途中札记（26）

途中札记（26）

《书·无逸》：严恭寅畏

在一切历史进程中，第一位的是人的进步。这不仅是在政治上，也不仅是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人性的进步。我相信人心是向善的，我更看重人的自觉，我不倾向于用法、律、令等与人性相悖的一些外在的规定，来保障或者实现所谓的人的“权利”。我认为“权利”本身是不值得提倡的，更不应该用作说项。我赞成孟子所的“仁政”理想（但有仁义在，何必曰利）。不要迷信“法律万能”，也不要坠入“宪政与分权”这类“个人主义”的紧箍咒里。我认为中国人最欠缺的不是“公民意识”，也不是“法治意识”，而是“中国人”这个主体意识。中国人有她自己的特点、有她自己的气质、有她自己的丰碑。一个合格的中国人是一个“仁者”，孟子曰：“仁者无敌！”我是不屑于任何政治形式的，我更相信人的自治、人在道德上的自觉、人在社会交往中的自律。中华民族首先是一个有情有义的民族，她理所当然地应该有更为高远的志向，这个志向不会在大洋的彼岸。

网络备忘录：网络的兴起是一场潜行的革命。互联网是中国式文人及中国式文人政治的一面照妖镜，哪些人诚实、哪些人虚伪，皆一目了然。我对文人素无好感，对文人政治只有鄙夷。中国政坛高层多由工程师出身，这是因为工程师要比文人们踏实。——世人往往是屈从于现实的。苏联解体，戈氏被目为祸首；倘戈氏的“改革与新思维”取得成功，戈氏是不是会成为俄罗斯的民族英雄？王莽新制被诅咒了几千年，若改制蒇事，王莽岂非再世周公？网络上的是是非非，终归流于空洞。我们现在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CCCP）、文化大革命、毛泽东等盖棺论定还为时过早。对我国这样一个有着绵长历史的国度，论定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深远影响”，未免有些班门弄斧。一切尽在形成中、一切尽在消解中。——如果有一天，网络这个相对自由的舆论空间，变得更加清洁、更加平和、更加理性，或许我们这个社会就比较完善了。

社会主义与改革，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从政治、经济、文化等不同层面上完全可以得出相反的结论。如果从社会成员的心理状态、生活指标如物价与收入、国际地位诸方面反思，“改革”的成效并不象预想的那么显著。如果事实确是如此，那么“不改革”的意义是不是也会凸显出来？这至少还有一个自然增长率的说法。——改革是一个世界性课题，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似乎是大势所趋。但在改革成为一个公议之前，“社会主义”与“改革”，这两个词组的并列就曾被认为是荒诞的。在当年的革命者看来，革命一旦成功，社会就将是尽善尽美的。各种社会问题都可以“毕其功于一役（孙中山）”。但情况不是这样。俄国布尔什维克专政后，也出现了战时共产主义、新经济政策、布列斯特和约、粮食税以及对工会地位、黄金作用的“异常”重视。我国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改革”与“开放”在当时的国际态势上看，本是一种共生关系，但现在这种共生关系似乎有所变异），首先是从农业开始。八十年代中期借助了苏联当时的一些改革举措，例如承认并给“个体劳动（游离于集体之外）”正名、扩大企业自主权以及“两权（所有权、经营权）分离”、党政分开与政企分开的实验（并不成功）以及行政诉讼的产生。我国也有一些“中国特色”的改革实践如“破产法”的立法，这在当时是引发了很大争议的（据说在公有制条件下，全民所有制企业是不能破产的，因为在意味着全民国家自己宣告自己破产，而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全民企业破产虽然破了国家的一部分产，却从整体上更好地保护了国家财产）、合资企业的出现及股份制的试点与推广，这打破了社会主义利益一元化的格局，可以看作是向利益多元化演变的前奏曲，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http://baike.baidu.com/view/31553.htm”……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波三折，那么资本主义世界就一帆风顺吗？在一个时期内（有人把这段时期划为1840—1952）社会主义是占据优势地位的，以致于在西方国家出现了“凯恩斯革命”、“福利国家”、“社会市场经济”等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嬗变。九十年代东欧剧变、苏联解体曾被西方学者称作“历史的终结”。我认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中意识形态的存在，并不象人们对比雅典（实行民主制）和斯巴达（寡头制）那么简单明了，例如顾准所做的研究工作。社会主义也实行过“国家资本主义”比如我国1953年在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时期，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资本主义也实行过“国家社会主义（这里不是专指法西斯，而是泛指“国家指导的资本主义”）”。黑格尔把这样的国家成为“普遍同质国家http://blog.eduol.cn/group.asp?gid=7&pid=4771”。就我个人而言没，我反对一切形式的意识形态，任何意识形态在本质上都是利益驱动机制在起作用；并且，这些陈旧过时的观念总是说不清道不明的附着着一大堆冷战思维式的陈腔烂调。我使用“社会主义”一词，除了为便于上下文表述连贯，更主要是不“社会主义”看成是一种道德理论。它反对“经济人”的假设，更重视利他；反对各自为政的“个人主义”，更重视集体意义上的团结。我认为这对于解决人类目前所面临的共同困境，将会更有裨益。实际情况是，社会主义原则在所谓资本主义社会中是可逆的，这和东方世界是截然不同的。代议制条件下，如果绝大多数议员（因发昏而）同意，那么完全可以通过立法活动，合法地制造出一个东方式的封建专制皇帝来，例如魏玛共和国。即便这样，我们也不能因此说它不是一个民主国家或者说它是一个“不规范”的民主国家，这不过是遁词。同样，某些东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就能够变成一个“西方（化）国家”吗？就不会遭遇“人权外交”？推行市场经济的国家就是“市场经济国家”吗？中国已加入WTO六年，可曾被“民主国家”完整地而不是“近似地”承认是“市场经济国家”呢？我们遭受的经济歧视比如反倾销指控是减少了还是增加了？我们的最惠国待遇有多少是片面的、有多少是有条件的？——我认为中国的改革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即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必须走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不是江山会否易色的问题，而是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问题！这需要更多人来思考来讨论，才能批沙沥金，寻找到真知灼见。

