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9）

（启蒙篇1）

问题、理论、主义，认识上有着“王道”与“民道”的天壤之别。认识是唯心和唯物的对立统一，可见就是“王道”唯心还是“民道”唯心的不同，都能直接决定着所形成的唯心和唯物对立统一的不同，也构成认识不同；就是同一理论同一主义也会因“王道”与“民道”心灵眼镜的不同有着大相径庭不同解读的版本，最终影响到问题的不同。这是上世纪“五四”思想启蒙运动的论争，却是就“王道”而“王道”的思想争论，今天不同的是就“民道”这个思想战略而阐述。道理都明白，可隐藏在其背后的“道”（“王道”或“民道”）的启蒙作用却未必人人皆知。　　

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提前五年胜利实现，这确实是中华民族了不起的进步发展。但能就此认为是本质性、革命性和历史性的？这点从“道”的角度倒是值得商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不管什么人，怎样的看法，甚至偏激性的，想必对于中华民族今后的社会发展应该是大有益处的，社会声音都是赞美辞藻沉浸在沾沾自喜，反倒觉得不正常不现实了。成功中知失败，失败中知成功，这个问题就有必要倾诉不同于“王道”赞美的、不同于具象感觉的“民道”另类观点、知觉另类观点。　　

                        一　　

促成“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成就的诸多因素中，剔除两千多亿美元的外债（甚至更多。至于那外汇储备两万亿美元，一个处处造假谎言猖獗的社会，危机前外贸依存度百分之七十，形势不妙了又其实只有百分之二十，哪真哪假你信，反正我不信）及外债影响的外延和多于外债几倍以合资、独资形式的外资投入等因素，加上数字统计上的水分因素，浓缩出真正属于中华民族创造的又有多少呢？相对于今后百年千年中华民族社会发展的大战略而言，这三十年的经济发展成绩未必就一定是件好事，当然，也未必就一定是件坏事，但在此时提出另类观察视角就一定是件好事。　　

也许，有人会说，我们仅仅是使用了些外国人的钱而已！如果仅仅认为那是一堆可以购买东西能驱使鬼推磨的钞票（其实在你自己眼里是钱，在美国不过是想印多少就印多少的印刷品而已），无疑是对美元实质的无知，更是否认美元客观现实所带来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其冲击力量。钞票代表的是国家民族能力，是创造社会财富的能力，其实质是国家民族的历史、现实、未来，是生产关系以生产力形式表现的名字，是政治、经济、思想、科技、军事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综合体现，这其中就包括了价值观、意识形态等一向被认为是腐朽没落甚至是反动的东西。因为任何一个国家民族的社会财富都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更不是外来哪个国家民族恩赐的结果，同样，中华民族的社会财富也只能由中华民族自己来创造。于是，与其说引进外资，还不如说引进政治、经济、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更为确切，不是马克思而是外资中的政治、经济、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成就了“改革开放”。过于依赖外资其实是过于依赖西方政治、思想等西方文化，因此，过于依赖外资的经济是“白血病”经济，外资及所带来的文化“透析”的是“改革开放”，“析透”的也是马克思共产党，也许，能形象说明此问题的典型事例就是车运超载——高速公路建设——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所形成的三角关系：车运超载就是中国的经济GDP，而被改装的超载车就是广大的民众，高速公路建设就是政治、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就是官僚管理体制机制。虽然车运超载显示出中国经济的红红火火，高速公路兴建体现出政治、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兴旺繁荣，公路收费和管理罚款展现出政府财政收入和官僚腐败钱包的双丰收是事实，但决定这一切相互关系的核心没有变，都需要外部资金即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大量注入也是不容置疑的事实，有一天外资的西方文化累得不肯为此付费的话，那么马克思共产党可炫耀的就只剩下中国人民背负的历史欠帐，这也将是事实。经济发展是这样，治理官僚腐败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方面抓几个腐败官僚以示公众，而另一方面却又不断地在生产制造官僚腐败成百上千，最终还是要由中国的广大民众来背负官僚腐败的历史奢侈。把“改革开放”的内在动力寄予西方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显然与马克思理论不相符，更配不上民族复兴的伟大。一个民族的理论与现实、主义与问题出现如此逻辑矛盾，这个民族的造血机能就一定出了大问题，相应地也就需要不断抽取外来资金血液的“透析”，“透析”必然又会加剧“透析”的不断深入“改革开放”。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的造血机能，自然也就是社会“白血病”的病根，可见，“开放”在中国社会变革中所能起到的仅仅是“透析”的作用，远不能救治中华民族劣根性。　　

