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右派至少在十年内仍将主导中国的方向

中国右派至少在十年内仍将主导中国的方向　　

　　一　　

　　最近看到几篇文章，认为中国左派（信仰毛泽东思想，希望建立一个真正民主社会的人士）在文化上有了能够和中国右派（崇尚资本主义制度，把人剥削人、人压迫人当作天经地义的人士）相对抗的力量。从个别事例上看，左派确实取得了一点胜利，——比如对胡星斗、孙东东的批判。这种胜利是左派人士经过长期斗争取得的，显示了左派多年努力的成果。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在目前的中国，右派对社会主流文化以及舆论是有着绝对的控制权的。你看看现在的电视节目就能明白这一点，你看看单位里的同事还有周围的人就会明白这一点。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以来，腐朽的资产阶级的个人享乐主义文化愈来愈深地渗透进人们的精神，在目前绝对是社会主流文化。集体主义观念只存在于极少数人的心中，——类似于一九二一年，数亿中国人中只有五十多位共产党员。　　

　　最关键的一点还在于，中国的经济是完全控制在信奉右派文化的资产阶级手里。中国的资产阶级有没有生命力了呢？虽然现在中国遇到了经济危机，资产阶级受到了一定打击。但是，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发展空间还是有的。中国的生产力远没有发展到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容纳不了的地步。虽然中国有大量的贫困人口存在，但大多数人还是能够解决温饱的。单从这一点看，中国的资本主义短期内就不会灭亡。　　

　　马克思谈到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条件时，指出革命首先需要有物质力量，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发达的生产力，社会产品能够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二是革命阶级力量的壮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与反动的资产阶级相对抗。另外，革命还需要有主观条件，那就是广大革命群众掌握了进步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　　

　　在目前的中国，生产力的条件已基本具备。农业上，中国如果能保持十八亿亩的耕地，粮食是能够自给的。在这上面，我们每个人必须提高警惕，时刻与试图侵占耕地的罪恶行为做斗争。农业是国家的基础，所有左派人士必须为保护耕地而斗争，这是左派在经济上所要坚持的最重要的斗争。工业、国防、科技等方面，中国也有相当的实力。　　

　　我们稍微动动脑筋，就会意识到，目前中国革命阶级的力量还是非常弱小的，还是完全不能和控制国家经济政治的资产阶级抗衡的，甚至说革命力量还仅仅处于萌芽阶段。革命阶级中注定要成为领导阶级的是工人阶级。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工人阶级完全由国家的主人翁变成了受资产阶级剥削的奴隶，其对革命的要求是有的。但由于缺少革命理论的指导，组织性基本上没有，只能进行一些零星的自发的斗争。在这种斗争中一方面工人阶级获益不多，另一方面，无法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对资产阶级的统治几乎没有任何触动。简单一句话，那就是工人阶级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没有任何发言权和影响力，对反动资产阶级的统治不能构成任何威胁。　　

　　工人阶级如此，其它如农民、小资产阶级对国家政治的影响更可想而知了。所以说，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还是非常稳固的。　　

　　有人会提到，近几年来发生的群众性的暴力事件，能不能说明群众的意识提高了，对资产阶级形成威胁了。从这几起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群众对政府的不满，——这是阶级压迫的必然结果。以后，这种群体性的事件会越来越多。但是，一方面这类事件数量极少，另一方面，这类事件基本上是无组织的，或者组织是松散的。所以产生的影响很小。　　

　　还有人会提到，目前中国遇到了经济危机，这对资产阶级的统治会不会产生影响呢？我要说，完全不会。资本主义经济必然会遇到危机，也必然会有复苏的时候。经济危机只是革命的条件之一，但在目前的中国，其它革命条件不具备时，它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　　

　　如果说无产阶级的斗争有一个从自发阶段到自觉阶段的发展的话。目前，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怕是连自发的阶段还没有达到。或者说基本上不存在有效的斗争。工人阶级还完全没有组织起来。　　

　　我对中国潜在的革命力量是这样看待的：无产阶级和有革命愿望的农民等其它被压迫阶级，在人数上是巨大的，如果这些人能够用革命理论组织起来，向资产阶级夺权的时候也就到了。　　