关于农业复兴：
“以农立国”及“农本论”大概是现在最不会受到欢迎的货底了。农业社会是乌托邦的源头，也将是乌托邦的未来。我认为诸如魁奈的农业“纯产品理论”及杰斐逊立足农业立足土地的民主共和思想，没有得到后人足够地重视。我们应该克服目前这种舍本逐末的短期行为。
1、农产品价值与价格的“二律背反”。工农业产品剪刀差被视为是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的唯一手段，例如斯大林的“贡税说”（在地理大发现的时代，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有更多的海外途径），这是城乡二元结构刚性化的根子。为发展（重）工业而搜刮农业，这个土办法的后遗症日益突出。中国管这叫“三农问题”，但正如一位“三农问题”专家所言：农业问题不是农业的问题，农村问题有不是农村的问题，农民问题更不是农民的问题。三农问题是一个典型的历史遗留问题，实质上，更是今后发展不得不面对的一个瓶颈问题。这不是扩不扩大“内需”，把提高农业产值、提高农民收入当做是为了倾销过剩工业品的思路是狭隘的，也是有害的。如我此前所说的，恩格尔系数（http://baike.baidu.com/view/28093.htm）不是越小越好，更关键的是有一个合理构成的分母。一个补救举措是，在国民经济的宏观管理上，制造业的总收入不应大于农业地租的总和，以此来调节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
2、农民的地位问题。农民不应该仅仅是用于“工农联盟”的附件。阶级专政国家是一种前国家类型，它之所以生成，正是因为失去了土地的农民沦为无产者、并无产阶级化。农民的地位问题，其实也代表着所有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这个分类法据说已经落伍了，但我不怎么认为）的现实地位。相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近似于“农民”，更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国家里的农民就是“农民中的农民”了，连基本的“国民待遇”都得不到有效地保障，遑论其他？这其实也是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在国际社会中的真实处境。谁要认为联合国是一个完全公正的组织，那是不现实的。联合国粮农组织自成立以来总会不定期地搞出个“世界粮食问题”，其实这是个伪问题。实际情况是，所谓粮食问题只有对发达国家的实际利益构成威胁时，才成为问题。而这个问题的核心，其实和能源问题、人口问题一样，是个价值问题（虽然它可能反映为价格上的不公道、不对等），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劳动价值问题”。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一直是充当发达国家的奶牛。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的发展是卖血、卖肾式的发展。只有当粮食、原材料、能源等初级产品的价值与价格得到合理的调整，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才能摆脱目前的被动处境，地位才会得到切实地提高，人类才会有真正的平等可言，否则只有谎言，而这些谎言的制造者不仅来自于某些意识形态专家，也会来自联合国这样貌似公平、公正的国际组织；并且，它们一如既往、是从来不用担心会在发展中国家与第三世界的买办阶层那里找到知音的。
3、乡村建设问题。就目前而言，城市、特别是那些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特大城市，相对于中小城市与乡村构成了一个巨大的吸血中心。各种生产要素被抽取汇聚到这些吸血中心，而多数中小城市与广大乡村处于贫血或者失血状态，无可避免地要衰落，乃至于土崩瓦解。中国经济的东部、中部、西部这三个经济地带（除沿海部位外，也要看到沿边部位、沿江部位），就是阶梯状的由内向外的输血路线。问题的严重之处在于这些吸血中心所生产出来的大多是经济泡沫，这个问题的危害性在加剧过程中。乡村建设不是指“农业产业化”，这个路子是无效的。乡村建设既要借助现代化的一些成果如信息科学、基因工程、电子商务、新的社会学理论，还应当结合中国儒家的一些传统思维如血统制、乡约等等，进而构建以自耕农为基础的全息社会。

