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说《于丹〈论语〉心得》

说说《于丹〈论语〉心得》 　　

                                                2006．10．01　　

这是笔者以前写的一篇拙文，最初以《“孔夫子”如何让别人“快乐”？“半部〈论语〉”焉能“治天下”？》为题发表在网上，其后作了某些补充修改，现在再次作一些补充修改发表于此，以与读者共同切磋。笔者有博客“研读四书 评说孔孟”，其网址：http://blog.sina.com.cn/juerenqiyiminfuxiaot，欢迎光临批评指导。　　

探索者　　

近来，有一本书《于丹〈论语〉心得》，被媒体炒得火爆。据网上说，更有甚者“某些地方政府部门人手一册”，由此足见其“意义非凡”！为此，笔者特地拜读了，认为该书的作者于丹是在说谎，自欺欺人，犹如掩耳盗铃。现首先说两点，以正视听！　　

一、于丹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于丹煞有介事地说：“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我们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过“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吗？没有！于丹说“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是一个绝大的错误，是在说谎！“在《论语》中”，“孔夫子”并没有“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谁不信，谁就去查查看！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史记·孔子世家》）　　

您看，孔子认为他的生活是“幸福快乐”的吗？当然不是！　　

孔子以“疾没世而名不称焉”（《论语·卫灵公·15·20》），“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子罕· 9·2》）自称，孔子急于成名，却无成名之才；孔子以“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论语·子罕·9·13》），“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7·12》）为伍，孔子渴于求富，却无获富之机；孔子“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子路·13·10》）自吹，却“卫灵公问陈”，“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公·15·1》），苦于“有用”者；孔子以“天生德于予”（《论语·述而·7·23》）、“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论语·子罕·9·5》）自诩，然而却要“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论语·乡党·10·4》），“事君尽礼”（《论语·八佾·3·18》）；孔子天天望眼欲穿的是“凤鸟至，河出图”，然而最终却是“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人称其“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孟子·滕文公下·6·3》），而孔子却“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中庸·13》）等等等等。孔子天天生活在一个如此众多的极端对立的矛盾相互绞杀的内外世界中！　　

想想看，孔子一生会是“幸福快乐地生活着”吗？当然不会！　　

孔子尚且不能使自己快乐，教“他的学生”“快乐”就没有根据，焉能让“他的学生”“快乐”！焉有“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之实！于丹，不仅是在欺骗世人，也是在嘲讽“圣贤”孔子！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真令孔子汗颜而无地自容。　　

于丹为了说明“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他的学生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的命题，特地在其前以“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作引证。然而“孔夫子最喜欢的一个学生叫颜回，他曾夸奖这个学生说：‘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这是孔子“夸奖”“学生”颜回“快乐”，并非是他“告诉”“学生”颜回“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一个名牌大学的“教授”、“博导”竟然连这么简单的问题都分辨不清，也可见其水平了！真是假冒伪劣！！　　

孔子谓颜回曰：“回，来！家贫居卑，胡不仕乎？”颜回对曰：“不愿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足以给飦（gān）粥；郭内之田十亩，足以为丝麻；鼓琴,足以自娱;所学夫子之道者,足以自乐也。回不愿仕。”孔子愀然变容曰：“善哉，回之意！丘闻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审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于内者无位而不怍。’丘诵之久矣，今于回而后见之，是丘之得也。”（《庄子·让王》）　　

你看，是孔夫子“告诉”颜回“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还是颜回“告诉”孔夫子“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当然，是颜回“告诉”孔夫子“应该如何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孔夫子所给予颜回是“家贫居卑，胡不仕乎”的“忠告”。对此，颜回当面明确地予以回绝“不愿仕”，但是孔夫子却肯定和赞同了颜回的“自娱”、“自乐”之说。然而，颜回“不愿仕”，却是“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论语·微子18·7》）！孔子对，颜回“不愿仕”的赞赏，这不仅是他唆使颜回“乱大伦”，也是孔夫子失去了原则！当然，孔子自己也并没有去“不仕”，而“自乐”、“自娱”，仍然是“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　　

“回有郭外之田五十亩”、又有“郭内之田十亩”，却过着“一箪食，一瓢饮”的生活，亦足以见回的好吃懒做、游手好闲、坐吃山空……。　　

《孟子·离娄上·7·17》：“[孟子曰]：‘天下溺，援之以道’。”当时是“天下溺”，“人不堪其忧”，而“回也不改其乐”。何言“贤哉，回也！”回“所学夫子之道者”，非用以“援”“天下”,而用以“以自乐也”。其实，不仅不能用以“援”“天下”,也不能用以“以自乐也”。颜回“乐”吗？非也！“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庄子·田子方》）。颜回“欲哭无泪”，是装出来的“快乐”。否则何以颜回会年纪青青就“发白齿落”、“气力竭尽”，41岁而命归黄泉？孔子的学生“生活”得“快乐”吗？并不“快乐”！颜回并不是“快乐”死的！孔子的“道”，既不能让他自己也不能使其学生“快乐”！“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了一生，曾参“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论语·泰伯·8·3》）了一生！谁看见过孔子的哪一个学生“幸福快乐地生活着”来？没有！　　

柳下跖说得清楚：　　

“不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弃也，……子之道，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论哉！”（《庄子·盗跖》）　　

是柳下跖的“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还是孔夫子的“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答案是显然的，是柳下跖的“能说其志意，养其寿命者”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而不是孔夫子的“狂狂汲汲，诈巧虚伪事也，非可以全真”之“道”可让人们“去寻找生活中的快乐”！孔夫子之“道”乃使人“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同上）之“道”！岂能使人“快乐”！孔夫子之“道”是专门让“权贵”用来整治“民”、“女子与小人”，让“民”、“女子与小人”痛苦、死亡，被“权贵”所“吃”、糟蹋、杀殉之“道”！　　

在《论语》中，孔夫子究竟告诉人们些什么？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12·1》）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12·11》）　　

