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沙论”批判

散沙论”批判　　

    我没有考证过,不知道”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的说法是何时兴起的,亦不知最早是何人鸣之。细听此言，似乎不仅有着怒其不争的愤愤，还有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的暗示。表达此论调者，所用白话，想来其大行其道最早不超过清末民初，当时的中国积重难返，人们不满于国势的衰微，于是有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怪罪于官场的黑暗；又有李宗吾的《厚黑学》，责难于儒学的外白内黑。而“散沙论”则将矛头直指底层民众——因为你们是散沙，所以国家不振，颇有点“自食恶果”的无奈蕴含其中。更何况，既是散沙，则更加难以自救，则中国的复兴，须寻个救世主出来。这种论调，为精英主义的树立提供了空间。　　

    说人民是“散沙”，乍听似乎有道理，因为单个的普通百姓，也时常感受着自己的弱小，勉强算是“沙”吧，然而果真就“散”吗？远有农民起义，情愿，游行，近有罢工，这恰恰是聚合的表现，若人民真散，那就太好办了，大概周朝都能统治到今天，然而，历朝历代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无一不沉重地打击了当时的统治基础，从本质上讲都是成功的。就像古神话中的共工，与帝争位，以头触不周山，从此地倾星转，改变了自然界的运行秩序，难怪毛泽东赞道：“共工死了吗？我看没有死，共工是胜利的英雄。”连神话中，都巧妙的蕴含着反抗精神，可见，中国人民自古就是懂得斗争的，一个懂得斗争的民族，大概并不是“散沙”。毛泽东的《七律 到韶山》中写道：“遍地英雄下夕烟。”这里的英雄指谁？是在田地里耕作的普通农民。可见在毛泽东眼中，人民非但不是“散沙”，相反还是英雄。鲁迅的作品中也有相似的说法：“这个世界是傻瓜支撑的，聪明人是支撑不了世界的，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无怪乎毛泽东感叹道：“我的心和鲁迅是息息相通的。”　　

    故，“中国人民是一盘散沙”的说法，是用看似合理的逻辑去解释原本复杂的事物，虽不至于称之为精神烟雾，但至少是过于马虎的思维方式，避免了对事物本质的切实思考，是没有说服力的，或者说，不要上当。　　

    人类历史的发展，在斗争中艰难的前行，阶级斗争是斗争的一种，“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这里面写了阶级之间的力量博弈，上的力量是滚滚，下的力量是微微，对比悬殊，然而斗争是不会停止的，既然不会停止，就会发生变化，弱小的可能还会战胜强大的，所以星火也可燎原，险恶的环境会使斗争力量在曲折中隐伏萌动，压制是扼杀的同时，往往又是造就更强大反抗力量的主要动力。人民有斗争精神是客观事实，唯有让人民变成“散沙”，斗争精神才可能减弱，所以，人民是“散沙”论断，恰恰是被某些人所欢迎的。　　

    古代统治者，常谈到“治绩”，何为统治者的“治绩”呢？是让奴隶们吃饱穿暖，还是让奴隶们俯首贴耳？显然是后者，但奴隶们在吃不饱的时候，就不但不听话，还要聚合起来反抗，所以，要想统治得长久，就要懂得克制日甚一日的贪欲，少剥削一点，莫要敲骨吸髓，但真要做到这点，需心中有公门，有朝廷，少想点自己的升官发财才好，这对于那些能徇私就徇私，能肥己就肥己的大小官员来说，未免要求太高，自古都说“升官发财”——“升官”就是为了“发财”，哪里是为着什么公门！所以他们达成了共识，最好有办法让奴隶们少吃多干不说，还要去彼此为敌，干完活就互相一气打死，分流了对统治者的针对性：于是告诉奴隶们，敌人不在上面，就在跪着的人中间。这样，上面无论做什么，都是理所当然，应当高贵，下面就算不满，也已经大家隔阂了，难于团结了，只好吃哑巴亏。由此看来，就算人民有不团结的地方，也是统治者苦心经营治成这样的，哪里是什么天然的，而应当称之为“治绩”了——弱化了反抗的力量。　　

   蒙古统治者的铁蹄践踏了中原以后，我们都做了奴隶，但同是奴隶，却被统治者煞费苦心的排了座次，分为三等，色目人（少数民族）最高贵，汉人劣等，南人最贱（特指南宋遗民），在买卖人口的市场上几乎与牲口同价了。后两者同是汉人，为何要分而待之？目的就在于分化，这是使出“治而成沙”的招数来了，自以为高明，到底还是失败。　　

   鲁迅曾冷嘲俄国的“沙皇”这一称呼，说这“沙”字，用来形容统治者自己的欺上瞒下，营私肥己，唯我独尊的“沙性”——不团结性，倒反而是十分恰当，非常贴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