角度讲，我主要对以下几个问题感兴趣：农民在中国的变革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他们是登台表演的演员还是参与排练的群众？中国这种劳动力密集型，而非资金密集型的农业工业化道路能否作为发展模式？一种没有物质刺激的、自主的发展具有多强的生命力，也就是说，有没有自发的、自主的、服务大众的工作或者服务？与此相关的还有以性别进行工作分工和再生产的社会化问题。这些问题也同样与很早的一些作品有关，比如我们在七十年代初读过的克劳德•布洛耶尔的《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2] 作者认为中国的发展不仅是第三世界国家的榜样，也是欧洲的榜样。

II. 通过此次旅行、交谈和参观，你的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如果为上述问题找到非常全面的答案，此次中国之行就显得太短暂了。所以我希望找到中国这一系列变革的一些痕迹，像中国的革命这样巨大的社会变革必然有迹可寻。那么，我们找到了那些痕迹呢？其实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我们所找到的是一些决定人们的生活，但是从表面上却看不到的东西，有时，或许连这些人自己都察觉不到这些东西。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文化大革命，对我们来说那是一段很特别的历史。一位亲历这场革命的中国人向我讲述了他们如何度过那十年，以及这场革命如何影响他们的生活。但是，那场革命究竟在他们的思想中和感觉中留下了什么？这是我们所看不到的。

能够看到的那些痕迹则着实让我们感到诧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它们对于我们来说是比较陌生的。比如同行的一个人送我的一顶毛泽东时代的橄榄绿色的帽子，上面别了很多毛主席像章：这是那些流动小商贩提供给游客的、很典型的纪念品。我们散步和购物时没人注意这些像章，而在年轻的中国人中间它们却非常惹眼：“1，2，3，哇！你帽子上竟然有4个毛主席像章！”其实，我也有同感。

让我们感到更加诧异的是在大寨寻迹的结果。大寨是当时山西省的示范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都把大寨模式当作社会主义农业发展的典范。1964年，这个山村的400个村民在支部书记陈永贵的带领下，发扬自立更生的精神，修建梯田和灌溉渠道，在梯田上种植果树和桑树，养蚕、养蜂。响应当时农业工业化的号召，大寨人还开采铝土矿，并办起了农机具工厂。这些我们今天已经看不到了。在六、七十年代，大寨是中国几个大的“取经之地”之一。周恩来总理频繁到此考察，还经常带着高级别的国际代表团。雄伟的乡村博物馆里陈列的无数照片记录了当时的情况。当时贵宾所下榻的客房今天也成为了博物馆。每走两步就有一个纪念品商店，里面循环播放着以前关于文化大革命的报道，并且向游客出售录像、像章，通常还会说几句吉祥话。大寨人现在就以此为生。陈永贵于1973年成为中共政治局委员，1984年被下放到北京附近的一个国有农场，于1986年死于该农场。大寨为他建了一座令人印象深刻的墓碑，显然，很多取经者都是慕名而来。陈永贵的儿子不愿也不能谈论父亲被下放的经历。

III. 哪些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得到解答？有什么新问题吗？在这中间你发现了哪些矛盾呢？

“新中国”当然不能成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发展模式。这一点在涉及到资本主义未来的问题时我还要提及。

社会主义发展观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团结和自发性——没有物质刺激——并且服务大众。我想起，七十年代到过中国的无数西方游客都描述过中国人无与伦比的团结精神和乐于助人的精神。他们自发组成服务团体、做饭、洗衣、教书，而所获得的报酬却极其微薄甚至根本没有报酬。之前我们从未遇到过这样的例子，以至于我们都怀疑，中国人曾经经历过那场十年浩劫。与我们同行的中国伙伴一再说到，现在在中国所有东西都是要付费的，钱是唯一的动力。但是我们也遇到了一个体现团结精神的例子：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农民工组织中，除了拿工资的工作人员以外还有志愿者，比如大学生。我想，这也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领域。

IV. 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会状况，a）从农民工的角度，b）从工会利益代表的框架条件和形式的角度以及c）从工会在政党、工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角度？

    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种典型的所谓“群众运动”：它是一个妇女、青年人、农民和工人的组织，负责执行政府的指令。有趣的是，中国的工会在企业中是非常微不足道的。它只是一只纸老虎，根本不对企业构成任何威胁。鉴于此，工会代表对其自身地位的认识也就不足为奇了。在我们的谈话中，他们无一例外的认为工会是连接劳动力、企业和企业经营管理的桥梁。从某种程度来讲，企业经营管理甚至是工会的一部分。工会的主要目标是维持企业的安定。本着这一目标，工会一般每年召开一次职工大会，由职工和职员——在宏达他们被叫做“股东”，即合伙经营者或股份持有者——提出建议、批评或期望，并由出席职工大会的企业领导授予称号，颁发奖金。值得注意的是，在过去十年数以千计的劳资冲突中没有一次是由工会发起的，至少我所了解的情况是这样。鉴于中国不存在进行罢工的权利，这种状况也就显得合乎情理了。与此相对，我们也看到了深圳诺基亚配件供应厂所发生的一场激烈的罢工。工会成员跃上奔跑的火车，并用横幅标语支持罢工者。这场罢工主要是要求支付工人完成生产目标后应得的每月70欧元的基本工资，并补付夜间加班费。事实上，这些法律规定的要求每个工会都应当付诸实施。而在中国，工会的观望态度淋漓尽致的体现了官方的工会政策，这一点在我们与工会代表的各次谈话中得到了印证。

我想用宏达一位公关小姐的话来描述政党-工会-资金三者之间的关系：企业和企业工会代表之间的关系“充分照顾到了政府”。这是显而易见的，虽然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对政府格外照顾主要是因为他们提供资金。这也导致了在劳资机构关于损害雇员权利的诉讼中——主要是劳动事故——一般是雇主享有权利，对他们的惩罚也会相对减轻。这是因为中央政府给省政府下达计划任务，规定在计划时间内在该省的投资额。理所当然，没有人愿意损坏和投资者的关系。

