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马列主义为什么会在中国传播？

一、新文化运动

二十世纪初，我国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1915年开始出现了提倡民主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新文化运动。这年9月，由陈独秀创办的《青年杂志》，以后改名为《新青年》，是这个运动的主要宣传阵地。在当时，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吴虞、胡适等，是新文化运动的著名战士。运动的主要口号是提倡科学和民主。他们反对封建专制的政治制度，要求民主；反对封建礼教和旧道德，要求个性解放和思想解放；反对旧文学，提倡文学革命，主张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个运动虽然还是属于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性质，但是它是一次重大的启蒙运动，极大的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它激发了广大青年对国家民族命运地关心和追求真理的热情，为各种新思潮的传播扫清了道路。这就为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二、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

中国共产党的产生除了必须有自己的阶级基础以外，还必须有马列主义作为自己的思想基础。十月革命以前，中国人是很少知道马列主义的。当时，中国的先进分子曾经不辞千辛万苦，向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寻找革命的道路和方法。但是，几十年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打破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迷梦。多少次的斗争，包括辛亥革命那样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都失败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在不断加紧，1914年，日本借口进攻驻在山东的德国军队，竟然强占了青岛和胶济铁路全线。1915年，日本逼迫袁世凯政府承认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公开分裂，投靠不同帝国主义的各派军阀进行封建割据的形势更加严重了。旧民主主义的道路既然走不通，中国的出路在何方？中国的先进分子陷入了极大的苦闷之中。

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俄国的工人、农民推翻了地主、资本家的统治，第一次成了国家的主人。十月革命开辟了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新时代，它还大大地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革命，使其变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于中国人民是个极大的鼓舞。俄国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迅速宣布废除以前俄罗斯帝国与中国所订立的一切被迫的不平等条约，声明永远抛弃过去压迫东方人民的帝国主义政策。随后，1919年7月25日，当苏俄红军向西伯利亚胜利进军的时候，又发布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的宣言》，再一次表示放弃在中国的一切特权。这些消息，1920年4月在中国报刊上登出之后，引起了全中国舆论热烈地欢迎，这更加促使中国的先进分子体会到俄国革命道路的正确，并怀着极大的热情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研究马列主义。正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早在1918年7月就在报刊上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他指出，“俄罗斯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初期之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社会的革命而并著世界的革命之采色者也”。又说，“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其萌芽即茁发于今日俄国革命血潮之中”。同年11月，他又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塞维主义的胜利》，一再表达先进分子热烈拥护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心情。他热烈欢呼，“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他热情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他又在《新青年》杂志上以连载的形式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比较系统地介绍和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他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最先进的代表。

此外，在一些先进分子中，还不同程度地表现了接近马克思主义的倾向，在有些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尊重体力劳动、愿意接近工农的思想。“劳工神圣”是当时颇为流行的口号。1919年春，李大钊曾经在报刊上一再提倡到工农中去。3月，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等组织了平民教育演讲团，利用庙会等群众场合，宣传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在1918年及以后两年左右，有1000多湖南、四川、广东等地的青年学生，克服了很大的困难，纷纷到法国等欧洲国家去“勤工俭学”——半工半读。其中许多人都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都在努力探求中国的出路。他们的政治思想倾向是颇为复杂的。不过，既然已经不限于口头称赞“劳工神圣”，而且实际去做工和工人生活在一起，这就大大有利于其中许多人后来日渐接近马克思主义。他们之中有些人早就对社会主义有一定的认识，到了欧洲，就更迅速地接受了当时正在高涨着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在十月革命的推动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队伍正在不断的扩大。

三、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国工人运动和马列主义的结合

在十月革命的巨大影响下，在中国社会经济情况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的基础上，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划时代的革命运动。

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1月，战胜的帝国主义国家在法国巴黎召开了“巴黎和会”。因为北洋军阀政府曾派出一批华工为这个战争服务，所以中国也算作战胜国。但是，会议却准备把战败国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各项特权交给日本接管。中国政府竟准备在《巴黎和约》上签字予以承认。这个消息传出以后，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怒和反抗。5月4日，北京学生3000余人，在“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等口号下，举行游行示威，抗议这个卑鄙的勾当。全国各地青年学生热烈响应，纷纷罢课、示威，广泛进行爱国宣传。军阀政府与帝国主义勾结起来，蛮横镇压。从6月3日起，北京学生展开了更大规模的街头宣传。反动政府仅在两天内逮捕学生就近1000人。这种大规模的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这时，中国工人阶级以坚强的生力军的气概，英勇地投入了战斗。从6月5日至11日，上海六、七万产业工人首先举行了罢工，加上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罢工人数达到十万以上。接着，南京、天津、杭州、九江等地的工人，也先后举行罢工或游行示威。工人罢工的同时，上海和其他很多地方的商人也举行了罢市。运动以罢工、罢课、罢市、集会、游行等方式，迅速地展开，遍及了20多个省，150多个城市。在巴黎的中国学生和工人也纷纷要求中国政府的代表不得在和约上签字，并坚决表示一定要一死相争。面对着这样轰轰烈烈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反动政府被下慌了，不得不答应群众的要求，于6月10日罢免了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三个亲日派卖国官吏，并于6月28日《巴黎和约》签字时，拒绝了签字。

