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三农困境的务实性思考（旧文）

走出三农困境的务实性思考

王一民

2002.1.21

　　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没有劳动就不会有财富，闲置劳动就是抛弃财富，这个基本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能被深刻的认识。８亿农民中蕴藏着巨大的劳动潜力,他们有大量的劳动力剩余因为无法转变成商品剩余而被闲置浪费掉，这被浪费的其实就是财富。要说什么是社会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应当说没有比此更大，影响更深远的了。在把追求资本利益最大化作为市场经济最高准则的市场经济中，出现这种"道不拾遗"的现象是不足为奇的。这里有一个追求什么利益最大化的问题，在追求农民利益的最大化与追求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两者之间是存在矛盾的。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就要将所有社会资源配置到产业利润率地区利润率、行业利润率最高的地方而不是配置到投资效益呈递减趋势的农业去。要追求农民利益的最大化就要反其道而行之，最后可能血本无归。资本与劳动在此互相排斥，这是个两难的选择。
　　三农问题是个系统问题，其原因离不开以下几个方面：１、主要农产品价格在加入WTO后被封了顶，难于提高。２、可耕地总量难以增加，新开辟的可耕地少于新占用的可耕地。３、农村的增效减人没有向城市分流的就业出路。４、缺乏发展所需要的城市农产品市场容量。５、缺乏资本大量流入的动力。
　　在解决三农问题时，一方面是解决农民利益的非法流失，使农民在产出不变时所获更多,得到本该属于他们的利益。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低效率使用的劳动力资源转变成为高效率的劳动力资源，如何使其劳动力剩余转变为商品剩余,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为劳动创造财富提供条件，妨碍农民致富的最大障碍莫过于此。经济结构调整与城市化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最终出路，但其前景并不令人乐观。
　　结构调整的有限性
　　在中国目前经济发展水平的两元结构中，农产品的商品化主要依赖城市农产品市场的需求量与农村人口的劳动剩余来决定。在城市居民消费构成中,农产品的消费量并不高，且这个比例还将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而逐渐减小。在3:1的城乡人口比例关系下，城市人口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与由此带来的对农产品消费总量的增长从而使农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是不同的，存在着不断扩大的严重失衡的倾向。假如城市人口的人均生活水平提高100个点它能够给农村人均收入水平带来多大的提高呢？在恩格尔系数与城乡人口比例关系的双重因素影响下，相对城市居民而言农村居民可能只能得到15%左右的提高，这种城乡居民人均生活水平在经济发展中呈现出的1:7的严重分离的可能性足以从逻辑上证明,单纯依靠现有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来带动现有农村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并以此来减小这种分离倾向的路只会是越走越窄。因为现有城市的农产品市场容量只能为农业的发展提供这么大的市场空间。只能为农民的收入提高作出这么大的贡献。这种企望依靠城市现有居民富裕而带动现有农村居民共同富裕的设想是美好的，但道路则是漫长的，甚至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城市化的难处
　　如果仅如以上所言，似乎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民收入缓慢的提高也会有后来居上赶上城市的可能。但这只是看到了问题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则应看到，当今发达地区的发展对欠发达地区的依赖程度正在逐渐的减小，城市的发展对农村的依赖程度也正在逐渐减小，市场调节本身只会加速这一进程而不会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全球两极分化，发展中国家被日益边缘化的原因所在。解决三农问题走城市化的道路同样要受到这市场规律的制约，在中国甚至表现的更为突出。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城市化，在于加快城市的发展，让更多的农民脱离土地向城市工业、第三产业的转移。但是,就我国城市目前工业效率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而言我国城市经济减员增效的潜力仍然很大，微观经济对自身最大利润的这种追求谁也挡不住。既便经济持续增长十几二十年，也可以不向农村增招一兵一卒，只需在城市内部进行调整既可达到目的。何况城市目前数千万人的失业与自身不断产生的就业问题还得优先考虑。所以，相对于庞大的不断增长的数亿低效率农业劳动者而言，城市这种吸纳农业劳动者的能力是很有限的，在改受不了人多地少这一目前的客观大条件下，将全部希望寄托于此是不现实的。
