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架构”（23）

论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文化架构”（23）　　

听婵释禅　　

“市场经济存在于人类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重要论断说明了无论是在原始社会或是封建社会，还是在资本主义社会或是社会主义社会等（毛泽东时代的“市场经济”，是一种被严格管理和约束的市场经济，也即“有计划的市场经济”。可参见《毛泽东时代与当代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异同（17）），“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都是时时刻刻“须臾”不离人类之左右的，并借助“市场经济的运行”来满足人类的“衣食住行用等”的需要。这也是人类在历朝历代中的所有努力和奋斗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但以“怎样的实现方式”来满足人类的这种“衣食住行用等”的需要，有史以来则始终存在着两种最基本的实现方式，也即：一是“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实现方式；二是“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实现方式。　　

“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实现方式，历来是人类的终极追求目标，也即实现社会主义或是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但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科学技术的落后和道德法律等的偏颇，从而导致了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手段、“交换”手段、“消费”手段的相对落后，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或是手段”受到当时社会道德法律等偏颇的影响，严重地制约或是限制了“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发展进程。尤其是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封建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分配阶段，并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商品“生产”方式、商品“交换”方式、商品“消费”方式，特别是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等的基本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等“公认”的公理、规范、规矩等的“心理和行为”方圆，所以想要凭短时期的急风暴雨式的“改革或是革命”来改变这些人们已公认的即定的公理、规范、规矩等的“心理和行为”方圆，则是非常之困难和艰难的。这也是毛泽东发动的“太过超前并是急风暴雨式”的想用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等思想理念来武装广大干部群众头脑的“文化大革命”最终不被人们所认可和接受的根本原因；而毛泽东之后的继任者，只要稍微一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的可以实行“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以私有制为基础“封建市场经济或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号召，人们就会“不用扬鞭自奋蹄”地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分配”制度狂奔。这就是“历史文化积淀”的冲天伟力。但必竟“原始市场经济、封建市场经济、社会市场经济、共产市场经济”等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核心或是主体文化”是有很大不同的，他们各自所主导的市场经济之商品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文化”也必然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才有了历朝历代的“皇族或是执政党、朝廷或是政府”等要树立和倡导的为“本朝”市场经济运行方式服务的核心或是主体“社会文化体系”，并以此来确立“本朝”的“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特别是社会财富的分配方式”的合理性和合法性。　　

由此，我们可以从这种“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被某朝“皇族或是执政党、朝廷或是政府”认可或是倡导的“文化体系”中引出两种最基本的治国安邦的“文化因子”，也即“治心”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治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马列学、毛学、儒学、道学、法学、佛学、资本学等是这种“文化体系架构”的思想理念的源泉。“治心”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是制定“治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等的基础、基石和源泉，也就是说，所有的法律法规政策等都源于公认的“治心”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等的思想理念、公理、规矩、规范等，并最终成为极具规范性和具有很强操作性和具体化，并需强制执行的“特殊社会基本伦理道德规范”的样本。“治心”的社会基本伦理道德和“治行”的法律法规政策等两者是一体的，是“社会文化体系”的不同表现形式和两个方面。也就是说“心治与法治”，从古至今从来都是被统治集团有机结合起来并加以全方位应用发挥的。谁见过哪个朝代只讲道德的“心治”，而不讲法治的“行治”，或是只讲法制的“行治”，而不讲道德的“心治”。但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有的把伦理道德的“心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而有的则把法治的“行治”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但“心治”也好，“行治”也罢，无论哪个朝代都是把其有机结合起来运用发挥的，并形成了各个朝代内部大致一脉相承的社会伦理道德体系，并以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法律法规政策体系等。法律法规政策是规范化、程序化、具体化并强制执行的“特殊道德体系”，是要求必须遵照执行的，否则就会受到相应的处罚和严惩；社会伦理道德是个体或是群体等自觉自愿去遵守执行的“约束”，违背了除了受到舆论等的谴责外，并不会受到行为上的处罚和严惩。　　

