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何以重视人际关系合谐——兼解中庸之“庸”

儒家何以重视人际关系合谐——兼解中庸之“庸”　　

周绍强　　

在旧大陆，文明的发源地（最初的农业社会）都在降水量较少宜于游牧经济的地区与降水量较多、越到后来越宜于农业开发的地区之间，也就是大河流域的中游。这地区，地势不高不低，水量不多不少，堵水灌溉所需的工程量不像上游高地那么多，排水造地（田）所需工程量不及下游三角洲低地多，是游牧经济到农业经济的天然过渡带。埃及古王国所在地的孟斐斯、两河流域最早的苏美尔文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明、中国夏商两朝国都所在地，大体上都位于各自所在的大河流域的中游地带。　　

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中国，被称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它们的共同点是引河水来浇灌土地，以农耕方式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然而，与尼罗河、两河、印度河流域的地缘环境相比，中国的黄河流域，地质地理气候条件要艰苦复杂得多，河水利用难度更大：前者的地势高差没有后者大，地质状况不像后者那么疏松易变，气候不像后者那么反复无常。尤其是：前者的河流走向，都是南北向的，大部份河段都在雨量充沛的南方，其水量的多少，明显地与太阳在回归线两侧位置的季节变化有关，形成随季节的变化而变化、以年为周期的变化规律，人们认识了季节变化，就能把握住河水变化的规律，从而形成一种该忙就忙、该闲就闲的工作和生活习惯。这种习惯，有利于人们养成一种形而上的趣味与形而下的工作互相分开的宗教文化。中国则不同，黄河是东西向的，而且全部河段都位于土地苦寒雨量少的北方，年差降雨量很大，有些年份雨量大，有些年份雨量小。降雨量大时，山洪迸发，“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辩牛马”，冲毁一切水利设施；降雨量小时，诺大黄河，六七月份，卷起裤脚就能趟过，其时水是如此宝贵，人们无不想建坝堵住它，使其为我所用。但诸多水利设施，又往往在水量大的年份中被冲毁，临时临为，想堵难堵。况且，即使不考虑水量的大小，单单河沙淤积，也会使建好的水利设施很快淤塞报废。因此，千百年来，面对水量变化无常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黄河，人们堵也不是不堵也不是，只得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地奉陪着它。对于它，最好的态度和方法是“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不抱先入之见，不过多过早作谋划，旱也好，涝也好，“既来之，则安之”，无论何种情形出现，镇定不慌、不自暴、不自弃的态度方法比一切的事先谋划更管用。这样的态度方法，就是儒家说的“中庸”。“庸”者，用也，治山治水的水土工程也。　　

说到这里，有必要对中庸之“庸”作番文字学的说明。　　

“庸”字由“广”、“山”、“用”组成。  “广”在上并且半包容着“山”和“用”，它代表着高广的天空（所谓“天幕”）；“山”在中，代表以大山为首要特征的中华大地；“用”在下，指人自己从自己身上使用出去的力量（生产力）。由此可见，“庸”字的内涵是无比丰富的，它把天地人三才全包容了。尤为重要的是，这种包容不只是静态的文字形式，形式里面，有动态的真实内容，即：在天地人三才的关系中，处在最下位的人，力量不可小看，你看他（“用”），使出去的力量（出了头的“用”字中间那一竖）大有方向感，用力处不在别的什么地方（不乱“投资”），只在大山，直指大山，把大山都打通摆平了。这层与“愚公移山，改造中国”完全一致的“把大山打通摆平”意思，是古人造“庸”字时的真意。当然，这样的“庸”，是“大庸”而非“中庸”！　　

因此，所谓的中庸态度和方法，本意是：水利设施不可大建，也不可不建。因为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再大的“建”，都无法抗拒不可预测的大洪水；一点不建，则不可预测的大干旱到来时，又会陷于大被动。　　

    因此，“中庸”的本意是一种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提出来的工作方法，是一个生产力方面的问题。但任何生产力方面的问题，都涉及生产关系。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中国人对自然界只能采取中庸的态度和方法，这种方法必然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根本说来，人是自然的一部份，人以什么态度对待自然，也必以同样的态度对待人；以什么样的方法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必以同样的方法处理人与人的关系。因此，本意为着眼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中庸态度和方法，就自然历史地转化成了一种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态度方法。作为处理人际关系方法的中庸法，着眼点在于维护人际关系的合谐，即“和为贵”。儒家所有重要的伦理哲学范畴，如仁义礼智信乐等，都是为着维护人与人之间的合谐关系而提出来的。　　