　　农产品过剩与工业产品过剩相比还具有一个很大的不同之处就是农业生产的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率远低于二、三产业的水平，严重影响到农民的现实购买力，与解决城市工业品过剩不同，在解决三农问题时还必须首先解决农产品商品率太低,农民个人劳动剩余太少的的问题，要在目前这种分散的农业生产组织方式下要普遍做到这一点是不可能的。因为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条件下，土地使用必须集中，劳动者必须减少，效率才能产生，利润才会出现，资本才可能流入，这部分劳动者的劳动剩余倒是增加了，但是更大的就业问题又产生了。何处能够吸纳多达以亿为单位的离开土地的失业者呢？显然这是违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是不可行的。这也是为什么只有城市化才能根本解决三农问题的道理所在。
　　工业化成长的代价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攴，有得必然有失。三农问题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向现代化迈进时必然出现的问题，是一种既定目标前提下系统权衡的结果。不管是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还是市场经济时代都是如此。
　　在大一统的计划经济时代，城乡劳动者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决定于其劳动生产率水平的不断提高与国家对消费与积累比例关系的确定，没有不断提高的劳动生产率就不可能有劳动者个人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物质基础。没有国家计划对积累与消费比例调整，城乡居民个人生活水平的提高就必然要以工业化体系的推迟建立为代价。在自力更生的条件下，二者必居其一。改革前后一个时期城乡居民个人生活水平发生明显变化的基本原因离不开这两大因素的改变。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在于微观经济中潜在的生产力被大一统的计划所束缚而难以发挥出来。一方面农业这块饼没做大，另一方面又被分去了一大块，此时三农的问题己经存在。这个判断可以从苏联与中国实行大一统计划经济的最终结局中得到验证。
　　市场经济把蕴藏在中国农村劳动者中的生产积极性充分释放出来，供给资源得到了最优化配置，但它并没有同时释放出相应供给所需要的对最终消费需求的现实购买力。自此，持续的，不断加剧的供过于求的积累开始在市场中出现，一切可商品化的资源向利润最高点转移，广泛的两极分化自此产生，三农投入的资本低效率使资本难以进入，而缺乏必要的投入又使三农的效率更低，形成恶性循环，三农问题重新成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大问题。
　　在市场调节下,任何行业，任何地区，任何企业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都可以将外部作为自家的垃圾场，把影响自身发展的包袱抛出去。谁都可以减员增效，以邻为壑、成为站在水面上的胜者。但是这种机制唯独对中国农村，农业，农民的问题束手无策，他们己经以自己非常有限的产出力与购买力站在金字塔的最底层，此处大有人可减但却无处可去，水己流到了最低处，内在的问题己经没有了外化的可能。也许与任何的成功都必须付出代价一样，三农问题的出现不应是一种政策失误而应当认为是一种市场机制下的必然，是资本排斥劳动的结果。
　　走出囚徒困境
　　相对城乡人口生活水平的严重分离倾向，就三农论三农的解决方案由于无法改变形成三农问题的两大客观条件（农村人多地少；城乡人口比例失调）所以难以治本，其作用必然是有限的。城市有限的农产品市场容量与农村有限的产出能力所形成的有限的工业品市场在此形成了互锁局面，这是市场调节的机制性缺陷所致，是不可避免的。在中国向现代化迈进的进程中，如果我们不能找到打开这一互锁桎梏的办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就会使农村的发展日益边缘化而最终拖住国民经济发展的步伐。