社会核心或是主流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等在治国安邦过程中是相辅相承，互相补充，共同效应，并因此获得了其治国安邦的冲天伟力的，并强有力地规范、规矩、公理、方圆了“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也就是说“市场经济之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如何运行或是以怎样的方式运行等都取绝于“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等的“约定和规定”。节约高效还是浪费低效的商品“生产”；公平正义还是巧取豪夺的社会财富“分配”；公道等价还是欺行霸市的商品“交换”；节俭储蓄还是铺张浪费的“消费”等都无疑受到当时核心和主流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等“社会文化”的管理、倡导、规范、约束等。也正是这种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等“社会文化”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有效管理、约束、规范、规矩和方圆等，才使“市场经济的运行”能够按照管理阶层的意愿，或是管理阶层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意愿进行运行动作。　　

“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两方面，常因在不同的社会形态中对其的重视不同，而呈现出了被人们称之为“人治”或是“法治”的社会。其实，所谓的“法治”社会，其也不过是依据人类的基本伦理道德思想理念，把“各种工作”的办理进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具体条文化，并使之“更具操作性”，更加简易扼要化罢了。也即摆脱了一事一议化的非程序化操作或是决策决定等，那细致的明文规定，只要照章办事就可以了。而把越来越多的各种各样的“工作“都进行了这样的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具体条文化、操作的简易化并认真执行后，当这个“度”在达到一定程度时，也就自然而然地进入到“法治”社会了。当然，如果给这种法律法规政策等留下太大的漏洞和缝隙并惩罚过宽，那么“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就不可避免了。中国的腐败曾一度越演越烈，正是源于在制定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时留下了太多太大的漏洞和缝隙的原因。而所谓“人治”，正是由于这种一事一议的非程序化的需要做出决策、决定、操作的事情占有很大或是绝对的比例，而规范化、程序化、制度化，具体条文化，并操作的简易化的东西太少，才使人们在一事一议过程中出现了处理同一样的事情而得出千奇百怪的答案或是结果。这也是人们对“人治”有太多诟病的重要原因。公平正义的法律法规政策等，再加上公正合理的严格执行，就奠定了“市场经济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的基础，再加上良好社会伦理道德“软法治”的助推，“市场经济的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就会锦上添花。　　

最基本的“社会伦理道德”基础，来源于本民族千百年来的社会伦理道德“积淀”而形成的精华、精髓和精神等，和对外国文化的精华、精髓和精神学习和吸取。中国传统优秀文化传承发展到今天，和对外来优秀文化的学习，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伦理道德和法律法规政策”等的文化体系。当然，在对中国千百年来良莠不齐的传统封建主义文化的传承、学习、吸取和发展过程中；在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等的社会主义文化的传承、学习、吸取和发展过程中；及对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传承、学习、吸取和发展过程等，使这“三股基本文化洪流”在“中国当代改革开放30年中”的汇集过程中形成了翻天覆地的交融、互补、激荡、冲突、矛盾和斗争等，并各阶级、各阶层、各利益集团等“各取所需”地形成了当今社会被称之为大杂烩的“特色文化”。正象何新先生所说的：“盖当今之世，早已无公认之权威及共识之价值在。昔日诸多不可一世之权威及伟人，均已被网络及大众文化彻底颠覆，打得粉碎” 。也许在这“三种文化洪流”的交融、互补、激荡过程中，经过意识形态有选择地吸收其最优秀的文化精华、精髓和精神等，并“架构”成一种暂新并充满活力“新文化”的凤凰涅槃后的重生；也许是在这“三种文化洪流”的冲突、矛盾和斗争过程中的放任自流地吸取这“三种文化”中的最糟粕的部分形成最末落腐朽的文化而使中国从此沉沦不振。　　

