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

“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　　

——在“老子学说与和谐社会”研讨会上的演说　　

各位老师、各位朋友：　　

昨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一位年轻的记者说要采访我，我说，为什么要采访我呢？她说，有一种感觉想采访我。我说，我是否可以拒绝采访呢？在这里，我要向她表示抱歉，希望下面的讲话能够使她不必采访、而就是她乐于传播的东西。　　

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有一位负责会务的同事对我说，很想听一听我的发言，我说，如果你们在场，将使我的发言会更精彩。　　

1979年初，当时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为我们“平反”时，问我有什么要求？我说，我唯一的要求就是能够到图书馆工作。结果，我如愿以偿到了社科院图书馆，一直到今年正式退休。这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在社科院举办的大会上发过言，今天是第一次，也可以说是我的“告别演说”。我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社科院、感谢社科院的同事多年来对我的关心和爱护；也希望我的这个演说能够证明社科院这碗饭我并没有白吃。　　

这次会议的主题是“老子学说与当代和谐社会”。老子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也是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位“图书馆员”。我非常崇敬老子的思想，也以与老子“同行”做一个图书馆员而自豪。我希望老子在天之灵。能够欢喜我这个知音。　　

讲“和谐”，“和谐”是个很温馨的字眼。按照老子的说法——“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已”，我们也可以说“天下皆知和谐之为和谐，斯不和谐已”，——“和谐”的前提便是有许多“不和谐”。“谐”字字义就是“皆言”，“皆言”自然就有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声音，可能“和谐”，也可能“不和谐”，可能是刺耳的噪音，也可能是优美的交响乐。这关键就看“谁”来“和”、怎样“和”了。　　

前几天，11月28日，我在《岭南学术论坛——审视国学》座谈会上心血来潮鼓吹了一下“‘中国文艺复兴’应该开始了”。这次会议是关于老子的研讨会，我想不妨强调一点，在“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最重要的就是老子思想的复兴，就是“求道精神”的复兴，中国应该“以道立天下”，“道”不仅成为复活中国哲学的“灵魂”，而且也一定能成为未来世界哲学的“灵魂”。基于这样的认识，我写了《哲学之灵魂——大道经》。这里选与此次会议主题相关的其中三节，以《“以道立天下”才能“治大国若烹小鲜”》为题，请诸位贤哲批评指正。　　

文章已经印发，我在这里就不多说了。而前几天我“心血来潮”所说的东西，我想我应该在这里作简要、系统的表述：　　

1、中国开放改革能否“三十而立”？“共和国”能否“六十而耳顺”？　　

——近几年，反思之声不绝于耳。　　

已经有不少人在鼓吹中国“需要”一场“文艺复兴”了。　　

我认为，短则一年两年、迟则十年八年，中国必将思潮澎湃、风云际会，一场波澜壮阔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正在徐徐拉开帏幕。　　

2、发生“中国文艺复兴”的能量已经积蓄很长时间了。　　

以利马窦向徐光启传授“几何”为标志的“西风东渐”，已经四百多年了。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结束了中国人自以为“天朝”的“夜郎自大”，于是痛下决心“师夷长技”。经历了种种屈辱和悲愤，经历了种种呐喊和彷徨，经历了种种理想和梦想，经历了种种选择和奋斗，经历了种种改良、革命和战争，经历了种种错误和曲折，付出了种种沉痛的代价和牺牲，——有过光辉灿烂、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世界人口最多的、历史悠久的中国，应该全面“复兴”了。　　

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随着世界的“全球化”，随着现代的交通、通讯、传媒、互联网的迅速发展，“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自清末中国人惊叹“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来，许多前辈先贤渴望已久的“中国文艺复兴”，现在，不仅是“需要”，而是应该开始了。　　

3、在又一轮“西学热”、“西体中用”甚至可以说“全面西化”二十多年之后，最近兴起的“国学热”可以说就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前奏。国际儒联2007年第六期“工作报告”，说全国各地幼儿园和中小学开展的、以诵读蒙学和四书为主要内容的普及活动，估计有一千万少年儿童参加，而在这一千万人背后，至少还有两千万家长和老师。　　

不仅如此。在我看来，还有不计其数的各界自学或研究的人士，他们结合学习各种西方经典的同时，研读《老子》、《庄子》、《墨子》、《管子》、《韩非子》、《金刚经》等等。

这场“国学热”，在我看来，预示即将到来的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必然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的深度、现实的浓度、社会乃至“天下”的广度——中国传统文化无论儒、道、释、墨都有着深切的“天下关怀”。　　

不仅如此，中国需要深刻的反思，反思需要理论，而理论要求寻根究底的“求道精神”、要求“会当临绝顶”、要求对古今中外进行融会贯通——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还将必然具有思想的高度。　　