V. 你认为对工会来讲，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是什么？

我认为，工会的主要任务是依据不久前通过的劳动合同法，切实实现所有雇员的权利。为此，工会需要经过漫长的努力。由于工会处于资金和政府挂钩的体系之中，他们要完成这一任务就意味着无休止的工作。我认为这也正是主要的问题。

所以，工会对于那些既非企业内部又非企业外部的雇员自发组织并不感兴趣。它们更多的得到那些通常在中国境外落户的非政府组织（NRO）的支持。所以应当在经济上资助它们，并促进其进行交流。这样做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这些非政府组织更加了解全球化的相互联系。这也使它们比工会更加有能力参与到团结一致的行为的构思和实施中。以玩具生产的丑闻为例。工会一般会将责任归咎于配件供应厂，而忽略了价格是由定货人——即这一案例中的美泰公司——决定的，配件供应厂只能照此价格进行生产。定货人对配件供应厂的预先规定不仅对消费者有害，而且会损害公司员工的利益。与中国的工会相比，国际非政府组织更适合探讨这一问题。下面这种情况与此相似：我们拜访了北京郊区的农民工组织，它们处在合法性的边缘。但人们不能期待德国的或是其它西欧国家的工会联合会对其提供支持，这种支持主要来自于所谓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比如本案例中的国际慈善组织机构（OXFAM）。

与工会相比，国际非政府组织对全球化的意义和影响通常理解得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工会和雇主一样，一般只会考虑到自己的工资、劳动条件和竞争力。这种情况在世界各国都存在。另外，当投资者威胁把公司迁移到国外时，工会应当如何应对呢？广州工会秘书对此有着独特的见解：“通过对职工进行培训，使他们能够在留下来的公司中找到工作”。我认为，正因为如此，构思和设计团结一致的行动才显得尤为困难。当同一个行业的工资差别达到1：10甚至更大时，当工作条件也存在着巨大差别时，我们还怎样组织比如对抗工资倾销的国际性运动呢？这个问题还涉及到其它各个方面的因素。

VI. 你如何看待农村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你如何评价关于农村发展的不同观念？

我认为农村发展的问题之所以非常具有现实意义，是因为中国一直以来就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而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已经不能再依靠土地生存了。在农业工业化的第一个阶段，人们在农村开办炼钢厂，并进行了其它一些富有革新精神但却在某种程度上脱离现实的尝试。八十年代推行的乡镇企业政策旨在为农民创造就业岗位，为其开辟额外的收入来源。这样农民在务农的同时还可以经营副业，他们可以居住在原来的生活环境。这正是乡镇企业政策的优点。“户口”制度也是据此建立的，即在“当地”注册登记，作为社会保险的依据。

显然，乡镇企业不只存在于八十年代。到了九十年代初期，这一政策转变为在南部和东部沿海的经济特区和工业园区进行资金密集型投资。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温铁军认为，这种改革意味着乡镇企业的破产和劳动力的迁移。工作岗位不再像以前那样迁就劳动力，相反的，劳动力必须要到千里之外寻找工作岗位。同时，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城市扩建以及最近推行的工业向郊区转移的政策，许多农民仅有的一点土地也被收归国有，而且得不到相应的补偿。在过去十年里，已经有四千到六千万农民失去土地，这种情况还在继续：直到2007年10月15日媒体才报道，中国政府为了修建颇具争议的三峡大坝，在已经移民一百四十万的基础上将继续移民二百六十万，移民总数达到四百万。很多迁移的农民都不会再继续从事农业生产。他们只能外出打工，赚取基本生活费用。

现在，工业密集区的农民工人数已经达到一亿五千万（也有人说是两亿）。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来自农村，家人通常留在原籍。产生民工流的原因在于，一个农民家庭仅凭不足一公顷的土地根本不能维持生计，在农村也没有机会赚取其它家庭日常开销。政府政策的重点是大面积的农业机械化。这将导致农业生产的集中，造成大部分小型乡镇企业破产，从而产生更多的剩余劳动力。数亿农民工作为建筑工人或者家务帮工在全国各地迁移，他们的权利根本得不到保障。温教授的观点是，中国过去的工业无产阶级，也就是国有企业的职工，已经成为了新的中产阶级。新的无产阶级由两类人组成，即从农村进城的务工人员和留在农村、同样受到歧视的农民。

问题是，当农民工和农民年老失去劳动能力时该怎么办？只有年轻力壮的农民工才能找到工作，他们和留在农村的农民一样没有获得养老金的权利，因为人们认为他们可以依靠土地生存。所以，一旦年轻人找不到工作，就不能赡养老人。而老人失去了土地，也不能再以此为生。

此外，我的印象是，没有针对农村地区的发展观念，至少没有区别于“越大越好”这种大政方针的设想和计划。这个口号的具体含义是：集中土地和企业，实现最大规模的机械化经营，大量施用化学肥料、农药和灭草剂。这样做的后果可想而知。

那么，另外一种发展理念应该是什么样的呢？我认为，创办乡镇企业就是很好的想法。这一方面会增加农民的就业渠道，另一方面，乡镇企业主要生产日常用品，能够为农民减少开支，减轻生活负担。这样，农民就可以生活在他们所熟悉的环境中，其情感诉求也得到了满足。

中国的另外一种农业发展观强调以人为本。温铁军教授坚信，只有小农经济才有可能消除饥饿。此外，与通过机械化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大量施用化肥、农药相比，小农经济更加环保。如果农民自发的组织起来，自主决定生产方式和生产目标，农业生产也将会更加民主。从二、三十年代起，温教授就和他的学生一起投身于这样一场运动。遗憾的是，我们没能看到他们最初设想的“农村改建中心”，以便我们对它有所了解。

