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建波|对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历史考察

　　编者按：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文革是在反右纠“左”中不断被推向前进的。先前我们编发了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全面夺权阶段进行反右的几篇研究文章，现在我们编发郭建波同志关于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阶段进行纠“左”的若干篇研究文章。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出现了一系列“左”的乃至极“左”的错误，毛泽东同志在反右的同时也在进行着纠“左”工作。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迅速激化。毛泽东同志在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批评了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激进行为，纠正了他们在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在反右纠“左”中推动支左部队和造反派向着大联合的方向发展。

　　本文以详实的历史资料为依据，通过对造反派与支左部队关系的历史考察，梳理了军队介入文革及其与造反派关系演变的基本线索，对支左部队和造反派在文革中的作用进行了辩证的分析，总结了造反派在对待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错误的教训。

　　这篇文章是郭建波同志撰写的长篇著作《文革论》第三卷《残阳血照》（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上册《星火燎原》的第四阶段《全面夺权——文化大革命在反右纠“左”中走向高潮（1967年1月——1968年10月）》第三部分中的一部分，读后会使我们对于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及其关系的演变有一个更为明晰的认识。

　　对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错误的历史考察

　　郭建波

　　目录

　　一、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

　　2、许多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3、对支左部队介入文革的评析。

　　二、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军委“十条命令”。

　　1、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

　　2、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限制措施。

　　3、对两个命令所起作用的评析。

　　三、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在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1、造反派的正义行动。

　　2、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3、对造反派在支左部队问题上行动的评析。

　　四、毛泽东在批评、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1、毛泽东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3、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文革的航向。

　　五、几点认识。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局势出现了严重混乱。这个时候毛泽东决定实行“三支两军”，让军队介入文革，支持造反派进行夺权，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但是，许多部队却在支左过程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引发了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自身又在如何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还要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支左问题上所犯的“左”的错误。

　　一、军队介入文革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后，在支左过程中许多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前文我们在“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详细分析，因而现在我们只对这个问题作出概要的说明。

　　1、军队介入文革的必要性。

　　国家政权的主要成分是军队，军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文革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从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地位和职能出发，就要为文革保驾护航。

　　在文革发动之际，当时党内不少领导干部以稳定社会秩序和维护工农业生产发展为由，意图动用部队和警察来干预学生运动。这种行为一旦得以实施，就会严重限制蓬勃发展的红卫兵运动，给正在进行的文革造成重大障碍。为了避免这种状况的出现，经毛泽东批准，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于一九六六年八月二十一日发出《关于绝对不许运用部队武装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中共中央又在二十二日转发公安部《关于严禁出动警察镇压革命学生运动的规定》。[1]这样就取消了党内领导干部特别是隐藏在其中的走资派干预学生运动的权力。而失去军队和警察保护的党内走资派，就不能利用他们掌握的国家机器来干涉、镇压学生运动了。在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面前，这些走资派就露出了纸老虎的原形，不论是批斗还是后来的夺权，也就比较容易进行了。

　　即便如此，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走资派以及一些有错误的领导干部还是不甘心失去他们手中的权力，仍然在处心积虑地采取一些方式来进行自保。在他们动用军队、警察的权力被取消以后，又采取分化、利诱的方式，组织一些群众来保护自己，反对向他们进攻的造反派。这是群众分裂为造反派和保守派的重要外部因素，也是这些走资派和犯错误的领导干部在取消他们动用军队、警察职权后用以自保的普遍方式。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造反派向隐藏在干部队伍中的党内走资派进行夺权，因而遭到了他们普遍地抵制和抗衡。这种抵制和抗衡往往采取间接的方式，即以他们支持保守派与造反派进行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分裂为保守派和造反派，并发生了大规模武斗。在两派进行斗争的同时，造反派也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走向分裂，彼此之间也发生了激烈的斗争乃至大规模武斗。这样就不仅严重破坏了社会秩序的稳定，还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这表明在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过程中不仅遇到了重重阻力，还使社会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遭到了严重威胁。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有效遏制，那么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就会遇到很大困难。

　　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保持局势的基本稳定，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队就不能像以前那样处于所谓“中立”状态，而必须介入文革，发挥军队在无产阶级专政中的坚强柱石作用，为文革保驾护航。军队就是这样在毛泽东批准后实行“三支两军”的。

　　2、许多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

　　“三支两军”，就是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支左就是支持左派（即造反派），支工、支农就是维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军管、军训是通过军事管制和训练来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支左是“三支两军”的核心，只有支持左派从走资派手中夺权，建立起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支工、支农、军管、军训则是为文革在全面夺权阶段的发展创造条件，只有在秩序基本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平稳发展的条件下，才能完成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任务。否则的话，一旦社会秩序和工农业生产遭到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完成全面夺权阶段的任务呢？当然，这里要说明的是，军队支左主要是政治性的，而不是军事性的。军队支持哪一派，会对斗争结果具有决定性意义。[2]

