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鼓吹了一辈子“仁”，也没搞清“仁”是何物

孔子鼓吹了一辈子“仁”，也没搞清“仁”是何物　　

                                探索者　　

一个“词”通常都是先有其含意，然后才有其字形。这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它是社会集体创造的产物，并非是某一个人的功劳。一个“字”与一个事物一样，不仅有产生、发展到死亡，也有其旧意死亡，新意产生等现象。然而，惟独孔儒多蹊跷，不仅把一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的孔子，捏造杜撰成一个包揽中国古籍的大著作家，甚至于连古籍中的字词也不放过，说什么孔子发明了“仁”，提出了“仁”，发展了“仁”，甚至于还说什么孔子创造了“仁学”等等。其实，对于前者，那全是子虚乌有，请看笔者的拙文《孔子的“乐正”与后儒的孔子“删诗”、“删书”、“作《春秋》”等说》；对于后者，那也全是胡诌乱扯，贪天之功、自欺欺人之谈。不仅“仁”并非是孔子的什么“新发明”，孔子对“仁”也没有“发展”，更没有创造什么“仁学”。孔子是奴隶主贵族的反动派、保守派、复辟派。他顽固地固守、复辟“仁”的奴隶主贵族意义，而阻碍、反对“仁”的非奴隶主贵族意义。《论语·述而·7·1》：“子曰：‘述不而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克己复礼为仁”，就是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地继续鼓吹奴隶主贵族复辟和反对地主阶级发展，企图把已经发展了的社会重新拉向后转所主张的“仁”的宗旨和意义。　　

一、“仁”是奴隶主贵族“君子”的用语　　

早在孔子出生好久好久之前，就有“仁”的观念，并且已经含义很广泛，使用很普遍。对此，在《四书》中就有所反映。诸如，《孟子·梁惠王下·2·15》：“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竭力以事大国，则不得免焉，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吾将去之。”去邠，逾梁山，邑于岐山之下居焉。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或曰：“世守也，非身之所能为也。效死勿去。”君请择于斯二者。’”由其中的“邠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看来，“仁”至少早在“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民间就已经普遍使用了。“大王”，指大王亶（dàn），周文王的祖父。《中庸·11》：“《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此舅犯事，发生在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在当时的许多古代典籍中，诸如《书》、《诗》、《国语》，以及记载其前及当时历史的《左传》等，对“仁”都有许许多多的记载。《书》是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诗》所记载的是周初到春秋初的诗歌，其成书于孔子出生之前。《国语》记载了西周末至春秋时期周、鲁、齐、晋、郑、楚、吴、越等八国史事。“仁”的起源很早，早在商汤灭夏，放桀于南巢时就已经有文字记载。诸如《尚书·商书·仲虺之诰》：“克宽克仁，彰信兆民。”它是奴隶社会的产物，它的使用总是与统治者，奴隶主贵族“君子”联系在一起的。它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词汇，通常是用它来赞赏赞美奴隶主贵族“君子”“仪容”如何“英武”、“行为”如何“规范”、“心地”如何“善良”、“道德”如何“高尚”等等。　　

《论语·子罕·9·1》：“子罕言利与命与仁。”显然，这是时人对孔子的评说。何以“子罕言利与命与仁”？乃因为孔子仍然固守奴隶主贵族的那一套“利与命与仁”的观念，然而这一套在当时已经无什市场，不什时兴了的缘故。这正是孔子所自诩的“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论语·宪问·14·3》）既然“子罕言”“仁”，“子”何以会对“仁”有“新贡献”？时人对“子罕言”“仁”的评说，对于称孔子对“仁”有什么“新贡献”者，就是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越说越矛盾。“河中无鱼，市上看”。虽然“子罕言”“仁”，然而《论语》的编者还是尽其所能在《论语》里收集了许许多多“子言”“仁”的言论。尽管如此，但这诸多“仁”，其意与古籍中所记载的并无什么不同，基本一致。有人曾对其统计过，甚至于认为在《诗》中“仁”的某些含意，在孔子所“言”的“仁”中就没有。在当时的已经有的关于“仁”观念中，包括了孔子所“言”“仁”的含义，而在孔子所“言”“仁”的含义中，却包括不了当时关于“仁”已经有的含义。孔子关于“仁”观念的范畴，远小于当时关于“仁”已经有的观念的范畴。甚至于“克己复礼为仁”的原话，也是早已有之，就是孔子“述而不作”地引用古籍《志》上的。《左传·昭公十二年》：“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古籍《志》上说：“克己复礼，仁也。”孔子不仅没有创造什么“仁学”，也没有对“仁”有什么“新发展”。那些称孔子对“仁”有什么“新发现”，“新发展”者，请拿出证据来！　　