离开西方文化，比照伊朗文化那还是“改革开放”？这正说明了本质。如果没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培根、伏尔泰、卢梭等伟大思想家，就决不会有今天的西方文化复兴；如果没有华盛顿、林肯、爱迪生、莱克兄弟等一大批对人类社会发展做出过历史性推动作用的人物，就决不会有今天如此强大的美利坚合众国，也不会具有令世界各国神魂颠倒的美元，更不会使“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举世瞩目。同样道理，就凭今天“天下文章一大抄”吹嘘的“伟人”或“阿Q”着先人“四大发明”、“精神胜利法”着造假数字，中华民族就伟大复兴了吗？仅仅是一道凑数据的数学题，那这种“复兴”早在“康乾盛世”或“洋务运动”就已经“解析”完成了，只可惜这种骗局被“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无情地予以戳穿，但愿今天不是另一个历史大骗局。可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意义相称的具有世界性人类性的当今伟大人物伟大思想又在哪里呢？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应该首先是文化的复兴思想的复兴，是生产造就千百万个人类各个领域“巨匠”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复兴，绝不可能是经济意义的复兴，更不是数字上翻番的复兴。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历史人物，伟大的历史人物造就伟大的时代，如果没有伟大的历史人物，当然也就不是什么伟大的时代，充其量不过是所谓的“太平盛世”，就像历代帝王都曾经自吹自擂过的“千古一帝”“空前绝后”“第三次腾飞”“二次革命”，可后人却发现，其实都不过是历史苍穹中的过眼云烟。　　

社会人才是禾苗，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就是土壤、空气、水和阳光，经济是大厦，政治、思想、科技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就是大厦的地基。十层大厦的地基，偏要建大厦二十层，结果会怎么样？只能依靠地基之外的外部力量支撑加固，但这种支撑加固决不是免费的午餐。因此，二十多年的经济成绩是一个没有历史和文化基石的丰碑，“改革开放”更是今天最大的也是历史性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是现实社会盛行大小“政绩工程”“形象工程”的老祖宗，这种丰碑是耸立的越高，摔的也越狠。之所以沦为“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是因为没有历史和文化的基础，依赖外文化所堆积起的工程建筑，历史上的“洋务运动”“大跃进”等都是这样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当然，这不是哪个人的错，而是文化停滞不前的错，错是历史性的。社会发展靠经济数据维持，这个社会也就到了危险的境地，丰碑也因此摇摇欲坠直到有一天轰然倒塌。　　

回顾二十多年“改革开放”所走过的历程，仅仅是在外来政治、经济、思想等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冲击下不得不进行的被动战术调整，缺乏社会整体的战略构思，就像诸葛亮的“六出祁山”。回首波兰、罗马尼亚、前东德、前南斯拉夫、前苏联等所谓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历史，也曾有过如此令世人瞠目结舌的无历史和文化根基的丰碑。运用集权倾国力于一点（其实，美国制造原子弹和阿波罗登月计划等等，体现的也是这一点，可见这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集中办大事的优越性），封建专制创造奇迹的同时也注入了劫难，这不是体系（演化）和历史发展，是机体肿瘤，社会主义（封建专制）只能学习奇迹不可能的是创新，如果创新那创出的也是计划膨胀的恶性肿瘤。社会主义短跑健将，可以速度奇迹，但能冲刺终点吗？与资本主义马拉松相比，社会主义明显着意志和耐力的不足。事实上也并非所有资本主义社会都具有出众的意志和耐力，可见意志和耐力的弱点并不是社会主义的专利，更不是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之处。意志和耐力是人之品质，也是国家民族之品质，是国家民族文化的反映，它与阶级、政治倾向没有必然的联系。总结社会主义发展历史经验，惟独缺少的是没有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自己的文化，更不知道社会主义文化是以资本主义文化为基础而发展建立的新型文化，是既有民族个性又有人类共性（普世价值）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简单地说，社会主义文化就是打破封建专制官僚等同于国家的权力文化，建立民主法制的国民等同于国家的权力文化。资本主义已有了几百年自己文化发展的历史，而社会主义却从未历史过自己的文化，一直是在封建专制文化贝壳中寄生，两者的差距和结局自然于此。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民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没有属于自己文化的社会主义，同样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只是名字叫做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　　