　　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里的方向、路线错误，是指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由于军队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不论支持哪一派都会对当地两派政治势力的发展及文革走向产生决定性作用。如果支持了造反派，就会推动当地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如果支持了保守派，就会破坏当地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一旦支错对象，就会打压造反派，支持保守派，致使当地政治力量的对比发生剧烈变化，使当地文革在发展的方向上走向歧途。这就不能不引起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警觉，也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不满。文革就是这样才不断走向复杂化的。

　　这里引起我们注意的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并非是个别部队，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惟其如此，他们所犯的错误对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影响才更为严重。出现这种结果，固然是因为没有经验、对当地斗争中的派别缺乏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支左部队负责人与地方干部存在着密切联系特别是没有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党中央关于文革的路线方针政策，同时也是与一些支左部队负责人主观臆断、刚愎自用、简单粗暴的作风分不开的。本来，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就是要军队支持左派，推动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尽早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但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军队在支左过程中所犯的严重错误。文革也就是在解决了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不断被推向前进的。

　　3、对支左部队介入文革的评析。

　　支左部队介入文革，一方面维护了局势的基本稳定，保障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为全面夺权阶段文革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因为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与造反派之间的矛盾走向激化，又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军队介入文革具有两面性，在为文革发展排除障碍、创造条件的同时，又造成了新的矛盾和问题，严重影响了文革的发展。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由于在夺权过程中，不少党政领导干部躺倒不干甚至躲了起来，地方党政机构相继瘫痪，工厂、农村也产生了严重的两派斗争，甚至出现了停工、停产，在一些地区还造成了局势混乱，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遏制，就会造成全面的内乱，严重影响到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实行“三支两军”，就是为了防止局势的恶化，保护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实现社会的基本稳定，为文革发展创造条件。在支工、支农、军管、军训方面，一般来说军队是做得不错的。因为军队介入文革后，履行职能，大刀阔斧，不仅保护了工农业生产的发展，还实现了社会秩序的基本稳定。如果当时毛泽东没有采取果断措施，让军队介入文革，那么社会秩序不仅有可能会走向全面内乱，还会严重破坏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文革是难以进行下去的。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上却是没有正确地履行职责，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时要军队介入文革，是要他们支持造反派的夺权斗争，可是在实际行动中他们中的许多人却支持了保守派。造反派在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支持下进行夺权，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而保守派则是与造反派相对立，背离了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在实际行动中阻碍着文革的发展。由于两派对文革发展的作用不同，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导致两派政治力量对比发生此消彼长的变化，不是支持反而是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这样必然会引发造反派的激烈反弹，导致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从而使文革的斗争形势走向尖锐、复杂化。在这种情况下，解决两派以及造反派和军队之间的矛盾也就愈发困难了。

　　由此我们看到，军队介入文革后表现出两面性，一是保障了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一是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社会局势和工农业生产发展的总体稳定，为进行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创造了条件，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又对文革发展起到了严重的制约乃至破坏作用。在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就要认识错误、纠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不过是一个认识问题，经过做工作以后，是可以改变的。但是，在经过批评、教育、开导以后，如果仍不悔改的话，那就不是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了。[3]

　　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要看到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维护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方面所起到的保障作用，又要看到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发展造成的严重消极影响。如果没有军队的介入，社会局势进一步恶化，工农业生产造成严重破坏，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对于局势稳定和工农业生产发展所起到的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却逆向于文革的发展。从这里来说，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又严重制约了文革的发展进程。因而对于军队介入文革既不能因为有过积极的作用，就讳言他们所犯的错误，也不能因为批评他们所犯的错误，就否定他们介入文革后所起到的积极作用。只有将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于军队介入文革后的作用有一个客观、全面的评价。

　　二、从军委“八条命令”到军委“十条命令”。

　　全面夺权阶段军队介入文革以后，中央军委先后下发了两个命令，即军委“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八条命令”赋予军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而“十条命令”又对军队的这种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那么，这两个命令下发的具体情况又如何呢？

　　1、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

　　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左派在夺权过程中遇到了重重阻力，工农业生产也遭到了较大冲击，局部地区的社会秩序陷于混乱。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定军队介入文革，实行“三支两军”。为了使军队能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履行职责，经毛泽东审改、批准，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八日中央军委下发了“八条命令”。命令规定：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4]

