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偶

小孩子醒着的时候，一般有两件最重要的事要做，一是吃，二是玩。如果没有吃的、玩的，就要哭闹。而哭闹是大人们最烦的。所以大人们往往喜欢给小孩子买个玩偶来玩。孩子拿了玩偶，好奇地动动这儿，动动那儿，也就不再关心大人们在干什么。大人们趁这时候去做自己的事情，扫地、擦桌子、看电视、听音乐，拟或夫妻二人忙里偷闲亲热一下。有了玩偶，大人、孩子都方便，各得其乐。　　

玩偶除了让孩子玩，也可以让大人玩。很多已经成年的女性，也往往喜欢在家里摆一个或几个大的布娃娃，或者是为了回忆儿时的时光，或者是在家人都不在家的时候略作消遣。巫术的传播，还让玩偶承担了一种供人们发泄怨气的职责。去年，法国有人出售萨科奇巫毒娃，许多人买来在上面扎针，发泄对他们的总统萨科奇的不满。后来打了一场官司，法院判决这种娃娃依然可以出售，但应贴上不应诅咒人之类的警示标志。　　

没有吃的、玩的，就会哭闹，其实不只孩子，大人们也是这样。于是把普通大人们当作孩子的真正的大人们，也经常制造一些玩偶，供普通大人们玩弄。这时的玩偶已经不是物质的，而是精神的，有时被称为偶像。先秦时期的儒家制造了尧、舜，尧、舜或许真有其人，但其英雄事迹未必便与当时儒家所言相符。所以即便有尧、舜其人，儒家所言的尧、舜，应当也脱离了其本人的原本形象，成了儒家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抱负制造出来的玩偶。春秋战国时代，距尧、舜时代已经有一千多年，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商代开始的，即便是商代，文字记载也不甚完全，尧、舜之时情形如何，不是来源于言传口授，就是来源于人的猜测。两种途径得来的结果都不可靠。陈佩斯在小品里说过一句话，你没去过乌鲁木齐，那就好办了。既然别人都不知道，那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了。人们心理上总有一种趋向，只要把这偶像说得跟人们心理上的趋向一致，就容易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尧、舜也就成了历代圣君的最早模板了。然而尧、舜毕竟是帝，不是任何人都能模仿、学习、崇拜的，因此又制造了季布、柳下惠、尾生及一系列供各阶级、阶层的有着各类兴趣的人模仿、学习、崇拜的偶像。中国历史的各个时代，都不乏这类偶像。偶像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很多人经过学习、崇拜而成了顺民。农民起义的首领，当时可能称为寇首，没有多少有文化的。正因为没文化，才会在吃不上饭时就造反，否则如果学习领会了当时专家们关于偶像的宣教，那么即便饿死，也一定是做顺鬼去了，也一定是到阴间去念“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去了。　　

偶像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是广为人们接受。因为吃不上饭而闹乱子的百姓，无论其原本生活多么艰辛，都一律被称为贼，而王公们无论生活多么腐化堕落，则一律被称为王。老百姓常认为皇帝是真龙天子。这都是偶像教育的力量。到中原统治汉族的其他民族，一旦基业稳定，也喜欢搞汉学，多半也是看中了汉学中这种偶像教育的强大力量。有了这个东西，就不需要养太多的军队，有几个皂隶就差不多了。谁敢对皇帝、官员不敬，就是犯上作乱，不仅为皇帝、官员痛恨，而且也被其他百姓唾骂。偶有几个文人胡说八道，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等混帐话，用两个皂隶抓来，在围观人群的热闹喧哗中杀头了事。于是又一切归于太平。　　

中国的二十四史中偶像学说一直在自己打自己嘴巴。因为每换一个朝代，就等于抽了忠君主义的一个嘴巴。中间还有王子谋朝篡位的也间或打一个耳光。虽然如此，偶像学说还是不断修补，通过玩文字游戏，在中国流行了几千年。西学进入以后，人们对偶像不再那么看重，对原来一直津津乐道的一些忠臣，斥之为愚忠。偶像教育似乎失去了市场。人们不再喜欢对谁顶礼膜拜，而喜欢根据自身利益来考虑问题，不再容易上当。　　

然而至今仍有人不愿放弃这根已经不能救命的稻草。偶像还是继续被制造。人跟人不同，确实有些人在道德、技术、学识等方面优于其他人。但在树立形象的时候，却总是要把他搞得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搞成救世主的样子。不认识他的人不知道，他身边的人总知道啊。将现实中的人树立为偶像，与当时儒家把尧、舜树立为偶像完全不同。尧、舜那时已经不在人世一千多年了，怎么说别人都没有反驳的铁证。而树立现实偶像，他本人还活着，没有的事儿安在他身上，他身边的人自然知道是造假。原来没有网络，即便他身边的人知道，也无从反对，而现今网络发达，从任何一个角落都可能发出声音，再用老办法显然是不好使了。从“情义男”的新闻来看，偶像树立方法并没有与时俱进，因此造成了麻烦。本来想借此出名获利，但不真实的东西已经不像以前那么容易掩盖了。名是出了，利恐怕是没有了。热衷于此道的人们，应该注意了。　　

小孩子有了玩偶，固然不再哭闹，然而要通过摆弄玩偶来获得多少知识，也不可能。社会也一样。树立个偶像，让人们去顶礼膜拜，固然有利于社会安定，却不利于社会发展。因为社会发展的真谛还在于真善美，首先是真。把人民当娃娃养着，对于一时的社会安定来说，或许有用，但长期来看，并不利于社会的发展。况且娃娃也会长大，他逐渐会对玩偶丧失兴趣，难道人民就不会长大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