                                   二            　　

改革意义的理解，历史就是改革与改良、民学说与人学说相混淆的思想认识。“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在短短的几十年间，“洋务运动”“维新改良”“新政运动”使古老的中华大地崛起了历史从未有过的青岛、天津、厦门、大连、上海、武汉等新型工业城市，上海还曾一度跃居于东亚金融中心，工厂、煤矿、纺织、铁路、报社等新型产业也拔地而起。就中华历史而言，谁都不能否认这一切是经济发展，更是专制动辄拿来“说事”的伟绩，但承认经济增长就等于承认封建专制清朝有多么伟大能够肩负起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吗？很显然，这是两个不同概念的问题，这一点先辈有过血的教训。“老洋务运动”的领袖李鸿章、曾国蕃、张之洞等人并没有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英雄，同样，“新洋务运动”的领袖们就能糊弄住历史？如果说有不同，那也是各自基于前人打下基础的不同：一个基于的是以“鸦片战争”为基础，任人欺辱的历史为基础；另一个基于的则是以“抗日战争”“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为基础，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的历史为基础。一时的经济盛世又能证明什么呢？不是有人说伊拉克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一切条件吗，而且，上帝是那么偏爱伊拉克人民，恩赐于令人眼热的丰富石油资源。事实也确实在萨达姆统治初期实现了全民“免费教育”“免费医疗”和人均产值达到三千多美元的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按中国“二十世纪伟人”的思维逻辑这不正是胜利实现了民族伟大复兴（巴比伦复兴之梦）吗？可历史是这种GDP给伊拉克人民带来的却是无比深重的灾难。伊拉克似乎具备了发展经济的一切条件，但事实证明恰恰缺少一些远比发展经济更为重要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发展。民族复兴是人类社会文化战场拼杀出的人文化和社会文化发展，但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能从“巴比伦复兴之梦”破灭的现实汲取有益的教训。　　

上帝把中国和美国都叫到了自己身边，对他们说：“我亲爱的先生们！不知你们希望得到些什么，可我只　能满足　先生们一种愿望，或是赐予一笔巨大的财富（GDP），或是给予一副强健的体魄（文化思想）。”中国和美国都踌躇了，最终，捧着巨大财富（GDP）“屁颠屁颠”的中国自命不凡，美国则选择了体魄的强健（文化思想）。经济（财富）毕竟是可亲身感觉的实惠，比起那战略家遥不可及的知觉思想，这种实惠更具有诱惑性更具有说服力。显然，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战略思想就远不如邓小平理论的实惠诱人，于是，经济增长往往成为改良者维护封建专制最有力的“忆苦思甜”，也因此更多病多灾，GDP早晚躺倒进医院算了事。如同今天的香港繁荣不能证明殖民主义伟大一样，更是十几年便使破败德国跃升世界超级强国的希特勒“改革开放”（当然令蒋介石甚至不只蒋介石钦佩不已）不能证明比邓小平还社会主义一样，今天的“小康”数据同样也不能证明伟大的社会主义，可见，一个民族的认知水平（人意识和社会意识）是与这个民族的文明程度（强健体魄）紧密关联的，绝不会有“阿Q”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情的“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攻进北京城”“卖国的二十一款条约”粉碎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经济万能的“精神胜利法”，随即撕心裂肺地呐喊“打倒孔家店”“科学、民主”！那震撼心灵的知觉恐怕早已被今天自负与短视之感觉所敌视。中国就是这样一个成长期生理和心理都没有得到过父爱的孩子，无论是“老洋务运动”还是“新洋务运动”，其文化思想都是阴盛阳衰暮暮沉沉，这也注定了“洋务运动”所建立的GDP丰碑在中华民族睁开双眼的一瞬间顷刻化为乌有。……　　

做着“缆车”登上泰山。站立玉皇顶傲视天下，自豪地向全世界庄严宣告：“登上泰山的实践充分证明，一星期“战略期”，我同样将立“珠峰”之上！” 　　