鉴于中国政府致力于发展资本主义，实现以人为本、保护环境的农业发展观几乎是不可能的。当然，我研究最多的是体制问题，我想在最后论述。

VII. 性别平等在农民工问题和农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又有哪些矛盾？

我想在这里引用前面提到的克劳德•布洛耶尔的《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这本书的论述。这一论述来源于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女作家韩素音，她讲到了中国两性关系的“深刻变革”，讲到了“中国妇女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这不仅涉及到“享有与男人同样的权利”（主要是在经济领域），还关系到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韩素音已经不局限于探讨当时的平等问题了。所以有必要回顾以下两次最重要的变革：法律禁止婚姻中的歧视行为和强暴行为，政策促进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的两性平等。1950年的《婚姻法》禁止重婚、姘居，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和强制结婚。婚姻要以双方自愿为前提，离婚不需要付费。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还掀起了一场在经济领域和社会领域倡导平等的运动，并采取了具体措施，比如修建托儿所，允许妇女休产假，那些长期由男人从事的工作也为妇女提供培训，企业和政党给妇女提供升迁的机会。作为补充的另外一项措施在当时看来是正确的、合乎情理的，现在可能显得难以置信，即家庭既是（再）生产单位又是消费单位。这项措施主要包括建立农村生产合作社，并让妇女在家政服务领域就业（如在街道、居委会办托儿所、小饭桌等便民网点，为居民提供服务——译者注），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当时西方的女权主义者对此颇为赞赏，并建议效仿。

遗憾的是，我们此次中国之行没能去寻觅那场运动留下的痕迹。这将是一项非常耗时的工作。尽管如此，我还是注意到，无论是在工会，在管理层，还是在政党或非政府组织中，我们都遇到了很多能干的女性，她们大都非常年轻，非常自信。杂志中介绍了无数成功的女企业家，很多女性在大学里任教。当然，处于顶尖地位的女性相对较少，程度因专业不同而有所差别。据广州的工会代表介绍，在工业生产领域，高薪阶层主要是男性。女性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工资低的工作或部分时间工作，薪酬平均比男性低百分之十。与以前国有企业的托儿所不同，现在的企业不提供照看小孩子的服务，大部分私人幼儿园都是收费的，根据所提供的服务和质量收费或多或少。与此同时，高收入阶层对家政服务人员的需求越来越大。为了满足这种不断增长的需求，一些农村地区为那些有外出打工意向的女性开设了家政服务方面的课程，对男性则提供保安和园艺方面的培训。这就是所谓的“资金标准化”，其程序同其它领域的相同。有趣的是，与此相关还出现了——还是应当称作复兴？——一些住宅区，里面住的主要是香港富商的情妇。

更加困难的是评价农村的情况。至于如何把农民工按照性别进行划分，我还没有听到可靠的说法。汇总不同的说法，有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七十的农民工为男性。在我们到访过的一些村庄里，外出务工人员几乎全部为男性。另外一些资料显示，年轻妇女的比例也在增加。或许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市场需求会导致情况有所不同。有时候夫妻二人一起外出打工。当然这种情况是比较少见的，因为必须要有一个人留在家里耕种土地，并照顾其他家庭成员。随着移民的过程中有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夫妻二人一起外出打工的情况会越来越常见。无论如何，生产和再生产任务都会加重留在家里的一方的劳动负担，虽然老人也能分担一部分农活儿。一旦老人生病需要照顾，就又会带来新的负担。而在千里之外打工的一方只有在每年农忙时才回家一次，他们所有的工钱几乎都用来补贴家用。这当然会影响夫妻之间的关系。贾樟柯的电影《三峡好人》（这部电影正在我们的影院里上映）讲述的就是两段因为外出打工而破碎的婚姻。我们社会中的有些人一方面强调全球化时代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又主张保护婚姻和家庭。他们忽略了二者之间的矛盾。

VIII. 你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哪些影响？这个问题很难回答，我想提出一个与此相对的问题：中国的发展与社会主义有关系吗？中国政府宣称，中国目前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首先生产出劳动资料并进行初次分配，然后对劳动资料进行再分配，即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我认为这纯粹是用名称混淆视听。显然，中国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其显著特征是社会不平等不断加剧，即一方面是大量的贫困人口，一方面是权力和金钱的集中。虽然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会决定进行再分配的时间，但这并不能改变什么。不平等的状况存在于农村和城市工业密集区之间，也存在于农业人口、农民工和薪水相对较高的专业人才之间，主要是那些获得最大利润的资金持有者，他们是中国发展的动力。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以国家资本主义的形式进行剥削，同时保障稳定的政治环境。这是资本主义在中国的一种变体，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非常成功的一种实现形式。归根到底，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不同点就在于中国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刚刚结束的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决定，未来的经济发展也要考虑社会因素和环境因素。这并不意味着发展方向的改变，而只是为了抚慰人们的不满情绪，减少对给人们的损害，因为这些因素有可能影响到经济体制的正常运转。

2007年10月21日

埃娃-玛丽亚•布鲁赫豪斯曾做过德国之声非洲节目组的编辑，之后作为发展援助组织的顾问主要在非洲工作。现在她已经退休，任medica mondiale的董事，这是一个国际妇女权益组织，致力于战争地区和危机地区对妇女的性暴力问题。

载express，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报，10-11/07

（1）皮埃尔•穆萨：《国家无产者》，巴黎，PUF，1959

（2）克劳德•布洛耶尔：《半边天——中国的妇女解放和儿童教育问题》，柏林，1973　　

具有革命性的和谐　　

博多•策纳＊考察“建筑工地中国”

这里我们将继续上一期express开始的在中国的旅行见闻报道。这次，由中国之行的另外一位成员，博多•策纳来回答我们的调查问卷。

I. 你是带着哪些问题去中国的？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我想更多的了解在中国刚刚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它是如何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劳动分工、社会结构和文化？在哪些地方潜伏着矛盾和冲突？中国有哪些调控手段和管理方式不同于比如叶利钦领导下的俄罗斯所实行的犯罪资本主义和买办资本主义？有没有一种所谓“中国的凯恩斯主义”？

