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电了也活该--论实名问政应当缓行

被电了也活该――论实名问政应当缓行　　

看了《星逝夜潭：我在强坛，向世界说话》与荷风掠影网友《这派那派，根本上都与毛泽东思想不相符》的贴子。有一些感触。　　

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一大法宝。正确地运用这个武器，能够有效地克服传统文化特别是政治生活中的很多弊端。　　

实现政通人和的要求，领导要有听得进批评的雅量，不能一听到批评就跳，更不能迫害提出意见的同志。我们现在某些地方和单位，党内生活是很不正常的，开展批评的风险是非常大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敢于提出意见的同志被孤立，孤立了就说明你政治生命的结束，并有职业生涯结束的危险。　　

原因是我们的制度中把同事的推荐认可做为重要标准，同时现在上级领导的权力进一步扩张，整垮一个批评自己的同志，发动其他同事孤立这个人，非常简单。一旦被孤立，就意味着被妖魔化。新的小沈阳式的现实是：女人吸烟喝酒打麻将，男人戳是倒非传闲话。几张不称职且打分低的票，就能把一个有个性的干部放倒。　　

这种现实下，就导致了我们工作中的问题越来越不容易被发现，大家都争着当喜鹊，谁都不敢当乌鸦。即使领导者本人，他也轻易不敢过份地得罪难缠的下属，为什么，下属也可评议他。霸道的流里流气的下属，滚刀肉式的下属，却往往能够在一个组织中成为非正式组织的核心，形成一种破坏力量，导致一个单位的风气越来越坏。　　

正是这种风气的形成，慢慢地，我们的管理就走向封建化官僚化特权化了。我们现在的风气和曾文正公批评的晚清官场风气差不多，大家都是得过且过，很大一部分人是欺上媚下，溜官害民，掩盖问题，无所事事的。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我们丢掉了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个武器。丢掉的原因是我们错误地倒洗澡水时把孩子一同倒掉了。那孩子，就是一心为公的价值观；那孩子，就是群众拥护的用人观；那孩子，就是让人说话让群众起来监督政府的民主观。　　

这就是最深层次的原因，很多人往往不能从根子上找原因。只要一提这些，就是“为文革翻案”；只要一提这些，就是“反对改革开放”。这两条罪名，只要上面想收拾你，哪一名都可以立刻把你开除党籍并除名的。法律都被司法者们当面团地玩，更何况党纪？　　

可是，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尽管你是冤枉的，尽管很多人从内心支持你，但没有任何一个人敢接近你，没有任何一个人会为你申诉。只要处理你的领导在位，你就只能不断上访，上访，直到上进精神病院甚至如安徽的那个反映问题的人一样被自杀。组织的力量是极其强大又极其有惰性的，纠正一个领导个人所办的错案，往往花费的精力物力和时间，要远远超出当时做出决定的成本。　　

然而，这些问题不提出不纠正，不从制度上找原因，不从根子上找原因，不提出制度设计的思路，不提出新的方向，修修补补的改革，是一点用都不起的。我们面对的，不是简单的小问题。历史那些改革的英雄们，王安石、张居正，一定程度上包括曾文正公，不都是在这个强大的官僚体制面前，要么身败名裂，要么改革进两步退一步，做出巨大的妥协以全名节？　　

任务的艰巨性，就决定了我们参与网络问政的复杂性和高风险。奋斗就要付出代价，只是我们在奋斗的过程中，能够避免的代价，为什么就不避免呢？　　

过于激进了，往往改革在起步阶段就会夭折，主流舆论和思潮，反而会短暂地趋向保守，最后只有通过革命一个途径了。　　

非常简单的例子，清朝的灭亡，不是亡在孙中山先生的手里，而是亡在康梁手里。原因是什么？他们根本没有任何施政经验，短短百日内，出台太多激进的改革措施，触犯的利益范围面太大太广，惹得人太多，受到了一致的反对，这就是他们失败的根本原因。如果他们有经验，善于团结多数，不要四面出击，一步一步地慢慢来，事情会好的多。　　

激进的改革失败，往往会使更多的人放弃改良主义，往往会使整个社会思潮急剧激进化。同时，又伴随着整个统治集团思想的急剧保守化和手段的残酷化。这种巨大的反差和张力，是革命特别容易发生的心理上的原因。　　

而革命后呢，秩序的建立是以暴力为前提的，消灭的都是民族的精英。辛亥革命成功后，南京临时政府遣散军队，引起哗变，被迫大批捕杀曾经的革命军人；广东地方政府更是采取了清乡式的极端手法，残酷程度一点都不亚于日寇的三光政策。这些民族牺牲和革命的代价，年轻人是不懂的。　　

所以，某些方面三十年形成的积弊，想改变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我们不能把一切都看得太简单太轻易，陶醉于盛世的迷幻；也绝对不能把一些都看得太严重太绝望，沉溺于青春的激情。正确的办法是，不沉睡，不妥协，不放弃，坚持提出问题，坚持提出意见，在党的领导下，一点一点，零敲牛皮糖，慢慢地解决。这才是上强坛的目的所在。　　

所以，为了这个目的，要注意避免某些机构出现故障电了你，数学网友的理工科思维还是有用的，试电笔还是要常用，实名制还是暂行。（接受网友批评，学着写短文章，还是有点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