三                            　　

世上的事物因观察者的文化背景、视角不同，其结论相对或民学说或人学说，千差万别构成科学之民、生命之民丰富多彩。宇宙世界喻为大象，人类认识哪怕是对社会主义社会的认识，永远是那寓言摸大象的盲者，自然有触摸头的、腿的、肚子的等等形形色色不同。触摸到大象腿的就认为摸着大象头的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这不是民而是人。在这里任何人（思想）都具有其真理性的一面，也有其谬误性的另一面，宇宙的无限性决定了世界上本来就没有绝对的真理绝对的谬误。没有多元就没有生命，对立统一着多元不同人（思想）和谐生命的民（社会），是社会主义文化的基础。　　

刻意思想观点的对与错是非常之难，人们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摸索实践才能明辨是非，就这正确过了头也就不那么正确了。与其把精力消耗在无谓的统一认识，倒不如建立社会判断文化，判断出适应时代适应社会发展的相对认识。社会判断是一种社会文化，也是民之科学技术，更是由此而产生的社会体制。社会主义社会是“民道”的社会，“民道”社会的事物判断价值取向属于民权的范畴，人民是一切的最终评判者。不能说人民的评判结论就一定符合事物的本质，但就技术而言，“民道”是人类社会判断文化的最佳选择。　　

历史上的袁世凯复辟帝制，也并不是其人心血来潮一己之见，是有着深刻的中华文化背景，贯穿于几千年来中华之“命运”，一代西学精英、“改革开放”的楷模最终还是回到了复辟帝制。其间的“约法斗争”实质是新兴的“孙毛文化”与根深蒂固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孔孟文化”之间的斗争，是多难“民道”与历史悠久“王道”的斗争，可见，孙中山“约法斗争”的失败绝非偶然。“约法”不过是约束专制集权，从这个意义上说，“约法斗争”直到今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更谈不上结束。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理论基础是：离开专制集权统治，中国必将陷入“动乱”。不知觉没觉出这国民劣根性今天依然耳熟能详——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指导思想多元化，不能“三权分立”等等，其实潜台词就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封建专制不变”，总而言之就是谁都得“改革开放”，就是我的统治地位权力不能变。国民党统治时期有过这种理论——一个政府，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党专政，为此而创造了“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的奇谈怪论，甚至不惜把共产党塑造成“青面獠牙”“共产共妻”，同样今天千变主义万化理论也有其宗不变的核心——唯共产党独尊，不然，“离开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将会成为一盘散沙”，甚至相同手法把全盘西化恐怖成亡国灭种。管它白理论还是黑主义，我只要的是维护坚持我的封建统治地位专制权力！袁世凯是死了，可他的思想并没有一同死去。在袁世凯死后接下来的“军阀混战”历史时期似乎验证复辟帝制理论的正确性，中国的社会及经济也由复辟帝制的失败而陷入大动乱大倒退，就是从结束社会动乱的角度似乎也证实了袁世凯的预言，结束混乱局面的或是国民党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或是共产党毛泽东的集权专政。中国的文化思想注定了本质不变的国情，这就是几千年历史所赋予中国的封建专制“命运”。　　