那些称孔子创造了什么“仁学”者，则更需要拿出证据来！别再继续玩“空手套白狼”的鬼把戏了！这种鬼把戏孔儒已经玩了两千多年了！凡是称得上“学”者，必定是可以自成体系者。从词义上讲，“体系”（system）是一个科学术语，指“在一定范围内或同类的事物按照一定的秩序和内部联系组合而成的整体”。汉语词典释义：“体系是指若干有关事物或某些意识相互联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如工业体系、思想体系等。”在孔子的关于“仁”的言论中，甚至于连起码的“自圆其说”都不能，焉可称什么“学”！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所谓“孔子的仁学”，完全是孔儒为提高自己的身价，替孔子杜撰捏造出来假货！　　

二、             孔子对“仁”解说、界说的混乱　　

尽管“子罕言”“仁”，在《论语》中，“仁”却是孔子最重要的、使用频率最多的一个观念。笔者粗略地查了一下，在仅12700字的《论语》中，言“仁”约109处之多。然而，孔子对“仁”的解说、界说，却是“此一时，彼一时”（《孟子·公孙丑下·4·13》）也，没有一个定说，不统一，混乱得很。

子贡曰：“如有博施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论语·雍也·6·30》）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论语·颜渊·12·2》）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rèn）。”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12·3》）　　

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论语·颜渊·12·22》）　　

子张问仁于孔子。孔子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请问之？”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侮，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论语·阳货·17·6》）　　

……　　

孔子对子贡、颜渊、仲弓、司马牛、樊迟、子张等的问“仁”，分别给出各自不同的回答，并且这些回答都各自独立，没有联系，对子贡的回答，“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对颜渊的回答，“克己复礼为仁”；对仲弓的回答，“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对司马牛的回答，“仁者，其言也讱”，所答非所问；对樊迟的回答，“仁”是“爱人”；对子张的回答，“恭、宽、信、敏、惠”，“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孔子对“仁”的这些解说、界说大相径庭，对它们之间有何关系也没作任何交代。孔子对“仁”的这种一人一面的解说、界说，不仅使一“仁”千面，子贡对“仁”的理解是“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颜渊对“仁”的理解“仁”是“克己复礼”；仲弓对“仁”的理解“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司马牛对“仁”的理解是“仁者，其言也讱”；樊迟对“仁”的理解“仁”是“爱人”；子张对“仁”的理解“仁”是“能行”“恭、宽、信、敏、惠”“五者于天下”……，而使人对“仁”不知究竟是何物，“仁”究竟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其言也讱”？“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言也讱”？“爱人”？……还是其它？　　

“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既然如此，何其难也！己欲立为君，也欲立人为君；己欲达天下，也欲人达天下。不必如此，己有饭吃，也欲人有饭吃；己欲幸福，也欲人幸福；己欲生，也欲人生可矣。“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易白沙：《孔子评议上》，《新青年》一卷六号，4页）孔子“己欲立”“讲学于鲁”却不让少正卯“立”“讲学于鲁”，孔子“己欲达”“讲学于鲁”却不让少正卯“达”“讲学于鲁”，而是“诛”之，“三日尸于朝示威”，更不必说“天无二日，地无二主”，不仅可见“仁”之绝无了！也可知孔子之不“仁”了！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其言也讱”等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系。　　

 “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据此，“仁”是使言行符合“礼”，“周礼”是判断“仁”的唯一标准。《论语·卫灵公·15·33》：“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虽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庄以莅之，则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仁能守之，庄以莅之，动之不以礼，未善也”，据此，判断“仁”的标准又不是“礼”，而是低于“礼”。“动之不以礼”，不包括在“不仁”之中，与“仁”并没有关系。这与“克己复礼为仁”，“……，非礼勿动”的“定义”直接相悖。《论语·卫灵公·15·36》：“子曰：‘当仁，不让于师。’”据此，判断“仁”的标准又高于“礼”。“师”是“尊”者。“让于师”是“礼”，“不让于师”非“礼”。“非礼”“不仁”也！这又是使“克己复礼为仁”成为悖论。孔子说“仁”是“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又说“仁”是“恭、宽、信、敏、惠。”然而这两者也并非完全一样。“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此两者更是大相径庭。至于“仁者，其言也讱”，把“其言也讱”作为判断“仁者”的标准，说“仁者”，乃“其言也讱”者，或其言“讱”者为“仁”者，或说谁要做一个“仁”者，首先“其言”要“讱”等等的奇谈怪论，就更不必说了。　　