　　革命成功需要的第三个条件，就是革命理论和革命阶级的结合。就目前而言也就是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这一方面，我们还有巨大的差距，我们的工作还刚刚开始。　　

　　下面，我先通过中国近代史上的革命来大致谈一下革命的策略。　　

　　中国的工人阶级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已经出现在外国资本主义在华的企业中，它比民族资产阶级出现早二十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于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事，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业获得快速发展（一战结束后，就重新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压制）。中国产业工人的人数也在一九一九年达到二百万左右。　　

　　残酷的剥削与压迫，使工人阶级从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反抗者的姿态不断进行着罢工等各种斗争。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在广州出现了最早的搬运工组织——广州打包工人联合会。一八五八年，为反对英法侵略军占领广州城，以市政、搬运工人为主的两万多香港工人举行罢工，全体回到广州。这是中国工人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最早一次规模庞大的罢工。　　

　　一八七九年至一九一三年间，工人所举行的主要的罢工斗争达七十八次之多。一九一八年一年内全国罢工达三十次，一九一九年在五月以前就达到十九次。　　

　　另外，工人还参与了中国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如在一九零六年，安源煤矿六千工人参加了同盟会在萍乡、浏阳、醴陵的起义。当时同盟会进行革命所依靠的主要力量的会党，就是以城市苦力和搬运工人为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当时工人阶级进行斗争，主要是由于不能忍受牛马不如的生活状况，不能忍受残暴的虐待，或者为反对克扣工资和要求提高工资而进行的，所以，这些斗争属于自发的性质。这种性质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科学社会主义毕竟还没有传到中国来。工人建立的组织带有浓厚的行会和帮口色彩。如各种秘密结社——哥老会、三合会等。那时，中国工人阶级还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　　

　　以上是中国初期的工人运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主义来到中国。　　

　　苏维埃的胜利激发了中国先进分子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热情，中国产生了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播种。当时正在全国展开的新文化运动，一时形成了一个以宣传马克思主义为主流的、包括各种社会主义思潮的波澜壮阔的思想运动。　　

　　宣传社会主义思想的社团和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　　

　　除原有的《新青年》，李大钊和陈独秀又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等刊物，毛泽东在湖南创办《湘江评论》，周恩来等在天津组织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恽代英在湖北组织利群书社。据不完全统计，在五四运动后的半年内，全国各地新出版的具有宣传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二百多种。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是从宣传革命理论开始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宣传，中国的先进分子意识到，革命理论必须和工人阶级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必须依靠先进的共产主义知识分子。而要做到这一点，先进分子必须自己先组织起来。于是，一九二零年八月，首先由陈独秀等在上海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同时还成立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经陈独秀同各地共产主义者联系，九月毛泽东在湖南成立共产主义小组，十月开始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李大钊等在北京，董必武等在武汉，王尽美等在济南，以及广州和国外的日本、巴黎等地都相继建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然后，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开始到工人中间活动。在上海，李启汉等创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了机械工人联合会和印刷工人联合会。在北京，邓中夏等在长辛店开办劳动补习学校，组织了铁路工人“救国十人团”和工读互助团。湖北小组于一九二一年三月，领导了汉口租界人力车夫反对增加车租的罢工。其它各地也都开展了各种活动。　　

　　这时，革命进一步发展了，一方面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立，另一方面是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去。我认为，先进分子到工人中去，这是革命过程中关键的一步，是革命成功的基础。　　

　　这里，需要专门提一下毛泽东在这一时期的某些活动。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八年，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读书。一九一七年夏，他步行千余里，深入农村进行社会调查，向农民宣传民主革命道理（毛泽东是最早意识到农民的革命作用的人）。同年冬，他在长沙创办了第一个工人夜校，在工人中传播民主革命思想。一九一八年，他和蔡和森团结了一批进步青年，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同年八月，毛泽东为了组织进步青年留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期间，到长辛店铁路工人中从事考察，就是在这时，他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里，把毛主席提出来，主要是为了说明，革命只有在实践在才能前进。学习革命理论固然重要，但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理解理论，明确斗争的方法。　　

　　一九二一年七月，伟大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十三名代表，代表五十多名党员。共产党成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　　