　　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找到足以容纳农业产出的市场潜力应来自何方，是城市还是农村;是外部还是内部。要分清是农民不愿劳动不愿致富还是市场己过剩且他们无法寻觅到新的劳动机会而难以致富;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大量的资源被闲置、商品普遍过剩,而经济增长的潜力并未发挥出来。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前者，那么我们的一切努力就应当是调动一切资源追求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是后者我们就应当调动一切资源（包括资本在内）追求全体人民的利益最大化。把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特别是农村居民生活水平作为永不饱和的市场容量与潜力之所在。       
　　现有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办法是有效的，同时又是有限的。这是因为广泛存在的劳动资源浪费，低效率的农业生产现状并不能因此而根本改变过来。市场调节己是尽心尽力了，宏观调控也是力不从心，鞭长莫及。对农村而言，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这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我们不可能从三农外部根本解决三农问题，我们是否应当寻找从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能不能走一条主要依靠对农村、农业、农民自身资源（供给力资源与购买力资源）的优化配置来解决三农问题的路子呢？因为只有这条路才可能从矛盾的内部解决使劳动转变为产品进而就地转变为财富的问题，才可能在农村现有自然资源条件下通过合理的资源配置与高效率劳动产生大量的劳动剩余与城市工业品进行交换，城市化的步伐才可能大大加快，城市的吸纳能力才可能大大提高。
　　在城乡两元的商品交换中，三农问题的解决、农民收入的增长主要依靠城市人口对农产品的需求的增长，这既受到城市需求的限制又受到个体农业生产者有限的产出能力与商品率的限制。但从另一角度看，目前农村基本小康与富裕之间存在着巨大的潜在市场空间与劳动空间,需要我们采取合理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将低效使用的三农资源优化配置起来，走出一条自己为自己致富的路。
　　农民自己生产并自己消费这是个看起来令人费解的现象,这还叫商品经济吗？在每个农民的产出特点具有高度同一性时，他们之间怎么进行商品交换?其次，既便能够进行交换，以其一亩三分地所产的很少劳动剩余进行商品交换,难道还会有什么实际意义吗？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改变现有小生产分散的生产组织方式,只有实行新的专业化分工，提高人均劳动生产率与商品率，解决自然经济中的产品同质化倾向。使新的交换关系与对象得以产生,并为同时解决供给与需求的两组矛盾,进而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提供前提条件。
　　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资源的转移
　　分工，因为只有进行农村的专业化分工才能产生新的商品交换的对象，才有可能大幅度的减少从事种植业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使每个从事种植业的农民的土地使用面积大幅增加，从而使其获得更大的商品剩余与效率发展的空间。只有这种新的分工与分流，种植业的劳动生产率才可能大幅提高，农产品的商品率与种植户的收入水平才可能提高，才会具有更大的对外商品交换能力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并支持其它产业的发展。农业的集约化，规模化现代化才有可能。
　　转移，因为只有种植业的减员才可能使从事种植业的农民增收增效，那么从种植业减出去的人往哪去，又从事什么劳动以维持生存与发展呢？在城市的容纳能力十分有限，发达国家又不允许这一庞大的劳动力资源全球优化配置，且他们也不可能得到城市居民才能享有的最低生活保障的条件下,原有的矛盾并没有被消灭而是从种植业中转移了出来，这个问题成为一个无法从农村转移出去的包袱。虽然原来庄稼地里的庄稼仍然丰收，然而这些被分流出来的农业劳动者却没有了劳动的机会与相应的成果来进行商品的交换以满足自己的消费要求。解决这一问题的出路在哪里？从矛盾外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通过外延的投资扩张来带动，这显然无法解决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所面临的数亿低效率农业劳动者的产业转移的问题，因为没有了劳动就没有了满足需求的条件，而没有了需求又反过来没有了投资的必要。劳动与资本在此形成了对峙。从矛盾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是，在哪产生供需失衡就在哪恢复平衡，在哪丧失了劳动的机会就在哪恢复这种机会。因为只有劳动才能创造财富，闲置劳动就是抛弃财富，一切分工与转移都是为了使劳动创造财富成为可能，资本的转移也同样不能违背这一点。
