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三个“教条”

甘肃理论学刊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特殊的哲学形态，其在学术性与思想性的学界论争之后依然无法从“边缘化”的窘境中“走出来”。另一方面，我们又要不断地追问马克思主义哲学，试图从这一“灵丹妙药”中“关切”我们的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什么？处于十九世纪的马克思开创的哲学形态又能够给与我们什么？这些问题始终萦绕于哲学工作者的心灵深处。由“回到马克思”而带生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解读模式的高度关注。上述问题演变为如何通向马克思？就通道问题，我最近特意撰文谈论了对于学界研究的几点看法。1但由于篇幅限制，觉得有些问题谈得还不够。故而在这里想集中三点谈谈目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应当注意的三个“教条式”。　　

教条之一：彻底消解主客二分走向主客一体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团体乃至整个哲学界的研究中，通常认可了现代西方哲学“超越”了旧哲学即一种实体论的知识论路向的传统思辨哲学。在他们看来，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解就是在这样的知识论路向的理解中堕落到旧哲学中去的。目前国内哲学界所谓的各式哲学范式的合法性均在于宣称超越这种解释模式，而在一种新的思维范式下“重新理解马克思”。其中一个核心问题在于，如何正确看待主客二分问题。从这一问题延伸出的是：认识论上不可知论问题、本体论上的边界漠视问题2、历史规律的消解问题。　　

目前国内有学者认为，“从人的现实的认识过程来说，心物、思有作为主客分立 (对立) 的双方是相互依存的。没有客体当然谈不到只有与客体相对应才能存在的主体，没有主体同样谈不到只有与主体相对应才具有现实意义的客体。物质、事物本身作为自在的存在当然具有各种不同的属性，有其本身存在的方式和发展的规律性，这些都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而客观自在地存在着，但在它们还没有与主体相对应、呈现于主体之前，就还未成其为客体(对象)。只有它们被对象化(客体化)，即成为作为主体的人的对象时，才成为与主体既相互区别又相互依存的客体。从这种意义上说，客体也可以说是以主体的存在为转移的，是主体的产物，只是这种产物并非主体从虚无中创造，而是由主体揭示客体的某种自在存在的属性。”[1] 　　

以上是国内哲学界具有较为代表性的论断。其实在我看来，现代西方主流哲学家包括中国哲学家不断指责西方哲学的主客体二分，仿佛这种观点不具有当代性，一旦我们强行把主体与客体分执为“二”，也就使得人的主体对待自然界形成了任意的肆虐，从而自然界的生态恶化的罪魁祸首也归罪于此种思维方式。但这种说法合理吗？我认为是对本体论中的主客合“一”与认识论主客分“二”进行了概念偷换所造成的。试想一下，如果世界没有主客二分，那么，还有可能有所谓认识和实践？当我们说正确反映对象和改造对象又从何谈起？实践与认识不可能不区分出主体与客体来。在认识论上否认主客二分鼓吹主客不分或二者合一的观点，只能是实践自我和认识自我，黑格尔意义上的实践不正是如此吗，它只能导向一种唯心主义，因为它自己就是自己的对象，封闭的道路只能是空洞的“词句革命”。死抓住现代西方哲学这种以认识论与本体论混同的逻辑来责疑传统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一些“理论硬核”，诸如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特质的“唯物主义”批判，倡导摒弃恩格斯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走向“超越哲学基本问题”的生存论哲学范式，其前提是经不起推敲的。这一点上还是尼采说了一句比较客观的话：“我们无法像事物所是那样认识事物，因为我们根本就不能思想它们”。[2](p189)为什么尼采会这样说，就是因为主客不能二分，认识只能是人的自我投影，像他所说的，“我们试图再次抑制哲学的无限度的认识和使他重新认识到一切知识的拟人化性质”。[2](p186)我们知道，当人们称之一种理论体系成为科学就在于其有一个学科意义上的对象，如果按照持主客体不分的学者所主张的那样，科学的对象本身就是逻辑错误，因为根本就不存在异于自己的对象，这样的思考莫非就是在想象的空间里任意描绘思维的花朵而已，现实对它来讲，本身就是一种虚无而已。列宁曾痛批这种想法，他借用费尔巴哈的话说：“遣精不等于生孩子。”[3](p103)马克思还在一段批评施蒂纳不承认客体只承认主体时也指出：　　“哲学和对现实世界的研究这两者的关系就像手淫和性爱的关系一样。圣桑乔尽管他有那种我们耐心地证实的，而他是热情奋发地证实的无思想，却总还是停留在纯粹思想感情的世界的范围内。”[4](p262)没有主客二分，没有对象，从自我中是什么也生不出来的。主客二分与主客“绝分”是不同的。主客二分是人类产生以后人从世界中的分化，而主客绝对对立是一种错误的哲学观点。　　

