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强人——以女性为载体的男权

传统社会是以男权为主导的社会。男性凭借体力的优势和不为生育劳动所困的极大便利，取得了对女性的控制，进而实现了对家庭的支配权。随着国家制度的建立，男权上升为君权。可以说，传统社会的一切权力都是以男权为开端。但是在特殊情况下，少数女性人物也可以拥有本属于男性的权力而成为“女强人”。　　

不必远征泰西的女王、女公爵之类的人物，但以中国为例。在卷帙浩繁的历史记载中，操控政治权力的女强人不乏可见，西汉有吕后，北魏有冯太后，唐朝的武则天和晚清的慈禧太后那拉氏更是深深地铭刻于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之中，并成为当代影视作品中的热点人物。在曹雪芹撰写的《红楼梦》中，王熙凤博得了老祖宗的欢心，成为宁荣两府中炙手可热的人物，上至太太小姐，下至媳妇丫鬟，都无不看着琏二奶奶的颜色声息而谨慎举止，甚至贾琏也不得不“退了一射之地。”可以说，王熙凤是中国古典文学中少有的女强人文学形象之一。　　

由此我们可以产生这样一个有趣也值得深思的问题：这些原本应当恪守纲常，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女性人物，何以能成为女强人？她们是否萌生了女性独立意识，要摆脱男性的控制？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我们可以从解读历史事实和文学作品来分析，即把历史真实人物和文学虚构人物融合起来，以求对传统社会的女强人现象进行解构式认识。　　

首先，我们应该弄清楚，这些女强人的权力从何而来？如果吕雉没有和刘邦结婚，仍然在沛县作默默无闻的普通家庭妇女，她能成为未央宫里发号施令的皇后吗？如果武媚娘不是先是成为李世民身边的才人，此后又被李治立为皇后，她能操持朝政，直至登基为帝吗？如果叶赫那拉氏不是入宫为咸丰皇帝奕詝生育儿子，她能成为母后皇太后吗？不难看出，这些历史上的女性之所以能够突破传统女性行为规条的限制，爬上政治权力的巅峰，是与她们与男性的婚姻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更为关键的是，与她们建立婚姻关系的男性必定拥有凌驾于万人之上的权力。这一前提的存在，使得这些女性人物能够在丈夫死亡或不能正常理政的情况下，合法地承续本属于男性的权力。如果没有与皇权男性的婚姻结合，一个女性要攫取权力，是不可能的，至少是可能性极为渺茫。　　

为何这些女强人的权力得到了传统社会的认可？吕后、武则天和那拉氏均长期掌握朝政。满朝文武大臣之所以无不匍匐在这些女强人的阶下，俯首听令，乃是因为台上帘幕之后的女人所代表的是皇权。按照今天的法律规定，未成年人是不具有民事行为能力。在古代，虽然没有这种观念和制度，但是冲龄践祚的皇帝在大婚之前，只能在书房中接受皇家教育，或是在金龙宝座上枯燥地接受百官的朝贺，亲政的权力只能交给他的“法律监护人”——皇太后。前面已经说到，与皇权男性的婚姻结合是女性攫取权力的前提。但是仅有这种前提，还不足以让一个女性合法地从她的亡夫中继承权力，必须自己的未成年儿子是皇位继承人，才能以太后的名义发号施令。“母以子为贵”的现象在政治上发挥着强大的作用。那些文武百官在向年幼的皇帝叩首的同时，自己的双膝也向皇帝身后的皇太后弯下了。尽管这种本属于男性的皇权已经为女性所操控，作为皇帝的生母或嗣母也得到了文武百官的拥戴，但是这种拥戴并不意味着他们对女性参政权力的认可，而是对一个由女性代理的皇权的认可。　　

由此，我们不能不承认，这些政治上的女强人实际上承载的是男性的权力。她们的权力乃是男权在特定情况下的变异形式，即原本由男性操控的皇权由女性借助自己的儿子来发号施令。个别女性还可以利用皇权真空的时机，卷起薄薄的帷幕，走上台前。汉惠帝死后，吕后弑杀口出怨言的少帝（这个皇帝在史书上连个名字也没有留下来），直接亲政。武则天接连废掉两个儿子中宗和睿宗，登基为圣神皇帝。戊戌政变后，那拉氏把身体羸弱的光绪帝载湉幽禁于西苑瀛台，第三次亲政。当然，这种极端情况的发生并不能给中国女性敞开公平参政的大门。　　