　　但是，许多部队在支左过程中却没有能够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他们在许多地方抓捕造反派，取缔造反派组织，甚至还发生了镇压造反派的严重流血事件（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在支左部队比较普遍地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甚至有的支左部队负责人镇压造反派乃至出现流血事件的情况下，军队支左就不是支持文革而是逆文革发展方向而行了。这个时候纠正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处理酿成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就成为文革发展下去的必然要求了。

　　“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就是要支左部队能够在介入文革后支持左派的夺权行动，扫除文革的障碍，以便早日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如果支左部队没有这样的授权，在支左中就难以发挥有力的作用。这又如何能够完成支左的重任呢？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在介入文革后，却没有能够正确运用赋予的权力，而是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本来希望他们成为文革的推动者反过来却成为文革发展的制约力量了。这样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

　　由此看来，在军委“八条命令”赋予了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以后，许多支左部队负责人在具体行动过程中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为了防止类似错误的再次发生，就要对于他们的权力以及相关行动做出必要的限制。这就是军委“十条命令”的由来。

　　2、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限制措施。

　　军委“十条命令”是经过毛泽东审改、批准以后于四月六日以中央军委名义下发的。

　　命令规定：对群众组织，无论革命的，或者被反动分子所控制的，或者情况不清楚的，都不能开枪，只能进行政治工作；不准随意捕人，更不准大批捕人；不准把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加以取缔，更不准把革命组织宣布为反革命组织；对于过去冲击过军事机关的群众，无论左、中、右，概不追究；一概不要进行群众性的“请罪”活动，也不要强迫群众写检讨。群众自动写的检讨书，退还其本人。有些长期不觉悟并且坚持错误观点的群众，不要急于要他们认错，而要给予时间，让他们在斗争中自己教育自己。等等。[5]

　　军委“十条命令”是针对军队介入文革后出现的问题才制定出来的。比如，在军委“八条命令”中规定，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军事机关，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6]由于要追究责任，在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情况下，致使冲击过军事机关的造反派被抓捕，因而在“十条命令”中才做出概不追究责任的规定。“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开枪、捕人、取缔群众组织、追究群众责任以及做好群众工作问题作出了严格规定，实际上这是对支左部队的行动进行了严格限制，防止他们在以后支左过程中滥用权力，对文革的发展再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

　　虽然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具有正反两方面的不同作用，但是命令却要求支左部队合理、妥善对待两派群众，做好两派的思想政治工作，教育、启发他们，甚至等待他们个人的觉悟。这一方面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将造反派作为保守派来处理，防止他们再犯类似的错误，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在军队改正错误、转变支左对象以后，防止军队与保守派群众之间的关系走向激化，以便将保守派群众争取过来，孤立其头头，消除文革在群众中间的抗衡力量。

　　军委“十条命令”对于支左部队的限制措施，既是针对造反派的，也是针对保守派的（除去其中的坏头头）。这是因为群众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也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7]这是对于军委“十条命令”在处理两大派问题上所做出的精辟、深刻地说明。

　　总之，军委“十条命令”是在许多支左部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严重打击了造反派，致使造反派与支左部队之间的矛盾走向尖锐，文革形势也趋于激化的背景下下发的。在这种情况下，军委“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予以约束，限制他们在支左中采取极端措施，不仅是为了缓和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尖锐矛盾，也是为了防止他们再犯同样的错误，为下一步纠正军队支左错误创造条件。因而从支左部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以及这种错误对于文革发展所造成的消极影响上来说，军委“十条命令”的下发无疑是必要的，及时的。

　　3、对两个命令所起作用的评析。

　　从以上研究可以看到，这两个军委命令是先后下发部队执行的。军委“八条命令”是一月二十八日下发的，“十条命令”是四月六日下发的。前一个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后一个命令又对这个权力作出了重要限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许多部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及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矛盾的缘故。从根本上来说，则是从全面夺权阶段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为了能够及时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才作出的规定。

　　军委“八条命令”下发后，虽然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给文革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但是军队介入文革以后，在稳定社会秩序、保护工农业生产和防止局势失控方面，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在全面夺权的背景下，如果当时没有军队的介入，要想保持政局稳定和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其实是很困难的，有时甚至是不可能的。这种情况一旦发生，文革就难以进行下去了。这个时候除了中断文革外，又能有什么样的方法呢？因而尽管军队介入文革后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保障文革发展方面还是做了许多工作的。一九六八年三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与徐向前等几位老帅谈话时也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但是，八条下达后，下面抓人确实多了点，比如四川、武汉。[8]