两种纪元：（待）
1、劳动纪元。重申劳动价值说，抵制边际效用理论；
2、道德纪元。重建道德科学，消解精神分析学。
要给这个业已被魅惑的世界“去魅化”，降伏现代社会所罹患的消费主义的魔怔。

观点：
1、自由，这是一个容易产生歧义的问题。按照标准的阐释，自由通常意味着法治。如古典自然法学派代表人物洛克http://www.wiki.cn/wiki/%E6%B4%9B%E5%85%8B的这句名言“哪里没有法律，哪里就没有自由”。而实际上，法是自由的，而人反而是不能自由的。中国社会一度把自由定性为“资产阶级自由化”，而屡遭排斥。“自由”这个观念，是不是基于文艺复兴时期罗马法的复兴和城市在市民阶级的兴起？与宗教改革时所引发的“信仰自由”的争论有多大关联（例如路德的《论基督徒的自由》）？中国是否具有启蒙运动中三大自由（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所产生那种背景？我认为，自由以及自由主义，和它所敌视的“专制”一样，同属于观念上的乌托邦。自由或自由主义，倘真能惠及到普罗大众那里，那么“公民”与“公民权”这样的概念就将是多余的，古典自由主义的故乡英国就不会放弃自由贸易主义者奉若圭皋的黄金标准，而改用管理通货本位、特别提款权也不会产生，工业革命的产物——广大劳动人民也不会组建什么“苏维埃”，争取什么“大众政制（“民主”一词的本意）”，费边社的工党也不会搞出与个人主义相背的“累进税”，来侵犯“神圣不可侵犯”的个人财产权，美国的新政也不会倡导“宏观经济（学）”，因为这种经济理论相信“政府干预”，并提倡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而这显然已限制了“自由”，冷战就不会爆发、911也不会发生……
2、迄今为止的所有现实，都隐含着一个关键词：钱！钱是真正的影子内阁、影子政府，但人们一般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这么说。人们更倾向于掩饰自己对钱的企图。基督教加尔文宗和中国明清两代的实学（主要代表人物有明代的王廷相、李贽、徐光启、方以智等、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傅山等、以及清代的梅文鼎、颜元、戴震、章学诚、钱大昕、王念孙、阮元、龚自珍、魏源等）破除了“中世纪”、宋明理学笼罩在人民头上那种扭捏的心理。东西方历史的分野在于17～18世纪的西方出现了“产业革命（这个词是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首先使用的）”，这是“资本”和“资本主义”的开始；而同时代中国则一而再地耍起了“文字狱http://baike.baidu.com/view/42507.htm”。十九世纪的中国不是败于西方的“坚船利炮”，实际上，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我国的武器装备不逊于任何交战方http://baike.baidu.com/view/8188.htm。中国是败在自身观念的落后上（参照此文《16世纪至19世纪鸦片战争前的中国海外贸易政策述评》http://economy.guoxue.com/print.php/12575。17世纪时兴“商品经济”的英国取代单纯作为“海上马车夫”的荷兰的贸易霸主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自然经济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尚可以自成格局，但在更高级的生产力形态的压力下，也“自然”会一触即溃。——回归正题。中国人浩如烟海的典籍里关于钱的文学性表述，却只有星星点点。在冯梦龙等人的通俗小说如“三言二拍”倒是有更细致的记载，而更多的表述被有意识地刻削掉了。打个比方，如果没有敦煌遗书的发掘，我们不回通过宝卷、变文、书仪文书等看到唐代丰富多采民间生活。清代传世的《四库全书》，不外乎是词章、义理、考据之学，我们从那里已很难看到多少真实的历史了。“富强”这个词最早来自先秦的法家，但未被重视。统治者实行的是安贫乐道的教化和重农抑商的政策，老百姓被灌输的是所谓“无商不奸”“为富不仁”的观念。人们发财致富的愿望并不强烈，而同在那时的地中海国家那里则不然。莎士比亚笔下的“威尼斯商人”搁在今天即便不会从债务人身上割下一磅肉，料想也决不至于变成一个慈善家；据说已经把“人权”发展到地三代的某些工商业发达国家，大概也不会无私到把对很非洲的人道主义援助，当成是一项基本国策。虽然这些国家偶尔还会记起他们的祖先是通过非洲奴隶贸易（当时最大的“市场经济”）发家的，就更不要说象中国这样在历史上没有多少交情的“新朋友”了。实际上，欧美相互之间的贸易、技术、资金交流要远远超过与其他地区交流的程度。——按照实用哲学的观点，纯粹真理只为上帝存在，那么，不纯粹的真理如钱这个俗物，就为人类存在了。上帝说：“因为有了法，所以你有罪了！”——钱是各种社会弊端的滥觞。中国汉代赵壹有《刺世疾邪赋》、鲁褒有《钱神论》等等，对“孔方兄”之为用有着逼真的表述，所谓“钱可通神”。人们在钱本位的生活里侵淫已久，或许已“相忘于江湖”了。我们应该反省这一现状。这是因为我们已面临一个新的境遇，达到了时代一个阈值，即“丰裕社会”，再穷困的人或国家都可以形成自己的积蓄或总产值。人们可以相隔一定距离来审视钱这个“阿堵物”了……
3、影射史学，这是阴谋家（包括历史上的各类佞臣、贰臣、弄臣、奸臣、权臣）最擅长的把戏，他们不择手段、处心积虑地煽风点火、颠倒黑白，以图坐享其成、渔翁得利。在政治狂热的年代里，这类“古为今用”的影射史学可谓“大放异彩”，不在这里举例。现在人批判历史，却往往不自觉地借用了“影射史学”的路子，真是阴魂不散。我在互联网上看到几个矫枉过正的例子，兹列于此：“中国要想好，除非让某国殖民二百年”“切·格瓦拉是早死的布尔波特（柬共）”“中国是个中世纪国家”。我这里不做点评。我想说的是历史是不能假设的！网络上流行“话语权”“影响力”“注意力”等观念，但这不能以哗众取宠、削足适履式的“爆料”来谋取“话语权”“影响力”“注意力”，这是在诋毁旧人以吹捧新人。这也是影射史学的思维在作祟。历史是不能厚此薄彼的，更不能声东击西的手法阉割历史。打两个比方说，列宁晚死几年，斯大林模式就不会出现吗；罗斯福晚死几年，原子竞赛就不会发生吗。这样的“申论”是毫无意义的。鲁迅说：“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或可为好事者之儆戒。