人类产生以后人从世界中的分化，自在自然与人的世界构成了整体的世界。一旦人类试图去认识人之外的外部世界，主客体二分必然产生。没有主客体二分，没有外部对象，在人的主体之中能创造出什么“现实”的东西呢，当然不能。可对于上述将主客体绝对地置于对立面所造成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的指责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把外部世界看作是人的对象世界的时候，也要关照人与外部世界在质性上均可归结为本体意义上的“一”，即“物质”。按照此本体论上的合一思维，将可避免那种以主体抹杀客体的现象。避免使认识论中的主客二分与本体论中主客合一混同起来，在认识论中我们应该主张二分，认识有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之分，有认识者与被认识对象之分，否则不可能有实践和认识。它是人类实践和认识中每时每刻都在进行的事实，只是在经过现代西方哲学的“玄思化”以后更具有模糊性了。但是，在本体论问题上，我们应该把认识主体与认识客体视为“合一”的。将精神归为物质，作为物质世界存在的两种状态的主体与客体，怎么是分立的呢？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存。这就是一个基本的哲学常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肯定地讲，本体论的“一”——物质，是认识论中的“二”——主体与客体的前提。那种认为把本体论中的一变为本体论中的二，就是马克思主义早已批判的二元论。那种把认识论中的二，混为认识论中的一，这是典型的主客不分的唯心主义。　　

教条之二：彻底批判教科书从而对立马克思恩格斯　　

对待教科书的非历史性大否定态度，造成了马克思恩格斯两条解释路线的人为对立。[5]认为教科书体系是僵化的、是无根的观点的一个重大的论述上的策略，是把以往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与以往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历史分离开来，然后在与西方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联系中，断言与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形态相比，教科书体系只能是近代哲学形态，“恩格斯在进行马克思哲学的体系化的过程中,逐步推动哲学范式从实践哲学向意识哲学或理论哲学转变,他的兴奋点逐步从马克思视野中与现存社会历史条件密切关联的人的实践活动和社会运动的内在机制,转向不受具体历史条件局限的普遍规律。”“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身后,经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和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化过程中的纯粹意识哲学或思辨理论哲学的范式逐步取代了马克思的实践哲学范式”[6]这就是说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相比，教科书体系是非马克思的哲学，仅仅是由恩格斯－－斯大林肇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这里不准备对这种在不同哲学的对比中，断言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是近代哲学的观点进行分析，已有不少学者对此提出了批评，此处仅仅就“斯大林主义”的政治标签作一分析。我认为所谓对斯大林主义的评价从根本上说是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评价的问题。评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主要应该将着眼点放在由斯大林按照其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前苏联的现实变革上，而不是在马克思与斯大林之间作哲学诠释学的理论争辩，我们不是常常讲马克思的哲学目的在于改变世界吗？而我们知道，实际上“斯大林主义”这一概念只不过是策反斯大林的批判浪潮中涌现的，目的在于将其与列宁主义严格划界。但作为一种理论思潮有时候就不是单纯的学者所能够触及的了，一旦批判的利剑横扫过斯大林的思想空间才发现原来只不过是列宁主义的承接而已，理论的根基依然来自于列宁，于是批判最终滑落到批判列宁主义。　　　　　　

