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周恩来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的重大贡献

文／曹春荣

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周恩来以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军事和组织部门主要负责人、苏区党和军队掌舵人之身，在中央苏区创建过程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做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其一，在率领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根据变化了（或新了解到的）实际情况，修正党的方针政策和军事行动，并且沿途进行革命宣传，培养革命力量，为日后赣南、闽西、粤东苏区的建立，打下了多方面的基础。

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起义胜利后，按照中央预定计划，周恩来以中共南昌起义前委书记职，率领起义军撤离南昌，南下广东。行前，周恩来在经手改定的《中央委员宣言》中，① 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共同努力，为获得一个新根据地，解决土地问题，反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和一切新旧军阀而斗争。他主张部队南下选择走国民党兵力较为薄弱且可尽快与农民运动发达的东江取得联系，由赣东经寻乌直取东江的路线。他还找来当地党的负责人，向他们了解江西各县农民运动发展的状况，特别是南下沿途各地的农运状况、地方反动武装和封建宗族势力状况，以及沿途居民数量、风俗习惯等。毫无疑问，周恩来所做的这些事情，对他日后正确认识、判断、处理中央苏区的各种问题，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

尽管南昌起义军在酷暑下行军，而且时时受到疾病、缺饷、敌对势力骚扰等威胁，以周恩来为首的前委仍然不忘通过标语、口号、传单、集会、演剧等各种形式，向沿途群众宣传南昌起义的意义、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揭露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工农的罪行，号召人民起来实行土地革命。8月12日，起义军进抵宜黄。周恩来又指示革命委员会属下的总政治部起草《土地革命宣传大纲》，油印分发。

8月25日，起义军在瑞金壬田同敌钱大钧部遭遇，打了南下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之后，又以瑞金为大本营发起会昌战斗，将钱大钧部主力完全击破。瑞金、会昌战斗的胜利，打击了反动军队的嚣张气焰，锻炼了新生的人民军队，扩大了南昌起义的影响。与此同时，解除了起义军南下的后顾之忧，为起义军领导机关议决、调整一系列政策策略，赢得了时间与空间。从9月3日起，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南昌起义前委和以他为核心的革命委员会军事参谋团，在瑞金城连续召开会议，根据情况变化和新的认识，分别对革命政权的性质，土地、劳动保护和财政政策，以及行军路线等问题，进行了详细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带根本性改变的决定。主要有：从根本上改变政权性质，建立以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改“没收200亩以上的大地主的土地”为“没收土地不加亩数的限制”；完全抛弃旧的提款、派款、借款政策，实行“征发”和“没收”地主劣绅钱粮以供军用的新财政政策，真正把财政负担从贫苦工农转移到富有阶级身上。针对原定军事计划有完全泄密危险等新情况，前委和军事参谋团还研究决定放弃原定由会昌经寻乌入东江的路线，改道长汀、上杭入东江。瑞金会议所取得的各项成果，为土地革命战争的兴起与发展，作了政策、策略、组织、军事等方面的探索与准备，也为日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开了先河。

在瑞金期间，前委不仅在起义军中发展了一批新党员（贺龙、郭沫若、彭泽民均在瑞金入党），而且指导建立了瑞金的第一个中共支部——绵江中学党支部。起义军领导机关通过公审斗争在当地民愤极大的土豪劣绅，没收其不义之财分给贫苦工农，以及在九堡、谢坊打土豪、分田地，进行了土地革命的初次实践。所有这些（还有在长汀、上杭、峰市等地的活动），都对以赣南、闽西、粤东为基本地域的中央苏区的创建，播撒了革命种籽，准备了有利条件。

其二，正确地主导解决了红四军的党内争端，支持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及其对红四军的领导；为古田会议的顺利召开并取得积极成果，进而为红一方面军的茁壮成长和中央苏区的迅速扩大，创造了条件。

中共六大以后，周恩来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分管军事工作，并兼任军事部长。他极其重视苏区和红军问题，中央讨论此类问题，大多由他提出。

在全国红军中，最重要的无疑是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的红四军。一段时间，红四军领导内部在建军思想和建军原则上发生了分歧，毛、朱对一些问题的看法也不尽一致。尤其是党和军队的关系问题的争论发展得十分严重，导致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面临前所未有的严重危机。周恩来受中央委托，起草了一封致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于1929年8月21日发出。信中指出，“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目前环境中红军“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而事事“要拿到支部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信中批评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纷争是不正确的；在军中党员农民占多数的情况下，“要多使之受到无产阶级的教育”，“趋于党的一致”。指示信最后说，毛、朱两同志应“一致地努力工作”。

