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三鹿和田文华“鸣冤”-
2008年12月26日,震惊全国的三鹿奶粉案在河北开庭,三鹿奶粉事件中掺加三聚氰胺的犯罪嫌疑人和供货商,以及三鹿集团相关责任人被开庭审理。根据《刑法》第144条,田文华等人涉及的是“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该罪最高可处死刑,审判日期定为2008年的最后一天。
这个结果,距离9月11日三鹿集团被揭发“掺杂三聚氰胺致婴儿肾病”报道刊出仅仅106天。
事件似乎已经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但整个事件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沉重的。从表面来看,“三聚氰胺”事件是少数不法分子为了个人利益掺兑所至,但仔细一想,在牛奶中添加化工产品造假,实在是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因为全国各大品牌在多个生产基地均被检出,可见决非个别不法分子所为,而相当程度的朴实的奶农造假坑人,更是让人深思。
究竟是谁打开了中国乳业的潘多拉盒子?
田文华和三鹿集团的覆灭,真的能够敲醒中国乳业食品安全的警钟吗?这一切,难道是杀掉一个田文华就能改变的吗?
反思近年来中国乳业的“疯速”发展历程,蒙牛“功不可没”,速度很快、投入很大,结果是:奶农没致富、百姓没健康,反倒富了奶贩子、奶业爆发户、以及国际资本炒家和国际包材厂家。这场灾难的根源,就在于中国乳业6年来扩张速度过快,每年都以近30%的速度高速发展。
而蒙牛正是中国乳业这辆狂奔列车的火车头,它竟然以1000多倍的速度发展,曾几何时,这头疯牛竟玩上了太空,成了中国航天员专用奶,“它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速度”。试想,牛如果跑出了火箭的速度,那还是牛吗?蒙牛违背自然规律的“闪电战”式的扩张,是一切罪恶和灾难产生的根源!“从犯”田文华虽然已经锒铛入狱,但“首犯”牛根生却依然逍遥法外;该判无期的被判了死刑,该判死刑的却仅仅赔偿了事!难道,打开中国乳业潘多拉盒子的牛根生却可以安然无恙吗?
三鹿破产,罪在蒙牛
三鹿的前身是1956年成立的幸福乳业合作社,在1964年以前,三鹿的产品几乎都是鲜奶,到1983年 11月,三鹿开始生产母乳化奶粉。当年一个只有32头奶牛和170只奶羊的合作社,在50年后已发展成为集奶牛饲养、乳品加工、科研开发为一体的大型企业集团,其主要经济指标年均递增率达30%以上。
从1983年开始生产母乳化奶粉到2008年被检出掺有三聚氰胺,整整25年的时间,四分之一个世纪,难道三鹿集团掺了25年的假吗?这样的说法任谁也不能够信服,因为事件爆发之前的三鹿,一直是河北省、石家庄市的骄傲,它连续6年入选中国企业500强,先后荣获全国质量管理先进企业、中国食品工业优秀企业、中国优秀诚信企业等省以上荣誉称号二百余项,三鹿品牌也被世界品牌实验室评为中国500个最具价值品牌之一,2006年位居国际知名杂志《福布斯》评选的“中国顶尖企业百强”乳品行业第一位。这样一个被包裹在光环之下的明星企业,怎么会在一夜之间成为了被万人唾骂的罪人?
根本原因就在于,蒙牛的疯狂扩张严重威胁到三鹿的生存,致使三鹿被迫参战,它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发展模式。
蒙牛的迅速扩张,先是挑起了恶性竞争的事端。从数据来看,蒙牛和伊利两大巨头已经占据市场上50%以上的份额,形成了绝对的垄断,不断的对奶农压质压价,逼良为娼;不断的对同行业者挑起恶性竞争,欺行霸市;不断的通过媒体虚假宣传,对消费者欺诈误导;这种垄断,已经达到干扰行政部门决策、对行业发展形成严重冲击、威胁社会稳定的地步。
“先有市场、再有工厂,奶源全靠抢”、“先发展、后规范”这是蒙牛的经营理念。他们在全国高价抢奶,扰乱奶源市场;在此过程中,不惜动用黑社会暴力抢奶,逐步培养了一批专业奶贩子,抢来的奶不够,质量又不好,就想办法造假。假奶到了企业后,质差味劣,没办法,只能增稠、调香,却声称“来自大草原”,让广大消费者误认为来自大草原的牛奶很特殊,又浓又香,殊不知“风吹草低现牛羊”的诗写于几百年前,这种景象也是几百年前的美景。现在的内蒙古沙化极为严重。
统计表明:我国90%的草地已经或正在退化。其中,中度退化程度以上(包括沙化、碱化)的草地达1.3亿公倾。而明显退化的草原以每年2000~3000万亩的速度不断扩大。
在我国各大草原中,内蒙古草原畜牧业问题尤其突出。内蒙古草原面积占全国草原总面积的四分之一,占内蒙古土地总面积近十分之七。但据调查,内蒙古草原总面积由70年代的8800万公顷减少到现在7000万公顷,草原的载畜能力由50年代的8700万羊单位,减少到现在的4600万羊单位,降低达50%左右,牧区每年缺草约50亿公斤。
伴随着草原面积的缩小,沙漠面积的扩大,草原地区降水逐渐稀少,气候日益干燥,灾害增多,不少动植物灭绝,草原生产力较50年代普遍下降了30%~50%。象这样的恶劣环境,试问能托起巨大的奶牛经济吗?