“在《论语》中，孔夫子告诉”人们的是：奴隶主贵族要当好老爷，奴隶们要做好奴才！“《论语》的真谛，就是告诉大家，怎样才能过上”奴隶主贵族“心灵所需要的那种快活的生活。”“说白了，《论语》就是教给我们如何在现代生活中”让新奴隶主贵族“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　　

孔子是要人们或者像他那样做权贵的哈巴狗过着权贵帮凶的生活，这是把幸福建筑在贫贱者痛苦上的“快乐”！孔子就所追求的“快乐”就是这种“快乐”！但是他终生虽然作恶多端也并不“快乐”！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或者要人们做权贵的牛马过着奴隶的生活，人们能“快乐”吗？当然不能！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或者要人们去为权贵殉葬在阴间做权贵的牛马过着奴才或奴隶的生活，人们能“快乐”吗？当然不能！他是在让人们生活“快乐”吗？当然不是！　　

二、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错误；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　　

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这是一个绝大的错误。《论语》是由西汉等后人编辑的孔子及其部分弟子言行汇编。再看看，其中所记，十分杂乱，既有孔子的言论，也有其弟子的言论，还有记其它的，并非是“孔子的言论集”。诸如：《论语》的第一章《学而》，共16段，记孔子的9段，记弟子的7段，记其它的0段；第十九章《子张》，共25段，记孔子的0段，记弟子的25段，记其它的0段；第二十章《尧曰》共3段，记孔子的2段，记弟子的0段，记其它的1段。孔子说得清楚，他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7·1》）自诩。《论语》既非孔子所作，也非孔子所编，《论语》的编辑与孔子无关，当然《论语》不是“孔夫子的”。于丹称《论语》为“孔夫子的《论语》”，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孔子自己说得清楚，他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于丹称《论语》为“孔子的《论语》”，这不仅是于丹在让孔子自食其言，也是于丹在让孔子夺人之美！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不令孔子汗颜而无地自容？　　

再请看《论语》的全文。《论语》在结构布局上毫无章法，只是横七竖八的文字罗列。每章虽命有标题，但标题与其中的内容不符。例如第二章《为政》，标题是“为政”，但其中什么都有，许多段落根本与“为政”无关。《论语·为政·2·2》：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或者可能有人说，古人就是这样，往往取文章开头几个字作为文章的标题。但现在的问题是其中并非是一篇文章，也并非几篇内容大致相同的文章。《论语》的编辑者至少应该对其中的内容“分门别类”地做一些归纳。可是连这一点《论语》的编辑者也没做。《论语》在内容上乱七八糟，大至“鬼神天命”小到“拉屎放屁”。例如：《论语·乡党·10·10》：“食不语，寝不言。”这也说明《论语》的编辑者是尽其所有，把凡所收集到的材料都用上了，也就是这么些玩意了。更有甚者是，其许多段落，前言不答后语，令人丈二和尚莫不着头脑。例如：《论语·颜渊·12·3》：“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讱。’曰：‘其言也讱，斯谓之仁已乎？’子曰：‘为之难，言之得无讱乎？’”其中所记者乱七八糟，既没有时间、地点、环境说明，也没有类别，只能说是一些只言片语的罗列。例如，《论语·宪问·14·25》：“蘧伯玉使人于孔子。孔子与之坐而问焉，曰：‘夫子何为？’对曰：‘夫子欲寡其过而未能也。’使者出。子曰：‘使乎！使乎！’”让人如坠十里雾中，不知所云。此外，还有些段落重复。诸如：《论语·学而·1·3》与《论语·阳货·17·17》、《论语·八佾·3·15》与《论语·乡党·10·21》、《论语·泰伯·8·14》与《论语·宪问·14·26》等。《论语》没有中心，没有主题。《论语》犹如一个旧中国农村老太太的针线笸箩。像这样的稿件，在现在出版社的编辑手里，必定是被弃之废纸篓里的货色。因此从编辑上说，《论语》就不是一部什么优秀的作品，而是一部非常糟糕的作品。在《论语》中，确实记载了孔子许多言行，这不是什么光彩的记录，而是丑恶的记录，是罪恶的记录。　　

于丹称“半部《论语》治天下”，也是一个绝大错误。首先宋代赵普称他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是一个绝大的错误。　　

不必说“半部”《论语》，就是整部《语录》也治不了“天下”！甚至把《论语》的祖师爷孔子及其“弟子三千（其实孔子哪里有“弟子三千”？连“弟子三百”也没有！全是后儒吹出来的）统统都搭上也不行！也没“治天下”，却被“天下”所“治”！《论语》的祖师爷孔子都不行，还侈谈什么“半部《论语》”，全是扯屌蛋！　　

再看，《论语·泰伯·8·13》：“子曰：‘笃信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孔子所“笃信好学，守死善道”者，就是“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既然如此，凡是“天下”邦国有“无道”、“危乱”之地之时，孔子或不去，或早就“隐”起来了，“躲”起来了，“溜”走了，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实！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天下有道则见”，周礼畅行，“天下”邦国无“危”、无“乱”，根本就无孔子师徒“治”“天下”邦国之需！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需！这时不是“天下”邦国对孔子师徒有需，而是孔子师徒对“天下”邦国有需！孔子师徒从阴沟里或防空洞里爬出来“抢桃子”，“安富尊荣”，“享受生活”！　　

若《论语》真有那么大功效，那么孔子的本事岂不更大，“天下”还不被他“治”得“服服帖帖”，新王朝“东周”的“天子”他必定也早干上了！岂有“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论语·子罕·9·9》）“道其不行矣夫！”（《中庸·5》）“吾道穷矣！”（《公羊传》）　　