尤其让我感兴趣的是没有独立性的工人的利益代表问题。我的出发点是，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是一个由政府控制的机构，是中国共产党的群众组织，企业工会也只是一种形式，事实上由雇主直接控制，它们不被允许举行罢工也不想罢工，完全不能够负责任的、独立的代表工人利益。另一方面有些地方也举行了大量自发性的罢工、斗争、游行，这些争取工人权利的活动受到比如非政府组织的支持，但是一般都被专制的中央政府镇压下去，无法扩展，更无法形成网络。难道是一种没有工会的、残暴的资本主义？这当然是有可能的。因为历史上就曾经出现过纳粹德国和许多受美国支持的专制政权。存在这种可能性，但是我希望，同时也假设，这样的政权不会稳定和长久。

完全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与中国共产党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相反——出发，和西方的工业化以及早期资本主义相类似，中国开始出现阶级对立，并日益严重，比如工会就体现了这种对立，它们在层级关系上不应隶属于政府或者雇主。

II. 通过此次旅行、交谈和参观，你的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资本主义革命已经在中国发生，它的继续发展会带给中国持续的、巨大的经济活力，同时伴随着社会分化。但是，这种发展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也带有明显的局限性。所以也有人呼吁“不能再这样发展下去”，国家有必要对自由放任——也许还没有完全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进行有计划的干预，有必要维持社会平衡，完善劳动者权利，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未来的投资应当更加注重社会和环境的承载能力。所有这些看起来都在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口号中得到了体现。有些批评者将农村居民和城市居民之间的分化称作“隔离”，这种情况有所缓解，当然这两大群体在法律上依然存在巨大差异。在城市，农民工的利益越来越得到重视，在农村，人们也向我们展示了很有趣的发展项目，比如发展农村的卫生事业，增加农村儿童受教育的机会等，这给农民带来了希望，同时也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农村居民并没有与大城市隔绝。他们收看电视节目，除了令人生厌的电视广告之外，还有党中央的大政方针和政治讨论。农村居民不是文盲，从长远来看也不会再继续安于现状。他们要求得到和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和地位，每届政府都要考虑农民的这种诉求。

中国共产党和中央政府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使其资本主义朝着社会和环境能够承载的方向发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调控社会的发展？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在三周的时间里只能零零散散的找到一些答案。我的中国印象并不完整，还有些模糊，存在很多空白。

无论是社会立法和劳动立法，还是确定最高价格和最低工资，还是提高和降低税款，扩大和限制农民工的权利，政府显然都能够通过调控和整治进行干预。由于几乎所有资金持有者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党有可能吸收新的资产阶级。当然也存在相反的一种可能性：即共产党受控于新兴资产阶级，或者说共产党的领导同时又是资金持有者。这种现象仅仅用贪污腐化是不能概括的，更确切的表述是，将一部分之前服务于公共利益的国家机构私有化。值得注意的是，西方世界，尤其是美国也经历了中央政府机构（监狱、军队）私有化的过程。但是，对有些理论我还是持怀疑态度的。它们认为，这种彻底的、系统化的腐化或者说私有化过程不只发生在少数城市和省份，而是发生在全国范围内，在中国已经没有一个为大众谋福利的政府部门了。

中国和欧洲传统的政治理念都认为，必须设立一个负责公共福利和社会公平的机构。这也是1949年共产主义革命保留至今的一项成果：即让全体中国人享有同等的生存机会，历届领导人都不能摆脱这项任务，虽然一直以来，人们也同样相信邓小平所倡导的“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像以前毫无根据的相信毛主席的教导一样。

　　

总而言之，我认为，中国并不是简单复制世界资本主义模式或者美国模式，而是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国家宏观调控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III. 哪些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得到解答？有什么新问题吗？在这中间你发现了哪些矛盾呢？

人们相信，有些矛盾终究会爆发，甚至有可能发展、升级。还有些复杂的、很难看清楚的对立、错位和矛盾，对此，我们最好不要抱有任何期待，也不要做出任何预测，因为我们还没有正确的理解它们。我的大部分认识都属于第二种情况。

但是此次中国之行让我可以确信一点：中国不再是一个不发达国家，这也包括中国的农村。这意味着，无论是中国五亿大城市人口——这已经多于欧盟的总人口，还是八亿农村人口，我们都要认真对待，要接纳他们为世界公民，欢迎他们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换言之，白人的统治已经结束了，即便是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背景下。正因为中国已经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接轨，考虑到中国幅员辽阔，政治潜力巨大，西方世界不能再将中国视为边缘国家，并将它排挤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以外，就像过去数千年的历史上成功对待南美洲那样，就像欧洲帝国主义自鸦片战争同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以来所实践的那样。

中国拥有十三亿人口，比欧洲和北美洲的人口总数之和还要多，基本与印度的人口总数相当。中国人和印度人一样，已经开始凭借他们的智慧，适应能力和牺牲精神，怀着满腔民族自豪感，努力达到经济合作和开发组织（OECD）规定的物质生活水平。西方的殖民主义思想认为亚洲人生活上不讲究，认为他们会一直处在依附于西方的状态，这显然已经过时了。

西方左翼势力应当对这种全球化效应，对中国追求与西方国家并驾齐驱的趋势感到高兴，而不是感到恐慌。左翼势力不是一直推动人权的普遍适用性，强调地球上的所有公民都有权过上幸福生活吗？现在是认真实践这一理念的时候了。人们可以想象，某位美国总统或者欧盟轮值国主席在他的第一篇政府声明中讲道：

“我们致力于世界民主化，目标当然是世界上所有人的平等，所以我们准备在不久的将来，在一个民主的世界共同体中，交出迄今为止由我们行使的对亚洲的领导权，尤其是对中国和印度的领导权，因为在那里生活的人口多于我们的人口，因为这些人享有同我们一样的人权。我们会尽最大努力保障和平过渡，并将我们的价值观念融入到民主的世界共同体当中去。在这个共同体中，我们欧美人只占少数。”