五四运动是彻底的不妥协的反帝反封建的运动，是一次伟大的解放思想的运动，是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一部分。五四运动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一批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分子在运动中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6月3日以后，就不但是知识分子，而且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成了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中国工人阶级以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的政治罢工，登上了政治舞台，对于斗争的胜利起了决定的作用。所以，五四运动表明了中国的民主革命，已经开始进入了以无产阶级为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这个伟大的群众运动促使大批的革命知识分子从亲身经验中认识到，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力量，必须以工人阶级的理论——马列主义作为行动指南，革命才能胜利。他们决心投身到工人中去，宣传马列主义，组织工人运动。五四运动促进了马列主义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为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做了准备。

因此，“五四”以后，在全国范围内立即出现了一个宣传社会主义、研究学习马列主义的潮流。在半年时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有200余种。除早已出版的《新青年》和1918年底出版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编的《每周评论》以外，还有北京的《少年中国》、《新社会》、上海的《星期评论》、长沙的《湘江评论》、天津的《觉悟》、武汉的《社会新声》、四川的《星期日》、浙江的《教育潮》等等。还有北京的《晨报》、上海的《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的副刊。这样，五四以前就已经开始的新文化运动，现在已经不仅是宣传民主和科学，而且还逐渐增加了浓厚的社会主义色彩。这时在先进的知识分子中出现了许多群众组织。在北京有李大钊、王光祈、邓仲夏等人的“少年中国学会”，瞿秋白等的“社会实进社”，在长沙有毛泽东、蔡和森、何叔衡等的“新民学会”，在天津有周恩来等的“觉悟社”，武汉有恽代英等的“利群书社”等等。这些组织的成员都在探索任何改造中国，思想是复杂的，有社会主义、有无政府主义、也有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且界限是不清的。在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的影响不断扩大，不可避免地逐渐引起了分化。最明显的就是《新青年》杂志的变化。

《新青年》是五四时期最有代表性的一本杂志，它在新文化运动中起了主要的作用。但是在它的编辑部中既有最早的共产主义者李大钊、陈独秀，又有急进的民主派鲁迅、吴虞等，也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在提倡民主和科学、提倡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方面，胡适的确有过一些好的作用，但是，他是反对社会主义的，1919年7月，胡适发表了《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文章。他散步马克思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的反动观点，提倡一点一滴的改良而反对革命。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了《再论问题与主义》的文章，详细批驳了胡适的观点。他指出研究和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工人联合的实际运动，开展革命的阶级斗争。这个争论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思潮的矛盾的表现。这个争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到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就逐渐变成了宣传共产主义言论的阵地。陈独秀一直是《新青年》的最主要的编者，起了重要作用。在“五四”时期他由急进民主派逐渐地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

在当时的各种进步的群众组织中，湖南的“新民学会”是成立最早作用较大的，它成立于1918年4月，由十几个人后来发展到七、八十人。在五四时期，它在湖南的革命运动中起着核心领导作用，为后来湖南的建党建团作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这个学会后来也发生来分化。当时毛泽东是这个学会的主要领导人，他于1918年9月和1919年12月两次到北京，和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人物有过接触，受过他们的影响，努力研究各种先进思想。他到1920年夏天就成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

随着马克思主义者队伍的逐步扩大，社会主义的研究、宣传和到工人群众中去的步伐都越来越加快了。李大钊等在《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杂志上系统的宣传马克思主义。1919年5月还帮助北京《晨报》副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这个专栏存在了六个多月。1920年3月，他在北京大学秘密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有邓仲夏、高君宇、何孟雄、罗章龙、张国涛、瞿秋白等等。5月1日，我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全国有七、八个城市举行了纪念活动，参加的工人总计五、六万人，喊出了“五一万岁”、“劳工万岁”等口号。我国最早的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参加了这个纪念活动的组织工作。《新青年》出版了《劳动节纪念》专号，李大钊、陈独秀都发表了文章。北京大学的校工和学生500多人开了纪念大会。邓仲夏等还到长辛店对铁路工人作了演讲。陈独秀这时已到上海。1920年4月，他和一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起联合上海工业会、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等七个团体发起筹备纪念“五一”的大会。纪念大会虽然遭到军警镇压，几次转移会场，到会仍有1000多人。这些情况说明，五四运动正在促进着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