客观公正地说，袁世凯复辟帝制是符合中国国情（文化）的，或者可以说是正确的。但符合中国国情就一定是正确的吗？正确的意义未必就一定是中国社会发展战略意义的正确！中国国情也有自己的两面性，“王道”国之国情和“民道”国之国情。思想一元也好，多元也罢，自有它自身发展规律，不是能不能的事，更不是王道盛气凌人的能不能，就算是能不能，那也应该是人民自己选择自己的能不能；坚持不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地位，那是共产党自己的事，跟国家人民没关系，至于社会人民选择什么主义指导，那也是国家人民自己的事，跟共产党也没关系，显然，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正确性只具有时代战术性，符合的是“王道”中国之国情，但绝对不符合的是“民道”中国之国情，从人类社会发展战略看待中国发展战略，再由中国发展战略看待袁世凯复辟帝制，那么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国情论无疑是历史的倒退，同时也认识到北洋军阀混战历史积极意义的一面——“文化革命”的“春秋战国”，至少破除旧文化、旧思想和为新文化新思想建立发展起到了积极促进作用，不破不立。既然“辛亥革命”的“文化革命”还不够彻底深入，那么“文化革命”只好再重新来过，北洋军阀混战历史时期标志的就是这场“辛亥革命”之后的又一次“文化革命”的开始，而共产主义思想的发展正是这个“春秋战国”所揭开的又一次“文化革命”。在这里不仅体现了历史战略与时代战术的对立统一关系，更反应了国情与世界情的对立统一关系，也就是要在国情与世界情、历史战略与时代战术两坐标寻找形成交叉的结合点。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而言，问题不在于其形式，而在于其内容，如果帝制的建立有利于和平建立“民道”的社会形态符合“民道”中国之国情，或这种时代战术从属并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百年千年的历史战略，就可以说复辟帝制不失为当时中国社会的最佳选择，而复辟帝制仅仅是重操旧业，那随后混乱的“北洋军阀”时期便是唯一无奈的历史选择，是“第二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必然选择的“春秋战国”，一种蕴涵着大治的“春秋战国”。可见，革命之意义是创造新的中国之“命运”，不是简单的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统治——中国特色之换汤不换药。如此不仅约要民族具有非暴力的和平民主的文化思想，更要求统治阶级有自知自明和尊重人民权利的文化思想与之相配合相对立统一的文化及历史，这理念在今天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注定了中国之“命运”不会有英国“君主立宪制”和日本“明治维新”这样的社会革命。当然，“明治维新”不能简单地和英国“君主立宪制”相提并论，或者说仅是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秦汉一统”阶段的开始，只有与未来的“汉武帝”阶段才能组成历史完整的“君主立宪制”，日本民族历史上的这次“民族历史文化大革命”，其人文化要走的路还很长；“明治维新”它是一个不具有本质意义的资产阶级革命，类似于中国近代尤其是今天的社会变革，所带来的国家民族强盛还缺乏文化思想根基，只不过是建立在相对中国虚弱基础上的虚假强盛。　　

社会变革时期，必然是人们多种思想活跃和多种心情躁动的孕育，要保持期间的理性、秩序、和谐、发展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最为迫切的民之科学。因为混乱而逃避变化、否定变化，固守惟我独尊之“王道”，这种人学说不仅决定了中国的历史，更将中国未来社会发展胎死腹中。民都没有，又哪有主，这正是中国最本质的国情。　　

四　　

中国的社会发展历史始终围绕两大社会难题而不断轮回，腐败便是其中的难题之一，就是“土地问题”在今天也以隐形的形式存在于腐败中，甚至可以说腐败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所遇到的最大社会顽症，以至于中国社会始终走不出封建社会的泥沼。“五·四”青年振聋发聩呼唤着外来文化的民主，民主便和腐败在古老的中华演绎出“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个扁担抱着走”的慷慨悲歌，成为中国近代历史说不完也争论不完的话题。民主与腐败这对夫妻至今依然貌合神离同床异梦。　　

腐败作为人类社会的一种现象存在是有其必然性，在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也有其合理性的一面，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既是腐败问题的层出不穷又是腐败问题不断深入解决的历史。腐败在具有人类社会的共性同时，也具有人类社会阶段的个性，也就是说，腐败是每个社会都存在着的必然现象，但每个社会阶段的腐败形式特点又各具不同。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和封建社会的腐败都有着自己的特色，同样社会主义的腐败也具有属于自己的个性。从腐败的发展历史，或就腐败的人类社会共性视角而言，腐败的实质是社会权力发展的问题，由此可以判断出，中国的腐败不同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腐败实质是个专制集权的问题，是属于封建社会个性的腐败。如果说在中国民主与腐败这对夫妻缺少感情基础，那这个基础就是人文化和社会文化，更进一步说就是社会权力文化，而中华文化中华思想就是封建文化专制思想。　　

有位北大学者说过，“西方民主把腐败控制起来了，而印度或亚洲的民主却使腐败更加腐败”（相比较中国腐败程度世界排名第二的事实，印度还能算是腐败吗？此话没有多少可信度）。因而，他得出结论“民主不适合抑制中国的腐败”。总而言之，西方民主不适合中国的国情。民主确实有东西方不同的个性，但也不能就此否认所具有的人类共性（普世价值），难道中华民族就不是人类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就理应不该享受民主的恩惠？这句话赤裸裸地展示出中华民族所缺乏严谨、公正的科学精神。在此，学者犯了前面说过的错误，这就是，难道中国的国情是判断一切事物是非的标准吗？中国的国情就一定正确吗？中国的国情要高于世界情吗？自“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之“命运”已经不单单是中华文化中华思想这单一“命运”了，还有着背后更大的人类世界之“命运”，是中华文化思想与人类文化思想对立统一形成之“命运”，这是中华民族必须面对的现实，所以，“第二次中华历史文化大革命”也必须是人类文化思想和中华文化思想对立统一的文化大革命。既然民主适合台湾的中国国情，适合日本、韩国、蒙古儒文化的中国国情，难道惟独大陆的中国国情不食烟火油盐不浸吗？。　　