请读者好好看看！孔子是靠什么“治天下”？在此，他自己说得清楚：他是靠“凤鸟”“至”，“河”“出图”，是靠“鬼神”、“天命”！“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只要“凤鸟不至，河不出图”，他就完蛋了！“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sǎng）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腰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未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当时真是天下急需用人、大批用人之际，周天子需要人保护自己避免灭亡，各国诸侯需要人为其扩充势力称王称霸以至夺取天下，……各单位都需要人，急需要人！《论语·子罕·9·2》：“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论语·述而·7·12》：“子曰：‘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孔子自诩做“车夫”是他的“拿手好戏”，他的要求也不高，只要“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做个车夫也行！他周游列国，到处游说，自己送上门去，推销自己十三年，但最后甚至做车夫这个差事，他也没谋到！当然孔子之所以最后甚至做车夫这个差事也没谋到，不仅“志大才疏”，无治国才干，一个主要原因都知道他心术不正，是个野心家、阴谋家！　　

晏子对齐景公说得清楚：“孔某之荆，知白公之谋，而奉之以石乞，君身几灭，而白公僇（lù）。婴闻贤人得上不虚，得下不危，言听于君必利人，教行下必于上。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从也。行义可明乎民，谋虑可通乎君臣。今孔某深虑同谋以奉贼，劳思尽知以邪行，劝下乱上，教臣杀君，非贤人之行也。入人之国，而与人之贼，非义之类也。知人不忠，趣之为乱，非仁义之也。逃人而后谋，避人而后言，行义不可明于民，谋虑不可通于君臣。……夫儒，浩居而自顺者也，不可以教下；好乐而淫人，不可使亲治；立命而怠事，不可使守职；宗丧循哀，不可使慈民；机服勉容，不可使导众。孔某盛容修饰以蛊世，弦歌鼓舞以聚徒，繁登降之礼以示仪，务趋翔之节以观众，博学不可使议世，劳思不可以补民，累寿不能尽其学，当年不能行其礼，积财不能赡其乐。繁饰邪术，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遇民。其道不可以期世，其学不以导众”（《墨子·非儒下》）　　

“公山弗扰以费畔”、“佛肸以中牟畔”皆“召”孔子，而皆知孔子必“欲往”（《论语·阳货·17·5》、《论语·阳货·17·7》）！说实在话，这样的人，正经人也不敢用！　　

当时，就是因孔儒一伙把其父母之国“鲁”越“治”越“无道”，最后只好宣告彻底完蛋了事！战国时沦为小国，公元前256年为楚所灭。把周王朝的“天下”越“治”越“无道”，最后只好宣告彻底完蛋了事！公元前256年为秦所灭。其后又有哪一个封建王朝，最后不都是被孔儒“治”死了事！　　

孔儒多牛皮匠，多马屁精。儒“圣人”孔子以吹牛为最。诸如：《论语·述而·7·30》：“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孔子这不仅是在搞唯心主义，亦是在吹牛皮放大炮。尽管孔子“欲仁”了一辈子，其临死“斯仁”亦未“至矣”！“道其不行矣夫！”《论语·里仁·4·6》：“子曰：‘我未见好仁者，恶不仁者。好仁者，无以尚之；恶不仁者，其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有能一日用其力于仁矣乎？我未见力不足者。盖有之矣，我未之见也。’”《论语·子路·13·10》：“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论语·卫灵公·15·1》：“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卫灵公想“有用”孔子“者”，然而他第二天就溜走了！滥竽充数，充不下去，只好滚蛋！《论语·为政·2·4》：“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据钟肇鹏的《孔子年谱》，孔子生于公元前551年（周灵王二十一年，鲁襄公二十二年），死于公元前479年（周敬王四十一年，鲁哀公十六年），活了七十三岁。由其称“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看，孔子说此段话时，至多是其临死前三年，可以说是他对自己一生经验的评价。《论语·微子·18·7》：“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莜。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据锺肇鹏的《孔子年谱》说，时孔子六十二岁。由此可见，孔子最迟在六十二岁之前就“道之不行，已知之矣”。这也就是说孔子早在六十二岁之前就已经知道其“道之不行也”，他并不“知天命”，然而，这并不妨碍他在七十岁以后仍然大言不惭地吹嘘自己“五十而知天命”！　　

儒的“亚圣人”孟子次之。《孟子·公孙丑下·4·13》：“[孟子]曰：‘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然而，孟子却不能救一小国的一时之急。《孟子·梁惠王下·2·13》：“滕文公问曰：‘滕，小国也，间于齐、楚。事齐乎？事楚乎？’孟子对曰：‘是谋非吾所能及也。无已，则有一焉：凿斯池也，筑斯城也，与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则是可为也。’”当时的统治者，也知道孔子“儒生”是一些“秕糠”之辈，并非富国强兵之才。例如《孟子·公孙丑下·4·10》：“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注意：齐王要“养”孟子师徒是“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言行忠顺臣子所仿效的榜样、模范，一个摆设，而并非辅弼之臣。《孟子·尽心上·13·32》：“公孙丑曰：‘《诗》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孟子也承认“君王”利用孔儒一类“君子”所能做的和孔儒一类“君子”所能做的就是鼓吹“孝悌忠信”，而让君王“安富尊荣”！当然孔儒一类“君子”从而也“安富尊荣”！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孟轲，邹人也。受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吴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衡，以攻伐为贤，而孟轲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由此看，其实孟子一生也没干什么事，只是“受业子思之门人”，就以为自己“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阔于事情”，只好“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走出家门溜了一个小弯，就又跑回家去了，仅此而已！　　

儒的“三等圣人”朱熹以谄媚为最。朱熹吹捧“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朱熹语类》）。令人肉麻！李贽辛辣地讽刺和批驳朱熹说难怪在孔子以前，“人尽日燃纸烛而行也”（《焚书·赞刘谐》）。其实，朱熹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和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针锋相对。朱熹连一点最起码的逻辑都没有！朱熹是在肯定孔子？还是在否定孔子？是在赞美孔子？是在嘲讽孔子？朱熹说在天生孔子之前，“万古如长夜”，而孔子却以“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自诩。孔子之所“信”、所“好”、所“述”者，“古”也，“尧舜”、“文武”也。“尧舜”、“文武”，皆是“天不生仲尼”之前者也，皆是朱熹的“长夜”也！而孔子的“长昼”也！孔子所“信”、所“好”、所“述”者，皆“长夜”也！孔子不除，中国“长夜”不止也！“长夜难明赤县天”，千年魔怪舞翩跹，人民大众苦难言！　　