首先孔子所给出的“仁”，就是一个十分不确定、不明确、混乱、不统一的观念。何谓“仁”？“仁”到底是何物，真让人坠于十里雾中！这就是一个被称之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孔子”之教，笔者实不敢苟同。　　

三、孔子对“仁”解说、界说的自相矛盾　　

子路曰：“桓公杀公子纠，召忽死之，管仲不死。”曰：“未仁乎？”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论语·宪问·14·16》）　　

子贡曰：“管仲非仁者与？桓公杀公子纠，不能死，又相之。”子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论语·宪问·14·17》）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论语·八佾·3·22》）　　

管仲，亦称管敬仲（？-前645年），名夷吾，字仲，谥号敬，著名春秋初政治家。与召忽同为公子纠（齐桓公小白之兄）之师。后经鲍叔牙多次举荐，为齐桓公之相。鲁僖公九年（前685年），他助桓公招集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东），订立盟约，遂使齐国威大振。执政达四十年，进行改革，分国都为二十一乡（十五士乡与六工商乡）。分鄙野为五属设各级官吏管理。又设立选拔人才制度，主张“察能授官”，从而使“匹夫有善，可得而举”，士经“三选”卓越者，可为“上卿之赞”。改食邑制为俸禄制，主张“赋禄以粟”。推行“相地而衰征”（《国语·齐语》），视土地之肥脊定征赋，适当征发力役，禁止掠夺家畜。用官府力量发展盐铁业，铸造和管理货币，调剂物价。他辅佐齐桓公，在“尊王攘夷”的口号下，成为春秋第一个的霸主。他把“礼、义、廉、耻”视为治国之四维，强调“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还提出“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管子·牧民》）等思想和“予之为政”的命题。孔子称“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而“仁”，却又诽谤管仲不知“礼”和“俭”，“之器小”，是个“小器”。由“君子不器”（《论语·为政·2·12》），可引申为管仲是个“小人”，非“仁”！由孔子对管仲的评价“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管仲本是“霸”而称“仁”，既“霸”，岂“仁”！岂“如其仁，如其仁”！既然“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管仲“仁”矣！既然“岂若匹夫匹妇之为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管仲“大人”也，岂“器小”！孔子“微管仲”，“其被发左衽矣”！由此，我们不仅看出孔子心地的狭隘，“器小”也，也可以看出其说的“仁”、“霸”等诸观念范畴的自相矛盾。《孟子·公孙丑上·3·1》：“孟子曰：‘管仲以其君霸……行仁政而王’。”《孟子·公孙丑上·3·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行仁，则王天下；行力，则霸天下。“管仲相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管仲之力也。”“力”非“仁”，乃“霸天下”非“王天下”矣！是“霸”就非“仁”，孔子称管仲“霸”而“仁”，就让“力”、“仁”握手言和了，令“霸道”和“王道”共成一家了！“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泰伯·8·2》：“子曰：‘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无礼则乱，直无礼则绞。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论语·宪问·14·6》：“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既然管仲“仁”就“知礼”，乃“君子”也；既然管仲不知“礼”和“俭”，是个“小器”，就不会“仁”了。“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14·6》)孔子既认为管仲“其仁”，却又认为管仲不知“礼”，与“克己复礼为仁”的命题相悖。让“仁”、“礼”打起架来，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孔子既称管仲“仁”，那么即认为管仲不仅“知礼”，而且还行“礼”。这样，孔子说管仲不“知礼”，也就与称管仲“仁”相悖。既然管仲“如其仁，如其仁”，那么为何又说“管仲之器小哉！……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这也是孔子对“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如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岂若匹夫匹妇之谅也，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的自食其言。“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乃桓公挟天子以令诸侯，僭越也，非“礼”也，这不仅是“管仲之力也”，也是管仲之罪也！何“如其仁，如其仁”？而孔子却称管仲“仁”！孔子“霸”、“仁”、“礼”观念的自相矛盾，也就是对“克己复礼为仁”的否定！一个“仁学”专家，“仁学”大师，“仁学”缔造者，会犯如此低级死命的错误！！　　

子曰：“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4·5》）　　

子曰：“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14·6》）　　

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里仁·4·6》）　　

由“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孔子说“君子”皆“仁者”，“仁者”与“君子”相对应，“仁”与“君子”之行为相对应；然而，由“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不行啦，“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最后却又说“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孔子说不用说“仁者”，就是“好仁者，恶不仁者”他也没见过！这就使什么“君子”、“仁”，皆成无稽之谈，空穴来风！《论语·述而·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牛皮匠一个，“欲仁”了一辈子，最终只好哀叹“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　　

四、孔子对“仁”无一个判别标准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5·8》）　　

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6·7》）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论语·公冶长·5·19》）　　

