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与杜林的又一次论战

          第一次论战概况　　

19世纪70年代，时任柏林大学讲师的欧根．杜林以“社会主义改革家”的面目，扬言要在社会科学中实行一次全面的“改革”。他著书立说，发表了一系列著作，企图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建立一个庞杂的“新体系”，以取代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指导地位。　　

由于杜林是打着“社会主义”的招牌，并以“科学”的伪装出现，因此对刚刚统一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的指导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混乱。党内以莫斯特、伯恩斯坦等为代表，建立了一个拥护杜林主义的宗派组织来分裂党。为了捍卫科学社会主义的学说，使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党沿着正确道路前进，恩格斯放下自然辩证法的研究，从1876年起，用了近两年的时间写作完成了《反杜林论》一书，系统地反击了杜林的反马克思主义谬论。此书的完成，对捍卫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维护科学社会主义纲领，推动德国工人运动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反杜林论》被人们称作是马克思主义全书的缩印本。　　

由于恩格斯对杜林的全面反击，导致杜林的名声一落千丈，加上其公开批判柏林大学的一位物理教授，在1877年被柏林大学解除了讲师资格。19世纪70年代的这场论战，最终以杜林的彻底失败而谢幕。　　

再次论战始末：　　

进入21世纪以来，杜林在一次去教堂回来的路上遇到了恩格斯。两位“老战友”相遇，感慨万千。杜林力邀恩格斯到其府上小憩，双方又发生了一次面对面的论战，现记述如下：　　

杜林：恩老兄，我们在130年前那场争论的结果，你不要高兴得太早，因为实际并未分出胜负。但你当时连篇累续地在《前进报》上发文批驳我，后来又把这些文章汇编成《反杜林论》，使我丢了在柏林大学的饭碗；你是知道我当时已经双目失明，是否太不够人道了吧？　　

恩格斯：杜老弟：我们的上次争论结果如何，相信地球上活着的人们会作出自己的判断。至于你当时被柏林大学解除讲师一事，我当时也认为是不妥的，并向校方提出了异议，认为不能因此剥夺你的教学自由。尤其对你一个已经双目失明的人，更要慈悲为怀。　　

杜林：你今天不要花言巧语流鳄鱼泪水。当年你那几乎致我于死地的咄咄逼人的气势、严密无隙的论证手法，把我思想体系中的“软肋”显示得一清二楚，弄得我无还手之力。但今天重新论战，许多地方你可要输给我了。　　

恩格斯：你当时作为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不管你立场、观点与我有根本区别，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生活中的友谊；所以不能说我对你有什么特别的恶意。至于马克思主义后来在世界各地的实践中，出现了水火两重天的不同遭遇，如众多革命对象天然反抗情绪的发泄，这在阶级社会里是很正常的。不少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的，在实践中完全是另外一套；也有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者而狂热崇拜并盲动行事的；一些不知马克思主义为何物的人也热衷于动辄对它进行批判和声讨……。这使得马克思主义的本来面目在世人中被模糊或丑化了。　　

杜林：那么我问你，你们说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在全世界的胜利都是不可避免的；为什么资本主义更加兴旺发达，而社会主义在前苏联等地反而消亡了？　　

恩格斯：资本主义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个漫长的过程，不存在固定的模式。资本主义消亡的过程，也不是指消灭整个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仅指其个人占有与社会化生产程度严重矛盾的部分。当资产阶级面对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和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革命时，是不可能对现有生产方式的固有弊端熟视无睹的，必然会进行不同程度的制度调整，这对工人阶级来说可是件何乐而不为之事。所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只要采取的措施得当，都有可能殊途同归地过渡到大同的理想社会。所谓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仅指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造就了工人阶级，如这两者之间的根本矛盾不能解决，前者必然要为工人阶级能接受的另一种生产方式来代替。但有人把它理解为后者消灭前者，这是完全错误的，作为阶级它们会在长期的斗争和妥协过程中最后共同消亡（不是消灭），更不能说工人阶级天生就是为“专政”而生存的。　　

