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飞：汉学所应有的意识

汉学所应有的意识
一、信仰，类似西方人所说的宗教系统。但是中国素来不重视神的本体，而只重视祭祀的礼仪。所以中国的信仰不是以神为中心的，而是以礼乐缔造（继承）者为中心的。这就是夫子所说的：梦周公。或者后世所表现出来的对孔子的崇尚。如果我们把儒学仅仅当作一门宗教之外的学科（无论是教化，还是科学），那么儒家不过是诸多哲学流派中的一只而已。如果儒学仅仅定位于那种学术或者思想，那么由外国人用西文来阐述，将与中国人用文言来阐述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对于西方思想家来说，他们也完全不妨借鉴，甚至赞赏儒学，乃至全部的儒学。但是传统儒生（无论中国、日本、朝鲜、安南）与那些因为赞赏而认同的人，究竟有什么区别呢？或者说，古代中国，仅仅是认同了儒学吗？不，显然，古代人把儒学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这就是所谓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同样，汉化国家，也将先王之道视为政治合法性的核心。总之，只有生命体验以及社会建构的结合，才促成了活的儒学。也正因为这种生的体验与普世的价值，才使儒学具备了宗教的职能。我反对今天的儒学宗教化，但是我依然要用宗教这个词汇，仅仅取其信仰的意义。因为信仰必须有一定具象的体现。儒学的信仰，也不是凭空说体验与秩序就可以获得的，而必须落实到具体的人与事的信仰上。在这点上，先前两汉儒生对于先王与孔子的感情，对于周公之礼作乐，孔子笔削春秋的崇尚，很接近西方的宗教感情。对于礼乐澄平天下，对于圣王大同小康之治，对于夫子三年有成，也寄予了不啻于天国、极乐的美好想象。固然，古代的中国人非常理性。但毋宁说，正是这种热切的信仰，与冰冷的典册，构成了当时儒生的心理世界。
1、先王。尧舜禹汤文武周公，是道统的由来。我们应时时回想先王的德操仁政，这是我们在痛苦的现实中，最美好的留恋。这有些接近基督教的上帝，或者古希腊政治理想中的哲学王。那个时代，是圣人为王，治平天下的时代，是我们民族最为光辉的时代。虽然今天我们经历磨难，但依然相信祖先留给我们的血脉与文明，终将令我们重现大汉、大唐、大明的鼎盛。
2、先师。至圣先师孔子，是道统的集大成者。因夫子之故，道统乃未坠于地。夫子的地位，类似基督教的耶稣。夫子不是神，除了汉朝纬书，亦不曾被神化。而即便是纬书，也应当看到，对孔子的神化集中在为汉制法，及无所不知方面。前者对应今文派的新王说，后者类似古文派的宏览博物理想。可见，即便从“神化”的意义上，孔子亦从来不曾被神化。华夏所尊奉的神只有社稷宗庙，百姓所供奉的神只有祖先五祀。孔子自有其后人奉养。学生只是在朔望、丁祭之时，书院或孔庙中表达敬意而已，其仪式与祭祀本来不同，只是宋明礼仪简化才出现了公共祭祀的趋同性，但仍然与家祭有区别。宋明理学是一个孔子观念的大转变。按照理学的理解，圣人变成了天赋澄明，自诚而明的道德代表。而不再是汉学所鼓吹的制礼作乐无所不知的圣者。而今人的孔子观，实际源于理学。所以，哪怕儒生对孔子的虔诚，实际也被局限在了自我体认，变成了自我修养的标杆，这是理学的后果。然而，汉学（尤其今文学）中的孔子是新王，儒生的虔诚重点在于礼制，及礼制在现实中的损益奉行。
3、周公制礼作乐，夫子笔削春秋。礼经作于治定功成，春秋删述礼崩乐坏。礼经承天道治人情，春秋拨乱世反之正。可谓一经一权，一正一变。经者示以天道永存，变者示以人心不谬！当此礼乐为齑粉时，儒生念周公之心，而坚信王道永存。思夫子之志，而知人心可用。则周公明堂斧依，就如佛家极乐世界；夫子春秋决狱，一如耶教末日审判。抱孤忠于斯世，堪寂寞于一隅，诚不易也。然而先王先师之心，炳如日月，儒生于是无憾矣。
二、行为
君子先行其言而后从之。故论儒生，当先见行事之风，然后心性修为继之。反此，则徒长自负而已。