4、对近代为中国的复兴而前赴后继的先贤先烈们——无论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抗日战争、民国还是共和国的先贤先烈——我都怀有崇高的敬意；对正在为中国的全面复兴冷静思考、呐喊呼吁和努力奋斗的人们，无论是什么党派或无党派、什么宗教教派、什么学术学派、或什么界别、什么阶级阶层的人士，我都深抱同情。　　

当然，我对中国共产党人抱有特别的期望，尤其是在“苏联社会主义”寿终正寝之后——美国的乔治·吉尔德（曾担任里根总体经济咨文的起草者），在《财富与贫困》这本书的第一章第一句断言：“近代思想史上最重大的大事，莫过于社会主义梦想的破灭。”两百年来的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说现在处于最低潮。我希望，曾经在灾难深重中进行过最艰苦的奋斗、在世界所有政党中最重视理论作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深刻反思，能够正视自己的弱点、缺点和错误，能够直面沉重的历史和严峻的现实，能够勇敢地超越自我，能够开创崭新的社会主义景观。在你们身上，不仅仍然寄托着中国人民的希望，也寄托着全世界社会主义者、理想主义者的希望。　　

5、如果说，中国共产党人在1949年开始了中国政治的新兴，在1979年开始了中国经济的新兴。那么，有过“文化大革命”失败的教训，他们能否开始中国文化的新兴呢？　　

最近，中国共产党“十七大”，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社会主义民主”、“科学发展观”和“全面小康” ，引发了海内外的热烈评论。　　

我希望能够这样解读“十七大”蕴涵着的丰富内涵：　　

——“社会主义”要求深究，再也不能“莫名其妙”了；　　

“中国特色”要求沉思，再也不能只是表面标签了。　　

——“和谐”的“谐”就是“皆言”（大家都能自由说话），有“不同”的声音才需要、并且可能“和”。所以，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保障“思想、信仰与言论自由”。 　　

——“全面小康”必然指向追求“大同”。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必然指向“新社会主义”即“新大同主义”——最有“中国特色”、而又超越西方各种“社会主义”、“共产主义”。　　

——“新大同主义”则必然高扬“大道”——“以道立天下”，“大道之行也，（才能）天下为公”。　　

——“科学”与“民主”——这两位在九十年前“五四运动”中神采奕奕、而今似乎老态龙钟的“赛先生”和“德先生”，如果真能焕发青春，那么，我们是否很快就可以听到“中国文艺复兴”嘹亮的号角和雄壮的交响乐？　　

6、而“道”不仅是中国哲学的灵魂，随着中国“文艺复兴”的发展和影响，也必将成为世界哲学的灵魂。　　

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中国，可以说，自老子之后，人们似乎对“道”和阳光、空气和水一样“日用而不知”，却天天都会说“知‘道’”。百代都行秦政法，在两千多年漫长的皇权至上的专制制度之下，如同中世纪西方哲学成为“神学婢女”一样，除了个别人物，中国哲学整体上可以说是“丧魂落魄”，成了“行尸走肉”，成了“皇上的奴才”。中国人的“求道精神”可以说几乎丧失殆尽，这才是现代科学和自由、民主的观念不能在中国产生的根本原因。

“魂兮归来”！　　

而西方“文艺复兴”所形成的哲学，都尽可能与“上帝”划清界限，使自己能从神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但是，这个解放出来的“神学婢女”，却只是渴望成为现代科学这个“自己从前的老部下的部下”——他们一方面自夸是“时代精神”，一方面又卑微地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科学”。黑格尔所说的西方哲学“一个埋葬一个”的传统，使它们迄今无法形成对哲学的共识，也无法形成与“上帝”同样权威的哲学最高观念。在我看来，西方哲学整体上可以说是“解剖哲学”，就像西方医学，对“哲学身体”各部分都作了详细的解剖，尽管这个解剖与研究过程充满追求真理即“求道精神”，却无法赋予哲学以活生生的“灵魂”。

不仅如此。

西方哲学家，除了极少数人，大都有一个通病，就是“理论的巨人，现实的侏儒”。他们的哲学有一个盲点，就是不讲“修之于身、其德乃真”，缺乏“哲学家应该成为‘君子’乃至‘圣人’”的追求。

“太初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圣经·约翰福音》中译本此句，真是神来之笔，把西方“上帝”中国“道”，绝妙地结合起来。　　

这是西方神学－哲学家对中国哲学最伟大的贡献。中国哲学应该从这里得到最宝贵的“启示”，应该从整个世界思想史的高度和广度来认识“庐山真面目”。

但是，非常遗憾，“道就是上帝”却迄今无法、也不可能反翻译成外文。　　

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就是中国哲学一旦复兴，一旦恢复元气，一旦焕发精神，它那“究天人之极、类万物之情、合神明之德、通古今之变”的魅力，必定使老子所说的“象帝之先”、“万物之奥”的“道”，成为未来世界哲学和科学的灵魂。　　

7、如果要把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与“西方文艺复兴”作什么比较，那么，这显然为时过早。　　