　　军队“十条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行为作出了必要限制。这种限制是在汲取了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后才制定出来的。这不仅是为了防止类似行为的再次发生，也是为了缓和支左部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使他们从紧张、激烈的斗争形势中转变过来，由对立走向联合，推动文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命令对于支左部队作出这样的限制并不是随意的，而是在总结以前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基础上才做出的规定。这个命令的下发表明，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不仅密切注视着军队支左以后文革的发展动向，还在发现问题以后就及时采取措施来迅速予以解决，为文革的发展创造条件。这是为了文革健康发展所采取的必要行动。

　　从形式上来看，两个命令对支左部队的规定似是矛盾的。军委“八条命令”赋予支左部队采取强硬手段的权力，军委“十条命令”却对支左部队的行动作出了重要限制。不论赋予支左部队权力还是对他们的行动作出严格限制，都是从当时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所做出的决定，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在这个阶段能够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从这里来说，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命令，在文革发展的根本要求上则是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三、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同时，也在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犯了“左”的错误。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许多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成他们和造反派之间矛盾的激化。但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同时，由于自身行为失当却又犯了“左”的错误，对于文革的发展造成了消极影响。

　　1、造反派的正义行动。

　　军队介入文革以后，本来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过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样就遭到了造反派的强烈反弹，致使军队与造反派之间的关系走向尖锐、复杂化，严重影响了当地文革的发展。

　　造反派是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夺权的。他们是文革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保守派则是逆文革发展的潮流而行动的，与造反派处于对立状态。这两大组织对于文革的发展起着正反两方面的作用。军队介入文革本应支持造反派的夺权行动，但是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样必然会导致造反派的激烈反对，造成了彼此之间关系的恶化。由于造反派的行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推动着文革的进一步发展，因而支左部队打压造反派，就是逆文革发展潮流的错误行动。造反派由此产生的反对、抵制行动，其实就是为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而进行的正义行动。这种行动的正义性，从形式上来看，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造成的，但是从本质上来说，则是由造反派在文革中的地位与作用及其发展方向所决定的。

　　当然，造反派反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动，并不由造反派随心所欲行事，而是受到严格限制的。这种行动的正义性只有在符合文革的发展潮流，对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起着积极推动作用的条件下才呈现出来，并不是说只要是造反派及其所进行的行动就具有正义性。判断他们的行动是否具有正义性，必须从当时当地文革发展的要求及其斗争形势出发，而不能脱离这个具体条件，孤立地、抽象地去作出评判。这样就把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正义性严格限制在具体的时空范围之内。只有在这个时空范围内，造反派及其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行动就不仅不具有正义性，反而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这样也就不难理解后来造反派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受到毛泽东、党中央的批评了。这是我们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要注意到的。

　　由此看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引起了造反派的反对与抗衡。这种反对与抗衡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所犯错误引发的，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但是，这种反对与抗衡也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斗争的性质。一旦超出这个范围，造反派行动的性质就会发生变化，从正义转向非正义了。

　　2、造反派的错误行动。

　　造反派的错误行动，就是造反派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过必要限度后出现的过火行为。本来，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以后，造反派就对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进行了反对、抵制，但是他们的行动只有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当然，在斗争方式上还可以再做考虑。遗憾的是，不少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

　　通过进一步分析我们看到，造反派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错误时所犯的错误，并不是因为他们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而是因为他们在反对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超出了必要限度。因而在研究造反派所犯错误的时候，不是看他们是否反对、抵制了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而是看他们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有没有超出必要限度。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于造反派特别是其头头来说，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时候，就要对当时的斗争形势、支左部队与两派斗争的情况进行具体分析，准确把握造反派的行动，实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而不能凭着感觉走，随意行事，超出必要的限度。否则的话，在反对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自身势必又犯“左”的错误。

　　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时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一般属于“左”的错误。这是由造反派的行为、斗争方向及其与文革发展的关系所决定的。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及其斗争方向是与文革发展的潮流相一致的，造反派积极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投身于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斗争中，是文革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因而他们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是“左”的错误而不是右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注意到，虽然军队在介入文革以后，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对于文革的发展毕竟还是起了不少作用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一般来说是由于认识而不是立场上的原因造成的。判断他们所犯的错误究竟是由于认识还是立场问题，就如同毛泽东所说的那样：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9]造反派对于犯了错误的支左部队的过火斗争，实际上就是把支左部队所犯的错误由一个认识上的问题上升为立场上的问题了。这不仅不符合实际情况，无益于支左部队特别是其负责人改正错误，也不利于造反派与支左部队关系的改善，会对文革的发展造成不利影响。

　　这样看来，虽然造反派对于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进行的反抗斗争是必要的，但是一定要注意不要超出必要限度。如果一旦超出这个限度，就会犯“左”的错误。犯这种错误，不是应不应该反抗的问题，而是反抗是否过度的问题。这就要求造反派在进行斗争的时候，不能自认为自己造反的行动符合文革发展大势，就无所顾忌，肆意妄为，而是要小心翼翼，谨慎行事，将他们的行动置于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否则的话，一旦超出必要的限度，就要犯“左”的错误。