　　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根据大会决议，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中华全国总工会的前身），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于是，从一九二二年一月至一九二三年二月，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国革命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　　

　　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以“二七政治大罢工”的失败而结束。　　

　　在这次工人运动高潮中，工人阶级的觉悟获得了普遍提高，广大人民也认识到了北洋军阀的反动性。共产党和工人阶级都获得了锻炼和宝贵的斗争经验。之后，共产党人对这次工人运动进行了总结，意识到工人阶级不能只靠自己一个阶级去向敌人斗争，它必须联合一切可能的革命阶级建立革命统一战线，才能反对强大的敌人。于是，二七运动后，共产党就开始以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作为中心工作。　　

　　那时，革命的力量与反动力量相比，过于弱小。　　

　　一九二四年，共产党联合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改组，将国民党改组为统一战线组织。国民党成了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四个阶级的联盟。之后，统一战线组建革命的武装力量，准备北伐，以打倒反动军阀。北伐战争以国民党右派背叛革命而结束，中国共产党调整革命策略，走上以武装反抗为主的革命道路。　　

　　自李大钊在一九一八年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到一九二七年北伐失败，九年时间里，共产党人和工人阶级不断地流血牺牲，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在这九年里，众多先进的中国人成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意识到了解放自己的途径。这九年，革命者的鲜血在中国大地上浇灌出坚韧的革命的根系。其后，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二七年八月至一九三七年七月），又经历了八年抗日战争，接下来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一九四五年九月至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国共产党与被压迫的人民群众紧密团结在一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　　

　　与人民结合起来是共产党战胜一切敌人的法宝。　　

　　以上谈的是近代史上马克思主义如何在中国萌芽并成长的，——重点在于它怎样和革命实践相结合，没有革命实践的理论不是革命的理论。　　

　　其实，辛亥革命对革命者也有很大的启发性。　　

　　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从产生时起，就与封建势力和外国势力有天生的矛盾，这就注定了它有一定的革命性。于是以孙中山等人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就出现了。一九零五年，分散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联合成立了同盟会。革命者进行了一些革命理论的宣传，但宣传范围过于狭窄，没有把占中国人口最大多数的农民和最具进步性的工人阶级包括进去。不过，在有些地方，革命党人是做得非常好的。这也是武昌起义能够取得胜利的原因。也是最值得后来的革命者借鉴的地方。　　

　　武昌起义并不是按照预定计划进行的，也不是在预定的领导机构率领下进行的。领导机构是由两个革命团体——武汉的共进会和文学社联合组成。起义的日期最初定在十月六日，因为准备不足，延期到十月十一日，但是起义的风声提前泄露。十月九日，革命军的参谋长孙武在汉口俄国租界内的机关里制造炸弹，不慎起火。于是起义的情况被发现。官方在查获的起义者名册中发现有大量的新军士兵，于是下令封锁新军营门，不准士兵出入，把士兵手中的子弹一律收缴。革命的领导机构被破坏，总指挥蒋翊武逃脱。　　

　　但是，在十月十日夜里，失去领导的新军士兵自己发动起来了，并且取得了起义的胜利，掌握了武昌的政权。　　

　　表面看来，这次胜利有偶然性，实际上却是革命者长期所作的细致踏实的宣传工作的必然结果。武汉在一九零四年有过一个叫做科学补习所的革命组织，这个组织因受黄兴的华兴会在湖南没有发动起来的起义的牵连而停止活动。这个组织中的主要成员是当地新军中的士兵，也有一些学界的人参加。这时，张之洞在湖北编成了新军第八镇和第二十一混成协，并且还在武汉设立了陆军小学堂和中学堂。有些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投入新军。他们在新军士兵中宣传革命思想，征集革命同志。　　

