姓资姓社的问题现在是否可以争论一下？

对于姓资姓社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央定了一个调子：不争论。　　

当初之所以定这么一个调子，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首先，当时的经济发展遭遇困境，进展缓慢，不改革没有出路。这是大前提。其次，任何社会发展的任何历史阶段都有既得利益群体，当时的中国也不例外。而改革是对既得利益群体所得利益的触动，因此改革的阻力是明显的，争论也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意识形态与社会心理的影响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力是巨大的。市场经济，当时称为商品经济，或称为有计划商品经济，一旦被人们作为资本主义特有的东西而接受，那么在一个历经30年社会主义思想熏陶的国家，搞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在人们思想认识方面的阻力是显而易见的。第四，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是不是有着必然联系，在多大程度上有着必然联系，对于这两个问题，30年后的今天，我们仍然难以作出清楚的回答。回答是有的，但均不清楚。对此问题持截然相反观点的双方，仍然是谁也不能说服谁。以现在的情况来看，如果当时在改革之前先进行争论、辩论，那么我们今天可能依然在争论，而改革何时开始，也许还是一个未知数。改革的结果究竟会如何，当时任何人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知识及经验作出自己的预测和判断，但是否符合实际，都需要等待实践的检验。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又没有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除了“摸着石头过河”之外，实际上别无选择。河总得过。是争论完再过河？在争论中过河？过完河再争论？还是永远不争论？第一种方案被否定了，剩下了三个。中央当时定调的不争论，显然也不是永远不争论。我们现在还在河中，那么我们选择在哪一个时间段争论呢？过河是必须的，争论也是必须的。我认为，在河中争论也有必要，因为这可能会决定后面的河怎么个过法，也可能会决定这条河我们是不是过得去。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被奉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不是因为姓马、姓毛、姓邓，不是因为姓“社”，更不是因为姓“资”，而只是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以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真理评价准则对其进行评判得出的结论。任何一种理论，如果声称将来可能被发展、被修改、被推翻，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开放的，科学的；如果声称是绝对正确的，是一点也不能动的，是永恒的，那么这种理论就是封闭的、迷信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将来有没有可能被推翻？有可能，但不是现在，至少也不是在我们还能够预料到的将来。既然如此，我们争论姓资姓社的意义在哪里呢？我们似乎只要争论哪一个更实用就行了，而不必管这种理论姓什么了。事实并非如此。一个人如果想活得有意义，他也必须首先确定他做人的原则以及一个或许清楚或许模糊的基本行为准则。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不确定其指导思想是不成的。这个指导思想一旦确立，在有充足证据证明其错误之前，应当是被这个国家、民族、社会所承认的，这样才有可能将该集体的所有人或绝大多数人团结在这面大旗下。非此，集体将不成其为集体，而将成为一盘散沙。　　

三十年的改革历程，我们有得有失。我反对把当前社会中存在的一切问题全部归于改革的观点，同时我也反对把改革描述的尽善尽美的观点，有些问题就是改革过程控制不当造成的，比如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环境污染、能源浪费等。我的基本观点是：改革是必须的，结果从总体上看是成功的，改革中出现的问题，有一些不是发展中的问题，就是改革本身的某些地方出了问题引发的，改革的过程也需要“改革”。对这一点，我认为应当深入反思。　　

改革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什么？经济发展，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国家的经济基础更加雄厚；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虽然提高程度并不均衡；群众民主意识、法治意识、自由意识、个人权利意识增强；科学技术水平大大提高；表现在物质上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等。这是我们改革的伟大成果。　　

改革中我们失去了什么？建国前三十年我们建立的足以保障社会稳定和谐发展的医疗体制、教育体制、住房体制丧失殆尽；资源流失，能源浪费严重；人人为社会工作、企业为人民需要生产的精神理念被人人为自己工作，企业为金钱生产的指导原则代替，社会道德总体水平下滑；官场、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腐败现象蔓延而且呈现出难以遏制之势；表现为民族凝聚力的精神层面的综合国力有下降趋势等。这是在我们的改革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如果把这些当作是改革过程的必然产物，那么我们没办法了。不改革没有出路，改革同样没有出路。实际上，这根本不是改革的必然结果，如前所言，是我们在改革过程中出现失误造成的。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在于我们忽视了四个字：社会主义。　　

邓小平同志晚年意识到，贫富差距、两极分化问题不解决，要出大问题。其实不只这一方面的问题，前述的资源、环境、腐败等问题，哪一个不解决，都会出大问题。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个新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中义更是个新探索，在这个探索过程中，改革是必然的，适时调整也是必然的，发现问题就得改，这一点应该没有异议。在这个改革与调整的过程中，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是必须的，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也是必须的。邓小平同志晚年的感悟，是否即可以看作是对改革出现问题的质疑，同时也可以看作是对毛泽东时代平均主义大锅饭是否完全错误的反思？　　

我们或许真的不缺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专家、学者。当时看来，美国的自由、民主、法治、文化、武器装备、美元、伟哥等玩艺都是那么诱人，所以就连群众也多半相信了所谓精英们的摇唇鼓舌。他们云：美国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结果榜样玩过了头，功名富贵一夜之间都化作了过眼云烟，留下的只是麻烦。精英们在讪笑中全都闭了嘴。美国的车子在前面跑，我们上气不接下气地跟在后边。忽然美国的车子掉到悬崖下面去了，我们大叫一声：不好！幸好，我们跟得不紧，我们的社会主义还没有完全被美国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这救了我们一命。前些年下狠心要进行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认真彻底地推行，这也救了我们一命，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留下了一线血脉。国有企业改革现在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不是深化问题，而是方向问题。　　

现在想来，当初吐口唾沫砸个坑，咳嗽一声中国就感冒的大牌精英，也永远没有推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无法解决的基本矛盾。我们现在的生产模式无疑也是社会化大生产，那么精英们论述的国有企业深化改革岂不是将国有企业也推向私有化？小政府、大市场、不干预的理论，即使让该类企业顶着个“国有”的名，又哪有国有的实？在社会主义国家制造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应当算是我国精英们的首创了。我们依靠什么来解决国内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精英们对这个问题回避了，当时只忙着对资本主义唱赞美诗了。　　

姓资姓社的争论其实已经再次开始了，但高层还没有就这一问题表态。对于这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虽然在改革之初，限于当时具体情况，暂时不争论，那么在改革遇到深层次问题的今天，是否能明确一下：需要争论或还不需要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