一方面渴望大量外资（包括台资）的注入“透析”，视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为超脱中华民族的圣经。有利于自身封建专制权利，便国际接轨；而另一方面却又蔑视西方的民主文化民主思想，嗤之以鼻为落后腐朽。威胁到自身专制皇权，又民主不符合国情，画张全盘西化的老虎恐吓人民。只看到市场却装傻视而不见民主，经济接轨政治却脱轨，似乎外资及外资所代表的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不是民主文化民主思想所创造孕育的，是从天上掉下的馅饼，可这大馅饼一百多年来就是不掉在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偏偏落到近邻的岛国，这样的偏见难道不觉得心理变态吗？还有脸面笑话前人把建筑好的铁路买来再拆毁视之为巫术投入大海，这和把民主文化民主思想从先进生产力、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拆解下来称之为妖术投入大海又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民主是什么？民主也是总市场的社会学概括，怎么可能文化、思想、政治与经济、科学技术、管理理念等是相互独立毫不相关的皮肉呢？　　

说到腐败，恐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无缘无故地把自己“大把大把”的钱送给腐败，那又为什么非送礼行贿不可呢？显然，行贿者看中的不是受贿者本人，而是其手中的权力！如果仅仅看中的是腐败手中法律制度内的公权，那又何必去送礼行贿呢？傻呀！做亏本的买卖？其实行贿者比谁都聪明，他们所看中的不是腐败手中法律制度内的权力（阳光权力）而是腐败手中那些可以超越并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私权——特权集权（阴暗权力），正是这些“阴暗权力”才使得非法的摇身变成合法的、合法的也会变成非法的，阴暗的比阳光的还要正大，也只有这些“阴暗权力”才能为行贿者掠夺到比行贿所付出的财富要多得多的本该属于社会公众的财富（权利）。可见，行贿行为对于行贿者而言，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那也是一项高风险回报丰厚的长期投资。古人说过：“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对于今天这其中的意义就在于所取之的道所蕴涵的道，显然，腐败的本质是道的腐败，这不仅是针对个人，更是针对企业、民族、国家。和世界上的万物一样，权力也有其两面性：阳光性和阴暗性——公权和私权，有权力就有腐败，有腐败就会有权力。可仅仅权力还不能构成完整的腐败命题，其中必然隐含着权力与财富关系的作用，说到这就不能不说说权力与财富的关系。随着人类社会的建立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权力被赋予了商品的属性，商品相应地也具有了权力的属性，而商品经济进一步向权力经济（政治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权力也随之成为流通的商品，权力因此愈发呈现出财富性，甚至权力就等于财富，因此，财富内容随着权力属性也发生着阳光性和阴暗性的分化，可见，腐败是“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发展的衍生物，是其两面性中的一面，不同的权力性质直接决定着社会腐败的不同个性。腐败的根源不在于行贿者，而在于权力性质，在于权力的阴暗性，在于社会财富的阴暗性，在于那些可以超越并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集权专权，其所造就社会财富的极端阴暗性（官僚资本），其所造就社会经济的极端“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封建专制）。因此，评价社会的腐败程度就看这个社会的权力阴暗性、财富阴暗性的程度，就看其“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市场发展的程度。治理腐败最有效的方法当然也就是发展权力的阳光性发展财富的阳光性克服限制权力的阴暗性、财富的阴暗性，发展规范健康的“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而民主思想民主文化正是发展“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的市场化，是计划与市场对立统一的市场化，其民主的内核正是发展阳光权力制约阴暗权力，可见，权力的规范制约既权力文化的发展是治理腐败的根本。