在《共产党宣言》中第二部分末提出的包括剥夺资产在内的10项资本主义改造措施，也仅是对当时“最先进的国家”而言的；在一些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国度里，绝大多数经济领域无社会化生产可言，是不适宜搞这些资本主义改造的。更为重要的是在《宣言》发表25年后的1872年，德文版《宣言》第二次出版时，我在“序言”中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所以第二章末尾提出的那些革命措施根本没有特别的意义。如果是在今天，这一段在许多方面都会有不同的写法了。”所以一刀切地剥夺资产阶级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　　

杜林：现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视无产阶级专政为洪水猛兽，为什么马克思还几次被大家公推为与爱因斯坦齐名（甚至高于后者）的世纪最有影响人物，这点我是很不服气的。　　

恩格斯：马克思主义以毕生精力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运行规律，揭示了商品经济运行过程中的一系列基本矛盾和规律，这不仅符合广大工人阶级的利益，也为不少资产阶级思想家所公认。如当代西方哲学思想家卡尔.波普尔一方面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发展有自身规律的“历史决定论”，但也认为如果在追求公平（指剥夺剥夺者）过程中不损害自由，自己宁愿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在《开放社会》第二卷中，明确反对极端自由主义，特别是经济放任自由主义。认为“如果我们希望自由得到维护，那么我必须要求国家用有计划的经济干预取代不受限制的经济自由政策，我们必须要求经济干预主义取代资本主义”。所以，尽管马克思的《资本论》具有鲜明的工人阶级立场，但其紧贴资本主义生产实际的严密理论体系，是可以为任何人利用的，马克思即使活着也不会要求这些知识专有。如以今天的股市炒作者为例，如他们能真正掌握马克思的价值理论，至少可以避免输得惨不忍睹的风险出现；因为当股票成为商品买卖时，它就不能不受价值规律的制约。这种经济学理论上和实践中匡时济世的巨大价值，决定了其必然会永留人们心中。　　

杜林：现在有人说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拯救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这不是颠倒黑白吗？　　

恩格斯：资本主义面临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不以资产阶级的意志为转移的。进入20世纪以来，世界各国对一些社会化程度较高的领域，如金融、交通、电力、军工等行业，普遍强化了国家计划的调控。如美国罗斯福总统推行新政渡过30年代大危机的实质，就是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手段来克服资本主义的内部矛盾。以致于保守派攻击他搞“社会主义”，有些新法案还被最高法院判定违宪。被誉为资本主义的“救星”、“战后繁荣之父”的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从研究工人失业的规律和对策出发，也反对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明确提出国家直接干预经济的主张。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鉴于十月革命的教训，通过程度不同的经济立法和劳工立法，提高工人的工资福利和政治权利保障，以缓和整个社会的矛盾。这些措施客观上都是在向马克思主义靠拢，至少能使资本主义带病延年发展。所以，从宏观上讲马克思主义拯救了资本主义是不过分的。当然，作为马克思主义创世人，不可能预测到未来一个世纪的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资本主义也确实依赖了突飞猛进的现代科技，向社会提供了更多的物质资料，从而为克服自身的固有矛盾提供了有利条件。　　

杜林：那么像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把国家所有、集体所有的企业改制为个体的或股份企业，并且提高了生产力，不是正好说明资本主义优越于社会主义吗？　　

恩格斯：一个国家采取什么样的所有制，要根据不同的生产规模、社会化程度和国计民生的依赖程度来分别确定。可以说，只要存在股权多元化的企业，都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成份；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等于国家所有或全民所有是错误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已确认股份制可以成为公有制的主要实现形式，也就说是国有企业改制的主要形式是股份制。今后企业分类也只有私有与公有这两个基本区分，这有利于使集体企业、个体企业、国有企业之间实现公有化的合作。所以，一个生产企业采取什么所有制，不是个意识形态问题，而是生产自身是否需要的问题。在任何时候硬性规定所有制的形式，都是不符合经济运行规律的。正如中国的邓小平说过，资本主义也需要计划，社会主义也需要市场。如现在金融领域的世界性危机还时有出现，跨国垄断企业扰乱经济秩序的危害也时有所闻，这时如没有政府这只有形的“手”来调控，这些社会经济系统就难免瘫痪；从而给群众利益带来严重损害，还有可能造成政府危机和社会秩序全面破坏。　　