“仁”应是一个人的大节，特别是对于从政者。根据“克己复礼为仁”，“仁”应是从“政”的首要条件，不“仁”就不得从“政”。然而，孔子对孟武伯所问其与之朝夕相处的三大弟子是否“仁”，他皆以“不知其仁也”作答，但却认为皆可以从政做官。这不仅说明孔子对其弟子并不了解以及任人唯亲，结党营私、拉帮结派的不择手段，也说明孔子对其“仁”的观念模糊并没有一个标准。《论语·先进·11·17》：“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既然“季氏富于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当然，求非“仁”也，怎么会“不知仁也”！在此，是否孔子是有意搪塞，为冉求的“不仁”“隐”！在此处，“仁”属道德范畴，不仅是“心”的问题，还是“行”的问题，怎么能只用“心”来以说明？更不能以“三月”或“日月”“不违”来衡量一个人是否“仁”。孔子对颜回何以作出“其心三月不违仁，其余则日月至焉而已矣”的道德评价，真让人丈二的和尚莫不着头脑。既然“仁者，其言也讱”，“其言”“讱”，也谓之“仁”，何以令尹子文“忠矣”，却“仁矣乎？”“未知，焉得仁？”何以陈文子“清矣”，“仁矣乎？”“未知，焉得仁？”令尹子文对国家、君王“忠”，不是“仁”？！陈文子不与弑君者同流合污，“清”，不是“仁”？！他孔子“公山弗扰以费畔，召”“欲往”（《论语·阳货·17·5》），“佛肸［畔］召”，“欲往”（《论语·阳货·17·7》），不向当时大权旁落的周天子、鲁公推荐弟子，以帮助周天子、鲁公恢复“天下有道”的局面，而向使“天下无道”的“执国命”之“大夫”推荐弟子，对“天下无道”的局面推波助澜，甚至于欲参加“家臣”叛乱，却以“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7·6》）自诩！这是什么标准？什么逻辑？

宪问耻。子曰：“邦有道，谷；邦无道，谷，耻也。”“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14·1》）　　

孔子对原宪的“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之问，以“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作答，说明尽管其鼓吹“仁”，也只是“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明］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的随声附和，对“仁”，其实孔子他自己亦并没搞清楚，是个半瓶子醋。一个“仁学”专家，“仁学”大师，“仁学”缔造者，会对其自己所创造的“仁学”如此无知！！“孔学名高实糟糠。”此评，千真万确！！！　　

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19·15》）　　

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论语·子张·19·16》）　　

由此不仅否定了孔子的“君子无所争”（《论语·八佾·3·7》）的胡诌，也可看出孔子的弟子对于“仁”，也是不甚了了！也只是一些“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的随声附和之辈。

虽然孔子鼓吹了一辈子“仁”，但他终其一生，也没有对“仁”作出一个一般的、明确的、统一的解说、界说，当然也没有给“仁”一个明确的判断标准，到死对“仁”也还是一笔糊涂账，因此他也就不知他人是否“仁”了！至于孔子自诩什么“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那不过只是他的信口开河，自我吹嘘而已！

孔子吹嘘了一辈子“仁”，说教了一辈子“仁”，最后也没搞清楚“仁”是何物，教清楚“仁”是何物。孔子以其己之昏昏，而欲使人之昭昭。象这样一个人却被誉为“大学问家”、“大教育家”，笔者实在为其羞愧难当！但由“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佛肸［畔］召，子欲往”、“孔子讲学，不许问难，易演成思想专制之弊。……少正卯以大夫讲学于鲁，孔子之门，三盈三虚，不去者唯颜回。昔日威严，几于扫地。故为大司寇仅七日，即诛少正卯，三日尸于朝示威。弟子子贡诸人为之皇恐不安。因争教起杀机，是诚专制之尤者矣”、“郑国多盗，取人于萑符之泽。大叔……兴徒兵以攻萑符之盗，尽杀之……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左传·昭公二十年》）、“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黎鉏（chú）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告鲁为好，会于夹谷......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史记·孔子世家》）、“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孟子·梁惠王上·1·4》）等等看，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可以肯定地说：孔子对庶民和对手凶残至极，不“仁”也。

五、孔子对“仁”的奇谈怪论　　

虽然孔子没有创造什么“仁学”，但却杜撰了不少“仁”的奇谈怪论。诸如：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rèn）。”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论语·颜渊·12·3》）　　

