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儒

如何看待儒　　

现在有些人逢儒必反，已经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对儒的内容则不甚了解或根本不甚了了，多数是道听途说人云亦云。有些学者带着某些偏见或者方法上和认识上的错误误导自己也误导别人。试想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和三十年前的社会主义还是一样吗？同样的，我们现在所论述的儒和历史的儒是一样的吗？所以不管是非儒还是尊儒，首先要还原儒的本来面目，这样才能批判地继承；其次，要历史地看待儒的作用；第三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吸收儒的文明成果。　　

一、儒的基础　　

儒的核心多少人都说过，但有一点或许被人“无意”遗漏了，是什么呢？儒，人之所需。做人，做一个向善的人是人的需要。《易》坤卦“六二，直、方、大，不习无不利”。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人只要做到正直、端方、大度，即使没有学也没关系（不利）, 也有人解为:只要为人正直端方，那么做事即便既不练习，也不实践，最后也能取得好结果。不管怎么解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人要依据向善的本性做到正直、端方、大度。而正直、端方、大度是一个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也就是学的目的。所以儒的本心实际上是人的良心，没有良心的人是不配说儒的。为什么大陆这么多经济学家会败给一个叫郎咸平的香港人？不是大陆经济学家没有水平，而是没有良心。　　

淳朴的老百姓就是“直、方、大”最真实的写照，在汶川大地震中老百姓的表现足以说明这一切。而那些理性人（有些自称新儒）机巧多、算计多、惺惺作态，看着就恶心。对这些人，可以说书读的越多，离儒越远。　　

所以儒的基础是建立在“人性向善，可以向善”这一伦理上的。而作为一个儒者就是要有责任作为善人的榜样，引导社会向善。　　

有人说“人性本恶”或“善恶不分”，这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看问题是要看价值取向的，如果一千件好事你不报道，而一件坏事而大报特报，仅管报道内容真实，但价值取向是有问题的。联系到三十年的伟大成就，为什么只让5%的利益获得者在媒体上大说特说，而其余的人就不让说呢？这是价值导向问题。　　

因此，对“人性向善，可以向善”持怀疑态度的人，持批评意见的人，我只能说你的价值取向和我们不一样，仅此而已。　　

二、儒的政治伦理　　

在说这个问题之前首先要弄清楚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的区别，其次要弄清楚“封建社会”利用伦理道德控制人民（官员）的本质是什么。不弄清楚这些问题，即使伟人也要犯错。其实前三十年的失败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的注解，而后三十年出现的问题也可以作为这个问题的另一方面的注解。前者有伦理，缺制度，而后者有制度缺伦理。就这么简单。　　

政治伦理和政治制度的区别应该是十分清楚的，但我们建国五十九年来，就是没有把这个问题搞清，长期混为一谈。政治伦理是古今中外所有政治集团自觉遵守的共同约束，是一种政治理想道德。政治伦理决定社会道德伦理，一旦政治伦理丧失，社会道德伦理必然会随之崩溃。所以，古往今来所有国家的所有政党、所有政治集团，无论他们实际的政治立场如何，都要高举十分神圣的政治伦理大旗，如天道正义、博爱公平、民主自由等。在建国初期“共产主义社会”作为一种政治理想，而“为人民服务”则是一种政治伦理，或者说施政理念。而这之前的封建社会则把儒的某些价值作为政治伦理。　　

政治伦理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一个社会向前发展的动力，同时也是统治阶级高举“正义”的旗帜，以表示自身合法性的依据。　　

儒的核心思想是一种政治伦理而非政治制度，当站在这个视点看问题，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当初是多么幼稚，既不充实和完善相关制度，也不完善相关政治伦理，所以说“文革”失败一点也不怨。　　