1、勤王。士的责任是勤劳王事。在王者无道的时代，先儒或（公羊家）以孔子为新王，或（古文家）继续周公之心。也就是说，勤王包含邦有道时，建立功庸；亦包含邦无道时，维持王制。在危急时刻，则应以王事为先，家庭、生命、名分皆可抛弃。又勤王必须建功，所以汉学要求因明责实，要求岁会考绩。勤劳王家不可之论发心，必须征实才行。这与后来宋学强调修身齐家，然后乃能治平天下是有区别的。周礼国中二十至六十，野地十五至六十五，皆须岁不过三之役。则少年之时，虽曰涵养，已不可自外王家矣。南宋以来，尤其明朝以来，官不下县，又禁胥吏扰民，于是少年与官家全无关系，是以理学于自心颇为关注，而于国事往往负之当然。设果如此，则焉用彼相？幸则晚明清议结党之风甚胜，又有东林救弊于一隅。至今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极端复杂，则儒生往往缄口，虽欲言之，亦无能焉。
2、事功。欲行王道，而不能治事，不能忧国，或虽治事而不成，虽忧国而终敝，皆是儒生修养不够，格物不能，不能服勤王家矣。则儒生非先王典籍是务，决须各有专长，就如宋明儒生，或治水，或兴农，或治兵，或铸炮。凡王事所需，儒生力当为俱。则在今日，凡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数学逻辑，凡于治道有补者，儒生皆当视其爱好，有所钻研。至于青年往往理想与现实工作冲突。按照周礼，则四十岁前，皆在立志向学，虽有工作，会计当而已。青年不可以工作不如意而怠慢之，更不可茍安于工作而不思进取。前者非但耽误老板，亦将自坏心性。后者虽曰工作专注，实则忘却国事。总之，今日无王，无王命，则士应以先王为心。设先王在此时，将命我等何事？则我等舍生忘死，以对扬先王休命。
三、修养
1、学礼。先师言：不学礼，无以立。以汉学言之，天理人情，先王之礼，夫子之笔尽之矣。故无容他求，但克己复礼而已。
2、贤能。郑注：贤者，有德行者。能者，有道艺者。疏：在心为德，施之为行。郑司农云：道谓先王所以教道民者，艺谓礼乐射御书数。窃谓德者，知仁圣义忠和也，行者，孝悌睦姻任恤也。道者，自道也。自道无他，循礼而已矣。艺者，治事也。先王日计月要岁会，故为士者，称道必能中礼，不可玄虚；治事必求功庸，不可怠慢。以为明道可以无功者，皆慢待王事，骄纵伪心之大谬也。
3、居正。礼家谓之损益，公羊谓之行权，榖梁家但曰正不正，而义在其中矣。汉学以事功为本，则先王之礼，期行于斯世也。则不能不因革损益。又世事纷纭，人藏其心，有礼制所不尽者，必权义以成之。不如此，不足以勤王也。
4、博物。易曰：知至至之，曰：知终终之。致知在格物，郑注：知善恶吉凶之所终始也。故汉学者必明于事物，达乎始终，以成其知，然后正心诚意修齐治平也。所别与宋学者，汉学之道不过某之道而已，甚具体也。故其格物不求所谓天理之浩渺，但求终始之精确。其格物也真实可信。日儒徂徕主古学，即以此破理学之浑然莫辨。以汉学言之，则欲明经书，不可不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欲经实务，不可不娴熟于善恶吉凶之别。至于天理所在，先王制礼足矣，无所别求。
自理学以来，言修养则修心而已，盖偏信天理存于一心也。汉学则习礼而已，盖深信先王事制曲防已备已。故宋明学好内，必以自心出者为善。道也，贤也，圣也，善也，由内出也，故宋明乐道。而礼也，能也，正也，物也，以外主之，则宋明所忽视也。实则中庸曰：性之德也，合外内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内外偏废，是所以中庸难能为也。
四、社会
1、职守。亦即名分也。因名责实，民乃志所措手足，然后阜成万物。周礼大宰以九职任万民：一曰三农，生九谷。二曰园圃，毓草木。三曰虞衡，作山泽之材。四曰薮牧，养蕃鸟兽。五曰百工，饬化八材。六曰商贾，阜通货贿。七曰嫔妇，化治丝枲。八曰臣妾，聚敛疏材。九曰闲民，无常职，转移执事。此农工商也，再加诸侯死社稷，大夫死众，士死制。又庶人在官者，以勤君命。及大夫之仆，以为陪臣。又为师者虽诏于天子，无北面。及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又有但为臣者，守土致命而已矣。则常人之分，皆在于此。然则古者四十始仕，盖前此以涵养为本，虽服王政，会计当而已矣，要在博学无方，多能鄙事，而后知终知始，乃能方物也。今之治国为人，亦当仿此。