此处不说“司马牛问仁”，而“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却给出了一个“仁者”，所答非所问的回答。学生问东，先生答西。足见孔先生之“高”！子曰：“仁者，其言也讱。”孔子说“其言也讱”，是“仁者”必须具备的条件（或特征）之一。孔子把“其言也讱”作为判断“仁者”的标准，说“仁者”，乃“其言也讱”者，或其言“讱”者为“仁”者，或说谁要做一个“仁”者，首先“其言”要“讱”。看来，奴隶主贵族“君子”皆是一些“其言也讱”有语病者。因此，孔子的这个“仁”说在奴隶主贵族“君子”中就通不过。《论语·乡党·10·2》：“朝，与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訚（yín）訚如也；君在，踧（cù）踖（jí）如也，与与如也。”您看：孔子“朝，与下大夫言，侃（kǎn）侃如也”，“其言”并不“讱”，非“仁”也；“与上大夫言，訚訚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似乎“其言也讱”，似乎“仁”也，不过这却是装出来的！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中庸·10》）　　

“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君子”竟成了人在地域上的分类，可见孔子关于“仁”说之谬。“君子”尽在南方，北方无“君子”，皆“小人”矣。“其言也讱”，可以“装”；南方人，不能假。孔子不仅是北方人，还是一个“以直抱怨”（《论语·宪问·14·34》）者，并非是一个“宽柔以教，不报无道”者，故非“君子”也。由“君子仁”、“小人不仁”，孔子“不仁”也！看来，谁要“仁”，谁首先得迁到“南方”去！然而，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3·5》）“南蛮”“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君子”“仁人”在“诸夏”也！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7·30》）　　

孔子的“仁”，对于孔子是“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什么是孔子的“仁”？试想想看，世界上什么东西，对于孔子是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其“欲”，“斯”就“至矣”，然而其终生却“未之见也”？笔者愚笨真替孔子想不出其究竟是个什么怪物！孔子很可能是一个狂想病患者！除此之外，例如在《论语》中，还有“天生德于予，桓魋（tuí）其如予何”（《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9·5》）等等，很可能都是孔子在发病时胡话！　　

    后儒的“亚圣人”孟子也是一个奇谈怪论的杜撰者。　　

孟子曰：“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孟子·公孙丑上·3·7》）　　

既然“矢人惟恐不伤人”，则“矢人”不“仁”也；“函人惟恐伤人”，则“函人”“仁”也。这就不是“君子仁”，“小人不仁”，而是“函人”“仁”，“矢人”“不仁”了！“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匠”，是社会生活中所不可或缺的职业。据此，不仅并非“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孟子·公孙丑上·3·6》），而且必然会有人无“不忍人之心”！孟子自己就对其“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作了彻底地自我否定！　　

万章问曰：“象日以杀舜为事，立为天子则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万章曰：“舜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杀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诛不仁也。象至不仁，封之有庳。有庳之人奚罪焉？仁人固如是乎——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曰：“仁人之于弟也，不藏怒，不宿怨焉，亲爱之而已矣。亲之，欲其贵也；爱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贵之也。身为天子，弟为匹夫，可谓亲爱之乎？”“敢问或曰放者，何谓也？”曰：“象不得有为于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故谓之放。岂得暴彼民哉？虽然，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不及贡，以政接于有庳。’此之谓也。”（《孟子·万章上·9·3》）　　

孟子称“仁人固如是——在他人则诛之，在弟则封之。”“亲亲”、“贵贵”。“仁人”，是把“亲亲”发挥到极端者。并且，对此，还是“天下咸服”！《孟子·公孙丑下·4·9》：“燕人畔，王曰：‘吾甚惭于孟子。’陈贾曰：‘王无患焉。王自以为与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恶！是何言也？’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仁智，周公未之尽也，而况于王乎？贾请见而解之。’见孟子，问曰：‘周公何人也？’曰：‘古圣人也。’曰：‘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也。有诸？’曰：‘然。’曰：‘周公知其将畔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不亦宜乎？且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古之君子，其过也，如日月之食，民皆见之，及其更也，民皆仰之。今之君子，岂徒顺之，又从为之辞。’”然而，周公，对其“兄”管叔，不仅没有“封之”，而且还“诛之”，却又被孟子称为“仁且智”的“古圣人”！这不仅是孟子的“中庸”殆尽，自打嘴巴，也是孟子杜撰的又一大谬论！　　

六、             孔子在“仁”的平民化、世俗化中的反动作用　　

早在孔子之前，“仁”就已经成为社会中意识形态争论批判的一个焦点。诸如，《志》云：“克己复礼，仁也”、《老子·第五章》：“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老子·第十八章》：“大道废，有仁义；……”、《老子·第十九章》：“绝仁弃义，民复孝慈”、《老子·第三十八章》：“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等等，就是这种斗争的一个反映。孔子曾从学于老子，老子长孔子许多。在《老子》中，对“仁义”的批判，绝非是针对孔子，那时孔子还没成气候，是个小人物。它反映的是从无阶级的原始公社制社会到其解体及奴隶制社会的产生至奴隶制社会的衰亡及封建制社会兴起，这一数千年大跨度历史进程中，“仁”的产生演变，以及对“仁”的批判！　　