民权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阳光权力，“王权”是现代社会最大的阴暗权力，恰恰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王道”文化思想正是滋生权力阴暗性财富阴暗性的肥沃土壤，从“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厂长股份制”等中的不仅没有制约反而是加强超越并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特权集权专权就足以证明了公权私有化：不是公众说是腐败吗？那就用“承包制”“厂长负责制”“年薪制”甚至“股东制”等去封堵社会，一手遮天，阴暗性包装成阳光性，变腐败为合法的“改革开放”。“改革开放”不过是用腐败促进经济发展，如果是用一项回报丰厚的长期投资经济行为看待腐败，那腐败自然是“改革开放”，倒正好与“不管是白猫还是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理论十分贴切，符合现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思路，腐败同样满足“文化物质需求”，“公款消费”“公款大吃大喝”“大肆圈地”等不就是促进了饮食业、旅游业、演艺业、城市建设业（楼市房价）等的大发展吗？不同样也赢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渔利者们的一片喝彩吗？由此腐败之风的愈演愈烈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自然也就相吻合了，互为促进互为发展吗。可见，与“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截然相反的“猫论”，自然是“政绩工程论”或“形象工程论”，甚至在现实所演绎的就是“现代腐败论”。也就是这个昏庸无道的“现代腐败论”，也正是这个表面是“无道昏论”实则却是极端惟我独尊的“王道昏论”，正在一个个无情地击碎着中华民族所固有的最基本的人之道德和社会之道德：爱财，诚信变成了谎言、善良变成了丑恶、发展变成了假劣……；取之，搅动得使中华民族无处不充满了暴富的躁动心理和投机行为，就像电影《大腕》里所展示的那样，（官僚、资本）蜂拥撕扯着外来文化被操纵着近乎走到了（民族）精神崩溃的疯狂程度。当然，这种互为促进互为发展的“现代腐败论”，实质表现的也是战术认识与战略认识的思想差异，从战术角度看腐败确实某种程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就是卖国也可荣华，可从战略角度，腐败一旦充斥经济，经济也会因此肾衰竭，这样的经济自然也就需要不断深入加大“开放”的力度来“透析”，如此“只要求荣，卖国也真理”的发展则是在摧毁经济的实质和根本，是在摧毁“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的发展，是在摧毁民族国家文化尤其是人文化的道德，最终将摧毁的是国家民族的实质和根本。由此看来，用封建专制治理封建专制，“包公”是多么的原始也是多么地愚民。民主法制之所以能控制腐败，其原因就是发展民权，发展民权就是发展阳光权力发展阳光财富，发展阳光权力发展阳光财富就是制约专制的特权集权专权——“公权民主，私权共和”（不管说者何意，也不管结果如何，台湾人民把治理腐败能治理到“陈水扁”，这本身就开创了中国历史先河，无疑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一大进步，请问，共产党封建专制能做到吗？）。总之是发展阳光政治、阳光经济、阳光思想等等，而这一切又无疑将触及中国几千年来所形成的（共产党）权力根基，动摇孔孟文化孔孟思想的机理，意味着建立新的权力根基发展新的民主文化民主思想（孙毛文化孙毛思想）。可见，相对于今天，孔孟文化孔孟思想本身就是腐败源，之所以如此，原因就是孔孟文化孔孟思想已经远远不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更不适应现代社会“权力经济”“人货币经济”的发展，封建专制本身就是社会最大的腐败，也可见，中国治理腐败就是根除共产党帝制，则是多么艰难而长期的社会系统工程，更是人文化和社会文化的长期文化大革命（过去西方和今天台湾所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或许，这些就是那位“北大”教授所说的民主不符合中国国情的依据。　　

“北大”教授，想必也应该算是天之娇子之娇子，可仅仅就印度或亚洲的民主社会效果，便根本否定人类之民主，显然有失公正，有失最起码的科学道德。为什么不去研究西方民主能够把腐败控制起来的原因呢？民主的涵义远不是中华民族和亚洲民族“王道”思想所理解的只是政治体制形式，也不是将民主贬抑为“三权鼎立，轮流坐庄”，更不是唯官独尊的奴性的民主。对待人类智慧结晶、普世价值——民主，往往是组织“文臣墨客”，断章取义铺天盖地地以王者（自我）利益角度结论霸主，容不得霸权神位受到任何形式的挑战，这样的认识对中华民族只能是愚民思想、迷乱文化，威胁延误的是中华民族未来的生存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