是年8月下旬，陈毅代表红四军来到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召集由他和陈毅、李立三组成的委员会，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周恩来研究过相关材料后，对红四军七大和前委扩大会议在处置红四军领导内部分歧问题上的缺点，提出了中肯批评，并且指示：朱、毛两人仍留前委工作，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并须使红四军全体同志了解和接受。

陈毅以前述指示信为基础，并按周恩来多次谈话的精神，代中央起草了一封指示信（史称“九月来信”），经周恩来审定后，带回红四军。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分清是非，统一思想，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论争的几个问题作了正确论断，从而为毛泽东重返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红四军党委召开九大，以无产阶级思想建设军队铺平了道路。毛泽东也因此受到鼓舞，他在给中央的报告中激动地写道：“我病已好，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军党内的团结，在中央正确指导之下完全不成问题。”在毛泽东主导下，中共红四军九大开得很成功，大会通过的决议案即古田会议决议，成为人民军队建军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显而易见，周恩来主持起草的“九月来信”，周恩来对毛泽东的了解、支持，对统一红四军党内思想，开好古田会议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其三，在思想上、组织上、人力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

为及时在全国红军中推广红四军的丰富经验，在周恩来主持下于1930年1月15日创刊的、中央军委主办的《军事通讯》，其创刊号全文刊登了陈毅写的《关于红四军历史及其情况的报告》。编者按指出：这是很值得我们宝贵的一个报告，朱毛红军这个“怪物”，在我们看了这个报告以后，都可以一目了然。朱毛红军在编制、筹款、政治军事训练、官兵平等、开支公开与群众关系等方面的经验，都是在中国“别开生面”，在过去所没有看过听过的。要求各地红军、各地方党组织学习红四军的经验。这对于红四军和中央苏区党组织来说，无疑既是肯定、支持，又是鼓励、鞭策。

从人力物力上支援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最重要的便是军队工作干部的输送。土地革命的迅猛发展，使各地和红军对干部的需求急增，而合格干部、尤其是军事干部的来源和培养都很困难。另一方面，斗争的残酷激烈、尤其是反复，前方战争频繁且艰难，又使地方和红军中的干部不断大量损失。像红五军自暴动起到1929年10月，一年多里就牺牲了800多人，其中贺国中、黄纯一等数十人，都是大、中队长，致使当时的五军“不独不能扩大其组织，并且有难维持其现状的模样”。红四军也因战争太多，老的干部损失太大，致令“军官及政治工作人员之缺乏，达予极点”。因此，给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补充具有军事工作经验的指挥人员和军队政治工作干部，就成了当务之急。1930年9月，周恩来就加强红军干部起草的中央致长江局的指示信便指出：军事干部必须以派往三、四、五、八、二、六军去为第一等工作。周恩来根据中央授权，把一大批从莫斯科回来的、从黄埔和保定等军校出身的，以及其他军事干部，如左权、萧劲光、李卓然、伍修权、郭化若、刘亚楼、杨尚昆等，分配到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工作。他们很快成了各方面有力的骨干，发挥了重大作用。

与此同时，周恩来主持开辟了沟通上海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的秘密交通线，在上海建立了党的第一个秘密无线电台。1931年9月，实现了中央苏区同上海党中央的直接通报。周恩来还指导各地党组织在中央苏区周围各县建立一批文具店、百货店、药店、布店和电器、机械等店铺，以此构建起向中央苏区输送人员、物资和资讯的通道与网络，使党中央掌握的情报能快速传达到中央苏区，且一定程度保障了中央苏区紧缺人才与物资的补充。

其四，努力制止、消除“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在各方面对中央苏区造成的不良作用与影响，为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发展扫清了一些障碍，减少了一些压力。

毋庸讳言，在共产国际影响下，周恩来一度对中国革命形势估计过高，思想上有过某些“左”的倾向。但他在采取实际行动时总是比较冷静，不赞成不顾一切的蛮干。特别是他到了中央苏区后，通过亲身观察体验、总结经验，他对中国革命道路问题、红军和根据地建设问题、红军的战略战术问题，以及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等的认识，发生了深刻变化，对“左”倾错误有了更多的批判与警惕，从而在实际工作中努力制止、消除“左”倾错误的作用与影响。他及时制止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迅速消除攻打赣州带来的负面影响，抵制上海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后方）对毛泽东的错误批判，就是有力的例证。

1931年12月中旬，周恩来经由秘密交通线，从上海来到中央苏区，就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他既对这里的一切感到新鲜、兴奋，又对这里出现的肃反扩大化感到痛心和不安。联想到前不久富田事变的酿成及其恶果，周恩来心急如焚。12月18日，他在赴长汀途中就给中央政治局写了一封信，希望引起中央对这个问题的高度注意，妥为解决。针对某些地方党组织和军队负责人借口“群众不好”、“军事作战时期不得已”，用肃反扩大化（乱怀疑、乱拘捕、滥施刑、甚至滥杀无辜）来扩大红军、推动工作的错误作法，周恩来提出了严厉批评。1932年1月7日，他第一次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专门检讨中央苏区肃反工作的历史和现状，并在会上作报告。会议通过了旨在纠正肃反扩大化、简单化的《苏区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会后又采取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从而使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错误基本上得到制止。