必须注意到，政治上的复杂斗争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为个别女性分享权力创造便利条件。清末，同治帝死后，皇位按照宗法制度应由皇族中的子侄辈继承，这样，身为大行皇帝生母的那拉氏将成为太皇太后，无法训政了。但是，皇族内部的矛盾却为那拉氏破坏典章制度提供了机会。那拉氏利用奕譞与奕䜣之间的矛盾，以立奕譞之子载湉为帝为诱饵，从而争取了奕譞的支持，达到了第二次垂帘听政的权力。而身为“皇本生父”的奕譞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再支持那拉氏延长训政。鄙视女性的男性为了争夺政治利益这块蛋糕，却把切割蛋糕的权力交给了女人。当然，女性对这种机会的把握必须要有很高的政治嗅觉。武则天也是借助庶族官绅对关陇贵族的不满，稳住了自己在朝中的政治地位。某些完全以男性为成员的政治集团可以暂时降低对女性的歧视，利用个别女性的特殊地位来打击与自己敌对的政治集团。在某种意义上而言，个别的女性与一群男性政治人物形成了政治上的相互利用关系。可以说，女强人是政治斗争的产物。　　

还应该看到，在君主专制时代，女强人的权力并不是社会女性集体争取的结果。相反，一个女强人的出现，总是以牺牲其他女性的地位和尊严，甚至是生命为代价的。在香气氤氲的的后宫里，任何一个女性要取得帝王的专宠，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其他女人充满杀机的嫉妒。可以说，女强人首先打击的对象往往是自己的同性。无论是在史书，还是在文学作品中，红颜相残的悲剧触目皆是。西汉初年，戚夫人一度威胁到吕后的地位。刘邦刚刚晏驾，吕后即把戚夫人的儿子赵王如意活活鸩杀。这样，戚夫人所能依靠的两个男性——丈夫和儿子都失去了生命，自己非但无法分享任何权力，生命也完全成为吕后任意处置的对象，最终被削足断手成为惨不忍睹的“人彘”。柔弱的慈安太后钮祜禄氏对那拉氏的专权采取忍让，却不明不白地暴亡于紫禁城的钟粹宫。王熙凤逼迫尤二姐吞金而亡……既然，女性只有依附于男性配偶，才有可能成为男权的载体，那么这种权力就不容和其他女性所共同拥有。由此可见，女强人只能是个人依附男性的结果，而不是社会女性集体与男性斗争的结果。　　

女强人的权力是男权的变异形式，最终还要回复到以男性为载体的常态，而不是由另一个女强人来承继。如年老体率的武则天最终把皇位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唐中宗李显，而不是自己的女儿太平公主。那拉氏临死前则有意让自己的外甥女隆裕太后垂帘听政，然而这个年轻的太后却不堪此任，无法有效节制摄政王载沣，更无法荡除革命党人的起义与遏止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势力的扩张，最终代替年幼的宣统帝溥仪在退位诏书上盖上了御宝。　　

传统社会对女强人的存在的认可是有其限度的。这个限度就是女强人不能离开男性的支持而继续行使权力。一旦超越这个限度，传统社会就会剥夺这个女强人承载男权的资格。武则天接连废黜两个儿子的皇位，自己公然为帝，却最终在张柬之等人的逼迫下退位。如果女强人失去自己所依附的男性势力，自己也就无法行使自己的权力了。《红楼梦》中对王熙凤有“一从二令三人木”的判词。虽然高鹗的续著没有完全按照曹雪芹生前的思路来安排王熙凤的人生结局。但是我们完全可以想象：王家败落后，王熙凤失去了娘家的支持，贾琏就凭着纲常名教对女性的歧视，将失落的权力从妻子手中夺了回去，甚至剥夺王熙凤为人妻的资格。　　

总之，传统时代的女强人现象并不意味着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上升，相反，即使那些女强人也不得不服从纲常名教。只有在女性自身主体意识增强，并自觉争取男女平等的情况下，女性整体社会地位的上升才得以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