2、选举。榖梁曰：名誉既闻，有司不举，有司之罪也。有司举之，王者不用，王者之过也。三年大比，乡饮蜡祭，皆国家之责任也。汉制类此，魏晋南北朝则有中正制，隋唐以后用科举。盖为国者须体恤国民，举其俊秀，然后民之好善向学，则王化易易。反此，上下否隔，亡国之道也。
3、大一。礼运曰：夫礼必本于大一，分而为天地，转而为阴阳，变而为四时，列而为鬼神，其降曰命。公羊谓大一统，何注：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
4、三代。中庸曰：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盖汉学（周秦汉魏）立足中古，三代也。虽知上古大同，太上贵德，然不梦想于不能也。故礼承三代，公羊则曰通三统，其实一也。盖政事皆有所自，不可一蹴而就。周公之礼虽美，不可蹴成于汉。故董子、刘秀皆大贤，而不得不容与秦制，而稍稍因革。太祖复汉，亦不能不稍循旧称，庶几存仁。此礼之义也。茍以前朝一无是处，不明其得，不究其弊，非但漠视民生，亦且养成骄恣。而岂有拂人之性而能久者？国家建制，或善或否，因袭既久，则人情在焉，不可不细察损益，当废则废，以启民智；当学则学，以纾民难。

则今日儒学问题：
1、囿于私门，故作高深。且不说内圣是否果然。但正如人人追求利益并不能得到自由主义理想的公共利益一样，人人追求圣贤，亦不能无条件带来理学家所坚信的圣贤之治。坦率的说，修身齐家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事情，修身，不过克服好利、好色、好名而已。前两者自畜牲以至于夷狄皆然，然而稍加修炼也容易克服。唯好名，则血气既衰，自恃薄才，往往纔出名色，又入好名，甚至好名不已，巧名继之。所谓齐家，无非聚敛家产，奉养父母，讨好妻子，教训子女，和谐亲戚而已。如果儒生孤立于此，而不以治国平天下之志反观齐家、修身，则此所谓修养者，与自由主义所谓自由者真无甚差别。只是一以性善，故而好道；一以性恶，鼓吹争利而已。至于以己身为贵，以家产家人为得，则并无二致。我们确实可以看到，出自沿街商贸，行政不下县时代的宋明学，与出自厢坊宵禁，里胥邻长为政时代的汉学是决然不同的。对照贡斯当的说法，汉学颇近古希腊，而宋学主张颇类西方文艺复兴以后个人主义崛起的理念。当然，观念归观念，茍能内圣，善莫大焉。然而如今毕竟不是宋明，失去了礼学的熏陶，现在人充其量不过沿着自以为是的古典修身之路磨砺自己罢了。然而理学的中庸之道却并非这么好把握，不是貌似学古修身就可以中道而行的。而人一旦陷入自以为是，自以为天理在我，又是极其可怕的。以任性为率性，以心理为天理，以发身为修身，以持家为齐家，似是而非，诚伪难辨。且既然学本无根，有不能不好玄谈虚誉，好道者言大道，好佛者说无我，乃至翻云覆雨，上下其手，儒生则无所措手足矣。以汉学言之，人贵在明分，明分而后位定，位定而后知止，如此方是修身。如此方含糊不得，做什么不做什么，责任明确，大家各正性命，因名责实即可。至于齐家，所谓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人需勤劳国事，然后有家也。如此齐家，方为忠义之家，不如是齐家，不过聚敛之家。天下从来不缺专权之大夫，敌国之巨贾，今日儒林亦颇不缺。然而彼不能奉公，是以国事不成也。今日为儒家做事的，尽是兼职，成则荣名，退亦全家。是以儒学缠绵其间，了无气质，模棱两可，人莫能知。非儒学不足以自明也。彼未道儒学，先求便宜而已。对照佛教耶教，彼所以能传教天下，皆信徒箪食瓢饮，捉襟见肘，所谓儒席不暖，墨突不黩也。又佛家居士皆知本分，但称念佛，闲暇抄经，未尝以法师大士自居而以心即佛性为障也。及其行善，耶教徒月出什一，庐江居士则尽出积蓄。唯有称儒家的，虽曰宗教，究是入世，但知自家柴米油盐贵，劝人自力更生修身齐家而已。且不论今日儒学艰难，总是乐善好学的古代，儒家书院有哪一个是盈利的？哪一个不是把乡绅官宦的捐赠变成师长的礼金，学生的膏火，然后方能兴起一方才俊，成就一代学风？但凡做教化的都知道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的道理，唯独学儒的不知道，自家办学，先拉赞助，再招义工，凡事皆求便宜。他人办学而募资，则教以经营之道，嘱以君子自强，仿佛古人书院皆是自负盈亏，古代圣贤皆是子贡陶朱一般。便是平日做学问的，此时也依然是些道德教训。然而困难者依旧困难，高调者永远高调，日久相疑，亦各得其所也。方今礼乐为齑粉，则神州各行各业莫不皆然；虽然，儒林与商贾官僚同伦，亦当羞也。