其实，“仁”也与其他事物一样，有它产生发展衰亡或转化消亡的过程。“仁”与“君子”，很可能是伴随着奴隶制的产生而产生于禹末夏初。“仁”的观念随着奴隶主贵族的“君子”观念产生、发展而产生、发展；随着奴隶主贵族的“君子”发展至登峰造极而达到登峰造极；这时的“仁”，对于奴隶主贵族的“君子”来说，也应该是发展的顶峰时期，其含义应该最丰富、最广大。此后，“仁”的观念，对于奴隶主贵族的“君子”来说，也应当随着奴隶主贵族的“君子”的衰落而衰落。随着“礼崩乐坏”，奴隶主贵族的衰落，“仁”、“君子”的观念也衰落。同时“仁”的观念，也随着“君子”观念逐渐脱离奴隶主贵族而平民化、世俗化而逐渐脱离奴隶主贵族而向着平民化、世俗化的方向发展。　　

西周周公“制礼作乐”，是奴隶主贵族发展的顶峰时期、黄金时代，它也应该是奴隶主贵族“君子”，“仁”的发展的顶峰时期、黄金时代。《中庸·20》：“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政举；其人亡，则政息。’”随着周公之死，“礼崩乐坏”与“克己复礼”的斗争也就开始了。与其同时，对奴隶主贵族的“礼”、“君子”及“仁”的批判以及“君子”及“仁”脱离奴隶主贵族而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变也就开始了。“西周”到“东周”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一个重大阶段，“东周”是周王朝“礼崩乐坏”的一个重要结果。由西周到东周是奴隶社会从发展到衰亡的分水岭，也是奴隶主贵族阶级由昌盛到衰落的一个分水岭。因此，由西周到东周也是“礼”、“君子”及“仁”由奴隶主贵族化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变的分水岭。　　

周公约死于公元前1095年。东周始于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东周包括“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从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475年，“韩、赵、魏三家灭智伯而分其地”，这段长达三百四十五年的历史，称之为“春秋”时代。在这期间，东周王朝越来越弱，根本不能号令诸侯，实际上已成为各诸侯间争夺的一块“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招牌。其间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公相继称霸诸侯。经过长期的诸侯争霸战争，许多小诸侯国逐渐被大诸侯国吞并。在春秋初期，诸侯国还有一百四十多个，到公元前４７５年，已经所剩不多了，其中主要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它们之间为争夺人口和土地，仍继续不断进行战争，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秦朝统一六国为止。自公元前４７５年到公元前２２１年，这段约二百五十四年的历史，称之为“战国”时代。　　

根据事物的矛盾对立统一规律，“礼崩乐坏”与“克己复礼”的斗争，对奴隶主贵族的“礼”、“君子”及“仁”的批判以及“君子”及“仁”脱离奴隶主贵族而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变是与奴隶主贵族的产生同时产生的，但在奴隶主贵族开始衰落之前，后者“克己复礼”占统治地位，而随着奴隶主贵族的衰落，由西周到东周，矛盾的双方才发生了明显的转变，前者“礼崩乐坏”逐渐崭露头角而成为矛盾的主要方面……　　

