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成虎与只有一个的真相

惊闻国学泰斗任继愈先生与印度学专家季羡林先生同日仙逝的噩耗，作为对国学情有独钟的学界晚辈，甚为悲痛。

悲痛归悲痛，我们不能受当下浮尘滚滚的空气所裹挟，对季老的学术地位人为地忽悠拔高，给老人不切实际地戴上“国学大师”、“泰斗”之类的高帽。如果这样，会压得季老喘不过气来，看似尊崇，实则是对季老不尊。

因为专业向方和 学术兴趣的原因，加之山东老乡的缘故，我对任继愈先生和季羡林先生的研究方向、研究专长和研究成果算得上略知一二，应当说有一定发言权。 

一、谁是名副其实的国学大师？　　

1938年在西南联合大学毕业后，任继愈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第一批研究生，攻读中国哲学史和佛教史。194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1942起，任继愈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致力于哲学普及的工作。我从大一开始，就接触到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史》。我相信，只要对中国哲学感兴趣的人，这本书是越不过的门槛——确切地说，她是越不过的高山。先生主编的《中国哲学史》（四卷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是大学哲学系和其他相关专业的基本教材。40年来，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哲学工作者。文如其人，从《中国哲学史》中，我体悟到了先生在国学方面的“高山仰止”。先生的其他主要著作《汉唐佛教思想论集》、《中国哲学史论》、《任继愈学术论著自选集》、《任继愈自选集》、《墨子与墨家》、《韩非》、《老子新译》、《天人之际》、《念旧企新》、《任继愈哲学文化随笔》、《竹影集》等，与人合著《中国近代思想史讲授提纲》等，主编的《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哲学典》、《中华大典·宗教典》、《中国哲学发展史》、《中国佛教史》、《中国道教史》、《道藏提要》、《宗教词典》、《宗教大辞典》、《佛教大辞典》、《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中国历史文化丛书》等，以及一系列国学论文，使先生站在国学的制高点上。吾辈“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在用马克思主义总结中国古代哲学的工作中，任继愈是做得最好的一位。季羡林曾说：“我不是搞中国文化的，更不是搞哲学的。毛主席最推重任继愈。说中国文化、中国哲学，你们最好去找任先生。说我是国学大师，是外行话。”诚哉斯言！正可谓自知者明，季先生此话不虚。这绝不是客套话，而是实话实说！“国学泰斗”、“国学大师”的美誉，任先生当之无愧！　　

而季先生呢？且看其主要作品：著作有《〈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1957年）、《印度简史》（1957年）、《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 (1957年)、《<罗摩衍那>初探》(1979年)、《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1857-1859年印度民族起义》（1985年）、《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等，德文中译本有德国《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1955 年），梵文文学作品中译本有印度伽梨陀娑《沙恭达罗》（剧本，1956年）、印度古代寓言故事集《五卷书》（1959年）、印度伽梨陀娑《优哩婆湿》（剧本，1962年）等，散文作品有《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年)、《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0年)、《朗润集》(散文集，1981年)、《牛棚杂忆》（1998年）。明眼人一看便知，正像有人一针见血指出的：“除了上个世纪80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纪念季羡林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季先生的著作文论，基本与国学不沾边，充其量是徘徊在国学的边缘。移花接木，强行将“国学大师”加身，不过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大不敬。季羡林本人也说：“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谦谦君子，并非谦辞！对季先生来说，也许“国学大师”的名号太过沉重，为了心安理得，于是便有了“大国学”的高论，即印度学也是我们的国学。其中的牵强附会、张冠李戴，直让人啼笑皆非！　　

我与任先生，只能算得上神交，对其厚实的国学基础折服不已。对季先生，也许有缘分，多次相见，并聆听3次报告。1997年10月，我应山东大学之邀参加了“季羡林学术思想讨论会暨人文社会科学学科建设研讨会”，同时，听取了先生的学术报告；2001年5月，在北京举行的“纪念《文史哲》创刊50周年大会”上，再次见到先生，我做了《教育是永恒而崇高的育人事业——兼评教育产业化种种》的发言，提出了和谐教育思想；2001年10月6日，在作为山东大学百年校庆重要活动的《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做了《和谐是发展之源》的发言。通过学、看、听，发现先生学问功底扎实，佩服有加。但同时发现，先生在国学方面的知识储备不够丰富。