当然，合谐的人际关系，是任何地区、任何社会、任何时代的人都希望和力图维持的（至少理论上是如此），世界上任何文化，都是倡导合谐的，但是，像中国的儒家这样，把力主人际关系合谐的伦理道德上升到一种本体论（所谓“伦理本位”）高度的，则是绝无仅有的。所以如此，是因为在生成儒家文化的中国灌溉农业区，非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的形而上高度来对待不可，不然，这些地区的人们，必因分力分心而成为一些没有什么力量的“孤家寡人”乃至“野人”。这样的人，在严峻的自然力量的压迫下，必会一个个、一片片陷于悲惨的“水深火热”境地。这方面的例子，中国历史上，实在太多了。　　

    或曰：人际关系的破坏、社会的动乱，对任何文化圈中的文明国度来说，都是灾难，都是人们不乐意看到的，而且这种破坏动乱，在任何文明国度中，都会不断发生，何以其它文化圈不因此而产生儒家式的认合谐的人际关系为本体的文化选择，偏偏儒家如此呢？　　

    答曰：在儒家经济区，因水灾旱灾频繁，水土流失严重，任何人祸（人际关系的破坏、社会的动乱），都必会带来天灾，这一点，在其它文明经济区，是不那么明显的。比如欧洲，一年四季气温恒定，降雨量丰富均匀，社会动乱无论如何厉害，基本的吃饭问题，自有老天爷或“上帝”给他们作担保（尽管食物单调），中国样的人祸必有天灾，在他们那里，并不具有必然性。至于埃及、巴比伦、印度，气温也是较恒定的，降雨虽不如欧洲四季均匀，但灌溉农业所需的水，老天爷会随季节的年度周期变化有规律地供给他们的，因此，人祸的发生，也不一定有天灾同时发生；发生人祸时，也不会像中国样地出现大量人吃人、饿死人现象。当然，印度半岛的水灾，也许比中国还要厉害，但中国式的水旱不时，在印度却没有（至少古印度是如此）。根据中国的经验，旱灾比涝灾更可怕，涝灾顶多危害几个县且持续时间不久，大水过后，总有点收成，但旱灾却会危害几个省且持续时间之长，足以毁掉一个国家社会（如中国丝绸之路上的众多文明古国）。两害相权取其轻，如果硬要中国人在旱灾和水灾之间任取一种的话，中国人肯定会说：要涝不要旱。此外，虽然印度半岛主要经济区的开发时间不比中国的黄河流域晚，古代与现代的人口密度比黄河流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印度半岛因为雨量比黄河流域多，气温比黄河流域高，空气比黄河流域湿润，地质地貌比黄河流域平整坚稳，所以尽管开发时间早，但直到今天，植被的破坏，就不像黄河流域严重，因此，天灾人祸再厉害，印度人都可以像佛陀时代的苦行僧那样，从大自然中采到几把不至于饿死人的野菜树叶而使自己保住一条命；而中国的黄河流域，每当大的天灾人祸发生时，必会发生野菜吃完吃野草，野草吃完吃草根，草根吃完吃树皮，树皮吃完就造反起义的大范围饿死人、人吃人、人杀人现象。　　

    总之，在旧大陆各主要文明区域，老天爷对欧洲、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关照，是超过对中国这方土地的关照的。正因为如此，这些地区的人们，就生发了对“天”感恩戴德的形上趣味。在这些地区，因受天关照，人们可以免去许多操劳，获得更多的闲暇。闲暇中，闲不住的人们无事生非，轻者玩种姓制度、多元政治、民主选举之类的游戏，重者则热衷于恐怖活动、部族冲突、侵略扩张；闲得住的人们则清心寡欲，或一心一意想着某位形而上的至上神，或潜心于爱智型的科学研究。然而，这样一种来自“天恩”的优越条件，在儒家经济区，是不存在的。老天爷对中华民族并不关照，这一事实，文明初始的中国先民，就已经意识到了，他们因此也就对天并不表特别的尊崇，至于印欧式的感恩戴德，更谈不上。不唯如此，中国先民们最激动时，甚至发出“日曷丧，予及汝皆亡”的凶恶诅咒。即使最理智、耐性最好的圣贤，也忍不住要对老天爷发出既慕又怨的牢骚声：“丘，天之戮民也”。而孟子所谓“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著名论点，依据的正是儒家经济区所特有的靠天靠不住，靠地地不牢靠（地质条件不稳定）的地缘国情（这一点，孟子倒未意识到）。　　