　　3、对造反派在支左部队问题上行动的评析。

　　从研究中可以看到，造反派在处理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表现在两个方面：

　　如果支左部队没有犯错误，而是按照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要求行事，制止造反派的错误行动，这个时候造反派从派别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对于支左部队的行动采取反对、抵制的行为，那么这种行为就是错误的。因为造反派的行动违背了文革发展的要求，支左部队的行动是要制止他们的错误行为。这是支左部队从文革发展大势出发，为了文革顺利发展所采取的行动。

　　如果支左部队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那么造反派的行动就是必要的，也是正义的。但是，这种行动只有限制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才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了这个范围，就会变成非正义的行动了。因而我们在研究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就要对造反派反对、抵制的行动作出严格界定：在支左部队所犯错误的范围内，他们的行动具有正义性，一旦超出这个范围就表现出非正义性。造反派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就是因为没有认真分析并准确把握这个界限，而是感情用事造成的。

　　造反派反对支左部队问题上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这种错误的性质，是由造反派在文革发展中的地位、作用和斗争方向所决定的。具体在支左部队是否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上表现出来。在军队没有犯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由于造反派“左”的激进行为严重影响了文革的进程，支左部队为了维护文革发展的大局，就要制止造反派的过激行为。这个时候造反派反对、抵制军队的行为就是错误的。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的时候，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反对、抵制支左部队所犯错误时超出了其范围。不论处于哪一种方式，造反派都是犯了错误的。

　　这样看来，在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问题上，当支左部队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抗衡支左部队所犯错误而又没有超出其范围的时候，这种行为才是必要的，具有正义性。如果一旦超出这个范围，他们的行动就由正义性转变为非正义性了。当支左部队履行职责，不仅没有犯错误，而是采取正当措施制止造反派过激行为的时候，造反派对待支左部队的行动就具有非正义性。这种非正义性是由文革发展的大局和斗争形势以及是否推动文革发展所决定的，从属性上来说，当然属于“左”的错误。

　　四、毛泽东在批评、纠正军队支左错误的同时，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在反对军队所犯错误的同时，又犯了“左”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不仅要批评、纠正军队支左中的错误，也在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在排除障碍中推动着文革向前发展。

　　1、毛泽东批评、纠正支左部队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

　　由于前文“军队在自我革命中为文革保驾护航”部分已对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以及毛泽东如何批评、纠正军队所犯错误作了详细论述，因而在这里我们就只是简单地介绍一下这个问题即可。

　　毛泽东要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支持左派正在进行的夺权行动，但出人意料的是，军队在支左中却支错对象，支持了保守派，打压了造反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这个错误并非个例，而是比较普遍地存在于支左部队中。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犯错误的支左部队能够及时转变过来，真正执行支左的任务，毛泽东开始批评、纠正他们在支左中所犯的错误。他不仅做支左部队负责人的思想工作，说服他们认识错误、改正错误，还主动为他们承担了责任。[10]为了进一步促进支左部队负责人转变态度，毛泽东不仅将各地支左中的先进经验以及纠正错误的事例及时转发给各地参考，开办不同形式的学习班，还采取民主、和缓的方式，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苦口婆心地说服、教育他们，只要转变了态度，过去的错误就既往不纠，解除他们的后顾之忧。当然，对于制造了严重流血事件的支左部队负责人还是要严肃处理的（比如青海二二三事件）。这表明在处理支左部队负责人所犯错误的问题上，毛泽东不仅是慎重的，也是讲究政策和方法的。

　　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当务之急是要做好他们的思想工作，让他们能够及时转变过来，跟上文革的步伐。批评他们是因为他们在支左中犯了错误，做思想工作是因为他们的错误一般说来是认识问题，从性质上来说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因而就要让他们真正认识到究竟犯了什么错误、为什么会犯这些错误以及如何改正这些错误。只有这样才能让他们分清是非，及早转变过来，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他们之间的矛盾也就由此得到解决了。

　　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是为文革发展保驾护航的。因而军队介入文革就是要支持造反派进行的夺权斗争。但是，在实际行动中军队却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认为，军队支左，支错了就改，属于认识问题，如果继续执行错误路线，属于立场问题。[11]这既是为他们改正错误提供了机会，也是向继续坚持错误的人发出了警告。这个时候通过做他们的思想工作，采取多种方式说服、教育他们，使他们认识到，只要改正了错误，并不会打倒他们，这样就为他们态度的转变创造了条件。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于他们是关心的、爱护的，寄予了殷切的希望——他们能够及时地认识错误、改正错误，回到支左的正确轨道上来。

