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任继愈先生，谨录毛主席关于任继愈的几次讲话和批语

【一】

关于哲学问题的讲话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

    任继愈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很欣赏他讲佛学的那几篇文章，有点研究，是汤用彤的学生。他只讲到唐朝的佛学，没有触及到以后的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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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关于加强宗教研究问题的批语〔１〕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

    这个文件〔２〕很好。但未提及宗教研究。对世界三大宗教（耶稣教、回教、佛教），至今影响着广大人口，我们却没有知识，国内没有一个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研究机构，没有一本可看的这方面的刊物。《现代佛学》不是由马克思主义者领导的，文章的水平也很低。其他刊物上，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写的文章也很少，例如任继愈〔３〕发表的几篇谈佛学的文章，已如凤毛麟角，谈耶稣教、回教的没有见过。不批判神学就不能写好哲学史，也不能写好文学史或世界史。这点请宣传部同志们考虑一下。

                                                                  毛　泽　东
                                                                  十二月三十日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这个批语写在中共中央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十日转发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的指示稿上。
〔２〕　指中共中央外事小组、中央宣传部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五日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给中央的报告。
〔３〕　任继愈，当时任北京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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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读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史》第三册〔１〕写的批注〔２〕
（一九六四年十月）

第五篇
统一封建国家重建与地方割据时期（隋唐五代）的哲学思想
第五章　隋唐佛教宗派哲学（下）
第一节　华严宗的相对主义和诡辩论
（１）华严宗的唯心主义范畴
……
列宁从辩证唯物主义立场科学地指明了人类认识过程中个别与一般的关系。个别与一般有内在的联系，不可分割。仅仅从个别与一般有内在联系来看，华严宗总算有一点辩证法观点，但是唯心主义的颠倒的立足点使他们不愿承认个别事物是客观存在的，他们更关心于脱离具体事物的“联系”何其正确 （缘），他们夸大了，吹胀了个别与一般的联系，把联系绝对化，甚至抹杀“个别”的存在。他们所谓关系（缘）只能是把客观事物排除在外的关系，所以是唯心主义的。
……
有必要读一下列宁的指示：“主观主义（怀疑论和诡辩等等）和辩证法的区别在于：在（客观的）辩证法中，相对和绝对的差别也是相对的。对于客观的辩证法说来，相对中有绝对。对于主观主义和诡辩说来，相对只是相对的，是排斥绝对的”（《列宁全集》第３８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版，第４０８页）。

从经典作家的科学论断中可以看出，相对主义、唯心主义、诡辩论、不可知论是一脉相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如实地揭示出客观世界的存在、发展的真相，认为世界的物质性，物质的运动和发展和它的规律都是绝对的、客观存在着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否认这一真理，必然陷入唯心主义的泥坑。而相对主义，恰恰把“相对”神秘化、神圣化，把物质世界永恒发展和他的规律完全取消了，物质也成了相对的，事物发展变化的基本原理也说成为相对的。

　　（毛主席批语）相对中有绝对，绝对只存在于相对之中，普遍只存在于个别之中，永恒只存在于暂时之中，离开这些来谈什么客观辩证法，前面多次引证列宁的话，岂非自相矛盾。

总起来看，华严宗在中国哲学史上许多流派中较为注意范畴的阐明。它涉及到个别与一般、同一与差别、发生与消灭、时间与空间、本质与现象，等等。从认识论上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发展。只是由于他们从颠倒的唯心主义世界观对待事物，一切都被歪曲、颠倒了。它不但不能促使认识的深刻化、接近科学，相反，倒是引导人们向反科学的道路迈进了一步。

我们认为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某些普遍性质和内部联系在思维上的反映形式。对立的范畴之间的关系，是客观事物本身矛盾运动的反映。而一切唯心主义者和我们恰恰相反。他们首先否认世界是客观存在的，当然也否认范畴是客观事物的普遍本性的反映，在他们的哲学体系里，对立的范畴只能是概念游戏。范畴不再是认识事物存在、发展的规律的工具，而是把范畴当作论证唯心主义的工具。因此，范畴在他们的唯心主义世界观支配下，必然脱离认识的实践，范畴成了一套空洞的概念。

（毛主席批语）不够严肃

注　释
〔１〕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任继愈主编的这本书是人民出版社一九六四年十月出版的。这里选摘的是毛泽东有批注的部分。
〔２〕　本篇文中左侧用宋体字排印的，是毛泽东的批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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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对《光明日报》《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的批语
（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五日）
　　　　　　　　　　　　　　　 一

　　好文章[1]。

　　　　　　　　　　　　　　　　 根据毛泽东手稿刊印。

　　　　　　　　　　　　　　　 二

陈伯达[2]同志：

　　何明[3]是谁？１９５７年反右整风时期，他写过一篇短文[4]，很好，我跟你谈过，想找他谈谈，未果。现在请你找他坐飞机来广州来一次。同时请艾思奇、胡绳、王若水、任继愈[4]、关锋五人一起同来。以上请你即办为盼！

　　　　　　　　　　　　　　　　　　　 毛　泽　东
　　　　　　　　　　　　　　　　　　 二月十五日晨
　　　　　　　　　　　　　　　　　　 根据手稿刊印。

　注　释
　　〔１〕　指何明一九六一年二月十一日在《光明日报》第三版上发表的《框框乎？指导原则乎？》一文。
　　〔２〕　陈伯达，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主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毛泽东的秘书。
　　〔３〕　何明，即关锋，当时任《红旗》杂志社哲学史组组长。
　　〔４〕　可能指《光明日报》一九五七年八月十日发表的《批判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一文。
　　〔５〕　艾思奇，当时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胡绳，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副主任、《红旗》杂志副总编辑。王若水，当时任《人民日报》编辑。任继愈，当时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