　　通过专业化分工与从事种植业劳动力的向外转移，种植业的人均产出能力与购买能力都大幅增加了，解决了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被转移出来的劳动者因为没有了在一亩三分地上的劳动机会可能连温饱都成了问题，谁来为其提供劳动机会？不是别人，而是他们自己。这里既存在所需要的市场容量又存在着很多新的就业岗位，这新的工作岗位就是让分流出来的农民从事养殖业;这新的市场容量就是从事养殖业的农民通过养殖劳动所产生出来的购买力。新的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转移使供给力与购买力通过劳动同时在农村出现成为可能,两大产业的商品在农村很小的区域内便可实现交换。人还是这些人，地还是这些地，但新的财富被劳动创造了出来，难道还有比这更高的投入产出效率吗？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成果不但满足自身的需求，还能提供大量的剩余与其它劳动者进行交换,新增加的肉、禽、蛋、奶、鱼将被端上了两大行业农民的餐桌。一方面大量的农产品剩余从种植者手中进入到养殖者手中，一部分高附加值的农产品供养殖者消费，另一部分种植产品成为养殖者所需的饲料。另一方面大量的牧业产品从养殖者手中进入养殖者手中。种植者与养殖者在此以前被浪费、被低效率使用时的劳动剩余在此都转变成了提高自己实际生活水平的物质条件。由此看来，他们食品结构的改善与质量的提高要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在理论上是不存在障碍的。
　　在完成了这种农业内部一元变二元的结构调整与劳动力转移后,农民的生活水平是否就大幅提高了呢？显然没有，因为他们对食品的消费能力远远小于他们劳动所带来的产出能力。他们的劳动力资源的潜力仍然远未充分发挥出来，仍然受着其自身市场需求的限制，还需要进行第二次专业化分工与劳动力的转移，使两元结构变成三元结构。这一次的分工的目的是为了形成改变现有住房条件与环境条件的产出能力，将第一次分工中超出需要的劳动力转移到建设新农村住宅小区或小城镇所需要的建材与建筑等相关行业中去。与第一次分工使两个行业的劳动者普遍受益一样，第二次分工将使三个行业的劳动者普遍受到更大的利益，每个家庭拥有现代化的庭院楼房及美化、绿化的生活小区环境将不会是遥望无及的海市蜃楼而是登高可及的现实。这不是谁的恩赐，而是他们真正获得了劳动创造财富的权利，是他们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这些财富。
　　农民还可以在此基础上形成第三次专业化分工，形成社区服务业，向社区内四个行业的成员提供各种社会化的劳务服务与精神文化的服务内容，攴饮、商店、环保、家政服务等新的内部分工将应运而生。更多的农民将进一步享受现代社会的文明成果。
　　他们还可以在原有的分工基础上进行第四次专业化大分工，走出农村，走向外部的世界，进入旅游行业。他们可以有自己的旅游公司为自己五个行业的父老乡亲提供全面服务，这种自主发展的市场基础在农村，在不断提高的生产效率与不断提高的生活质量所带来的需求之中。供需在此大体平衡，不存在门可罗雀的可能性。这条发展的路只会越走越宽。       
　　在完成了第四次分工后是否还有必要进行新的专业化分工呢？回答是肯定的。因为随着科技与管理的进步,原有行业的劳动效率必然提高，新的内部分工也会不断出现,仍然会出现减员增效的要求。在满足了农民原有消费需求后，人们对美好生活改善的新目标也还会不断出现，并需要人们不断的为此付出劳动。这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但永不枯竭，而且会形成一次又一次新的社会化专业分工、产品结构调整、产业转移与劳动力的转移。每一次外部与内部的分工裂变都会使劳动效率进一步提高，使农民的生活质量进一步改善。在这个不断推进的过程中，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将向精神文化生活水平提高的方向上转变,农村的就业结构将出现重大调整，小城镇将出现并不断扩大，城乡差别将开始真正缩小，三农的问题也将真正的不成问题。
　　由内向外发展的巨大市场空间
