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经国三策

论经国四策

“肉食者鄙。”        ——————《左传》

大约100年前，革命导师列宁提出了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怎么办？”今天，面对我国改革30年以来出现的种种社会矛盾和日益严重的阶级冲突，我们有必要重复这个问题：“怎么办？”
胡总书记指出，只有改革才是出路。对于这一回答，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但改革只是一个名词而已，怎么改，朝哪个方向改，要改成什么样子，这三个问题才是改革之关键。中国目前学术界的问题就在于：空话说的太多，实际方案太少。而仅有的几个方案也大多是由政府部门或者大的利益集团提出的，这些方案的共同特点是：表面上冠冕堂皇，似乎充分考虑了方方面面的愿望，但在真实的执行过程中，却总是少数官僚、资本家集团获益，最广大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基本得不到实惠或者得到很小的实惠。关于这方面的例子，如果大家结合自身的经历回顾一下过去10多年的“教育体制改革”、“医疗体制改革”、“住房改革”、“养老金改革”等等，相信不难发现这一道理。于是杨继绳先生在书中感叹道：“改变现状的任何一次努力却往往会产生新的甚至的更大的不平等，产生更多的矛盾的动因。”真是发人深思。

但是尽管如此，改革又是必须的，该怎么办？笔者虽然才疏学浅，但愿意抛砖引玉，提出一点不成熟的意见，供大家参考批评。

第一，均贫富。
说明：1、这里的均贫富不是要回到平均主义，“大锅饭”的年代，而是针对目前我国已经十分严重的贫富差距问题进行改革；
    2、本文不想引用数据来证明我国的贫富差距到底有多严重，原因当然不是提不出数据，而是类似的数据太多，而且大相径庭，其差距之大令人咋舌。数据统计，本来是客观的东西，然而为了某些集团的利益和宣传的需要，竟然也“可上可下、可高可低、可大可小”，其中的弊端，非内幕中人不能知也；
    3、必须批驳的一种谬论是“先把蛋糕做大再说”。这种观点听起来似乎很合理，因为改革30年以来的路子确实就是如此。改革以来我国贫富差距拉大日益严重，达到了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可惜的是邓小平的下半句话根本站不住脚，什么“先富带动后富，达到共同富裕”。现实的情况是，先富起来的人立刻形成了自己的特权、身份、“圈子”，一个例子是越来越多的“富人区”，富人与穷人已经格格不入。更有不少资本家为了一己私利，人为压低工人的工资水平，克扣农民工本来就很少的工资，还积极上下“运动”，阻挠新的“劳动法”通过，说什么“要丧失廉价劳动力的优势”、“对中国民营经济的重大打击”等等，对于这一点，读者回顾一下去年“劳动法”通过时侯的国内舆论方向便相当清楚了。这一点还表明：资本一旦形成，就一定会拼命扩大自身的影响，资本已经渗入甚至控制了国内许多舆论的阵地了。
措施：1、征税，首先是严格严厉的征收个人所得税，富人的收入水平必须公开，特别是在国内有影响力的“超级富豪”，更应该公布其收入水平；其次，要严厉打击偷逃税款，特别是对于富豪，更加经常调查，杜绝各种“灰色收入”和“隐形收入”，对于一些长期偷逃税款的大户，更应逮捕严办，以起到警示之作用；再次，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征收点，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累进税率（中国的个人所得税税率仍偏低，尤其与社会主义的性质不符），把征税对象转向富豪；最后，要开征遗产税，税率可以逐步提高，这一点马克思在150年前就说过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都实现了，我国更应该如此。
    2、征税的目的当然是转移支付，应加大对绝对贫困者的救济，最好是通过“直补”的形式，直接把钱发到最贫困者手中。还要逐步扩大社会保险的范围，从城市扩大到农村。当然，国家的财力有限确是现实，但也要尽力而行，把有限的资金用到真正提高人民保障水平上去。中央2004年以后逐步取消了农业税，增加了土地补助，虽然许多农民得到的钱并不多，但人民心中是有一杆秤的，温家宝总理的高支持率不能不说与此关系甚大。
    然而可惜的是，面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所谓“危机”，是危险与机遇并存的。这也确实是一个调整收入分配，增加转移支付的大好时机（甚至台湾当局都及时的发放了“消费券”提高贫困群众的消费能力）。我国本应趁机拿出巨资加大对广大贫困工农的补助，这样也可以大大提高实际购买力，可谓一箭多雕。可是，在利益集团的影响下，4万亿的巨款只有很少用在了广大人民头上，作为一个研究经济学的学者，笔者不能不深感痛心。
    3、限制，增加对富人尤其是资本家的限制，例如大力提高工会的地位，强调工会的制约作用，坚决支持私营企业中工人组织工会的权利；同时，在经济上，要改变长期以来“国退民进”的格局，西方国家的实践已经表明，国有企业未必就竞争力不足，国有和私有是各有利弊。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更应该加强国有经济以限制私有经济的力量过大；最后，在政治上，要限制资本家主导政局，各级人大、党委，一般不应推荐资本家担任任何一级政府的职务，担任政府职务的，必须公开其财产，退出所有商业行为。