既然儒的思想是一种政治伦理，那么儒法之争就没有必要性了，因为法只是一种政治工具，而不是一种政治伦理。政治工具可以多种多样，但目的是为伦理服务的。从帝国王朝看，实际上也是儒表法里的。而帝国时代虽然举着儒的思想作为政治伦理，但并未象后来共产党那样把共产主义社会作为终极目标的核心思想作为伦理的追求，并为之不断努力实践。换句话说，帝国的统治者举着儒的思想作为政治伦理，但根本就没有想过如何实现这种政治伦理中的理想社会，也即礼记中的大同社会。所以帝国统治者举着儒的旗帜，只是表明统治者“正义”、“合法”而已，这和西方列强高举“民主”、“博爱”、“人权”是一样的道理。　　

既然统治者举着儒的旗帜统治人民，仅管他是伪劣产品，但你要推翻他，那还得要批判他的旗帜，这也就是为什么改朝换代“以批孔起事，以尊孔而终止”的原因。因为儒的本质是人性，是要人性向善的。而批判者本身也是人，同志间也讲友爱、平等，等等一些儒的价值。　　

因此，起事批孔应该是有策略性的，批孔是因为对方举着这样一面伪善的旗帜，同时，必须对社会的黑暗批判以及对公平公正的追求和人性需求，才能号召人来跟从。但需要注意和重视的是，要把政治制度和孔儒伦理进行区别，不能为批判而批判。遗憾的是我们新伦理没有建立，而老伦理又全盘否定，造成现在许多中国人没有什么道理伦理。儒家说人要讲诚信，我们批判，现在中国人讲诚信的人还有多少？儒家说人性向善，我们批判那是唯心主义，现在就出了《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儒家说仁爱，我们批判，现在我们还有好多人古道热肠？儒家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我们批判，现在还有哪个官员做好了自己的事情？儒家的大同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清楚了。不要和我说孔子复古，孔子说的是政治伦理这和复古是两回事。现在有些人怀念毛时代，难他们也是复古吗？其实，他们只是怀念毛时代的政治伦理，怀念那个时代官员清廉，官员们为人民服务、人民当家作主。　　

儒的核心思想是“仁”和“义”，作为社会的理想是大同社会，就是上述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这在里我们要认识到这一点，同时，也要认识到仁和义是人类实行大同社会必须的经历的教化和道德要求。　　

大同社会是一个什么社会呢？所谓“大同”，即是全人类有人格也有人性的大一统。在大一统下，应该“天下为公，选贤与（举）能”。通过贤能的“讲信修睦”，维持“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这样一种社会情态。在这个社会中劳动成为一种自觉的快乐，“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人们以没有为社会出力而感到耻辱，而不是为自己。大同社会理想和其他社会有本质的区别。　　

第一，大同社会的基础建立在“天下为公”，这一说法与家天下的意识以至任何形式的集团垄断是相对立的。“天下为公”的原则成为派生其他具体内容的根源和出发点。　　

第二，“货恶其弃於地也，不必藏於己。”“货”是财物之意。从“货恶其弃於地也”联系到《礼运》後文所说“天生时而地生财”，可以推断《礼运》作者受自己的时代以农为本的情况影响，描绘的大同社会是农业为本的，所以在讲究天时之同时，又认为土地能生产各种资源。这一来，其“财”毕竟是以农业及自然天时影响的动植物资源为主。“货”要“恶其弃於地”而又“不必藏於己”，说明大同社会里的人们关爱土地资源和社会财富，讨厌资源“弃於地”的人为忽略与浪费，但同时又表明所有这些财富应为全体社会成员所共享。生产出来的财富既为社会成员所共有共享，其他一些主要资源和工具也不言而喻，必然应为社会服务。否则，“货不藏於己”就不兑现了。这一种心态和生出对社会制度的要求，与“大道既隐”而“天下为私”的社会是区别极明的。　　