　　2、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所犯的“左”的错误。

　　这里说的造反派，既包括地方造反派，也包括军队造反派。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他们在全面夺权阶段的斗争中都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反对军队支左错误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又出现了过分的行动，犯了“左”的错误。军队造反派按照毛泽东、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安排，在军以上领导机关以及学校、文体等单位开展运动，却也因为行动过度，犯了“左”的错误。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虽然在斗争的背景上有所不同，但是在行动中都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犯了“左”的错误。

　　地方造反派是由于军队在支左中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才发起斗争的。本来军队在支左中应该支持造反派，但是军队却支持了保守派，打压造反派。这自然会引发造反派的不满。造反派认为他们响应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是正义的行动，不仅没有得到军队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他们的打压，于是才将矛头指向军队特别是其负责人的。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问题，不是由于他们反对了军队支左错误，而是因为他们采取的斗争形式及其出现的过火行为。这才是问题的要害，也是他们犯错误的原因所在。

　　军队造反派应该在规定的范围和要求下进行文化大革命。军队造反派的错误，既表现在超出军队文革的范围上，也表现在对军队干部斗争的过度上。鉴于军队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柱石的特殊性，不论是在军队文革的范围，还是对军队干部进行的斗争及其形式上，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在发出的文件中都做出了严格规定。但是，一些军队造反派却在运动中无视这些规定，而是感情用事，甚至放任自流，造成了混乱，致使军队文革的发展受到了严重影响。由于军队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因而他们在行动中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属于“左”的错误了。

　　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所犯的错误，从性质上来说，都属于“左”的错误。一般来说，这些错误是在文革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在军队介入文革的情况下才发生的。尽管军队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但是地方造反派的行为已经超出了必要的限度。同时，一些军队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所造成的混乱，不论是在范围、斗争形式还是程度上都冲破了军队文革的相关规定。因而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的行为业已严重妨碍了军队在“三支两军”中正常职能的行使。这种状况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警觉。于是，为了文革的顺利发展，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了。

　　从文献资料的考察中可以发现，毛泽东在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以后就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而且不断地批评、纠正这些错误行为，并采取了相应的措施。由于前文我们已经引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献资料来研究这个问题，因而现在就只引用其中的若干文献资料来对此再予以说明。我们看下面的文献资料。

　　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不久，毛泽东就在接见中央军委碰头会的高级将领时，批评了造反派的错误行为。

　　一九六七年一月二十二日中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参加中央军委碰头会扩大会议的高级将领。毛泽东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原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华北局书记处书记、北京军区第二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刘志坚（原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宣传部部长——毛年谱编者注）、苏振华（原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兼副秘书长、海军政委——毛年谱编者注）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不能搞逼供信。对青年人要进行教育，这些人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一冲就行了，一冲不行就两冲。你们那些苦处，把它当作经验来对待。你们那些军事机关不能让他冲，你们要做工作。随便抓人，省委书记也抓，军队干部也抓，到处抓人，怎么行？犯了错误就一棍子打死，都不用，那还得了？哪个不犯错误？我也犯。[12]

　　武汉七二〇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妥善处理了这个事件。针对全面夺权阶段发生的一些问题，毛泽东批评了造反派在斗争中出现的错误行为，对军队受到冲击比较严重的一些高级领导干部提供了保护。

　　九月四日，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听取杨成武汇报中央文革小组最近会议和工作等情况。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任国防部副部长、南京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我。[13]

　　九月九日晚上，毛泽东在上海虹桥宾馆同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谈话。谈到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时，毛泽东说：龙潜（原任浙江省军区第二政委、浙江省军管会主任——毛年谱编者注）整得过分啦，搞“喷气式”，罚跪，挨打，挂牌子。谈到造反派的问题时，毛泽东说：要告诉造反派的头头，现在正是他们犯错误的时候。要用我们自己犯错误的经验教训，教育他们。现在有点严肃、紧张有余，团结、活泼不足。要讲团结。干部有错误、有问题，不要背后说，找他个别谈，或在会议上讲。不要搞“喷气式”！现在小将提口号，不留余地。过去“红总”提“打倒许世友”，现在告诉他们不能打倒许世友。“八二七”又提“谁打倒许世友就是反革命”，这样又要犯错误啦！[14]

　　九月十六日中午，毛泽东在专列上同第二十军政委南萍（时任浙江省军区政委——毛年谱编者注）和空五军政委陈励耘谈话，杨成武、张春桥、余立金、汪东兴等参加。谈到派性冲突时，毛泽东说：形“左”实右，现在还是以极左的面目出现，这是主要的。谈到怎样正确对待干部的问题时，毛泽东说：龙潜、阮贤榜（时任浙江省军区副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有错误，还要帮助他们，不能一棍子打死，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对待干部不能像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作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这种做法破坏了我们的传统。对国民党的杜聿明、黄维、王耀武还优待嘛！希望他们错了就改，能站出来。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嘛！