汉“孔儒”为了美化圣化神化孔子，不但把孔子弄成了不人不鬼，还把孔子之母也搞得不良不娼。由“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史记·孔子世家》）变成孔子是由其母感黑帝而生，其相貌头是四方高，中央低（《礼含文嘉》），海口、骈（pián）齿，舌理七重，龟脊、虎掌（《孝经纬》），其胸口上有“制作定，世符运”（《春秋·演孔图》）六个大字。说孔子是受“天命”来到人间他能知过去未来，其使命是“为汉制法”。孔儒为了其私利不仅把“纥与颜氏女”侮辱了，把孔子侮辱了，也无缘无故地把神圣“黑帝”侮辱了！试问孔儒到底是“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还是颜氏女感黑帝而生孔子？　　

[淳于髡]曰：“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孟子}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孟子·告子下·12·6》）　　

在此，淳于髡不仅向孟子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也向世人揭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若是乎，贤者之无益于国也！”然而，对此孟子并没有回答，只是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不用贤则亡，削何可得与”来搪塞淳于髡！这不仅南辕北辙，所答非所问，而且更说明了问题的关键所在。百里奚与子思等是一类人吗？当然不是！子思等是崇尚“仁义”，“克己复礼”，“法先王”，而百里奚是锐意改革，崇尚“耕战”，“法后王”。故“鲁缪公之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鲁之削也滋甚”，而“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孔孟儒家非治国之贤良，而亡国之祸患也！更岂有“半部《论语》治天下”之实！《孟子·公孙丑上·3·3》：“孟子曰：‘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何谓“霸”何谓“王”，孟子心知肚明，清清楚楚！孟子称“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穆公用之而霸”。百里奚是“以力假仁”而“霸”者，并非“以德行仁”而“王”者。孟子也明明白白！孔孟儒家褒奖“王”而贬恶“霸”。孟子明知：百里奚并非是孔儒所褒奖的“贤良”，而是孔儒所贬斥的“小人”。然而，孟子何以在此要把“秦穆公用之而霸”的百里奚拖出来滥竽充数，充当儒家圣贤，以忽悠，搪塞淳于髡之问？真令人忍俊不禁！由此，不仅说明儒家的无人，也足见孟子的无赖狡辩和卑鄙无耻以及其人格之卑鄙！　　

无论如何，旧奴隶制周王朝的覆灭，新封建制秦王朝的诞生，就给孔子“儒术”“治天下”无用下了定论！　　

至于赵普说他“自己以半部《论语》治天下”，则全是胡诌乱扯！他既没有“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3·19》），也没有“克己复礼为仁”（《论语·颜渊·12·1》）；而“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不仅没有使他“弗畔矣夫”（《论语·雍也·6·27》），也没有让他“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论语·尧曰·20·1》）。赵普原是后周“殿前都检点”赵匡胤的谋士。赵普主要做了两件事。首先他协助赵匡胤和其弟赵匡义谋划，搞了一个阴谋“陈桥兵变”，反叛并谋夺了当时年幼周恭帝的皇位，拥立赵匡胤当上了皇帝，他自己当上了宰相。《论语·泰伯·8·6》：“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赵普和赵匡胤、赵匡义，皆“小人”也！其次，他又协助皇帝赵匡胤搞了一个阴谋“杯酒释兵权”，解除了高级将领的兵权，实现了赵匡胤的君主集权专政。这里头哪里有什么“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影子？宋是中国历史上内患外忧最多，最动荡不安的封建王朝，这都是赵普之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的结果，最后也是“治”死了事。当然，赵普与孔子在本质上都是野心家、阴谋家！　　

“前犬吠形，亦随而吠之”（［明］李贽：《续焚书·圣教小引》）。赵普称他“自己”是“以半部《论语》治天下”，于丹也从而称之。于丹不仅是在欺骗世人，也是在嘲讽“圣贤”孔子！倘若“圣贤”孔子在地下有知，真令其汗颜而无地自容。　　

孔子“儒术”是一种阴谋。实际上既不可用于“治国”，也不可用于“用兵”。“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叔孙通儒服，汉王憎之；乃变其服，服短衣，楚制，汉王喜。叔孙通之降汉，从儒生弟子百余人，然通无所言进，专言诸故群盗壮士进之。弟子皆窃骂曰：‘事先生数岁，幸得从降汉，今不能进臣等，专言大猾，何也？’叔孙通闻之，乃谓曰：‘汉王方蒙矢石争天下，诸生宁能斗乎？故先言斩将搴旗之士。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汉王拜叔孙通为博士，号稷嗣君。”（《史记·刘敬叔列传》）但用于独裁政体下宫廷权力之争等诸如曹丕、奕（yì）詝搞“藏拙示仁”、“藏拙示孝”，以及诸如王莽巧伪孝仁，以让为夺的鬼把戏却往往易于凑效得手！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何其多也！笔者估计若有感兴趣者统计一下，写成文字也得“汗牛充梁”！这是中国“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特色”！　　

三、于丹居心叵测。“民”、“女子与小人”的解放之路，任重而道远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论语·阳货·17·25》）　　

孔子说：惟有与女子和小人难以相处，你亲近她（他），她（他）就对你不逊；你疏远她（他），她（他）则对你怨恨。　　

孔子错了。事实胜于雄辩。于丹（或于丹现象）就是一个反证。于丹用她的行动，完全粉碎了孔子的这一胡诌。于丹不仅并非“难养”，而是好养；也并非“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而是“近之则孙，远之也亲”！于丹这个“女子与小人”从反面否定了孔子对“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的胡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8·20》）　　