进入中央苏区前，周恩来曾受临时中央之命，要朱毛红军在几个中心城市中选一个加以攻占。到中央苏区后，周恩来根据对实际情势的估量，尤其是同毛泽东交换意见后，认为攻打中心城市有困难。但临时中央固执己见，周恩来不得不根据苏区中央局多数成员的意见，选择攻打赣州。赣州战役失败，周恩来及时组织撤兵，并在江口主持召开苏区中央局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提出的红一、红五军团东向入闽的意见，并决定由他主持实施。1932年4月1日，周恩来从瑞金赶到长汀，召开作战会议。会议同意了毛泽东提出的龙岩、漳州战役计划。周恩来留驻长汀，组织兵力，筹集给养，保障前线需要。4月20日，红军攻占漳州。漳州战役的胜利，翦除了敌人的一翼，扩大了红军的政治影响，红军还获得了大量的武器弹药和军需物资补给。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赣州战役失败的负面影响。

得到周恩来支持的毛泽东，却被临时中央和部分苏区中央局成员视为“有以准备为中心的观念”，“是对敌人大举进攻的恐慌动摇、失却胜利信心、专去等待敌人进攻的右倾”。因此，不但毛泽东在宁都会议上受到重点批判，被迫去职；连周恩来也在会前、会上和会后，受到临时中央和后方中央局的不断批评。周恩来不计个人得失，一方面忍辱负重、检讨自己，一方面尽力为毛泽东辩明曲直、保住位置。这对于维护朱毛红军和中央苏区的大局，以及革命的长远利益，无疑是极有意义的深谋远虑之举。

其五，克服各种困难与干扰，审时度势，当机立断，和朱德一起指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战争取得巨大胜利，使中央苏区的发展进入鼎盛期。

1932年6月，蒋介石调集约63万兵力向全国各苏区和红军发动第四次“围剿”。宁都会议后，蒋介石结束在湘鄂西和鄂豫皖两个苏区的军事行动，集中主要兵力（约50万）向中央苏区进攻。红一方面军在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下，以5万余兵力迎战敌人。周恩来和朱德果断决定：趁敌方部署未定之时，迅速击破其一方，并打通同赣东北红军的联系。10月18、19、22三日，红军连克赣闽边界的黎川、建宁、泰宁、邵武四城。11月间，又攻克光泽、资溪和金溪。以此建立了闽赣省，并使闽北和闽西苏区连成一片。

面对敌我兵力悬殊，周恩来和朱德决定乘敌立脚未稳，主动打到外线去，打乱敌军进攻中央苏区的部署。1933年1月上旬，红军连取黄狮渡、浒湾两仗胜利。周恩来正拟以主力红军北上贵溪一带，与赣东北的红十军密切联系，待机于抚河到信江间运动歼敌。然而这一妙着又遭苏区中央局反对，他们和临时中央都要红军集中兵力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在几经抗争无效的情况下，周恩来、朱德不得不率军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发起全线进攻。

国民党“进剿”军中路主将陈诚对红军强攻南丰，作出了强烈反应。他迅速调兵遣将，三路分进，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一举歼灭。千钧一发之际，周恩来和朱德毅然决然当机立断，不待请示苏区中央局和临时中央，立刻改变原有部署。除留少量兵力继续佯攻南丰，并以部分兵力向东面的黎川方向转移调敌外，将主力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宁都东韶、洛口一带隐蔽集结，待机歼敌。2月下旬和3月下旬，红军相继取得黄陂、草台冈两个战役的重大胜利。至此，陈诚精锐已去，只能败退。红军胜利结束第四次反“围剿”。

在这次反“围剿”中，周恩来、朱德首创大规模的大兵团伏击歼灭战的经验，为红军战史书写了极其光彩的一章。这次反“围剿”胜利后，中央红军发展到10万人，其武器装备同时得到很大改善。中央苏区同闽浙赣苏区连成一片，进入鼎盛期。

注释：

　　①这里的“中央委员”，不是中共中央委员，而是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会的部分中央委员。但参加《中央委员宣言》署名的22人中，属于中共党员的有：毛泽东、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等15人。其余7人系非共产党员的国民党左派人士，有宋庆龄、邓演达、柳亚子、彭泽民等。参见张侠：《南昌起义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4—24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