　　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时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毛年谱编者注），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他们过去还是打了很多仗的嘛！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这个人还是有魄力的，错就错，对就对，很果断。他犯错误也果断嘛！

　　谈到其他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15]

　　以上我们引用了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错误行为的一些文献资料。从中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造反派的过火行为进行了批评，也是采取了措施予以纠正的。这是因为造反派的行为对干部冲击过大，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职能的正常行使，阻碍了文革的进一步发展。不仅如此，在中央文革小组担任副组长的江青这个时候也对造反派的错误行为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七年九月五日，江青在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讲话时说：

　　“把野战军冲乱可是不好啊，不能开这个头。我们的野战军是好的，军队是好的。你们想想，广大指战员的出身都是贫下中农、工人，他们是坚决执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以前不介入嘛！后来介入了，他们不摸底，有些办得不对，有些话说错了，这是难免的。你们试试看，换一个位置试试看，犯不犯错误？我所说的是容易犯一般说错话的错误，不是路线错误，这是原则问题。所以对军队不能那样乱冲，不能去夺他们的枪。有的战士的枪被夺的时候急得哭了，因为他不能开枪。有些战士搞不清楚，以为来抢枪的都是革命群众，因此就叫人家给抢走了。在国防前线，现在要下一道死命令，严禁夺枪，如果有人硬要夺，解放军战士有权自卫还击。中央已经通过了命令。我要是警卫战士，谁要夺我的枪，我一定还击。因为我不知道你是好人还是坏人。当然，随便开枪是不对的。现在很多地方大部分枪是保守派抢的。有的地方不是夺，而是把枪交给保守派。只有少部分左派有枪。”[16]

　　从中可以看到，江青在讲话中批评了造反派冲击军队的错误行为，特别指出不能去抢部队的枪。同时，也在做造反派的工作，要他们换位思考，对部队支左以后所犯的错误要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冷静、理性地对待军队所犯错误。不难看出，她是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去批评造反派冲击部队、抢枪行为的。在造反派对军队的过左行为上，她批评了造反派，是站在军队的立场上来讲这番话的。

　　从以上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到，毛泽东、江青对于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进行的。因而我们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既不能因为毛泽东、江青批评了造反派，就认为造反派已经走向了反面，对造反派的行为予以全部否定，也不能因为要肯定造反派在文革中的行动，就无视、包庇造反派的错误行为，而是要在肯定造反派斗争方向的前提下，批评、纠正造反派的错误，使他们认识到所犯错误的严重性，在改正错误以后，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当然，屡教不改、形“左”实右、造成严重后果的造反派除外。

　　地方造反派和军队造反派的斗争并不是孤立的，由于在一定时空范围内彼此有着共同的斗争目标，因而他们在斗争中也会走向联合的趋势。这样就使得斗争形势进一步复杂化。不论是地方造反派还是军队造反派，他们这个时候犯的“左”的错误表现在斗争的范围和程度上。从斗争范围上来说，是对军队冲击面大了，从斗争程度上来说，是采取了激烈的斗争、武斗或者变相武斗。不论是斗争范围的扩大化还是斗争程度的激烈化，既不利于缓和造反派和军队及其负责人之间的分歧与矛盾，也是违背文革的方针及其相关规定的，同时还会给军队履行职能造成很大困难。造反派虽然在文革发展过程中起着主要的推动作用，斗争方向也是正确的，但是在对待军队问题上出现的“左”的错误行为，已经给全面夺权阶段的文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如果不采取措施予以解决的话，文革的进行就会遇到相当大的困难。毛泽东、党中央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才对造反派采取了一些措施，批评、纠正他们所犯错误的。

　　从中看到，毛泽东对于造反派的态度是支持与批评的统一：既支持他们进行的造反行为，又批评、纠正他们在造反中出现的错误行为。支持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响应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与文革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批评造反派，是因为他们在文革中采取了激进的行动，在斗争中出现了过火的行为，甚至进行了武斗，违背了文革的方针、政策。无论是支持还是批评造反派，并非是受到个别事件的影响，而是从文革发展的大局出发，以造反派的行为究竟是推动还是阻碍文革来作为判断标准的。这就是毛泽东对待造反派的真实态度。