无法想象吗？但是只有当这些在我们的想象中变得可能时，我们才真正认为人权是具有普遍性的权利。与此相对，欧洲人对中国提出的人权要求通常只关注那些民族或宗教上的少数人（比如藏族人和维吾尔族人），这当然是有理由的，但同时又是狭隘的。

不过，这并不适用于德国人所要求的“法治国家”，即英国人所讲的“法治”。这里涉及的是一种制度，一种国家机构。只有当这种制度使人们得到应有的尊重时，它才能够被普遍接受。这就需要独立的法院和调查机构，就要使法律高于一切，包括政府官员和通过财富取得权势的人。

就我们所了解的情况而言，在中国并不存在所谓的“法治”，鉴于中国共产党的特殊统治地位，实现“法治”的可能性也不大。法官并不是独立的，而是受控于政党或政府的指令。此外他们所得的薪酬甚少，极容易收受贿赂。加上七千二百万共产党员并不受普通司法体系的约束。没有共产党纪律委员会的许可，就不能对他们提起刑事诉讼。几乎所有国内资本家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他们都享有刑事豁免权，当然也包括违反劳动法的案例。在北京逗留的最后一天，我们从德国记者尤塔•利奇那里得知了这些情况。这样我也就能更好的理解，所有和我们谈话的人一直说的情况是有可能的：我们的法律非常好，问题是它们仅仅停留在书面上，没有规定任何可以贯彻的个人权利。

我一直不愿意完全相信这些。在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国家，可预见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以及由法律规定的、可以贯彻实施的主体权利都是资本主义制度不可缺少的框架条件。在纳粹德国也同样如此：当涉及到财产权利和支付义务时，资本家A可以对地产占有者B，供应商C和债权人D提起上诉，整个过程都依照法治国家原则，是可预见的。而当那些出于政治或种族原因遭到拘捕和迫害的人对专制政府提起上诉时，这种法治国家的可预见性就不再适用了。根据著名的纳粹专家和政治学家恩斯特•弗兰克尔的分析，纳粹德国具有“两面性”，即对资本家的“法治国家”，对人民群众的专制政权。

中国也具有这种“两面性”吗？也只保障资本家和投资者的法律安全而置工人和普通公民于不顾吗？希望现阶段国家的两面性只是一种过渡，希望它会给所有人带来更多的法治和法律安全。

为什么？

　　

第一，和凶残的、种族主义的德国国家社会主义不同，在中国占主导的意识形态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所有人都具有同等价值，中国共产党的各届领导人都必须确认这是合法的。只保障富人的法律安全有悖于这种合法性，没有这种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也将不复存在。

第二，随着富裕程度不断提高，处于社会上层，占总人口三分之一的人将会成为新的中产阶级，他们对法治国家和民主有着很高的要求。现在，人们对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在选举中没有竞争对手已经表现出不满情绪。如果法律的适用性和可实施性遭到质疑，将会引发更多的不满。

IV. 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会状况，
a）从农民工的角度，
b）从工会利益代表的框架条件和形式的角度以及
c）从工会在政党、工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角度？你认为对工会来讲，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是什么？

显而易见，全国性的工会组织中华全国总工会（ACFTU）只是一只纸老虎。这里纸老虎的意思不是像毛主席所讲的那样，仅仅是一种假象，实际上没有看起来那么强大和可怕。纸老虎在这里指，中华全国总工会是一个仅停留在字面上的工会组织。可惜的是，它并不是一条龙（纸老虎在德语里可译为Papierdrachen，即纸龙——译者注）。因为龙在中国人看来，是力量和正义的化身。但是，中华全国总工会又是什么呢？

就像所有好的工会那样，中华全国总工会希望代表工人的利益。这在毛主席的领导下——正如列宁领导下的所有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什么问题：因为中国共产党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工会只须作为其“群众组织”，处于从属地位。在企业里由企业领导、工会秘书和共产党代表组成领导层的三驾马车。邓小平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推行“改革”政策，随之产生了资本主义，迄今为止，中国共产党一直将这种资本主义标榜为没有阶级对立的市场经济。这显然有悖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思想。

中国共产党并不承认其资本主义存在阶级对立，存在残酷的剥削。在这种情况下，受控于共产党的工会有哪些作为呢？他们尽一切努力继续三驾马车的传统，比如在国有企业和由国家控股的合资企业里。部分企业的人事安排类似于君合国：由同一个人，有时候是同一位妇女，同时担任企业的人事主管、工会秘书和党代表。

通过和广州（广州的人口数与德国最大的联邦州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的人口数相当）工会代表的谈话我们了解到，企业内部对三驾马车的传统也存在不满。工会秘书对我们说：　　

·工会应当更多的站在工人一边，而不能仅仅在劳动冲突中扮演调解人的角色。　　

·当工人举行罢工时，工会应当认真对待并且代表他们的要求。罢工虽然没有被明确允许，但也没有被明确禁止。有时候罢工是对工会所提出的要求的一种支持。　　

·企业领导层不应过多的在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　　

·工会应当同时代表城市劳动者和农民工的利益。

这样的要求对我们来说非常滑稽可笑：工会自诞生之日起不就是代表工人利益的吗？工会的任务原本就不仅仅是研究工人的罢工要求，而是要亲自举行罢工。而对于受控于政党的群众组织来说，这些任务已经颇具革命性了。此外，德国的工会也不应当自视高人一等。虽然德国企业工会委员会坚信自己是社会伙伴、合作管理者，但是广州工人罢工所提出的一些要求对他们来说，同样是一道难题。

另一方面，北京一些专门研究工业关系，并已出版著作的著名科学家提醒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中国现在的工会真正代表工人的利益，也不要认为它们正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位科学家在与我们简短的谈话中一语道破天机：“我们的工会只是一个赝品。”即中华全国总工会形同虚设。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学家的看法恰恰印证了这一点。他们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能够用对社会最有利的方式解决矛盾冲突，罢工是根本没必要的，所以，中国的工会组织也不需要罢工的权力。