从我国乳业持续发展的高度看,已经遭受严重破坏的草原,牧草量少质杂,只能承担起退耕还草、退牧还草的生态责任,而不是奶牛的生产责任。面对高速发展的现代化养牛业,中国奶业只能重新选择。
近年来,随着乳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乳业大战的烽火在大江南北燃起,奶源之争是乳品巨头争夺的焦点。但无论几个乳业巨头在广告中怎么炒“草原概念”,也都无一例外的来到东北大平原、华北大平原建厂和抢夺社会散奶,这无疑是他们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企业来到新的区域市场,必须面对的是解决奶源问题。一条路是靠“抢”——就要靠挖别人家的墙角。奶牛数量增加缓慢,则通过抬高原奶的收购价格。另一条路是兴建自己的奶源基地,不过,这又要付出巨大的时间成本。而且建设国际标准的牧场门槛极高,是一个复杂的综合产业体系,需要高技术、高资本投入和非常专业的人才。多数企业选择了“抢”,当抢奶提高了成本时,自然想到了造假。
恶性竞争,不但破坏了行业形成已久的秩序,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职业:奶贩子。在销售市场,他们靠着强大的国际资本市场支持,疯狂的投入广告宣传、促销、买赠,混淆视听、颠倒黑白。奶源被瓜分了,市场被垄断了,这致使传统的乳品企业无法存活,有的走向败落,有的“奋起追牛”,有的不惜造假,以至于造成中国乳业的怪现象——那就是养一头牛不如奶贩子收一吨奶的利润多、一吨奶的销售费用比加工费用多。
溯本求源,三鹿的破产,是牛根生造成的,可以这么说,三鹿半个世纪的辉煌就是牛根生断送的!
蒙牛“疯速”扩张,导致了中国乳业的灾难
很多消费者在问,蒙牛还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问不明白宁可不喝!其实,蒙牛造假的这层窗户纸早晚要被捅破,因为乳业经不起来回折腾,消费者更受不了反复被骗。
随着国际资本、国际包装设备的涌入,中国乳业从此一步步走入深渊。国际资本炒家为了追求超额回报、国际包材设备生产厂家为了套牢中国乳业,背后资助“奶业爆发户”。但无论如何,奶源建设总是跟不上利令智昏巨头们的快速扩张的步伐。而为了争夺奶源,少数乳业巨头不是考虑如何更大规模建设自己的奶牛场,而是只把奶农当作了食物链的下端,并由此而滋生出了奶贩子。奶制品生产环节的增多意味着企业对质量监控更加无力,从而必然增加了食品安全风险。而由于奶农的分散化经营以及奶贩子的流动性,必然导致其中的疯狂造假行为的泛滥。
过去的10余年是中国乳业的“黄金时代”。有关数据显示,到2006年底,中国牛奶产量近10年间增长10倍,达到3000万吨。而在9月7日,蒙牛乳业副总裁姚海涛还大言不惭地说,过去的10年,世界乳业年增长1.5%,而中国乳业则保持20%左右的增长水平。一个行业的快速膨胀必然意味着弊病丛生,出现各种问题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并不是全部。蒙牛乳业的真相在于,它们选择了快速扩张的商业模式,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狂奔。玩“先有品牌 后有工厂”的空手道,是蒙牛“引领”中国众多乳业走上了超速扩张的之路,同时违背了国际乳业的发展规律。乳品加工业不同于其他产业,其上游是奶源、是奶牛饲养业。30%的发展速度是违背自然规律的,因为奶牛的自然增长速度是10%左右,即便是黄牛改奶牛、进口奶牛、胚胎移植,也无法达到30%的增长速度,用网友的话说,“就算把水管子插到牛嘴里顶奶都没那么快”。
乳业不是饮料,健康发展要有完整的产业链支持。其余的缺口怎么办,只能靠抢,抢不来怎么办,动用黑社会暴力抢奶、培养奶贩子职业贩奶,还不够怎么办,只能加三聚氰胺造假奶。
任由中国乳业在快速扩张的道路上狂奔,无异于用劣币驱逐良币。所以,三聚氰胺这样的国难,更确切地说,引发的只是一种不良商业模式的崩盘。从这个意义上讲,牛根生绝对是近年来中国乳业之灾的罪魁祸首,田文华只是跟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