　　3、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文革的航向。

　　这里所说的两条战线的斗争，一个是指毛泽东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一个是毛泽东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军队支左和军队文革上所犯的错误。这些错误都对文革发展造成了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不同的是，一个是从右的方面，一个是从“左”的方面而已。毛泽东是在反右纠“左”这两条不同战线的斗争中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在第一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军队介入文革是要进行支左的，但是许多支左部队却没有支持造反派，反而却支持了保守派，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由于造反派和保守派对于文革发展起着正反不同的作用，因而军队在支错对象以后，就会对文革发展起到阻碍乃至破坏的作用。文革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左，军队在支左中犯了错误以后，就由左逆向而行滑向了右，阻碍乃至破坏文革的发展了。这样毛泽东就必须采取措施来纠正支左中的错误，使军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一条战线的斗争。

　　在第二条战线上进行的斗争。本来，造反派是响应毛泽东、党中央的号召起来进行造反的，他们的行动是与文革发展的方向相一致的。但是，他们中的一些人不论在行动的范围还是程度上都违背了中央关于文革的方针、政策。这样就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还会进一步激化他们与军队及其负责人的矛盾。因而他们的行动同样是阻碍乃至破坏文革发展的。不过，这并非是从右的方面，而是从“左”的方面来影响文革而已。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就要采取措施来纠正他们所犯的“左”的错误，以使他们能够回到文革发展的正确轨道上来。为此，就要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斗争。

　　这样我们看到，在军队支左及其内部进行文革所犯错误的问题，具体在军队和造反派之间表现出来。为了纠正这些错误，就要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第一条战线是批评、纠正军队在支左中所犯的方向、路线错误（这是右的错误）；第二条战线则是批评、纠正造反派在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所犯的错误（这是“左”的错误）。毛泽东就是在两条战线的斗争中拨正航向，不断将文革推向前进的。

　　五、几点认识。

　　通过以上研究，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认识之一，军队介入文革本来是要支左的，但是却支错对象，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造反派反对军队所犯方向、路线错误的行为本来是正义的，但是却由于操作失当又犯了“左”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在具体行动中产生的，出乎人们的意料，进一步造成了文革的复杂性、尖锐性，延长了文革的时间。

　　认识之二，不论是军队支左所犯的错误，还是造反派所犯的错误，固然存在着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是从犯错误的深层原因上来说，则是由于利益和认识上的纠葛造成的。这反映出他们的世界观还需要进一步的改造。而改造人的世界观，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战胜资产阶级世界观，则是文化大革命的目的。[17]因而对于他们所犯的错误，从表层上来说，是批评、纠正他们所犯的错误，而从深层上来说，则是能否让他们确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的问题。

　　认识之三，要从文革发展大局出发，正确对待、妥善处理犯错误的人，而不要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将人一棍子打死。不论是军队之左还是造反派对待军队及其负责人的问题上，都犯了错误。在出现错误以后，关键是应该如何对待、处理所犯的错误。既不能对错误熟视无睹，包庇纵容，也不能对错误揪住不放，斤斤计较，不将对方斗倒誓不罢休，而是要通过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采取适宜的斗争形式，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中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如果问题一时解决不了，还可以彼此保留意见，暂时放下，且不可进行武斗或变相武斗。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大家做出了光辉的典范。

　　认识之四，在反右纠“左”中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论是右还是“左”都是干扰文革发展的错误行为，因而要完成夺权、建立革命委员会的任务，就要有右反右、有“左”纠“左”，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在反右纠“左”中将文革推向前进。不进行两条战线的斗争，不进行反右纠“左”，或者只是处理某一个方面的错误，就不能真正排除文革发展的障碍，那么要想将文革推向前进就会面临相当大的困难。

　　这里要作出说明的是，本来我们现在研究的是纠“左”的问题，之所以在这里再次提到反右问题，是因为从研究纠“左”的需要出发，为了使纠“左”的问题更具有针对性，才再次插入反右的相关内容的。因而尽管与这部分的体例有所不合，也是不得不这样做的。这是要提请大家注意的。

　　二〇二五年三月八日

　　文献索引

　　1、《毛泽东传（1949—1976）》（下卷），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1]，第1438页。

　　2、《毛泽东年谱》第九卷，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二○二三年十二月第一版。

　　[3]，第104页；[4]，第41页至42页；[5]，第71页至72页；[6]，第41页；[7]，第103页；[8]，第157页；[9]，第104页；[10]，第98页，100页，102页；[11]，第104页；[12]，第36页至37页；[13]，第115页；[14]，第116页至117页；[15]，第120页至121页；[17]，第89页。

　　3、《江青同志讲话选编》，人民出版社出版，一九六八年二月第一版。 [16]，第58页至59页。

　　4、《“文化大革命”简史》（增订新版），席宣 金春明著，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二○○六年一月第三版。

　　[2]，第12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