说舜有五臣而平治天下。周武王说：我有平国治乱之臣者十。孔子说：人才难得啊！难道不是吗？尧舜之后，以武王时最盛，武王称他有治乱之臣者十。其实在其中还有一个妇女，仅有九人而已。当时，周“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事殷纣。其德可谓至矣。“有妇人”，其中有一妇女。传说是指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太姒有盛德。“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可见孔子鄙视妇女之一斑。甚至连武王之母，都算不上是一个“人”！孔子还“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却公然对文王之妻、武王之母如此侮辱，文武在天之灵倘若有知，岂会让他!在孔子六百余年前，周武王就承认“妇人”是“人”，然而孔子却否认其是“人”。由此，也足见孔子之荒谬！在此有人会问：“妇人”也是“人”嘛！是啊！然而，孔子对此却不认同！既然连文王的后妃，武王之母，有盛德的太姒在孔子眼里都不算是个“人”，于丹在孔子眼里是否算是个“人”？当然不是！于丹在其“圣贤”孔子的眼里根本就不是个“人”！于丹对孔夫子的以往情深，也只是“剃头挑子”于丹“一头热”！　　

孔子要绖。季氏飨士，孔子与往。阳虎绌曰：“季氏飨士，非敢飨子也。”孔子由是退。（《史记·孔子世家》）　　

按孔子所说当时鲁国“父母死、守丧三年”的礼制，孔子理应在母亲的庐冢旁吃冷饭菜汁，还要吃不饱才对。但当季氏设宴张乐招待士人时，他竟然不请自到，自讨没趣。结果被季氏家臣阳虎挡在门前。阳虎还冷言嘲笑他说：“季氏招待的是士人，不是你！”孔子赚了个没脸。　　

子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中庸·13》）　　

在孔子的“君子之道四”中，由孔子甚至于“求乎朋友先施之”，也不“求乎子以事母”，就足以可见孔子歧视妇女——“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的根深蒂固和孔子对“女子”之歧视与对“母”之不“孝”。由孔子无“父”，而“求乎子以事父”；无“君”，而“求乎臣以事君”；无“兄”，而“求乎弟以事兄”；无“朋友”，而“求乎朋友先施之”，然有“母”，却不“求乎子以事母”，也就足见孔子“孝”、“忠”、“弟”、“信”等道德的虚伪。　　

孔子特别强调“毋友不如己者”（《论语·子罕·9·25》），标榜其“无友不如己者”（《论语·学而·1·8》）。在孔子“君子之道”中根本就没有“女子与小人”的份，“女子与小人”不是孔子所“事”、所“施”的对象，而是所“治”、所“使”的对象。因此，“女子与小人”爱、尊孔子，那是“女子与小人”“剃头刀子一头热”，是“女子与小人”把自己放错了位置，悖于“日常秩序”，“找”错了“个人坐标”！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6·2》)　　

景春对孟子说：“公孙衍、张仪真乃大丈夫矣！他们愤怒时而使诸侯畏惧；他们安居而让天下安宁。”孟子则说：“怎么能称他们为大丈夫呢？你末学过礼吗？男子的‘丈夫’头衔是其父主持命名的。女子的出嫁是其母主持进行的，她把其女送到大门口，千叮咛万嘱咐，告诫说：‘到了夫婿家，一定要恭敬，一定要受戒，绝对不能违背丈夫。’以恭顺为美德，这是为妾妇之道。居而以天下为其家，以天下为其任，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百姓共行；不得志，则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易，威武不能屈，此乃才堪称大丈夫矣！”　　

孟子本想要否定景春对公孙衍、张仪的“大丈夫”之称，不但没有否定，却给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妾妇之道”。“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其实孔孟鼓吹的“孝弟”，就是鼓吹“以顺”“长上”“为正者”，天下皆是“天子”的大大小小之“妾妇”矣！　　

孟子鼓吹“‘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对此，到汉朝被孔儒发展成用来压迫妇女的封建礼教之“三从四德”的教条。“三从”：妇女未出嫁时，要服从父亲；出嫁后，要服从丈夫；丈夫死后，要服从儿子（《白虎通义》）。“四德”：妇德，要有封建道德思想；妇言，说话要遵守封建礼教；妇容，容貌打扮要符合封建礼教的规定；妇功，要有操持家务，伺候公婆、丈夫、儿子的过硬本领（《礼记·昏义》）。“三从四德”的封建教条，是除了政权、族权、神权之外的夫权，它完全剥夺了妇女的政治、经济、人身权力，而把妇女压在社会的最底层。　　

朱熹则把其更推上一了个台阶。他一面鼓吹着“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让人“存天理、灭人欲”。然而他自己却是“虐待老母，不孝其亲；与尼偕行，诱之为妾；开门授徒，厚素来，四方馈赂，动以万计”（宋叶绍翁《四朝见闻录》）　　

鲁迅说：“……在中国，君临的是‘礼’，不是神。百分之百的忍从，在未嫁就死了定婚的丈夫，艰苦的一直硬活到八十岁的所谓节妇身上，也许偶然可以发见罢，但在一般的人们，却没有。忍从的形式，是有的，然而陀斯妥夫斯基式的掘下去，我以为恐怕也还是虚伪。因为压迫者指为被压迫者的不德之一的这虚伪，对于同类，是恶，而对于压迫者，却是道德的。”（《陀斯妥夫斯基的事》）　　

在旧中国，社会观念里的女性之德是出嫁后为人妻，为人母，照料家人。换言之，女性几乎没有直接参与社会的机会，只能借由父亲或丈夫、儿子等男性才能与社会有关连。在新中国，社会的观念和教育，讲究的是男女平等，女性经济独立、精神独立、人格成熟等。　　

孔孟是歧视压迫妇女的鼓吹者，歧视压迫妇女者的帮凶，是妇女不共戴天的仇敌！孔孟儒家通过封建统治者强加在妇女身上的“三从四德”，数千年来给亿万妇女已造成的和造成着的苦难比天高，比海深，罄竹难书。对此，妇女不应该忘记或漠视！中国妇女忘记过去孔孟之道对其戕害，就是背叛！漠视今天孔孟之道的回潮，就是重受二茬罪！中国妇女应首当其冲，奋起批判孔孟之道！　　