“君子”、“小人”，在古时，是按社会地位区分。“君子”指统治阶级，社会地位高的人，特指那些有贵族身份，“富”且“贵”的奴隶主贵族；“小人”指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低的人，特指那些无贵族身份，虽“富”未“贵”的新爆发户。后来，随着奴隶主贵族的衰败，地主阶级的兴起，“君子”、“小人”逐渐转变为按道德规范区分，“君子”指道德高尚的人，“小人”指道德低贱的人。春秋时，两种意思就早已杂用。这两种区分也有其统一性。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总是阶级的道德，统治阶级总是以其利益好恶作为道德的标准。《中庸·17》：“子曰：‘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禄，必得其名，必得其寿。’”孔子所说的“君子”基本上不是按“道德规范”区分，而是按“社会地位”区分，在《四书》中，“君子”、“小人”二词绝大多数情况下指前者。当然，这与孔子的阶级地位和政治立场是一致的。孔子自称“逸民”（《论语·微子·18·8》），也就是俗称的“破落户”、“破落贵族”，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以复辟周王朝奴隶制为己任。其“君子”、“小人”的区分，就必然按照社会地位区分。其实际也是这样。《论语·颜渊·12·1》：“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22》：“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当然，“爱人”就是“克己复礼”。所以，“爱人”就是爱奴隶主贵族；“人”就是奴隶主贵族。《论语·学而·1·5》：“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阳货·17·4》：“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节用而爱人”，节约费用和爱护“人”。谁“节用而爱人”？当然是国君了。这里的“人”显然是指国君周围的贵族大夫等达官贵人。“使民以时”，役使民众要不误农时。“民”原指奴隶。在奴隶社会里，奴隶不是“人”，如同牲畜可以随意买卖杀戮。对奴隶的役使根本不存在什么“以时”不“以时”的问题。这里的“民”显然是指已经有了自己田地的农民，他们是一些获得解放的奴隶，但孔子仍然还用原来奴隶的称谓“民”来称呼他们。这也足见孔子对“民”的鄙视。这样孔子的“人”是“爱”的对象，不是“使”的对象；“民”是“使”的对象，不是“爱”的对象；“君子”是“爱人”，“小人”是被“使”。“小人”被“使”，那么“民”就更被“使”。《论语·子路·13·4》：“樊迟请学稼。子曰：‘吾不如老农。’请学为圃。曰：‘吾不如老圃。’樊迟出，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更有甚者，孔子不仅把从事“稼”、“圃”者列为“小人”，甚至于把问学“稼”、“圃”者也列“小人”，在其中所涉及到者仅其“社会地位”问题，而根本不涉及其“道德规范”问题，故孔子对“小人”、“君子”的分类解说，主要是按“社会地位”而不是按“道德规范”。因此，大体上说孔子所说的“人”，是统治者、剥削者；“民”是被统治者、被剥削者。“君子”，是统治阶级奴隶主贵族，社会地位高的人；“小人”，是被统治阶级，社会地位低的人。实际上，孔子关于“君子”与“小人”的种种谬说，就是孔子对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的谄媚褒扬和对奴隶等（包括“小人”“民”、“女子”等）被统治阶级的蔑视贬斥。相应于“君子”、“小人”的观念由“社会地位”向“道德规范”的转变，“仁”的观念也必然有其相应转变和发展。显然，在孔子的“仁”观念中，并不包括随着“君子”、“小人”的观念由“社会地位”转向“道德规范”，“仁”的观念已经相应地转变和发展了内容。孔子的“仁”是继承衰败奴隶主贵族“君子”的“仁”，而无当时与奴隶主贵族“君子”相对立的“小人”、“民”、“女子”的“仁”！　　

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死于公元前479年，生活于春秋末期。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早已经过了奴隶主贵族的“君子”、“仁”观念的鼎盛期五百五十余年，也就是奴隶主贵族的“君子”、“仁”的观念已经衰败了五百五十余年，而奴隶主贵族的“君子”、“仁”的观念已经脱离奴隶主贵族而转向平民化、世俗化发展了五百五十余年。并且就在这样一个时期，孔子不是顺潮流而动，却仍然是逆潮流而动，“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继续鼓吹“克己复礼为仁”，以克制约束好自己恢复周王朝奴隶制统治为美德，极力反对社会进步，而为奴隶主贵族复辟张目。“克己复礼为仁”，体现着孔子极力反对已经向平民化、世俗化转变了的“仁”的观念，而极力主张“仁”的观念重新回归奴隶主贵族的要求！也即对“仁”的奴隶主贵族化观念的复辟！他叫嚣“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奴隶主贵族都是“君子”，而“君子”都总是“仁”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在事实面前，孔子不得不承认“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既然“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那么奴隶主贵族都是“君子”，而“君子”都总是“仁”的不行了！有的奴隶主贵族“君子”，却不“仁”！尽管如此，他仍然叫嚣非奴隶主贵族的“小人”却没有一个是“仁”的！最后，孔子也只是承认他“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称他不仅没有看到过一个奴隶主贵族的“君子”“仁”，也没看到过一个非奴隶主贵族的“小人”“仁”！“天下”没有一个好东西！致死，孔子仍然抱着奴隶主贵族那一套“君子”、“仁”的观念不放。在孔子那里，“仁”实际上已经成了一个观念的空壳！只有“仁”的观念，却没有“仁”的实体！请读者想想看，孔子是在促进“仁”的发展？还是在反对“仁”的发展？答案不言而喻！孔子是在反对“仁”的发展！孔子是发展了“仁”？还是扼杀了“仁”？答案同样不言而喻！孔子是扼杀了“仁”！请读者想想看，孔子会对“仁”有什么“新发现”？“新发展”？当然，不会有！　　