但有一点，我敢肯定——　　

西方“文艺复兴”，主要是从欧洲中世纪“神本主义”的“神权”束缚中寻求“人本主义”的解放——即使是基督教本身也需要相应的“宗教改革”；不仅如此，我认为，西方文艺复兴不仅仅是“文艺”，文艺还只是表象，从根本意义上说，正是“宗教改革”形成的基督新教，才使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旋律。

而中国社会，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从来就是人本主义社会，所以，“中国文艺复兴”的显著特点，就是具有双向性：一方面，是从“人本主义的皇权极权”的历史传统的束缚中寻求个人自由、社会民主的解放，另一方面还要在人本主义的现实世界的普遍堕落中寻求“神性”、“佛性”或哲学意义上的超越。

我认为，中国文艺复兴当然需要许多优秀的文艺作品，而从根本意义上说，最需要的就是“哲学改革”。

8、即将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应该超越“中体西用”、“西体中用”而提倡“新体善用”。　　

十九年前（1988年）我在“广东改革开放理论研讨会”提交的论文中曾经这样提出过：——　　

近年来李泽厚先生针对“中体西用”提出了“西体中用”。他认为，“体”，首先是指社会本体，就是社会存在、生产方式、现实生活，而现代社会的本体，则是指现代大工业和科技等。“学”，则是在社会主体之上所形成的“意识本体”或“心理本体”。与近现代社会相应的“学”则是“西学”。所以，就“学”来讲，就应该“西学为体”。而“中用”呢，他认为，是指“西学”如何适应、运用在这个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中。（《中国现代思想史论》336－337页）　　

我认为，“体”，如果按李先生所说的关于“体”的解释，那么，“中国的各种实际情况和实践活动”，也正是他自己所说的“社会本体”，不过，这个“体”正处于变化更新的现代化过程中。而与这个更新过程中的“体”相应的“学”，也是东西方两种文化相互交汇融会的过程中、不断“新”化的“学”。　　

所以，“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提法，似乎可以表现为这个过程的两个不同阶段。但我认为，在“体、用”问题上，是不是超越“中、西”之别更好些呢？我主张“ 新体善用”，——新其体（无论社会本体还是心理本体，都要更新），善其用（无论中学、西学，都择其善者而用之）。——我认为这是开放理论研究应该提倡的基本态度。　　

“中国文艺复兴”，我认为，大体上也应如此——无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研究、教育以及宗教等等方面，都应“新体善用”。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国文艺复兴”，实际上就是中国文化的“新兴”。　　

尽管我主张“新体善用”，但是，我也非常乐意看到：即将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仍然有“中体西用”、“全盘西化”、“西体中用”等等主张，并且各有各的精彩和辉煌。　　

9、“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瘖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清末龚自珍这首诗，曾经激励过多少仁人志士。中国人向往了千百年的“百花竟放、百家争鸣”的景观，在这场“文艺复兴”运动中，应该梦想成真了。 　　

中国已经很久很久没有出现大思想家、大哲学家、大科学家、大教育家、大经济学家、大文学家、大艺术家了。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将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巨人的时代。　　

其实，我们已经在不少场合和网络上，已经看到了种种端倪——只要一场春雨，他们就会是“雨后春笋”。当然，他们也许是蜜蜂，也许是海燕，也许是雄鸡，也许是鲲鹏。　　

10、对即将到来、不可避免一定要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我们应当有清醒的、可能疾风暴雨、也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心理准备。要有“大智慧”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混乱和复杂局面——最好能如老子所说的“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　　

十九年前的那篇文章里，我曾经主张、现在我仍然主张“稳定改革态势、开放理论研究”。只有在中国社会相对稳定的基础上，全方位“开放理论研究”，只有真正意义上的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才能出现理性的、健康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　　

但是，我不大赞成“告别革命”的口号。

我非常理解“告别革命者”的善良愿望，他们主张和平、非暴力主义，他们希望中国不再有暴力革命和战争，不再有非理性的群众运动，——在这方面，我和他们基本一致。

我只是不赞成“告别革命”这个口号本身，因为它不仅是对无数革命先烈缺乏应有的尊重，也是对即将到来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有一种似乎多余的“杯弓蛇影”或“叶公好龙”的恐惧，有一种似乎完全不必要的“设限”。我认为，即使是最主张和平的佛教，也保留“以菩萨心肠施霹雳手段”的权利。

我相信，在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中国人民一定能够学会自由、学会民主，也一定能够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在各方面有许许多多发明和创新。　　

11、我相信，只有经过这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国国民素质才会焕然一新，中国社会才会有真正的质的飞跃，中国的改革，才能画上比较圆满的句号，　　

世界将看到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百姓皆谓我自然”而又雍容大度的新中国。　　

12、正如意大利“文艺复兴”不仅属于意大利、也不仅属于西方、而是属于整个世界一样，即将兴起的“中国文艺复兴”也必将属于整个世界。　　

（2007-12-7于广东惠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