公都子曰：“匡章，通国皆称不孝焉，夫子与之游，又从而礼貌之，敢问何也？”孟子曰：“世俗所谓不孝者五：惰其四肢，不顾父母之养，一不孝也；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二不孝也；好货财，私妻子，不顾父母之养，三不孝也；从耳目之欲，以为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斗狠，以危父母，五不孝也。章子有一于是乎？夫章子，子父责善而不相遇也。责善，朋友之道；父子责善，贼恩之大者。夫章子，岂不欲有夫妻子母之属哉？为得罪于父，不得近，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其设心以为不若是，是则罪之大者，是则章子而已矣。”（《孟子·离娄下·8·30》）　　

《百喻经·猕猴喻》：“昔有一猕猴，为大人所打，不能奈何，反怨小儿。”你看孟子所称道的“君子”匡章因自己没处理好与其父的关系，“得罪于父”，不是“君子求诸己”（《论语·卫灵公·15·21》），而是“小人求诸人”（同上），不是从自己方面找原因，而“出妻屏子，终身不养焉”，把责任罪过嫁祸于妻子，在这一点上像不像故事里那个“为大人所打，不能奈何，反怨小儿”的“猕猴”？“君子”的一项大本事就是嫁祸于人，欺负弱者、妇女。在某种意义上，妇女，也是弱者。对此，孟子却百般赞赏他。这就是对“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的注脚。孔孟之道是专门整治、欺负弱者的“学问”。　　

鲁迅说：“古代社会，女子多当作男人的物品。或杀或吃，都无不可；男人死后，和他喜欢的宝贝，日用的兵器，一同殉葬，更无不可。后来殉葬的风气，渐渐改了，守节便也渐渐发生。但大抵因为寡妇是鬼妻，亡魂跟着，所以无人敢娶，并非要他不事二夫。这样风俗，现在的蛮人社会里还有。中国太古的情形，现在已无从详考。但看周末虽有殉葬，并非专用女人，嫁否也任便，并无什么裁制，便可知道脱离了这宗习俗，为日已久。由汉至唐也并没有鼓吹节烈。直到宋朝，那一班‘业儒’的才说出‘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话，看见历史上‘重适’两个字，便大惊小怪起来。出于真心，还是故意，现在却无从推测。其时也正是‘人心日下，国将不国’的时候，全国士民，多不像样。或者‘业儒’的人，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也不一定。但旁敲侧击，方法本嫌鬼祟，其意也太难分明，后来因此多了几个节妇，虽未可知，然而吏民将卒，却仍然无所感动。于是‘开化最早，道德第一’的中国终于归了‘长生天气力里大福荫护助里’的什么‘薛禅皇帝，完泽笃皇帝，曲律皇帝’了。此后皇帝换过了几家，守节思想倒反发达。皇帝要臣子忠，男人便愈要女人守节。到了清朝，儒者真是愈加厉害。看见唐人文章里有公主改嫁的话，也不免勃然大怒道，‘这是什么事！你竟不为尊者讳，这还了得！’假使这唐人还活着，一定要斥革功名，‘以正人心而端风俗’了。国民将到被征服的地位，守节盛了；烈女也从此着重，因为女子既是男子所有，自己死了，不该嫁人，自己活着，自然更不许被夺。然而自己是被征服的国民，没有力量保护，没有勇气反抗了，只好别出心裁，鼓吹女子自杀。或者妻女极多的阔人，婢妾成行的富翁，乱离的时候，照顾不到，一遇‘逆兵’（或是“天兵”），就无法可想，只得救了自己，请别人都做烈女；变成烈女，‘逆兵’便不要了。他便待事定以后，慢慢回来，称赞几句。好在男子再娶，又是天经地义，别讨女人，便都完事。因此世上遂有了‘双烈合传’，‘七姬墓志’，甚而至于钱谦益的集中，也布满了‘赵节妇’‘钱烈女’的传记和歌颂。只有自己不顾别人的民情，又是女应守节男子却可多妻的社会，造出于此畸形的道德，而且日见精密苛酷，本也毫不足怪。但主张的男子，上当的是女子。女子本身，何以毫无异言呢？原来‘妇者服也’，理应服事于人。教育固可不必，连开口也都犯法。他的精神也同他的本质一样，成了畸形。所以对于这畸形道德，实在无甚意见。就令有异议，也没有发表的机会。做几首‘闺中望月’‘园里看花’的诗，尚且怕男子骂他怀春，何况竟敢破坏这‘天地间的正气’？只有说部书上，记载过几个女人，因为境遇上不愿守节，据做书的人说：可是他再嫁以后，便被前夫的鬼捉去，落了地狱；或者世人个个唾骂，做了乞丐，也竟求乞无门，终于惨苦不堪而死了！如此情形，女子便非‘服也’不可。然而男子一面，何以也不主张真理，只是一味敷衍呢？汉朝以后，言论的机关，都被‘业儒’的垄断了。宋元以来，尤其厉害。我们几乎看不见一部非业儒的书，听不到一句非士人的话。除了和尚道士，奉旨可以说话的以外，其余‘异端’的声音，决不能出他卧房一步。况且世人大抵受了‘儒者柔也’的影响；不述而作，最为犯忌。即使有人见到，也不肯用性命来换真理。即如失节一事，岂不知道必须男女两性，才能实现。他却专责女性；至于破人节操的男子，以及造成不烈的暴徒，便都含糊过去。男子究竟较女性难惹，惩罚也比表彰为难。其间虽有过几个男人，实觉于心不安，说些室女不应守志殉死的平和话，可是社会不听，再说下去，便要不容，与失节的女人一样看待。他便也只好变了‘柔也’，不再开口了。所以节烈这事，到现在不生变革。”（《我之节烈观》）　　

