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的“国学”是哪“国”的国学？

我很敬重季羡林先生，我认为他是一个大学者，一个大文化人，甚至是一代宗师，但称他为国学大师，我认为还需要说明一点，这个国学，很大程度上是印度的国学(季先生主要成就参见后面附录)。因此本人在此斗胆建议今后不宜再称季先生为国学大师，而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更为恰当，须知中印虽同为文明古国，但两国的文化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因为季先生是我国印度学研究的集大成者，在这一个领域，无人能与他齐肩，这是目前大家公认的，季先生主要研究领域就是印度学，在他的主要成就中对印度学的研究要远远大于对中国国学的研究。为了表彰季先生在印度学研究的成就在2008年印度总统帕蒂尔日前批准了2008年度印度国家最高荣誉奖“莲花奖”(Padmaaward)授奖名单，包括印度本国在内全世界共有135人获得这一大奖，在这135人中最引人注目的获奖者当属97岁的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这也是中国人首次获得这一荣誉。印度媒体用“‘莲花奖’首次跨越喜马拉雅山”来形容这次特殊又迟到的授奖。就在10多天前，印度总理辛格访华期间在中国社科院的演讲中，辛格就首先引用季羡林的话作为开场白———“中印两大文化圈之间相互学习和影响，又促进了彼此文化的发展。这就是历史，也是现实。”他还形容季羡林为“中国伟大的学者、当代最著名的印度学家”。

    98岁的老教授季羡林病逝的消息力压死亡184人的“7.5”暴乱事件，占据了中国各大门户网站的头条，确实是难有的哀荣。然而在哀荣的背后，却多少让笔者觉得有些尴尬。　　

笔者无意于冒犯季老先生。季老先生是有真学问的，在一个余秋雨之辈都被公然称为大师，于丹之流都以准大师的姿态大谈国学的时代里，称他为大师是远远不够的，也许要成为宗师，乃至大宗师才合适。更为难得的是季老先生在媒体的盛誉下难得的清醒和谦逊，他曾道：“但是我对哪一部古典，哪一个作家都没有下过死工夫，因为我从来没想成为一个国学家。后来专治其他的学术，除了尚能背诵几百首诗词和几十篇古文外，自己的国学知识并没有增加。环顾左右，朋友中国学基础胜于自己者，大有人在。”从搜狐网站上列出的先生的著述来看，除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后的几本散文集外，绝大多数著述都是与印度有关的学术著作。笔者私下以为，虽然佛教在中国历史上影响甚大，佛教的发源地也确实是印度，但是印度学却不能够算是国学。纪念季羡林先生，称他为印度学大师、梵文大师才恰当，非要加上国学，也应当放在二者之后才说得过去，否则是对季先生学术成就的误读和不敬。然而，现在媒体上“国学大师”四个字却独行其道，实在是令人尴尬。　　

在媒体的报道中，有先生这样一段语录：“平生爱国，不甘后人，即使把我烧成灰，我也是爱国的”，实在令人感佩。所谓的国学，应该是指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中国传统文化中最必不可少的就是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社会责任感，和在国家危亡时刻挺身而出蹈死不顾的风骨。笔者思量先生的青年时代，正是列强侵略，倭寇进犯，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之际，中国百姓辗转水深火热之中的时刻，必有值得效法的地方。然而，目前从媒体上看到的消息却只知道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直到抗战胜利的日子里，先生先在爱国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的时候在清华坚持求学，从1935年起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直至胜利都在德国哥廷根研究印度学。看来，要搞学术是终究要脱离政治的，不止是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也如此。对待这个结果，不知道具有强烈政治意义和民族文化传承的国学，是否尴尬？　　

笔者知道，写完上面一段，不免要遭到很多根本没有读过季老先生学术专著者的崇拜者的口诛笔伐，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罪名就是“文革思维”，本人会被骂为“文革余孽”。也难怪，季先生的崇拜者中的绝大多数是没有读过《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的，也是不会把《罗摩衍那》读完的，他们所读过的就是《牛棚杂忆》，甚至于这也没有读完全，只要知道季先生在文革中受到过冲击，吃到过苦头就够了。很多人并非是理解爱护季先生和季先生的学问，而是借此达到自己的目的罢了，有的是借此宣传抬高一下自己的身价，有的是借此标榜一下自己的品位，有的则是要以此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记得《金刚经》上有这样一段偈语：“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以国学而求印度学专家季羡林先生，乃至于以文革而求季先生，难道不尴尬么？这样的国学也有些尴尬吧。　（部分内容参考了againair先生的资料，特此致谢）

附：季羡林的作品

　　著作书目：

　　《中印文化关系史论丛》(论文集)1957，人民

　　《<罗摩衍那>初探》(理论)1979，外国文学

　　《天竺心影》(散文集)1980，百花

　　《季羡林选集》(散文集)198O，香港文学研究社

　　《朗润集》(散文集)1981，上海文艺

　　《季羡林散文集》1986，北京大学出版社

　　主要著作：

　　《〈大事〉偈颂中限定动词的变位》(1941年，系统总结了小乘佛教律典《大事》偈颂所用混合梵语中动词的各种形态调整)、《中世印度语言中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1944年，发现并证明了语尾-am向-o和-u的转化是中世印度西北方言健陀罗语的特点之一)、《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1985年)(论证了原始佛典的存在、阐明了原始佛教的语言政策、考证了佛教混合梵语的历史起源和特点等)、《〈福力太子因缘经〉的吐火罗语本的诸异本》(1943年)(开创了一种成功的语义研究方法)、《印度古代语言论集》(1982年)等。作为文学翻译家，他的译著主要有：《沙恭达罗》(1956年)、《五卷书》(1959年)、《优哩婆湿》(1959年)、《罗摩衍那》(7卷，1980～1984年)、《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等。作为作家，他的作品主要有《天竺心影》(1980年)、《朗润集》(1981年)、《季羡林散文集》(1987年)、《牛棚杂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