第三，社会财富既是全人类共享，因此所有社会成员也必须为社会尽全力才能对大众公平。“力恶其不出於身也，不必为己”，这句话，说明了身处大同社会的人厌恶自身会不劳而获，是带著了高度的自觉性，以为涉及自己的尊严。这就是说，在大同世界里，这种的思想态度也成为人的生活道德与做人方向；大同社会里，每个社会成员都为了社会的共同利益，自觉地全力以赴为社会效劳，人人为社会，社会也照顾它自己。“天下为一家”，人与人的关系便依赖人人主动为别人去想去做，实际上也平等了。劳动是自觉的，偷懒、自私、压迫和剥削等不公正便消除了。反之，如果“家天下”，财产既归私人所有，甚至形成少数人垄断，剥削和被剥削必然发生，垄断也会成为理所当然。由此一来，工作者对工作不感兴趣、不肯尽力，甚至出於对剥削者的憎恨和反抗而浪费资源，破坏生产也是会发生的。结果掌权者把人当生财工具、不把人当人；工作者不认为工作是一种尊严，劳动无从使人表现自己，也是自然的。人们以“力为己”、“功为己”，全都从自益及私心出发，斤斤计较、争功争利，就造成人际关系和劳动关系显得不公正，甚至造成人或社会把其他人异化及物化为“利用”的工具，这是私欲腐化人性的鲜明写照。　　

第四，人必须工作，不只由於他必须找生活和对社会有责任，而且是由於通过工作，才能使他觉得自己存在、有尊严，但扭曲的工作关系使人无从做自己适当和乐意的事，无从发挥和成长，人也不可能“壮有所用”。所以“壮有所用”是一种解放人与工作关系的理想。作者理想中的社会分工是以自然分工为主的，也就是按照社会成员的年龄、性别进行分工，所以《礼运》就提出“男有分，女有归”。《礼运》时代，“男有分，女有归”所指的应当是作者根据当时社会各种生产和生活需要，提出按照两性体能平等分工的理念，这种社会分工，是以不同年龄、性别等生理条件为前提，也必须发挥每一社会成员力量和作用，才附合客观需要。大同的社会分工不同於“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那般等级森严。大同的“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是人的互赖。大同更不同於小康“设制度”、“立田里”、“贤勇智”的走向封建以及以后的社会，多数社会成员都依阶级区分在一定的等级地位上，被迫从事一定的工作，令社会成员间的平等与自由被阶级压迫与奴役所代替。“男有分，女有归”则是种男女各有所安的理想。　　

第五，《礼运》“选贤与（举）能”的说法其实是要实行社会民主。“选贤与（举）能”，就是通过社会的全体成员选举社会的“公仆”分工服务集体。明末学者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原君》篇说，被推选出来的“贤能”与“能者”，“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己之害，而使天下释其害；此其人之勤劳必千万於天下之人。”　　

第六，大同就没有自私的观念，支配人们思想的必然是真正的仁义与诚信，也就完成“博爱”。大同社会的资源可以让全人类共享，人人也主动共同劳动服务人群，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和社会生活民主化了，如此的世界制度和社会意识鼓励了人们意识上的先公後私，以致大公无私。人们很自然把自己溶化在社会集体之中，也感觉在集体中的安定感，藉和平的生活与工作便能实现自我尊严与自由。还有，大同思想脑中没有为私的观念，故人们把对父母至诚关怀的“孝”也以同理同情推广在他人身上，便成了“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的心态，就能把自己对亲人和子女的爱，推而广之以及他人，全世界友爱相处。这种真正的“博爱”，与今日“各亲其亲，各子其子”相比，前者是走向天下为公，後者却会唯亲是用、帮亲不帮理，为循私和朋党为奸开路。　　

第七，大家都为社会尽力，人人都守上述的各原则，人人自觉去实践本身对社会的义务，所以人人也就都有得到社会供养和拥有接受照顾的权利，所以才说∶“壮有所用”、“老有所终”、“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人与人间的友爱关系便可由“信”、“睦”观念所支配，根本不需要法律上的强调。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可活在安定的社会生活中，由此便确保人人由出生至死後，都是有基本的生活条件和权力，尊严地完成生命的全程。　　

第八，由於人人守著上述原则，便不会有人被忽略或贫而走险，亦没有人愿意花费气力去侵吞他人，所以令社会没有盗贼、没有人有兴趣纠纷和战争，全社会都过著太平生活。结果生活在大同社会的人们也不必搞阴谋诡计，大家共同劳动、平等享受，人人衣食丰裕，也令社会安定。文中说∶“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不闭”正是作者对这种状况的理想描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