可以这样说，这“三种文化洪流”中都有其最优秀的部分，当然也有其最腐朽和不合时宜的部分。而其中任何一种文化都难独撑“中华复兴”的重任。一是封建主义文化对“市场经济运行” 指导的条块分割式的形不成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高效率的弊端，和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自私自利狭隘“分配”方式，并以“权势和强权”做为基本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二是资本主义文化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虽有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的高效率，但因其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按资分配和以公权力谋取私利分配方式”占统领和主导地位，并以“金钱或是资本”做为基本价值取向和评价标准，因此也难以实现“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社会理想；三是列宁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虽然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大交换、大消费”的高效率，和实现了“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分配方式，但由于其在对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恐惧和排斥，而放弃了对其精华、精髓和精神的吸取，而使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化出现了许多真空和空白，而使暂新的新中国缺乏了其应有的魅力和活力。可以这样说，一个雷锋无论如何也表达不完整中国几千年道德文化中所蕴含的丰富文化内涵的，其只能代表和榜样某些方面，却“周延”不了全局全面，那些空白领域又去遵循什么样的道德和法制理念呢？更何况雷锋精神的根，还是植深于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精华、精髓和精神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文化”等的始源之中的。而“八荣八耻”又何尝不能从“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文化”等的始源之中找到其演变后的影子呢！“公平正义”这种道德规范和治世标尺从古至今，哪一刻又被人所丢弃过呢？人们不是总讲做人要有“良知”吗？“良知”不就是“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文化”的概括吗！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忠”于，但其总应该“忠”于自己吧；一个人可以什么都不“孝”，但最起码得“孝”顺父母吧。金庸先生通过武侠小说这种生动形象的形式，把他所理解的“仁、义、礼、智、信和忠孝文化”等传统文化精华、精髓和精神传承演义给今天的人们，特别是对于青少年，否则年青人都不知道中国还有如此的“伦理道德文化”。在这方面金庸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是要记首功的。而湖北的DYJ事件之所以能够产生如此的舆论轩然大波，则正是这“三种文化洪流”在汇流的相互交融、互补过程中而产生的“不同道德和法制理念文化”的激烈冲突、激荡、矛盾和斗争而产生的正常现象。究竟是哪种文化或是哪种文化的哪个部分能够占上峰，还取绝于主导的意思形态和主流民意等因素。但一个民族如果狂放到不管不顾地彻底抛弃自己民族的最优秀的传统、精神、精髓和特质等，那这个民族也就危险了，也就只能成为其他民族的精神附庸了。“市场和金钱”文化的力量是强大的，因为在当局制造了人人自危的需要人人为生存必须不择手段地攫取时，这个“文化”就会变态腐朽，但“市场和金钱”文化也并不是不可驯服的，因为毛泽东时代不是把“市场经济”这头野驴驯服的服服帖帖吗！当然，驯服的太服贴，太无目的性等，“市场经济的运行”也是会懒惰和缺乏活力的。这个“度”的把握，真是太需要有高超技能的驯手了。　　