　　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后来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进行活动。日知会本来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供教徒阅读报纸的机构。已经离开军队的刘静庵在一九零五年当了这个机构的主持人。他和一些革命同志利用这个公开合法的机构传布革命书报，开会讲演。他们的秘密组织也用了日知会的名义。他们特别注意在新军中做工作。一九零六年刘静庵被捕，日知会中止活动。一九零八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成立了一个名为群治学社的组织。一九一零年，又改组为振武学社。从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在两年的活动中，他们在新军中做的工作非常深入，这一点可以通过和其它革命团体的比较看出来。同盟会在别的地方，例如在广东也抓新军的力量，但一般只满足于把几个军官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以为一旦发动起义，只要军官领头，就能把士兵带动起来。而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是直接组织士兵。另外，他们的组织非常严密，不容易被发觉。一九一一年，这个组织又改用文学社的名义活动。文学社及其前身的几个组织都接受同盟会的思想影响，但它们的活动与同盟会没有直接联系。　　

　　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在一九零八年派人到湖北活动，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虽然同群治学社有过联系，但开始时不注意做新军工作，主要是联络会党，企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计划一直不能实现，于是其活动就停止下来。到一九一零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它除了吸收学界的人并和各地会党联系外，也开始在新军中做工作。　　

　　正是有了文学社和共进会在新军中所做的扎实的工作，——尤其是文学社的工作做的特别好，所以在武昌起义中，在没有领导机构的情况下，士兵们才能自己组织起来，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胜利。这充分证明了群众工作的重要性。　　

　　至于俄国伟大的十月革命是怎样发生的。这也是革命者应该深入研究的一个问题。　　

　　二　　

　　新中国是在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中诞生的，“忽报人间曾伏虎，泪水顿作倾盆雨”。　　

　　新中国人民在一个自由平等的社会中，焕发出从未有过的生活热情，在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引下，经过近三十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把千疮百孔的国家建成一个有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强大的国防力量，农业上足以解决亿万人民温饱的骄傲地屹立于世界东方的国家。在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全国人民做出了巨大的物质上的牺牲，新中国的建设者们“勒紧裤腰带”省吃俭用地建设他们自己的祖国。他们不讲个人报酬，不讲个人享受，把巨大的财富积累下来用于国家的建设。农民把大量的粮食上交国家，支援工业建设，支援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斗争；工人拿着微薄的工资，把大量财富积累下来扩大国家建设规模。我们亲爱的祖国就是在他们这些英雄儿女的牺牲中强大起来的。“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　　

　　毛主席的中国是多么让人怀念啊！　　

　　但是，这里面并不是没有问题存在，一切并不是那么完美。新中国的生产力毕竟还不够发达，社会产品还不够丰富。　　

　　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新中国建立了公有制的经济基础。但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体制并没有随之跟上，中国的政治基本上还属于官僚政治，——官僚来治理国家，而不是人民。虽然有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存在，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种制度的作用是很有限的。人民的参政热情并不高，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也很肤浅。总之，人民还没有社会主义觉悟，他们依然认为治理国家是官员的事，和老百姓无关。他们盲目地敬畏（或者说是某种程度的信任）官员。　　

　　什么是社会主义政治，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有所表述。官员是人民的代表，由人民选举产生，是人民的公仆，人民可以随时罢免自己的代表。官员执行的不是他个人的意志，而是人民的意志。他不会因为是一名官员而有任何特权。　　

　　在毛主席时期，农民副总理陈永贵和工人副总理吴桂贤从某些方面看就是这种官员。他们虽然当了副总理，但工资没有改变，依然在原单位拿，吴桂贤还是在咸阳市国棉一厂领着工人工资。他们的工作是“三三制”，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中央，三分之一的时间到外地进行调查，三分之一的时间回原单位工作。　　

　　但并不是所有的官员都能一心为公。　　

　　在这里，我一直认为伟大的毛主席是一个悲剧人物。　　

　　在当时中国的生产力水平之下，要建设社会主义谈何容易。但如果不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立即就会再次出现贫富分化，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会迅速出现，广大人民再次成为被压迫者。社会主义改造必须进行。但改造了经济基础之后，上层建筑也必须改变，那就是让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直接参与国家管理。但人民的思想意识却还停留在封建的政治意识上，改造上层建筑的主观条件是不具备的。　　