2、眼光狭隘，技术匮乏。且不说郑康成，且不说大一统。当年儒学包罗万象，乃成其大。然而今日言儒，动辄言儒，日日言儒，而儒亦无物矣！看今日西学做大，哪个不是奋力扩张？制度经济学、社会心理学、复杂系统论，昔日不过专科之一隅，今日则囊括天下矣！当年儒生，治民治兵治水，造车造城造炮，子道君道天道，何所不能？而今儒学论坛，连治经的都不多。如此，又焉得开阔以自视，又焉得损益于今日？相比而言，其它论坛则少谈理论，多做考察，关心国事，借鉴异域，虽然理论出自西洋，亦能利用中国文化之话语。而儒学论坛，恐怕连供认利用的都不多。只是作为一个思潮可以被人研究研究统计统计罢了。当年象山治学，一半读经，一半实务。方今学理学心的亦颇不少，纵不能有阳明天纵英才，亦当出点笃实学问了吧？眼光狭隘的根源，一则是学术化，把儒学限定为儒学。而不顾儒学原本是一个世界体系，甚至在古中国是各种学说与宗教的公共框架，但其意义正在于框架性，所以是一切汉地学术（不论佛教，早期耶教、明朝回教）的根本。另一种限制，则是把儒学限定为草根工作。而丝毫不顾儒学原本是君子之学。亦不顾百姓向学从来是看社会主流意识的。这实际已将儒学自外于主流，而又要民众信服。最后只剩了尚可附庸民俗遗存及望文生义的部分。那么这种宣传，且不论对儒学如何，对我们的百姓也只是一种矮化。当年佛教和耶教在中国站住，莫不是因为得到了知识分子的追捧。为此，佛教发扬的是思辨，耶教炫耀的是器械，各因其长，是以才能在这个追求知识与智能的古代中国立足。然而今日的儒学能提供什么吸引本国知识觉悟的东西呢？绝非没有，儒学作为君子之学，虽然早期典籍不是完本，但其精微一贯则不能不令人赞叹。比如行礼的超时空性（充分现代的说法，但舍此也不好描述），比如春秋正变例，比如易经古卦序与系辞。但很遗憾，这些是只有专业者才能体验得到，才能对人讲述的。但是，无法复述，难以传达的讲述并非没有意义，以为他体现的，是一种征实的信念。我们深刻陶醉于先王创造的和谐之中，而这和谐就深埋于典籍之中，他不显见，但确凿无疑。这就是信仰的魅力。任何一个宗教，面对自己（尤其不甚整合）的经典，都必须简单传达给听众一个解读方法，从此信众阅读经典，便不再是死去的文字，矛盾的逻辑，而成为了某种意境下一以贯之的精妙了。广而言之，科学亦是如此。然而，儒学的精妙何在呢？不体会到这种精妙，又从何获得自信而开阔的眼界，去观察世界，走进世界，和改造世界呢？几时儒生不再谈儒，而是探讨此事当如何如何，于经如何如何时，儒学放算是退去虚热，稍见气象了。
3、至于其它不读经书，不读古注，妄言创新，动辄骂人食古不化的，乃至谁也说不清儒学是什么……说来羞死，不提也罢。

现实对儒学的期望
不要自以为儒学应怎么样，而应当应对现实的提问，而得以发展。
1、中国人应当如何在好的（也就是古典的华夏的，而不是殖民者征服者的）传统与现代性之间平衡，并美好生活？现在服饰、礼仪、经典的恢复，乃至许多人主张的儒学路线正是为此服务。但更进一步，我们还需要恢复中国的词汇，和推理方式。这就需要面向知识阶层，并由知识阶层做出更细致的普及工作才能获得。但不如此，我们的中国只是皮相而已。（有些人读到这里可能要忧心西学了，很遗憾这正是思维需要转变的地方。）
2、国家如何顺应民族的崛起？如何在不背离昨天的前提下，稳步落实起华夏制度？自四百年前最后一个中国古典王朝结束后，我们经历了清王朝，一个殖民统治的极致；民国，右派的试验场；改革前的共和国，左派的崛起。以至于今。不管今日何去何从，我们注定无法摆脱四百年历史给与我们的烙印，这就是华夏文明所必须面对何整饬的“三统”，并完成制礼作乐的任务。
3、我们应获得怎样的国家荣耀，应引导怎样的世界伦理？显然，消费文明、信用透支已经让世界充分苦恼了。除了自由主义的形式价值和社会主义的劳资调和外，世界还需要哪些理念？以改变人类社会的组织结构，从而更有利于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