“……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同上）　　

“……节烈这事是：极难，极苦，不愿身受，然而不利自他，无益社会国家，于人生将来又毫无意义的行为，现在已经失了存在的生命和价值。”（同上）　　

“中国虽说是儒教国，年年祭孔；‘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丘未之学也。’但上上下下却都使用着这兵法；引导我看出来的是本月的报纸上的一条新闻。据说，教育当局因为公共娱乐场中常常发生有伤风化情事，所以令行各校，禁止女学生往游艺场和公园；并通知女生家属，协同禁止。自然，我并不深知这事是否确实，更未见明令的原文；也不明白教育当局之意，是因为娱乐场中的‘有伤风化’情事，即从女生发生，所以不许其去，还是只要女生不去，别人也不发生，抑或即使发生，也就管他妈的了。或者后一种的推测庶几近之。我们的古哲和今贤，虽然满口‘正本清源’，‘澄清天下’，但大概是有口无心的，‘未有己不正，而能正人者’，所以结果是：收起来。第一，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想专以‘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第二，是器宇只有这么大，实在并没有‘澄清天下’之才，正如富翁唯一的经济法，只有将钱埋在自己的地下一样。古圣人所教的‘慢藏诲盗，冶容诲淫’，就是说子女玉帛的处理方法，是应该坚壁清野的。……其实，‘坚壁清野’虽然是兵家的一法，但这究竟是退守，不是进攻。或者就因为这一点，适与一般人的退婴主义相称，于是见得志同道合的罢。但在兵事上，是别有所待的，待援军的到来，或敌军的引退；倘单是困守孤城，那结果就只有灭亡，教育上的‘坚壁清野’法，所待的是什么呢？照历来的女教来推测，所待的只有一件事：死。天下太平或还能苟安时候，所谓男子者俨然地教贞顺，说幽娴，‘内言不出于阃（kǔn）’，‘男女授受不亲’。好！都听你，外事就拜托足下罢。但是天下弄得鼎沸，暴力袭来了，足下将何以见教呢？曰：做烈妇呀！宋以来对付妇女的方法，只有这一个，直到现在，还是这一个。如果这女教当真大行，则我们中国历来多少内乱，多少外患，兵燹（xiǎn）频仍，妇女不是死尽了么？不，也有幸免的，也有不死的，易代之际，就和男人一同降伏，做奴才。于是生育子孙，祖宗的香火幸而不断，但到现在还很有带着奴气的人物，大概也就是这个流弊罢。‘有利必有弊’，是十口相传，大家都知道的。但似乎除此之外，儒者，名臣，富翁，武人，阔人以至小百姓，都想不出什么善法来，因此只得奉这为至宝。更昏庸的，便以为只要意见和这些歧异者，就是土匪了。……”（《坚壁清野主义》）　　

“我生以前不知道怎样，我生以后儒教却已经颇‘杂’了：‘奉母命权作道场’者有之，‘神道设教’者有之，佩服《文昌帝君功过格》者又有之，我还记得那《功过格》，是给‘谈人闺阃’者以很大的罚。我未出门庭，中国也未有女校以前不知道怎样，自从我涉足社会，中国也有了女校，却常听到读书人谈论女学生的事，并且照例是坏事。有时实在太谬妄了，但倘若指出它的矛盾，则说的听的都不大悦，仇恨简直是‘若杀其父兄’。这种言动，自然也许是合于‘儒行’的罢，因为圣到广博，无所不包；或者不过是小节，不要紧的。”（《寡妇主义》）“同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却要比嫖妓更高明。这制度之下，男人得到永久的终身的活财产，当新妇被人放到新郎的床上的时候，她只有义务，她连讲价钱的自由也没有，何况恋爱。不管你爱不爱，在周公孔圣人的名义之下，你得从一而终，你得守贞操。男人可以随时使用她，而她却要遵守圣贤的礼教，即使‘只在心中动了恶念，也要算犯奸淫’的。如果雄狗对雌狗用起这样巧妙而严厉的手段来，雌的一定要急得‘跳墙’。然而人却只会跳井，当节妇，贞女，烈女去。礼教婚姻的进化意义，也就可想而知了。”（《男人的进化》）　　

 “人间有犯罪学者，一派说，由于环境；一派说，由于个人。现在盛行的是后一说，因为倘信前一派，则消灭罪犯，便得改造环境，事情就麻烦，可怕了。而秦夫人自杀的批判者，则是大抵属于后一派。诚然，既然自杀了，这就证明了她是一个弱者。但是，怎么会弱的呢？要紧的是我们须看看她的尊翁的信札，为了要回去，既耸之以两家的名声，又动之以亡人的乩（jī）语。我们还得看看她的令弟的挽联：‘妻殉夫，子殉母……’不是大有视为千古美谈之意吗？以生长及陶冶在这样的家庭中的人，又怎么能不成为弱者？我们固然未始不可责以奋斗，但黑暗的吞噬之力，往往胜于孤军，况且自杀的批判者未必就是战斗的应援者，当他人奋斗时，挣扎时，败绩时，也许倒是鸦雀无声了。穷乡僻壤或都会中，孤儿寡妇，贫女劳人之顺命而死，或虽然抗命，而终于不得不死者何限，但曾经上谁的口，动谁的心呢？真是‘自经于沟渎而莫之知也’！人固然应该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他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乃是杀人者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　　

不自爱，必被辱；不自强，必被欺；不自立，必被剥；不觉悟，必被惑。没有自强，焉有自立；没有自立，焉有平等；没有平等；焉有自由；没有自由，焉有真爱？妇女的自由、解放，最重要的是依靠妇女自己的自爱、自强、自立和觉悟。中国妇女的自由解放首先在于中国妇女自身的觉醒和觉悟。　　

“孔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女子与小人归在一类里，但不知道是否也包括了他的母亲。后来的道学先生们，对于母亲，表面上总算是敬重的了，然而虽然如此，中国的为母亲的女性，还受着自己儿子以外的一切男性的轻蔑。……要别人‘养’，就得听人的唠叨，甚至于侮辱。我们看看孔夫子的唠叨，就知道他是为了要‘养’而‘难’，‘近之’‘远之’都不十分妥帖的缘故。这也是现在的男子汉大丈夫的一般的叹息。也是女子的一般的苦痛。在没有消灭‘养’和‘被养’的界限以前，这叹息和苦痛是永远不会消灭的。”（《关于妇女解放》）　　