我认为，只要中华全国总工会受控于中国共产党，并且不想拥有罢工的权力，就不应该允许它加入世界工会联盟。另外，欧洲工会组织致力于将中国的工会改造为真正的工会组织，对此应当有区别的予以支持。虽然中国还没有发生过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但是中国的工人已经不愿再继续忍受下去了：他们会行动起来的。

这种运动能够使国际工人组织更加团结吗？应该能，但是还有很长、很艰难的路要走。因为众所周知，廉价劳动力是中国人在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之一，他们不想失去这种优势。这种工资待遇上的差别还将继续存在，还会有更多劳动密集型的生产转移到中国。另一方面，中国人自己也越来越多的要求，所有人都能过上更好的生活，国际社会的利益分配和国内经济发展成果的分配更加公平。这意味着，缩小工资待遇方面的差距、贯彻国际劳动定额标准也符合他们的利益。

对中国为期三周的探访过程中，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与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分会代表（行业公会和企业工会的领导）进行经验交流。我们的问题是，针对德国向中国转移生产，工会有可能采取怎样的行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和德国的工会组织是不是应当在世界企业工会委员会的框架内，相互合作，交流信息，寻求共同的解决之道？一位中国的工会代表说，显而易见，中国人是这个过程的胜者，德国人是败者。与失败者讨论是没有意义的。我们中的一个人对此做出的回应几乎有失作为客人的礼貌：如果德国的工会在这种情况下宣布抵制来自中国的商品，中国的工会会有怎样的反应呢？经过一番考虑，存在两种可能性：

1．    工会国际部领导声明拥护国际团结，建议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德国人和其他人创造更高价值的就业岗位，并提供相应的培训。

2．    一位德方代表说：由于涉及到分配公平，这个问题解决起来比较困难。他听说，北美的汽车工人工会一致认可一个原则，即美国和加拿大的投资额应当与其人口数相符。这一原则也同样适用于欧洲和中国。

在我看来，这两个回答都是合情合理的。它们都希望建立一个部门，本着为合理的公共福利服务的原则调控经济，这恰恰与现行的新自由主义市场观相反。第二个回答让在场的中国人感到非常吃惊，它自觉或不自觉的抨击了我们的殖民主义思想。虽然迄今为止我们还没有深思熟虑，但是，根据人口数量分配投资额在经济领域践行了一个原则：即我们所信奉的普遍人权，尤其是社会人权。

V. 你如何看待农村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你如何评价关于农村发展的不同观念？

其他人更适合回答这两个问题。

VI. 性别平等在农民工问题和农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又有哪些矛盾？

性别问题在我们的项目中并不是一个很具体的问题，而是一个概括性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它时常被遗忘。对此我有两种很矛盾的印象：1）一段时间以来，珠江三角洲工会激进分子的非政府组织已经承认，在对农民工的严重剥削中还存在对妇女的特殊压迫方式：为此专门成立了为妇女劳动力提供咨询和授权雇佣妇女的部门。2）城乡差距加上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也在法律上导致了对妇女的歧视。作为计划生育政策的例外情况，在农村，如果第一胎是女孩，允许再生第二胎。原因是，中国人的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婚后就成了丈夫家的成员，父母不能靠她们养老。由于法定养老金的数量有限，只好养儿防老。

VII. 你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我认为，这个问题太大，提得过早。中国的资本主义和其它资本主义一样充满危机。尽管有可能出现挫折、倒退和冲突，但是我不希望中国退回到贫穷的不发达状态。中国将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领导力量，而对于中国政府的治国能力我们还知之甚少。就像世界上其它资本主义国家一样，中国的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对生产资料的占有状况，也就是阶级分化也越来越严重。很多问题都取决于工人阶级能否克服其内部差异：即国企职工和私企职工的差异，城市居民和农民工的差异。迄今为止，人们为此所作的努力微乎其微。此外，面对资本主义带来的竞争，须努力维护全球的稳定团结。这是唯一人道的、合理的出路。

﹡博多•策纳生活在柏林，是政治科学退休教授。

载express，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报，12/07　　

完全普通的资本主义或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　　

托马斯•萨布罗夫斯基回答express编辑部的问题    

I. 你是带着哪些问题去中国的？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除此以外我对如下问题感兴趣:

1.    中国在多大程度上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 目前在共产党内和整个社会中对于社会主义的发展还有何种潜能?

2.    近些年发展的特点是对出口不断增强的依赖性。对于从面向出口的发展向日益以国内市场为中心的发展的过渡前景如何？它是否可能像是一种总在不断追赶的福特汽车发展史式的运动？这场运动席卷全国而且并不仅仅局限于城市中范围或大或小的中产阶级。

3.    独立的工人运动的发展前景如何？是否存在产生长期组织的征兆？是否存在联合超越各个企业与各个地区的斗争的萌芽？属于国家机器的工会组织是否有可能发展成为工人利益真正的代表？

4.    当前的发展带来了哪些矛盾？在哪些矛盾中将会引发冲突？

5.    存在哪些反对力量？是否存在产生一个左翼反对党的征兆？

II. 通过此次旅行、交谈和参观，你的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我对中国的印象明显变得具体了，从个别事情中学到了很多东西。当然总体上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如何从我这次旅行的诸多印象中归纳出一般的结论。此前我认为中国当前已是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现在我对此比以前更是确信无疑了。但是不管怎么说，她也还说不上是“国家资本主义”，而是完全普通的资本主义。我把共产党自我划分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看成为意识形态的骗术。劳动力在中国最大程度上还是商品，部分程度上受到血腥般地剥削。在这种市场经济中具有什么“社会主义成分”，这个问题是模糊不清并令人费解的。关于共产党内和社会中社会主义发展的潜能问题，我现在比中国之行之前更加感到怀疑。在我看来，共产党内部“新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两种倾向之间本质上的冲突正在进行。另外可能还有一个传统的毛泽东主义的派系，但是它游离于两者之间，它的代表人物正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对于党内外的一个现代的社会主义左翼团体我迄今为止无从知晓。

