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贷危机下的哲学基本问题反思—读《劳动哲学》有感

次贷危机下的哲学基本问题反思　　

——读《劳动哲学》有感　　

人们常说危机是“危”也是“机”。于“危”，需正视、缓解和排除，于“机”，则更需加以重视、研究和利用。此次由美国次贷泡沫引发的全球经济危机，恰恰给了我们一个反思和自省的机会。泡沫有一个好处，它可以把结构放大，使我们意识到原本处于基础、过于内在而常被忽略的一些重大问题。

对于次贷危机，反思者多，批判者多，探其究竟者更多，但大多分析往往止于技术层面、操作层面而不能深入。虽然今天已经揭示出的包括美国人的“过度举债”、金融衍生品的过度使用、多层次委托代理关系下的道德风险、相对滞后的金融监管等等原因都是存在的，但是仅仅寻出这些原因，便可以对次贷危机做一个了结吗？我们今天的态度，似乎这次的次贷危机就是“客观”的，是几种不可抗的自然力冲撞叠加的结果，是必然发生的，主观不可改变的，而因它既然是客观、必然的，在处理态度上便大多止于寻出一些发生的线索了。

但是，当这个波及到全世界的灾难发生后，简单地把它归之于客观、仅在认识层面理清多米诺骨牌效用的几个引致点就可以了吗？

经济学的任务仅仅在于认识吗？思维的终点，就是存在吗？

这个问题，显然必须回到哲学层面去寻找答案。

我国著名经济学家刘永佶教授在新著《劳动哲学》中对唯物主义“存在与意识关系”的批判，和社会主义者对于哲学基本问题的再认识，对于回答上述问题，恰好提供了启示和引导。

传统的由恩格斯提出，通过苏联教科书广泛宣传、被视作社会主义哲学基础的唯物主义哲学认为，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或者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客体的自然界、物质存在是第一位的；人，作为意识的主体，其作用就在于对于客观存在的能动的认识。这一哲学命题，通过长期的政治教育，已经普及于大众。但是，刘教授却基于对唯物主义的批判，明确指出：“以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作为‘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实际上是将认识论问题作为本体论问题”，这种认识并“不是‘全部哲学的基本问题’，而只是哲学中一个派别的认识论问题”，即唯物主义的认识论问题。而唯物主义，也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相反，“唯物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哲学观念”。社会主义思想家，已经从马克思开始，承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逻辑前提，批判唯物主义，提出了以劳动为基本和核心的新哲学观念。后人，本应沿着马克思的轨迹继续前进，却被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扭转了方向，从此，唯物主义得以在“马克思主义”名义下延续其抽象论证。

但是，正如刘教授在书中指出的，哲学就是一个不断否定的发展过程。哲学观念，作为历史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集中体现的时代精神的概括，在新的以劳动者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社会，所集结成的，就是体现劳动者利益和意志的新的哲学思想——劳动主义。劳动主义是社会主义的哲学基础，它将哲学的基本问题归结为“人的生存与发展”。

以“人的生存和发展”代替“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关系问题”，体现的是人类以自身为主体提高素质技能和社会地位的利益和要求，它表明人类意识的作用不仅在于认识自然界、认识存在，更在于改造世界、改造存在。传统的唯物主义只注意到人是认识主体这一层，而对人作为被认识的主要客体和实践主体则注意不够，甚至将人排除在哲学对象之外。但是，哲学不是神学，它的主体是人，它的对象也主要是人。哲学作为人类各门具体科学的概括和综合，最主要的任务就是对于人类自身的发展提供价值观和世界观的指导。认识的目的是改造，为人类以实践促进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提供精神动力才是哲学的终极目标。

在“人的生存和发展”过程中，自然也会涉及到对于自然界的认识，但即使是对自然界的表面看似“客观”的认识，也完全是根据人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展开的研究，并非自然界有什么都会按其“客观”的需要去研究，而是按主体的人的需要而进行的具有明确目的性和选择性的认识。