在君权、夫权专制的封建社会中，如仕宦是文人的出路，嫁人就是女性的“职业”。孔孟之道阴魂不散，现在不是就有一股势力，要把妇女由社会重新赶回家去，让妇女“回家去，享清福”吗！让妇女“回家去，享清福”，是一个阴谋！是一个陷阱！　　

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墨子·非命下》）　　

“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强必暖，不强必寒”的道理，墨子在两千多年之前就讲得很清楚了，今人更应该明白。　　

 泽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神虽王，不善也。（《庄子·养生主》）　　

“畜乎樊中”，岂有“善”者！更置于彀中，百般玩耍，玩耍腻了，烹而食之……看来，妇女解放，男女平等，还“任重而道远”……　　

当然，笔者所说孔孟是“女子与小人”的仇敌者，是对其整体而言，对其个别则需要具体而论。例如于丹就是一个特例。于丹就是一个特别“喜欢孔子”，为展示其对孔子“情有独衷”，而招摇过市的“女子”！于丹号召“让我们在圣贤”孔子“的光芒下学习成长”！要“在圣贤”孔子“的光芒下学习成长”，那首先需要她于丹给人们特别是妇女做一个榜样！“女子无才便是德”。首先于丹别在外面抛头露面、到处招摇了，赶快回家去，把小脚包起来，把自己关在屋里，好好地“学习”“三从四德”！在“学习”“三从四德”下“成长”！然而，于丹“在圣贤”孔子“的光芒下学习成长”得如何？其“三从四德”的工夫如何？于丹做“博导”、上“讲坛”的所作所为，不仅说明她并没有学好“三从四德”，“无德”，也说明她没有“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于丹的“日常秩序”、“个人坐标”在哪里？“大门不出，二门不入”，是在其“家门之内”！根据孔儒“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道德，“女子”于丹头上所戴的诸如大学“教授”、“博导”之头衔，就足以说明于丹“无德”——是一个“无德”的“女子”！并且其头衔越高越多，其“才”越大，其越是“无德”！　　

“圣贤”孔子之“道”乃使人“上无以为身，下无以为人”（《庄子·盗跖》）之“道”！是专门让“权贵”用来整治“女子与小人”，让“女子与小人”痛苦、死亡，被“权贵”所“吃”、糟蹋、杀殉之“道”！特别是整治“美女”之道。譬如据说，大清王朝时，洋人刚来中国，看到大街上的女人都是些“丑八怪”，以为中国没有“美女”，以后在中国呆长了，才知道并非如此，中国的“美女”很多，但早已统统地被大大小小的权贵占为己有而锁之其深宫大屋之中了，只是在大街上看不见而已。之所以“自古红颜多薄命”，就在于“红颜”乃“权贵”者要“吃”、糟蹋、杀殉的“首选对象”！　　

笔者认为，于丹这个“让”人们“在圣贤”孔子“的阳光下学习成长”的“女子与小人”，首先是一个颠倒是非、知恩不报、认贼作父者。于丹知道否，她今天之所以有些文化才干戴有“教授”“博导”的头衔，以及能够走出家门，站到“论坛”上胡说八道，也都是因为享受着人民大众对中国封建社会、“圣贤”孔子批判否定结果的荫福！　　

今天，对那些鼓吹“尊孔读经”者的“司马昭之心”，也是“路人皆知”的！被“圣贤”孔子称为“小人”者，没有好果子吃，被“圣贤”孔子称为比“小人”还“难养”的“女子”（按照“难养”的程度，孔子把“女子”放在“小人”之前），更不会有什么好果子吃！“让”人们“在圣贤”孔子“的光芒下学习成长”的这个“女子与小人”于丹，首先是七亿中国妇女的“内奸”！于丹居心叵测！“天上不会掉馅饼”，不知这个“女子与小人”之所以这样做，究竟“圣贤”孔子都给了她一些什么好处？　　

“女人与小人”们：瞪起眼来吧！小心上当！“孔子是那些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的圣人”。他们让你“尊孔读经”，是没有你们的“好果子吃”的！中国封建社会就是“吃人”的社会！是专“吃”“女子与小人”的社会！“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就是“权势者和想做权势者”用来“吃”“女子与小人”之“道”！　　

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的戕害要比资本主义深得多也大得多。孔孟之道是中国封建独裁专制统治阶级两千多年来所豢养起来并留在今天我们新社会里的一个最大的恶性毒瘤！孔孟之道对中国社会戕害之深广在短时期内是难以清除的！对它是清除，只能学习愚公，像愚公那样子子孙孙“挖山不止”！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中国“女子与小人”的地狱，其意识形态的孔孟之道是中国“女子与小人”不共戴天的仇敌。中国“女子与小人”忘记孔孟之道对其所造成的巨大的历史苦难和戕害，无视它今天的祸害，同其和解那无疑是堕落和背叛，是自找苦吃，是自找苦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讲得清楚：“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在中国，有帝国主义文化，这是反映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统治或半统治中国的东西。这一部分文化，除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直接办理的文化机关之外，还有一些无耻的中国人也在提倡。一切包含奴化思想的文化，都属于这一类。在中国，又有半封建文化，这是反映半封建政治和半封建经济的东西，凡属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人们，都是这类文化的代表。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个兄弟，他们结成文化上的反动同盟，反对中国的新文化。”（《新民主主义论》）　　

这是一面照妖镜。它把那些“主张尊孔读经、提倡旧礼教旧思想、反对新文化新思想”的大大小小的狼男狈女妖魔鬼怪的丑恶面目和罪恶目的照得清清楚楚！　　

于丹现象说明：中国“女子与小人”的解放历程还任重而道远！　　

以上笔者仅说了“女人与小人”，还没说“民”。在孔子心目中，“民”的地位远不及“女子与小人”，是社会的最地层。因此，于丹现象说明：不仅是“女子与小人”，“民”的解放历程则更是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