其它：
1、公共性与“外部性”问题，与其说是一个公害问题，不如说是一个公德问题；
2、孔子不等于孔家店，正如耶酥不等于中世纪（且不管这个词是贬义还是中性、抑或是德国浪漫派所认为的是褒义）一样；
3、金羊毛的故事在高加索、车臣穆斯林也在高加索；近代中国的华尔街在山西、矿难如麻的也在山西。这是“历史地理”还是“地理历史”？
4、先秦史籍中并无“道家”一语，鲁迅何以说“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何以认为道家是中国人藏不住的狐狸尾巴？
5、美国民主中的故障：大州与小州的权利在联邦议会中的分配。
6、和“无限政府”相比，我更倾向于“有限政府”；和“有限政府”相比，我更倾向于“无政府”！
7、社科书三不看：“编著”“合著”书不看、丛书不看、九二年以后问世的新书基本可以不看。

有些障碍不要轻易去逾越，有些心灵要交给撒旦去管理。
魔咒一经开启，就将永无安宁。
新约·启示录：天使把盛神大怒的碗
——倒在地上、倒在海里、倒在江河与众水里、倒在日头上、倒在兽的座位上、倒在伯拉大河上、倒在空中

理想主义是写作的动力。
我写作，并不是因为那里有读者，而是因为那里有我的朋友。
——谢谢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