    世间一切资源，无非天地人三才。天不可靠，地不牢靠，唯一的选择就是依靠人，或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靠。深知此理的中国人，就自自然然地把人际关系问题放在了世间一切问题之上，给予了最大的本体性关注。不如此，在中国这方土地上倡导什么“上帝关注”、“形上关怀”、什么“梵天冥想”，什么人死之后的“灵魂所安居的金字塔"，什么“通天的巴比伦塔”，这些，都会给中华民族带来失去自己地缘本性（这是一切民族性的根基）的混乱与灾难。　　

    在古代生产力水平上，儒家所倡导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靠关照办法，既是一种面对于人大不利的天地威力而作出的动物般的自我保护本能，也是一种积极的在权衡了这方土地上一切自然社会条件经过反复比较多方筛选后定下来的文化选择。不是中国人不愿选择其它更好的文化路子，而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只能选择这样的路子，此一路子之外，再无更好路子。因为此一路子的功用在于集成大团体的力量，以对付于中国人大不利的具有大威力的天地自然力量。而最大的团体，就是儒家竭力维护推崇的中央集权制国家。　　

    需要指出的是，法家和儒家，都是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最大团体的建立者和维护者，而且二者之所以如此，都是因为看到了在中国的地缘环境下，不如此，人就不能在大自然面前立住脚。但是，在如何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此相关的如何对待人和人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法家和儒家的行事风格和观点主张是有差别的。法家的风格，是主动出击的风格，儒家的风格，是预防为主的风格。法家总是不停地“开阡陌封疆”，对江河又是堵又是导，终生忙忙碌碌，恨不得一下子就把中国的山山水水改造治理完毕。儒家呢，总是不停地告诫说：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急不得，必须量力而行，一步步地来。应该说，这两种风格，一个以进取为主，一个以预防为主，二者取长补短，相辅相成，都是中国这方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正确的行事方式。不同的是，在古代，因生产力水平低下，法家的行事风格所受到的挫败大于它的成功，儒家的行事风格带来的国家安定的成功大于它的挫败；但在现代高度发展的生产力水平上，法家的行事风格，成功大于失败，儒家的行事风格，往往被称之为“保守”不为社会主流思潮接受。　　

1980年代以来，某些儒派学者受西方人权思想影响，或者说因有感于西方人权思想在当今世界上的吃香，把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比附于西方的人权思想，赞之为“发现了人”。这种牵强附会，是对儒家的本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中庸方法论是其本质）缺乏了解和对自己信奉的儒家思想的价值缺乏自信的结果。西方的“人”，是个人，这种个人在与形而上的“上帝”的关系中，是合谐的（其功用在于保障自己内心潜意识与表意识不发生冲突），但在与形而下的他人关系中，是对立的，时时处处要从与他人的关系中区分出个人的存在来。他们这样做，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西方的地缘环境中，无大的自然力量来限制人，自古以来的欧洲人，任何时候都可以像唐吉诃德和鲁滨逊那样，单枪匹马地在西方那块土地上与大自然打交道，他们也因此养成了独自一人出游的习惯。这种习惯，在今天的西方旅游者身上，依然明显可见。中国则不然，民俗中历来就有“江湖险恶”、“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之说。这里说的“江湖”，本来就是指的自然界中的江湖。因有险恶的自然江湖，才有依附于这些江湖或由这些江湖熏习缘生出来的“地头蛇”、“土匪”、“强盗”、“汪洋大盗”、“大虫”（猛兽）、毒蛇、毒虫、瘴气、哑水、恶水、不测之风云、使人迷路的峡谷等自然社会恶势力。当然，这里说的“江湖”，是一个指代词，它其实是把中国这方土地上的一切自然物象包括在内的。险恶的自然环境，使得中国人除自外于主流社会的武松、徐霞客一类文武好汉外，大部份人是不敢独自面对的，他们需要集体的庇护，以集体的力量来面对自然界。因此，孔子说的“人”，是集体的人，而不是离开集体主义价值观的孤独的个人（今天所谓“个人奋斗”的人）。这样的人，方方面面受着各种伦理关系的制约，离开这些关系，人就不是人，至少不是孔子心目中所谓指的那种人。　　

附带说说，在旧大陆，最自由的吉普赛人之所以走遍全球不愿到中国来，就是因为中国的地形（性），总是一种相互制约看着不舒展的样式，且不说“江湖险恶”，单单这种地形（性），也与在宽广的大草原上缘成的吉普赛人的人性缺乏缘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