杜林：你当年把我的永恒道德论批得体无完肤，认为道德只能是一定阶级的道德。但是你们的崇拜者却鼓吹你们的理论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这不是也在鼓吹绝对真理吗？　　

恩格斯：鼓吹“放之四海而皆准”，是经不起社会实践检验的。至少迄今为止，人类社会还处在阶级社会之中，各国内部的各种社会基本矛盾并没有根本解决，国与国之间的政治、经济、意识形态之间的矛盾也不见得有根本的缓和。所以社会历史领域的真理不可能“放之四海而皆准”。如人们追求自由、公平、利益、秩序之时，同时又是一个互相制约的过程。谁企图要绝对的自由，必然要侵犯他人的自由；推行绝对的民主和自由，就不会再有什么秩序可言。即使与人为善的道德好像永恒正确，但当邪恶势力过分强大时，再搬用这一道德观念，就有可能是助纣为虐。当然真理的相对性并不排斥绝对真理的存在（包括在无数相对真理之中），否则也会陷入相对主义的诡辩。如我们说改革是一切事物破旧立新的必然，但也不能理解为改革在同一对象或范畴内的不断折腾。　　

杜林：但是今天世界不少人认为民主自由是人的天然权利，具有“普世价值”，尤其在东方的中国为此争论不休，这是不是受了你们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宣传的影响？　　

恩格斯：“放之四海而皆准”显然只是宣传用语的口头化，是不符合真理相对性规律的。所谓价值，就是指值得人们去追求和实现的事物。但如修饰为“普世价值”，就是指世间各个角落普遍应该适用的事物了。这样绝对化的事物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可能存在的。在通往民主自由道路的过程中，各国不可能同步进行，更不会有统一的模式。中国有几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传统，他们的人民政权建立后，更不可能与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同步进行民主化，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必然会有他们自己的传统痕迹和特点。现在最要紧的是反对极权和各种特权，但不能不要一定的集权；否则就是不要法制，无政府主义就会兴风作浪，交通、治安等社会秩序马上就会荡然无存。　　

杜林：照你如此头头是道的说法，马克思主义似乎还有很强的生命力。但我看到至少在一些老牌社会主义国家里，学习你们思想的气氛是越来越淡漠了；而批判你们思想的人好象越来越多了，在东方中国就是这样。　　

恩格斯：你说的这种现象应该说是一直存在的。批判马克思的人，包括日夜诅咒我们的人，数量是很大的。但真正批判我们思想的人，并不像你说的那么黑云压城般的悲观。因为世界上真正系统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来就不是很多。如中国的第一代革命者多数文化水平不高，在长期的战争年代，不可能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加上马克思的原著翻译成他国文字后，学习难度很大。如中国文革期间，表面上热火朝天地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实际又在批判发展生产力，搞政治第一、精神第一，这明显与人类只有满足了物质资料的基本需求，才能从事上层建筑活动的唯物史观背道而驰。现在飘浮在社会上的众多批判家，有的是曾在大学、党校和教研宣传机构诠释马列的，自认为有点批判马列的资本，就像你当年一样，梦想在批判中建立自己思想的“新体系”。但更多的是那　 　　　　　　　

杜林：也许你今天说的都没有错，但我对你们思想体系的怀疑并没有完全消除。当然如果你们设想的大同世界真的能到来，我还是求之不得的。既然我们还是生活中的朋友，就请你在我家里吃了饭后再回去。　　

恩格斯：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