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我说呀，这中共还真的挺不容易的

中共是中国的大当家的，中国这个摊子又相当的大，人口多，各种事儿也就多。管的太周到了，有人会抱怨不够自由；管的松一些吧，有人又抱怨被忽视了。总之是众口难调，想不闹心也难。

就说这个经济工作吧，以前中共管的相当多，计划经济为主嘛，要操心全国人民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要考虑安排大家都有工作，要按人口管发粮票，大家都有饭吃，虽然大家富得慢一点，但毕竟也是在逐步共同富裕嘛。

可有人就抱怨这中共管的大多了，要中共把经济工作松松手，来个大撒把。这当官的当然是还乐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把能私有化的国企都给私有化了，让私人资本家老板去折腾，当官的还想自己自在些呢。可是，这资本家为了赚大钱，当然要减人压缩成本了，就把大量工人解雇赶到社会上去了。这资本家倒真是大大咧咧呀，把人从企业里开除赶出去就了事了，可这中共没办法把这失业的工人开除国籍赶到外国去，是吧？这绕了一圈，面对这失业生存的大事情中共还是跑不掉，还得由中共把这事兜起来。不然怎么办，那么多失业的，这社会上火星子一冒，就可能引发社会爆炸，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这样一来，表面上看中共象是少管了一些事，可惹出来的新问题倒是更令人难得安神了。

最闹心的还是中共里面的少数一些党政干部了，打着党的旗号，搞官僚主义，搞贪污腐败，一点也不珍惜共产党的信誉，干了什么坏事都往党的身上推，还美其名曰“是为党说话，还是为群众说话？”，公然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把党的名声搞得越来越不好听，搞得大多数人党员干部群众跟着受累。可以说是，一小撮老鼠屎想搅和臭一大锅汤呀。有这些坏分子捣乱，当然就会对共产党的领导力和先进性产生不同程度的不良影响了。

总不能让大多数党员干部群众给这一小撮坏分子背黑锅吧，那就得反官僚主义，反贪污腐败呀，这是水火不容的事情啊。可这腐败也不是那么容易反的，一则是腐败问题的面比较大，范围相当广，各行各业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一些腐败问题，就连军队里都能常见一些大腹便便的军官，这个样子那还能打仗吗？再则就是搞腐败的大小多少都有一些权力，他们可以利用这些权力来保护自己打击对手，这就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因为腐败的面比较广，那么，想只靠那几个专门的反腐败部门去反腐的话，那是反不过来的，所以就要考虑引入广大群众参与反腐败。如果只靠群众反腐败的话也行不通，因为腐败分子手中有权，可以利用手中掌握的国家机器报复举报人，所以说群众反腐也离不开专门的反腐败部门。如何把群众参与与专门反腐部门有机结合起来，也是个课题。甚至，还要考虑到反腐败部门有成员也参与腐败的问题，就是存在着这猫不去捉老鼠反倒与老鼠同流合污的问题，如何预防处理的工作。

中国还有个被称为左派右派的问题，这两派都对中共有意见。右派认为中共还抱着四项基本原则的老黄历不放，这妨碍了他们希望的改革进程。左派认为中共有些事情退的过头了，信仰迷失，战斗力涣散，再不下重药猛药是不行了。中国是个小资众多的国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其中小资占多数，这就导致一些观点难免出现偏激。故而，中共对左右都有不同程度的压制。

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是个问题，尤其是文科类的文人特矫情。中国的文人常常幻想自诩他们要做的事情是超阶级的。前不久澳洲电影节公然挺疆独恐怖分子，这算是给中国的文人上了一堂政治课。在中国读文科的往往都是数理化成绩比较糟糕的人，所以科学素养往往比较差。在中国，经济学是划为文科的，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水平是相当差劲的。象茅于轼那样的搞理工科水平特别差的人转行到经济学届后就轻易成了重头的主流经济学家了，由此也可见中国搞经济学的文科生水平之糟糕程度了。

中国的文人还特别的自以为是，读了几本西洋书，就以为自己老子天下第一，总想着搞点什么能取中共而代之。文人们多不敢明着反中共，那就在各自领域利用自己控制的话语权暗中拆中共的台。比如在院校宣扬新自由主义，而排挤边缘化马克思主义。比如在影视文艺作品中嘲弄贬低中共革命历史。等等吧。有些所谓的御用文人的水平更是惨不忍睹，让他们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吧，他们偏偏把前三十年贬的一无是处，好像前三十年就不是中共执政，活生生地要把中共历史割裂掉。这就好比是要抽调改革开放的基础和梯子，让中共无立足之地。

除了国内闹心事不断外，那西方也不消停，总琢磨着如何折腾中国。比如资助藏独疆独在中国搞恐怖暴力活动，试图挑起中国社会动乱。又或者在中国周边国家煽风点火，美国出钱，他国出人，不停地给中国制造各种麻烦，最好能挑的中国沉不住气主动去跟周边国家干仗，美国好趁机渔翁得利。还有在中国扶植收买亲西方势力，出卖中国利益的现象也很常见。

中共作为中国的大当家的，凡事都不可能置身事外，社会的各种矛盾在党内都有反应，中共可谓身处各种社会矛盾斗争的中心，既要维护国家统一，搞好国家发展，又要维护协调照顾社会各种势力平衡，不容易呀。打个比方的话，就好比高空走钢丝一般，非有绝高的技术是做不到的。而要做到这些，还非中共莫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