　　对于以上从三农内部寻求解决问题的逻辑思考与前景设想可能会使人产生世外桃源的感觉，仿佛其所有的商品交换与服务只能在这个圈内进行,难以与自己所需要的大量工业品进行商品交换。是否会如此呢？回答是否定的。因为从三农内部走出一条自救发展的路并不放弃与排斥走一条从外部解决问题的路。它所利用的资源都是外生性发展所无法充分利用的生产力资源与购买力资源。之所以将现实购买力也作为一种资源是因为在商品生产与交换的社会化商品大循环中，两者都不可或缺，都不是取之不尽的再生产条件，都需要对其进行资源的优化配置。不管是产出力大于现实购买力还是现实购买力大于产出能力，都非最佳状态。新的供给力的产生并不会必然产生相应的现实购买力。不管采用何种方式进行资源配置。如果我们不承认购买力也是一种稀缺性资源，只对供给力、对资本进行优化配置，放弃对购买力的优化配置，放弃对劳动的优化配置，供需失衡就必然产生，社会化再生产的大循环必然受阻，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一方面是商品的普遍过剩，另一方面是大量的自然资源与劳动力资源被闲置或低效率使用，相对过剩由此产生。潜在的经济增长的速度因此无法达到,发展的大好时机也将因此被延误。
　　以上现象不只在农村存在，城市中也同样存在。大多数工业部门的实际产出能力与其可能的产出能力之间存在相当的差距，不是城市工业生产不出来人们需要的商品，而是城市市场的现实购买力不足，它需要农村这一巨大的市场交换能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城市碰到的是与农村相同的如何将被浪费与低效使用的劳动资源进行系统的优化配置使之转变为社会财富的问题,相对过剩的问题。不但农村需要城市市场，城市也需要农村市场。由此可见，农民不但可以在农村进行商品交换也可以将更多的劳动剩余与城市工业品进行交换，大量的家庭投资类工业品，生产资料的工业品将因此进入农村的千家万户，由此带来城市经济的发展又将提高城市吸纳农业人口的能力，使城乡经济互相促进,进入良性循环。所以内生性扩张不存在边界限定,三农的商品不但可以在农村进行交换，同样也可以与外部世界的商品进行交换。                   
　　微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的互补与相容
　　以上解决三农问题的方法与农村、农业、农民的发展模式显然不同于市场资源配置的的作用机理，市场调节机制不可能产生这样的结果。三农问题的出现是市场调节机制本身的逻辑缺陷所带来的必然结果，不完善这一有缺陷的运行机制而只通过政策面的调整转移是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而完善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缺陷的最佳方式就是在现行的经济运行的调节机制中增加微观计划调节的功能。在微观经济中由各个经济个体自主的形成专业化分工、结构调整、劳动转移、商品生产与交换的计划安排与计划实施，形成新的经济增量。由于这种微观计划调节系统具有微型化、开放性、实时性、竞争性的特点，所以可以与市场调节的微观经济行为很好的对接，互补共进，取得最大的微观经济效率与社会效益。这种方式既适合于农村也适于城市，同时适用于城乡间的商品交换，何处存在相对过剩，何处就应当有这种方式存在。
　　解决三农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如果我们不是从劳动创造财富这一基点出发而是从货币创造财富这点出发来分析，认识这一问题、我们就往往会被现象所迷惑，不能看清造成问题的本质，端着金碗要饭吃，成为资本的奴隶，自然也就无法解决三农问题。微观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在解决三农问题时所产生的不同结果源于不同的目标。前者以提高农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水平为最终目标,目标体系涵盖形成三农问题的所有逻辑关系，在实现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解决问题。后者则是以资本利益的最大化为最终目标来解决三农问题，目标体系部分涵盖形成三农问题的逻辑关系。这种将社会再生产所必须的购买力资源排斥在市场资源优化配置机制之外的目标体系，其运行结果也就可想而知了。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无法照搬小国的经验，也无法套用发达国家的经验，先哲的理论中也没有现成的答案，中国有社会主义制度与这一制度所决定的建设目的，有自己特殊的国情与外部环境。并不具备己经成功实现工业化、城市化转型国家当年所具备的内外条件。他们能成功转型的路我们不一定走的通。当前，步履蹒跚的世界经济前进步伐与严酷的全球两极分化趋势告诉我们:市场不是万能的，资本的力量是有限的，巨大的供给力需要超出地球市场的购买力才能平衡，经济全球化己经滑行到了有内无外的天边，抛出去的包袱还将掉回原地。将经济发展内在矛盾的解决办法寄希望于改变外部的条件，解决不了全球化以后的发展问题也解决不了中国的三农问题,中国应当有自己的解决办法,应当走自己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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