二、谁是民族的脊梁？　　

留学德国是季羡林学术生涯的转折点。留学德国后，季羡林走上东方学研究道路。1936年春，季羡林选择了梵文。季羡林在哥廷根大学梵文研究所主修印度学，学梵文、巴利文。选英国语言学、斯拉夫语言学为副系，并加学南斯拉夫文。众所周知，法西斯德国的“东方学”是建立在雅利安种族主义理论基础上并为之服务的，季羡林留学德国到底学的是什么，应该是很清楚的。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中国和法西斯德国相互宣战。在法西斯德国的中国人除了汉奸、叛徒、特务之外，稍有一点进步思想的人都受到了迫害。不过奇怪的是，季羡林不仅没有受到迫害，反而继续在哥廷根大学汉学研究所担任教员。更奇怪的是，季羡林也一直对法西斯德国感恩戴德，宣称“这是我毕生学术生活的黄金时期，从那以后再没有过了”。1945年1O月，二战终结不久，季羡林经瑞士东归。1946年5月，抵达上海，旋赴南京，与李长之重逢，经李介绍，结识被鲁迅先生称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的梁实秋，两人一见如故。遂又拜见正在南京、被时人称为卖国贼的臭名昭著的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得到其赏识。秋，回到北平，拜会北大文学院院长汤用彤，被聘为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在北大创建该系。解放后，季羡林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此后，新中国对季先生有若干相应政治安排。当然，文革中也曾被安排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基于骨子里的优越感和等级观念，他在1998年4月出版的《牛棚杂忆》中把参加劳动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说成是“极其猥琐的事情”，“极其丑恶的事实”，“已经完全失掉了羞耻之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寒而栗”，“一个人堕落的心理过程”。他把劳动体验竟然看得如此“不齿于人类”，如此“奇耻大辱”，我实在匪夷所思！难怪《牛棚杂忆》被极右派吹捧为“这是一本用血泪换来的和泪写成的文字。这是一代宗师留给后代的最佳礼品”。他对毛泽东时代的感受与人民群众对毛泽东时代的感受竟然如此天壤之别！　　

任继愈先生，一直与祖国同行。在西南联合大学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湘黔滇旅行团”，300学子耗时两月，一路风餐露宿，行程达1300多公里。“这次旅行，使我有机会看到中国农村的贫困和败落”。任继愈后来写道。这一次浪漫而辛酸的文化体验，使得任继愈深深地思虑并叹服于这个伟大而苦难的民族所具有的韧性。新中国建立以后，任继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新中国同呼吸、共命运。当然，新中国对先生也做出了相应的政治安排。对此，先生铭记在心，从未忘怀，一颗感恩的心直到心脏停止跳动。1987年起，任继愈出任中国国家图书馆馆长，为中国图书馆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先生也曾被下放过——于1970年去了河南信阳的干校，但先生不屑于伤痕文学的下作，能够正确认识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必要性。对一些整天东奔西走的学术明星，先生更是不屑一顾。先生认为，做学问不应该炒作，而应实实在在，有一种坐冷板凳的精神。多年来，任继愈坚守三个规矩：“不过生日、不赴宴请、不出全集。”他始终深爱着自己的祖国，而不是像季先生一样戴着有色眼镜看问题，把在德国期间视为空前绝后的“黄金期”——请注意，季先生留学期间的德国，正是法西斯宰制下的德国，而这时的德国，竟然是他最最值得留恋的“黄金期”。

谁是民族的脊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我们的学术良心！只要你良心稍存，还有那么一点是非观念，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回答。