然而，唯物主义设给人类的限制恰恰在于对于外部自然界的过度推崇。“唯物”，使“物”成为“客观”的、“主观”不能改变的，由此，人类最大的任务就是认识这个虽非上帝、却如上帝一般、人类所不能左右的“自然规律”，而人类最大的能动性也不过是臣服于这个自然规律，认识它并按照它办事。于是，唯物主义在完成对上帝主义的批判后，却又通过建立了一个凌驾于人之上的“物质自然”而又使人陷入自然主义的束缚之中。

受唯物主义的哲学基本问题观的影响，人类思维的张力终究超越不出认识的层次；自然科学被人为地带上独立、“客观”的色彩，社会科学不得不从自然科学中寻找线索，类比自然规律模式，来论证所揭示的社会规律的合理性。这种认识模式在社会科学领域比比皆是，经济学也概莫能外。例如17世纪末的布阿吉尔贝尔就提出，人们的经济活动只能按自然规律进行，这种规律反映在社会经济中就是人类必须遵从的“自然秩序”，该种思想经由重农学派成为法国经济学的传统。英国的斯密同样受到自然法则的深刻影响，他的“看不见的手”假说就代表了自然法则在人类社会的具体存在。美国的政治经济学发展较晚，但这个国度第一个对现代经济学形成重大影响的经济学者——边际生产力分配论的主要代表克拉克就在代表作《财富的分配》的序言中表示：“本书的目的在于说明社会收入的分配是受着一个自然规律的支配，而这个规律如果能够顺利地发生作用，那么，每一个生产因素创造多少财富就得到多少财富。”以上思想最终被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奠基者——马歇尔以归纳的方法加以具体化和理论化。马歇尔主张，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应该起始于物理学的静态方法而终于生物学的有机方法，具体说，这种方法就是“归纳法借助于分析和演绎，汇集有关各类材料，整理它们，并从中推出一般原理或规律，然后演绎法一时又起着主要的作用。它把这些原理彼此联系起来，从中暂时求出新的更广泛的原理或规律，然后再叫归纳法主要分担搜集、选择和整理这些材料的工作，以便核验和‘证实’这个新规律。”以归纳、演绎贯穿起来的方法，不过是经济学对物理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方法的简单模拟和仿效。他的方法论观点至今仍统御着经济学领域，使得经济学的“自然规律”认识原则得到传承。

由于经济学的任务被明确地界定为“认识”规律，并且是以臣服于自然的方式来认识规律，经济学的批判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便丧失了存在的依据。

本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由于劳动者从资本的统治对象变为社会主体，而形成对于之前的唯物主义基本认识论进行批判的机会，但是，由于哲学界长期以来以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来注解社会主义哲学，对于恩格斯和主张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不予区分，加之前苏联源于东正教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的影响，唯物主义就在以前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一种政治前提，以官方哲学的名义被固定下来，不容置疑。对于唯物主义的任何反思和批判都被看做是对于社会主义的亵渎和背弃。

哲学的长期停滞不前，不仅使社会主义运动和制度演进遭遇重重阻力，而且严重制约了各门社会科学的发展。当今经济学在研究次贷危机时，再次把经济周期看做自然周期，认为这次人为灾难具有不可阻挡的“客观必然性”，从而把经济学的任务仅仅界定为认识这个过程、寻找和服从内在规律，而不是改变导致这次灾难的人为制度本身，恰恰是唯物主义再一次作用的结果。

但是，美国的过度消费、次级贷、高杠杆率、信用缺失的评级机构、恶意创造的虚拟产品、缺乏有效监控的虚拟经济，哪一项不是“人为”，而是“自然”和“客观”的？美国借以扩散和减弱自身风险的美元国际货币体系和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组织，哪一个又是按照超越于美国的“客观规律”在运行着的？当美国打开印钞机，奉行宽松的货币政策时，又是哪一个“客观规律”作为幕后主使在替美国抉择呢？

经济周期不过是人为的危机的周期性。人为制度是危机产生的根源，危机的周期性仅是人为制度需要加以变革的表象。在全球经济衰退面前，如果要避免危机的再次爆发，绝不能仅仅停留于对这次危机的技术性分析和认识，而必须从人的生存和发展出发，对于导致这个危机的人为制度——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改造。

让我们再次回到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时的那句名言：“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