眼下还没有出现中国的这种不断增长的出口依赖型经济倾向有可能倒转的征兆。多数老百姓的购买力还很有限。据说，虽然政府看到了城乡之间不断加剧的两极社会分化并采取几个对应措施，但我怀疑这些措施是否能够倒转这些普遍倾向。工人的收入取决于独立的工会组织是否能够发展，取决于工人们能否为提高工资成功地举行罢工等等。眼下这方面还看不到什么迹象。尽管如此，中国的经济增长肯定不会仅仅依赖出口。仅仅城市中中产阶级的消费潜力就是巨大的，另外还有国家的需求，这种需求首先目标在于建设国家基础设施（公路建设等）。总而言之，这些都给予了这个积累型政权一些稳定因素。

工人和农民试图维护自己权益的呼声遭遇了最大的困难。虽然小的罢工和劳资纠纷每天都在发生，但迄今为止仍属个别和局部。任何建立独立工会组织的企图都被扼杀在萌芽状态中。在广东省也许存在着十几个非政府组织，它们关心工人的利益，工作在合法性的边缘。由于距离香港很近并受到香港非政府组织的支援，所以这些组织在这里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其它省份，建立这种组织的尝试比起广东省要困难得多。

III. 哪些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得到解答？有什么新问题吗？在这中间你发现了哪些矛盾呢？

我的所有问题不可能一下子得到解答，而是具有现实意义地保留下来，因为这涉及到一个开放式的历史进程。

IV. 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会状况，a）从农民工的角度，b）从工会利益代表的框架条件和形式的角度以及c）从工会在政党、工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角度？

    中国官方的国家工会从工会法的角度来看起着资本与劳动之间斡旋人的脚色。某种方式上令人回想起德国的企业章程法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中矛盾的任务确定。中国工会法中充满矛盾的规定肯定给工会组织中积极分子进行不同解释和对自己地位的认知留下了一些空间。我曾和一些工会负责人谈过话，他们宁愿把自己理解为工人利益的代表。我们又和另外一些工会负责人谈话，他们却宁愿把自己理解为国家公务员。然而我敢于提出这样一个论点，就是国家官方的工会不可能自己发展成为一个“真正的”工会。工会的活动余地取决于党和国家领导给予他们多少。反过来，这又取决于下面的压力有多强。

工会在劳资纠纷充当调停人的角色只能是在有着工会组织的地方，也就是说在国营企业以及在从前保留有工会的前国营企业中。在新建的私营企业中一般是没有工会的。

农民工的地位通过他们在工作的所在地从一开始就被定为二等公民的“户口制”得到体现与保持。另外还有就是在多数雇佣农民工的企业中根本就没有工会。我不清楚的是工会在多大程度上对组织并代表农民工的利益还感兴趣。

V. 你认为对工会来讲，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是什么？

我相反的问题是：哪些工会？中国的主要问题是独立代表工人利益意义上的工会是没有的。中国的主要任务在于首先应贯彻实施结社自由、罢工权和工资谈判权。官方工会仍属国家机器，只是名称仍叫工会。

VI. 你如何看待农村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你如何评价关于农村发展的不同观念？

我们参观了几个村庄，但始终不清楚的是那里的状况对于中国整个农村地区来说是否典型。在我们看过的村庄里，进步是毋庸置疑的。在我看来，目前农村还有极少量农户还仅仅依赖于农业生活。经济收入更多地是从不同的来源筹措的。农村的农户一般都是半无产阶级的家庭。公路基础设施的建造迅速推动了无产阶级化的进程。仍然像从前那样试图用户口制度阻止大批农民涌进城市。我不明白的是农村的工业化能够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大批农民涌进城市，从而促进了相对平衡的地方的发展。我对电视上经常谈论的乡村开拓精神的潜力（电视一台）没有什么了解，所以我对关于农村发展的各种不同方案也无法判断哪一种是正确的。

VII. 性别平等在农民工问题和农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又有哪些矛盾？

     我想，城市中的工作尽管存在各种剥削和压迫，但还是包含相对自由的体验。男女农民工们见识了不同的生活条件，得知了还可以选择与农村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许多人打算不再返回农村，而是留在城市。这一点肯定特别适用于妇女，她们通过在城里打工也多少从农村宗法制度中得到了一点解脱。据《中国日报》于2007年10月9日报导，目前在广州有30万30岁以上的单身女性农民工，男性单身农民工却只有20万。在这篇文章中推测，妇女变得更为繁忙，选择工作的余地更大，这一点可能暗示着正在出现的矛盾。

VIII. 你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怎样（进一步）的影响？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证明是对全球资本主义几十年以上的拯救。如果没有中国，资本主义中心的过渡积累将会更加严重。向中国的资本输出导致平均利润率的上升，因为那里至少可以部分进行与那些资本主义中心相同的劳动进程，但是却有着高得多的剥削率。此外，中国作为销售市场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仅仅是目前有着几亿人口的中国中产阶级这个市场的潜力就可以与美国或欧盟的市场相媲美。中国工人运动的形成和更高工资的实现甚至有可能进一步加强中国这个销售市场的功能。另一方面，世界范围存在的生产能力过剩问题恰恰由于中国巨大的投资热而越发尖锐。中国对于出口的依赖近几年进一步上升，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日益依赖美国和其它资本主义中心的销售市场。就这点而言，现存的矛盾由于中国的发展得到进一步加深。假如中国的金融市场进一步开放，我们这里将有可能出现更加的不稳定。

2007年10月19日

*托马斯•萨布罗夫斯基是社会科学家，目前生活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

刊登在express，社会主义企业和工会工作报，10-11/07　　

德国学人看中国的劳工世界--前言　　

前言

    曾经在中国被称作“野蛮人”的罗马人对于中国自封为中央帝国的这个称号感到难以接受。他们要花费一段时间才能找出隐藏在向他们派出驻外使节的诸多国家中的这个国家。

即使中国早已不再被称为“丝绸的出产国”，但直到今天，对于这个国家的称号问题仍然没有任何改变。“中国制造”的商品世界越是五光十色和多种多样，另外还有就是在经济预言家和他们的士兵的眼中，中国已越来越不仅仅是廉价和顺从的“被加长的工作台”，而是把低价销售和实现剩余价值抓在自己手中，从而成为全球出口竞赛的有力竞争者，在这种情况下，命名的问题就越发增大。