　　而此时，身处官僚政治中的官员们，却因为手中握有的政治特权，而必然地生发出了其它特权。　　

　　比如，一九五五年，军队授元帅军衔的时候，原本是要给予毛主席大元帅衔的，但毛主席不要。毛主席为什么不要，因为他明白，军衔制事实上就是一种等级制。不同军衔的人会得到不同的待遇。这不同的待遇不就是特权吗？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人与人应该是平等的，等级是应该在适当的时候被废除的。人为地制造等级，毛主席自然不愿意。但在当时能够理解这一点的人，能有多少呢？王震的回忆录中记述，王震在一九九零年左右多次说过“毛主席说的话，过去我不懂，现在我懂了。”毛主席说的什么话呢？毛主席说，我们党内有资产阶级当权派；搞不好国家要变色。　　

　　在这种情况下，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是不可能的。怎么办呢？毛主席只能凭个人之力，对官权进行限制，防止官员的腐化。　　

　　必须说明的是，当时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人，是极少的，包括建国的功臣们。他们根本想不到，社会主义是要剥夺他们手中的政治权力，而把这权力交给人民，——因为生产资料归人民所有，政治权力自然也应归人民所有。他们甚至认为夺取官员手中的权力，把国家权力交给人民是胡闹。　　

　　在一九六六年，当党内的走资派一意孤行地要把国家带入资本主义的深渊时，毛主席再也无法放任资产阶级这样搞下去了，他要对人民负责，他要对他热爱的祖国负责。那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打倒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　　

　　此时的毛泽东心中一定是充满矛盾的，因为他对这场革命的结果没有十分的把握。但不发动这场革命显然是不行了，他无法看着国家重新被一个剥削阶级控制。所以毛泽东说“这是一场演习”。为什么是“演习”？演习的特点，就是作战的双方并不是真正的战斗。他明白，进行上层建筑的改造的时机未到，这场革命不可能达到改造上层建筑的目的。但演习还有另一个作用，那就是锻炼队伍。演习之后，当然一切还会照旧，但参与演习的人已经变了。文革中，一大批真正理解社会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被造就出来。如果说新民主主义革命中，革命前辈信仰马克思主义的话，他们只是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建立共产主义的目标，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并没有深入的理解，而经历了文革的先进分子，则是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演习还有它最重要的作用，那就是为真正的战斗做准备。　　

　　文革不是一场势均力敌的斗争。资产阶级当权派一直占上风。毛主席活着的时候，敌人还有所收敛，毛主席刚刚去世，这场“演习”就结束了，试图为人民夺回权力的造反者们成了被镇压的对象。　　

　　文革中的人民，大多数是支持当权派的。因为对官权的尊重，是他们心中的痼疾。再说，当时的官员还不敢公开地腐化。　　

　　可是三十年的所谓改革开放终于让人民明白了，什么叫资产阶级当权派。　　

　　新中国建立后，进行了一场革命——马克思说，革命就是以一种所有制代替另一种所有制，这场革命叫社会主义革命，公有制代替私有制；十一届三中全会上，中国又进行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的最终目的是以私有制代替公有制，三十年后，这个目标实现。毛主席的预言成了现实。成了现实吗？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演习吗？毛主席说，这样的革命，隔几年就要再来一次。有再来一次的可能吗？　　

　　没有可能。时移世迁，再也不会有文化大革命了。再也不会有上层建筑的改造了。革命的性质已与四十年前不同了。　　

　　革命的道路很漫长，一九二零年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将近三十年后共产党取得了国家政权。四九年之后又是将近三十年，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经济体系，人民的温饱问题得到解决，真正摆脱了苏美两个大国的威胁而自立。又是一个三十年，中华民族又面临着新的考验。　　

　　当前中国的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的掠夺会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至少有一点可以明确，那就是中国不可能成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和拉美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国家的命运一定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中国有十三亿人口，中国的贫困人口必然越来越多，社会不公也必然越来越严重。关于这一点，在这次所谓的新医改中，大家一定会看到，——新医改的结果必然是对人民更大的掠夺。　　

　　但是，资产阶级仍会在一个较长的时间内控制国家的政治经济，左派任重而道远。工作要踏踏实实地做，任何急性病都是无益的。　　

　　三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中国的左派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能忘了世界上其它无产阶级。毛主席在我们国家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依然帮助其它社会主义国家，因为只有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才能与资产阶级进行斗争。我们不仅要与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也要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支持他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应该在全世界范围内传播。　　

　　本文主要参考资料：　　
　　胡华《中国革命史讲义》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