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并不可怕，他们只是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要经历过的历史发展阶段而已。这就象一个人先当了农民，之后又当了教师，再之后又当了大官或是精蝇以后，就非得要把其当过农民和教师的那段历史忘记或是丢弃一样让人不可思议。固然农民和教师会有其某些拿不上达官贵人们台面的地方，但其必竟有其纯朴、厚道、善良和知识化、素养化等的很多优点，大官或是精蝇必竟还是浸润在原来的那个躯壳里在骚首弄姿。历史的存在自有其存在的理由，而其之所以能够那么长久地存在，也必然有其独到的优势和长处。人类“优秀文化体系”的建立不可能是空中楼阁，而那些属于全人类的“文化精华或是精髓和精神部分”就是这种“新文化”的奠基。其实，这诸如此类的种种渗透到人类灵魂和骨髓里的人类文化的精华或是精髓和精神，真正缺乏的正是“与时俱进”的为现代社会服务的现代化的演变和演义。故事可以翻新，但灵魂、精华、精神和精髓却可以长存长在。比如把社会主义的文化理念诸如：“公平、公正、效率、正义、民主、全局、科技、开放、发展、规划、计划、公共、公益、协调、人权、人性、自由、和谐、稳定”等，用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仁、义、礼、智、信等来归类对应，则大致就可划分为：一是公平、公正、公共、公益、互助、全局等就是属于“仁”的范畴；二是正义、自由、民主、人权等就是属于“义”的范畴；三是和谐、稳定、平等、友爱、互敬互爱、尊老爱幼、助人为乐、博爱等就是属于“礼”的范畴；四是科学、效率、知识、技能、发展、规划、计划、均衡、协调、开放等就是属于“智”的范畴； 五是政权的威信、威望、威严、威慑、公信力、号召力，交换交易过程中的信誉、诚信，企业品牌形象的信誉、信诺，家庭和个人的家风、诚信、品德、人品、品性所产生的威信、威望、公信力、号召力等都属于“信”的范畴。以上的划分虽然不一定是很准确的，但却可以抛砖引玉地启示人们，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和精髓是可以古为今用的。正是这些代表人类社会文化“精义和精髓”的根本思想理念，在现代“社会市场经济”中的含义扩大和引申，才组成了这丰富多彩的人类的行为规范准则，才促进和规范了政府、企业、家庭、个人等之间的相互关系。　　

可以这样说，这个时代确实是需要出现“文化巨匠或是文化大师”的时代呢！原本缠中说禅先生是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而且他也有“重新架构中国文化体系”的愿望，可惜天意弄人，他的离去，使之成为了不小的遗憾。现在却只有呼唤这样的大师再现的份了。　　

当今社会，大家都闷生发大财，实用主义盛行，只要对发家致富有利，就不管是清水浊水地从这“三种文化洪流”里舀一瓢出来，来浇灌自己或是小集团等的那棵摇钱树或是一亩三分地。所以也就把为人类提供“衣食住行用”的好好的“市场经济”折腾的人不象人，鬼不象鬼，并乌七八糟。　　

“市场经济”是客观存在的，就看人类如何去指导和驱使。你想用什么样的文化去指导“市场经济的运行”，它就会“运行”出个什么样子。同样是“市场经济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循环和演变过程”，在不同的封建帝王手里；在不同的西方政府和资本家手里；在列宁和毛泽东手里，其“市场经济运行”的就是截然不同并天壤之别的不同世界。而其关键之处，还在于对社会财富的不同分配方式。西方发达国家的聪明和明智之处，就在于1929年的经济危机之后，其能够很好并虚心地学习社会主义的“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的文化精髓，虽然其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等“社会公共福利保障体系”的架构和实现方式与列宁毛泽东时代的实现方式有所不同，但却是殊途同归地使“社会财富由全体社会成员共享”了，而有效地弥补了其资本主义“社会财富由少数人独享”的市场经济运行和文化的弊端，再加上其对本国和外国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才使其繁荣昌盛了60多年。中国改革开放30年，虽然也有意向西方和本国传统优秀文化学习、继承并寻求发展之路，但大多属于各自为战的兼容并蓄阶段。到头来，中国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许多最优秀的包括公有制在内等的好东西大把丢掉了；中国传统优秀文化连皮毛也没学到；西方的对“市场经济运行”放任自流的自由主义文化到学了不少。就这样，原本好的东西丢了，该继承和发展的没继承也没发展，不该学的到学了一大堆。这就是中国的文化现状。而我们拿这样的“文化糟粕大杂烩”又如何能够有效地指导好“市场经济运行”呢？当然，这样说也只是一种喧泄式陈述，必竟中国的“精气神”还在，否则也不会有如此之神威，希望的只是这个国家文化更加灿烂，对“市场经济运行”的指导更加具有神通。　　

其实，所谓的解放思想，就是要冲破各种束缚，将这“三股文化洪流”中的精华、精髓和精神部分为现代人所用，并在以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文化为基础汇集成一种对“市场经济良性循环和合理演变过程”有效指导的“文化体系架构”。其确实是任重而道远也！　　

　2009年6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