第二，开选举。
说明：按法律上说，中国的选举一直是在进行的，这里为什么说要“开选举”呢？原因很简单，过去的选举其实并没有或很少发挥作用。这是与席卷全世界的民主潮流不和谐的，也是与社会主义的宗旨完全不相称的。但是，是否开选举就是要仿效西方的“多党制”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那到底怎么做，国内的空话实在太多，这里仅仅提出一点笔者实际意见。
措施：1、改革人大代表的选举办法，推行小选区制度。譬如某县，人口约10万，则可按照每1000人选举县人大代表的比例，选举县人大代表100名。人大代表在位期限不应太长，可仿效美国众议院的时间为2年全部改选。在2年一次的选举之前，必须进行选区的调整，目的是使每个选区的总人数大约在1000人左右，这样每个选区仅选举1名人大代表。至于候选人，可由群众提名和政党提名（共产党）相结合的办法，且候选人人数一般应大于1人，选举公开、透明，并在上级选举委员会的监督下进行；
    2、要切实提高人大代表的权力和人大的地位，100人的县人大人数不多，应经常开会。当然，如果某县人口达到100万，则1000人的人大应互选出人大常委会，人数保持在100人左右。还要提高人大代表的待遇，如人大代表的待遇应与县级干部相同等。这样，人大代表是由群众选出的，又有丰厚的待遇和令人羡慕的名誉，必然会调动人大代表为本选区百姓说话的积极性。 只有如此，人大的问责机制才能真正实现，人大的监督才能变成现实。人大代表可以随时向县级领导提出质询，各级领导不得拒绝。人大代表可随时开会，可以无须任何理由通过对本县领导的不信任案从而罢免所有县级领导；人大还有权与当地党组织协商新的领导干部人选；
    3、人大代表不得是现任的各级官员。这一点尤其重要。

第三，广言路。
说明：陆放翁老先生有一句诗：“位卑未敢忘忧国。”诚哉斯言！放翁这句诗显然是针对当时许多官僚和知识分子不关心国事的风气而感叹的。然而即使是当时，许多知识分子仍然忧国忧民，乐于为国家出谋划策。北宋末年，太学生伏阙上书，要求朝廷坚决抗金，最后迫使宋钦宗重新起用李纲，打败金军。即使在明清科举制度存在严重弊端的时候，无数知识分子还是不忘国家民族的重任，“苟利国家生死以”，他们在国家危急的时刻写下了中国历史最悲壮的一页。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很多出身知识分子，毛泽东本人就是一个大诗人。可惜在建国后，知识分子却长期受到压制，这也不许，那也不行，只需老老实实，甚至“因言获罪”，这是极不正常的。
    我们承认，确实有少数知识分子缺乏中国传统文人的风骨，有的甚至崇洋媚外，唯洋人马首是瞻，拼命要“以夷变夏”，却忘了中国是一个5000年历史的文化大国，中国的强大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但必须有自己的特色。一味跟着外国人的屁股跑，又怎么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但这毕竟是少数。如果因噎废食，继而把大多数关心国事，敢于批评时政，敢于坚持独立见解，敢于为民请命的知识分子也都“封杀”，这将是中国历史从孔子以来最大的悲剧。
措施：1、放松言论管制，无论是报刊、杂志还有电视新闻，都应该开辟政论节目，邀请不同观点的学者各抒己见，为国谋方略。网络上更应该放开，只要不是违反“宪法”的言论都可以随意发表，即使有少数偏激的言论，但真理是越辩越明的，我们怕什么？
2、积极邀请知识分子参政，各地都应该推荐有名望的知识分子进入政府，实施自己的抱负，至少组成知识分子的“顾问团”，得以随时提出对政府行政的批评和指正；
3、宣传和采纳某些有积极意义的建议或倡议，给予提出这些建议的知识分子或者群众以奖励，以促进更多更好的言论的出现。

    写了许多，但却深感还有许多问题没有涉及，很多具体的方案没有提出。以中国的广大，是任何“一人”都完全无法把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打破了中国长期的帝制独裁，人民第一次翻身做了主人，但如果没有相应的制度措施，这仍不过是一句空话。中国要伟大，就必须依靠人民，人民要伟大，就只能依靠国家，这就是两者积极的辩证关系。
    笔者不过区区一介贫儒，才智平庸，学术浅薄，但也自幼深知圣贤的教诲，常怀修身齐家之愿，因此敢竭驽钝，提出以上4点见解。或有不当之处，还望读者批评指教。
                                                          于200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