 孟子曰：“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孟子·公孙丑上·3·7》）　　

儒家的“亚圣人”孟子，其“所愿，则学孔子”（《孟子·公孙丑上·3·2》），生于孔子死后一百零柒年的战国中期，是约公元前372年—前289年的人。当时，“仁”的观念已经被普遍平民化、世俗化的时代，然而，孟子仍然顽固地固守着奴隶主贵族关于“君子”、“小人”及“仁”观念。试想比孟子还要顽固不化十倍，且生活在孟子生前一百零柒年的孔子，其对“仁”的平民化、世俗化的发展会有什么贡献？　　

《论语·述而·7·1》：“子曰：‘述不而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论语·述而·7·28》：“子曰：‘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这是孔子自我评说。这就又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孔子不可能“有作”，即对“仁”有什么“新发现”、“新发明”、“新贡献”！特别是后者，此乃是孔子特别对那些称他“有作”的后儒者说的！孔子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这是孔子的特点，否则那就不是孔子了。至于称孔子对“仁”有什么“新发现”、“新发明”、“新贡献”，创造了什么“仁学”，那是后儒为自己的私利而蓄意捏造杜撰。对此，还是听听其祖师爷孔子“盖有不知而作者，我无是也。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的自说为好！　　

由上可知：不是孔子发展了“仁”的观念，而是僵化了“仁”的观念。僵化了奴隶主贵族“仁”的观念，而拒绝“小人”等对“仁”观念的发展。在孔子那里只有奴隶主贵族“仁”的观念，而没有“小人”等“仁”的观念。　　

对于“仁”的观念，孔子不但没有发展，而且还特别强调了其负面性——奴隶主贵族性，“克己复礼为仁”，以恢复周王朝奴隶制宗法的“礼乐”为美德；“仁者爱人”，美德者热爱周王朝的奴隶主贵族。这是由孔子“逸民”的“克己复礼”的反动立场所决定的。　　

孔子所鼓吹的“仁”，就是他“述而不作，信而好”的奴隶主贵族“君子”的“仁”。在孔子的“仁”中，充斥着腐朽奴隶主贵族私利的血腥和恶臭！　　

由于“君子”、“小人”及“仁”的奴隶主贵族性质，特别由于孔儒对中国近两千余年的文化舆论思想专制，在旧中国，“君子”、“小人”及“仁”一直是一个阶级性很强的词汇，它总是与统治阶级、富贵者以及依附在其上的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而与被统治阶级，社会上的贫贱者、工农大众无缘。在新中国，皇帝早已经被彻底打倒，工农大众成为社会主人，“君子”、“小人”及“仁”已经被普遍抛弃而趋于死亡了的词汇！今天“君子”、“小人”及“仁”的死灰复燃，是旧社会复辟的现象。工农大众不应该学着原统治阶级、富贵者以及依附在其上的知识分子的样子，也自诩什么“君子”，自称什么“仁”，或贬斥他人为什么“小人”，责其什么“不仁”，或也跟在孔儒其后瞎起哄等等。若这样，无疑“意味着背叛”。不要忘乎所以，忘了自己的贫贱、卑下奴隶的地位。因此，笔者建议工农大众与其划清界限，应尽量不用或慎用！以免上孔儒的当！砸烂“老爷”的“椅子”！废弃“老爷”的“称呼”！我们不需要皇帝！不需要老爷！不需要奴隶主！不需要地主！不需要资本家！也不需要其“君子”及其“仁”！　　

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国际歌》）　　

恩格斯说：我们（他和马克思）十分坚决地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能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共产党宣言·1890年德文版序言》）。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一个人只有他希望自由，他才能成为自由的。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的意识和自由的获得有同一之处。这就是说，只有工人阶级把自身的解放作为自己一种自觉要求，他才有可能获得解放。毛泽东继承和发扬了这一思想，他告诫人民说：“自由是人民争来的，不是什么人恩赐的。”（《论联合政府》）他把提高工农大众的自我解放意识作为创建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基石。　　

让象孔丘这样一个糟糠之辈的一些周奴隶主贵族王朝宗法思想的破烂，竟然对中国的社会意识形态统治了两千余年之久，这本身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是上天对中国人开的一个天大的笑话，是上天对中国芸芸众生的蔑视！　　

由此，也可以完全理解，为何几个远渡重洋日本兵端着刺刀，就可以撵着数千中国老百姓漫山遍野地到处跑了！为何……为何……　　

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据。孔子思想之所以能在中国长期地处于统治地位，统治阶级的全力推行只是事情的外因，被统治阶级易于被欺骗被愚弄才是内因。中国人民从孔子思想中解脱出来，最更重要者，是中国人民自我解放意识的自我提高。这是最最重要的。

（请进入《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