《明镜周刊》曾以追求轰动效应的方式提出这样的问题：“共产主义仍然有效吗？”（2007年第一期），并在“争夺富裕的世界大战”中以号召建立反东方新敌人联盟的方式煽动恐惧。中国政府总是表现得越来越谦虚，自1992年起一直保持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头衔。这已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因为仅仅十年前还称为政府导向的“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精于在意识形态的咖啡渣中阅览的那些人看到了整体中的区别。

在《明镜周刊》刊登的“社会主义”（2007年第10期）一文的补遗中，约阿希姆•比舍夫再次为中国依靠自己的政治特权推行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辩护，反驳了那些把这条路视同为又一个“次新自由主义”（坎德伊亚斯）或是“一种由国家专制实施的血腥资本主义”（米勒）人的观点。

埃森亚洲基金会的彼得•弗兰克和前波鸿欧宝公司的沃尔夫冈•绍姆堡于2007年9月组织了一次为时三周、名为“中国的劳动世界”的调研之旅，《express》编辑部的成员们也参与了此行。在行前准备会上，成员们就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在中国是否正在推行凯恩斯主义一种特殊的并特别有效的变种。我们首先对于全球的命名问题保持审慎，因为中国之旅结束后涉及所有常见的标签来说，有一点很清楚：正如一位女成员所表述的那样，“我们现在感到更加困惑”。 这就是对中国进行更深入观察的一个良好基础。

为此我们在这一期和下一期的《express》刊载了这次调研之旅成员们的观感、印象和经历，特别是迷惘。所有的作者都从我们这里得到一张小问卷表，上面涉及下列问题：

I.    你是带着哪些问题去中国的？你最感兴趣的是什么？

II.    通过这次旅行、交谈和参观，你的这些问题得到解答了吗？

III.    哪些问题你在中国没有得到解答？有什么新问题吗？在这中间你发现了哪些新矛盾？

IV.    你如何评价中国政府的工会状况，a）从农民工的角度，b）从工会利益代表的框架条件和形式的角度以及c）从工会在政党、工会和资本三者之间的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角度？

V.   你认为对工会来讲，具有现实意义的主要任务和问题是什么？

VI.   你如何看待农村的现状及其发展前景？你如何评价关于农村发展的不同观念？

VII.   性别平等在农民工问题和农业发展方面有怎样的意义？其中又有哪些矛盾？

VIII.  你认为中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

基尔斯滕•胡肯贝克　　

德国学人看中国的劳工世界　　

《劳工世界》编者按

《处在变革中的中国劳工世界》是四位德国作者在2007年游览中国后，为Express杂志填写问卷的结集。问卷设有八条问题，要求四位德国作者简述对中国经济、社会及工人状况的观察、分析及意见。这篇结集值得阅读之处，是这四位来自德国的劳工研究者，从德国左翼的角度审视中国的劳工状况和全国总工会的角色。此外，他们也谈到对中国的宏观政治经济制度的印象。在邓小平提倡下，一般中国人，甚至是工人自己，都没有兴趣再谈中国的国家及社会性质究竟是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问题。可是这几位“老外”却仍然觉得这是了解中国社会的前提，并且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其中有两篇文章较具代表性，包括托马斯•萨布罗夫斯克(Thomas Sablowski)的《完全普通的资本主义或是：什么是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及伊尔姆特劳德•施洛塞尔(Irmtraud Schlosser)的《现代资本主义中灵活的人力投入》。

萨布罗夫斯克的文章虽然是四篇中最短，然而他提出的观点，是四位作者所共有的，包括：1. 中国现时是在国家专制下，施行典型的资本主义，而所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说法只是「意识型态的骗术」；2. 中国并没有独立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工会，所谓「工会」只是政府与工人之间的调停人角色；3. 描述城乡差距及农民工受剥削的状况；4. 预期中国式高度剥削的资本主义，会令未来中国以至全球经济更趋不稳定以及出现更多社会矛盾；5. 中国需要独立于政府而代表工人阶级的工会，并赋予劳工充份集体权益。我认为托马斯•萨布罗夫斯克对上述五点都有简述，可以为不了解中国劳工现况的读者提供一些基本概念。

至于施洛塞尔的文章，他对中国劳民工的劳动条件及对农村现况有较详细的分析及阐述，包括：1. 农民工在城市得不到社会保险，不能享有与当地居民同等的权利；2. 政府的歧视性政策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农村基础设施不足，农民愈益贫困而且出现生存危机。而在尾段，作者亦指出中国的「工会」只是担当为政府贯彻「和谐社会」政策的角色，中国工会并没有集体争取劳工权益的概念或意识(例如罢工权)。读者可留意作者提及，中国的工会代表对德国工会提出希望有进一步交流或合作「感到惊讶」，甚至提出「中国经济主宰德国经济只是时间的问题」，这很有可能意味着中国现在所谓「工会」或「工人代表」只有狭隘的「竞争意识」，从没有意识到中国工人的状况与德国以至国际工人的状况是藕断丝连，并面对同一命运(是在「全球化」资本主义下的受剥削者)。这是这文章值得推荐之处。

至于其余两篇埃娃-玛丽亚•布鲁赫豪斯(Eva-Maria Bruchhaus)的《帽子上的1，2，3，4个毛主席像章》及博多•策纳(Bodo Zeuner)《具有革命性的和谐》可读性亦很高。布鲁赫豪斯对农民工及农业发展中的性别平等问题有较深入的观察及探讨；策纳则对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有较多篇幅的阐述。读者可按自己的兴趣而选择阅读上述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