在国内理论界也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在“反思哲学时期”的三十年中，以批判传统教科书来重新理解马克思，从而最终将辩证唯物主义整个体系以及理论实质划到了旧哲学的门下，直接理论来源在于斯大林主义哲学。结合苏联当年关于斯大林思想批判终究追溯到列宁，我们的国内学者更加有魄力，而是将批判辩证唯物主义的矛头从恩格斯、列宁一直往后划到斯大林肇始的马克思主义。但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却是明确宣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什么样的马克思主义，能到不是由列宁理解的马克思获得的成功？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不能脱离它在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实践中的作用来理解。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并为社会实践发展的逻辑所决定。今天的社会主义改革是以往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发展和继续，是社会主义的自我改进和改良，这就决定了我们对教科书体系的评价不能离开特定的历史语境。事实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评价是与对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认识相联系的，有的学者无视这一基本的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在否定以往的社会主义实践的意义上否定教科书体系的历史合法性，在理论上是十分有害的。在反思以往社会主义实践存在的问题的基础上，提出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深入发展的问题，是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果的理论发展的必然逻辑，但是这是在肯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基础上的超越与发展，决不是全盘否定以往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实践。对传统教科书的批判远不能像国内有些学者陷在“纯粹哲学”的圈子里，从现代西方哲学任意勾画马克思，而只有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与社会主义现实的双重视域才能够读解出马克思主义的本真内涵。　　

教条之三：彻底借用“西文本”取舍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当代中国境遇中，现实的追问被他者问题所替换。把别人的问题当成自己的问题。马克思哲学势必靠西文本的理路取舍。这一切就是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马克思哲学”所致。　　

其主要有这样一些状况：首先，树立起西方哲学的范式标准，以此规制现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国内最为流行的生存论研究，在一批学者看来，他代表了当今哲学的未来走向而且是最为合理的哲学形态。故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中出现了范式转向以“生存论”为主轴的理论样态。这是理论上为马克思能够走近当代所做的“创新手法之一”。还有的为了能够彰显马克思主义哲学重要性，不惜在西方哲学家的文本中苦苦寻觅出只言片语对马克思哲学的肯定，于是大加渲染。不禁要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是要靠自身的理论与现实来证实，还是要依靠西方哲学家的某些未经语境勘证的片语来保证呢？事实是，在如今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了严重的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忘却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一桩桩对马克思主义理论驳难的现代西方哲学家诘难史、忘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们批判所取得的基本原则性的结论，这也是为何目前国内出现了“马赫翻案风”以及不可知论盛行其世的“渊薮”。其次，西方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成为了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逾越的“中介”。有学者直言批判这种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中介式方法”，[7]即以西方哲学为中介来理解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经由这种中介才能重新获得新生的话，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作为一种哲学就不是没有疑问的了，这种方法并非新的方法,它不过是柯尔施所揭露的那种“用来自文化哲学的观念或者用康德、狄慈根、马赫的哲学概念或别的什么哲学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的故伎重演。在我看来，这种中介是一堵“墙”，通过此墙才能够进入马克思主义，而此墙已经被西方哲学“制度化”或别一种意识形态化，从而使人们更加远离了马克思主义。最后，马克思主义哲学走近现代的秘方要在现代西放哲学王国中寻求。近两年有关现代性的讨论正是在人们还对现代性博大内涵缺乏深入理解时已经扑面而来，在挖掘现代西方哲学的现代性批判之后，国内开始运作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后现代境遇中的马克思、马克思是现代诠释学理论的开创者、马克思主义哲学变革的生存论意蕴等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性的言说变成了这样一种浮躁的现象：马克思主义是一个杂烩，只要我们能从现代西方哲学中读出一种自认为可以学术炒作的“佐料”，便可以肆无忌惮地扔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中，马克思主义成为了学者卖弄文骚的形式，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的异质性被搁置，在“对话”的“学术幌子”道说出各色奇异的“咒语”。　　

参考文献：　　

[1]刘放桐：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比较研究中的几个问题[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1　　

[2]尼采：《哲学与真理》：《尼采1872-1876年笔记选》[M]，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3]列宁选集，第2卷[M]，人民出版社，1995.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　　

[5]孙亮：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合法性研究[J].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2007,12　　

[6]衣俊卿：马克思主义哲学演化的内在机制研究[ J ].哲学研究，2005,8.　　

[7]穆南珂：《喧嚣与骚动》《哲学研究》2004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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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拙文：重新理解马克思与马克思主义哲学范式转型，《人文杂志》2008.4

2 本体论漠视主要是指在哲学研究转向现象界的过程中，否定了“自在之物”的存在，同时批判在悬置“本体论”现象学方法的处理态度。参见我的有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