三、绝学何以“绝后”？　　

你见过世界上只有1人识得的文字吗？有，这种文字叫做吐火罗文。据说，世界上只有季羡林1人认识吐火罗文，这是他的独门绝技。就是说，除了季羡林，这个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识得吐火罗文“庐山真面目”。你甚至连评价的资格都没有，因为除了季先生，谁也不认识。随着季羡林驾鹤西去，吐火罗文已经失传。我们不知道桃李满天下的季羡林为什么不把这门绝学传给任何一个弟子。钱文忠是先生的关门弟子，为什么不把这门绝技传给关门弟子呢？是弟子们实在不堪造就，是宁愿这门绝学失传也要做世界上唯一认识吐火罗文的人，还是根本不认识吐火罗文害怕骗局被拆穿？这个吐火罗文是“皇帝的新衣”呢，还是货真价实的保暖内衣？抑或其他不便说明的什么原因？但是，常常乐于抛头露面，大踏步走在学术明星之路上的钱文忠虽功底看不出有多厚实，但嘴皮子上的忽悠功夫还说得过去，怎么不去下工夫讨教这门学问呢？是老师不愿、不能、不敢教，还是学生过于浮躁不愿下苦功学呢？我们只能哀之叹之！吐火罗文随着季羡林病逝，这可能永远是个谜。由是观之，先生确实够绝，绝学绝，人更绝，绝学“绝后”！

四、没有源头“三和”来？　　

曾几何时，温家宝造访季先生，季先生谈到，现在社会，需要的是心灵和谐、人与人和谐、人与大自然和谐。一时间，季先生的弟子们纷纷捧哏，引用以上方面的和谐论说，好像是先生发现的“和谐新大陆”一样。殊不知，我10年来一直致力于和谐的理论建构，为和谐发展、和谐社会鼓与呼。前面提到，在2001年的《季羡林学术思想研讨会》上，我就做了《和谐是发展之源》的主题发言，提出了心和、人和、天和“三和”之说。10年来，我咬定和谐不放松，以研究和谐发展理论为己任，在国内重要报刊发表和谐发展理论文章70余篇，较早提出并系统论证了和谐发展、和谐哲学、和谐思维、和谐社会、和谐文化、和谐伦理、和谐文明、和谐精神、和谐正义、和谐教育、和谐经济以及和谐生产力等观点，起到了“抛砖引玉”的作用。代表性论文《和谐是发展之源》（2001）、《发展的陷阱》（2000）、《发展的革命——从可持续发展到和谐发展》（2002）、《和谐发展与发展的革命》（2002）、《我的和谐发展观》（2003）、《对和谐发展观的再阐释》（2005）、《论和谐精神》（2003）、《文明的和谐——兼评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2003）、《和谐伦理学宣言》（2002）、《天人合意论——对天人和谐的一种大写意式阐释》（2004）、《教育的革命——从工业文明的谋职教育到和谐文明的和谐教育》（2004）、《伦理学的革命——从单向伦理到双向不对称伦理再到双向和谐伦理》（2005）、《和谐经济学初论》（2005）、《和谐文明论纲》（2005）、《和谐就是力量》（2005）、《论“和谐剃刀”》（2006）、《和谐发展与简单性原则》等被认为是和谐发展理论的奠基之作。为了坚定自己从事和谐发展理论研究的决心，我的书房名曰“三和堂”，笔名“日月河”。和谐发展理论，是一个中国文化之树上结出的果实，我当年提出和谐发展观，应归功于我并不深厚的中国哲学基础。　　

动辄把娱乐圈中造星运动的习气搬到学术界来，这样的潮流，该休矣！在一个余秋雨之辈、于丹之流都被公然称为大师的时代里，在一个学问家满天飞、大师满天飞而思想家淡出的时代，在浮尘滚滚的时代，真正需要的是回归毛泽东一再倡导的实事求是精神！

三人成虎于一时，不可成于一世。由无知者、人云亦云者或别有用心者“穿”在季先生身上的“国学大师”这个“皇帝的新衣”，该“脱”下来了！我想，这是对季先生最好、最恰当的纪念。（本文多处参考了网友“雨夹雪”的文章，未及一一列出，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