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石|“宁可向南走一千，决不向北走一天”

　　中央红军占领哈达铺的当天，彭德怀致电朱德、张国焘、徐向前、陈昌浩等：

　　朱、张、徐、陈及各军首长：

　　一、我们执行中央正确路线，连日击溃鲁大昌师，缴获甚多，于昨十七日占领距岷州哈达铺各三十里之大草滩、占扎路、高楼庄一带，前锋迫击岷州城，敌人恐慌之甚。

　　二、此地物质丰富，民众汉回各半，十分热烈的拥护红军，三个半月来脱离群众的痛苦现在改变了。

　　三、请你们立即继续北进，大举消灭敌人，争取千百万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实现中央战略方针。

　　彭、李、林、聂

　　十八日[1]

　　同日，徐向前、陈昌浩率已穿过草地的右路军主力返回了毛儿盖。

　　就在中央红军主力向从俄界向腊子口前进途中的9月15日，张国焘以红军总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大举南下的政治保障计划》，计划称：“只有大举南进，消灭川敌残部，才是真正的进攻路线，才是真正的配合全国红军的行动”，而且倒打一耙，把红一、四方面军未能“北出陕甘”的责任推给了党中央：“由于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的逃跑路线，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右倾机会主义故意迟延我们北进中必要的准备工作。目前北方天气渐寒，草地不易通过，敌人在我们的北面已集结相当兵力，碉堡已完成一部，这种情况下，北进是显然不利的”，然后又毫无逻辑地指责党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继续北进是“右倾逃跑”：“右倾机会主义的向北逃跑，完全是由于夸大敌人力量，在敌人的进攻面前张惶失措，对战胜敌人失掉信心，不相信在西北有创造革命根据地的可能，对革命胜利失掉前途。必须坚决执行党的进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才能顺利完成我们南进的战略方针”。[2]

　　这真是一篇值得传世的奇文！坚持“北出陕甘”方针且一直在力主北进的党中央，竟然成了“断送了我们大举北进进攻敌人的时机”之罪魁祸首，这逻辑这道理简直就不知道该从何说起！如此混乱的逻辑和道理如果成立的话，反对北上总想西进或南下的“张主席”本人，妥妥的就是这“中央政治局中个别右倾分子”啊！

　　此间，张国焘还在阿坝格尔登寺大殿召开“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史称“阿坝会议”。张国焘在会上提出南下行动方针，煽动一部分不明真象者，非难中央路线，批评党中央率一、三军团北上是分裂逃跑，并对拥护中央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进行围攻。最后，会议不顾朱德、刘伯承等人的反对，通过了《阿坝会议决议》。

　　这次会议的情况，时任红四方面军九十三师交通队长的秦忠老人有相关回忆传世：

　　记得在阿坝，张国焘以中共川康省委的名义召集扩大会议，其实那就是一场声讨党中央和一方面军的批判会。在阿坝的格尔登喇嘛庙大殿，参加大会的不过两百来人，多是不穿军装的地方干部，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驻扎在附近的部队师团级干部也接到通知，被要求出席大会，我九十三师的陈友寿师长和叶成焕政委都没有去，仅派去易良品副师长为代表。易副师长带领师部的几个人去了会场，寺庙大殿的讲经台上拉了条横幅，上面写着“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跑”，台上坐着张国焘、朱德、刘伯承、周纯全等人。会议开始后，张国焘讲话，他指责毛泽东带领红一、三军北上是逃跑主义，是右倾机会主义。他手拿一摞稿纸边念边讲，一会儿伤心，一会儿愤怒，他的讲演十分煽情。在张国焘的误导下，大多数不明真相、听了张国焘一面之词的人群情激愤，到处是指责和谩骂声。紧接着张国焘和他的两位追随者，将矛头就指向了主席台上的朱德和刘伯承。

　　张国焘挑起了事端，一些人就展开了斗争会。有人厉声质问总司令：“难道你不知道毛泽东逃跑的阴谋？你们把中央苏区丢掉了，把中央红军搞垮了，你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责任重大，推脱不了。你们在战略上犯了严重错误，必须老实交代！”

　　朱德站了起来，诚恳地说道：“中央苏区的丧失，我们有责任，这是党内‘左’倾路线的结果，这个问题在遵义会议上解决了。有些问题在以前都讲清楚了，现在大家要顾全大局，团结北上……”

　　会场上乱哄哄的，总司令的声音被嘈杂的叫嚷声和嘘声淹没了，有人喊起了口号：

　　“反对毛泽东的右倾逃跑主义！”

　　“反对北上，拥护南下！”

　　人们的情绪躁动，在张国焘等人的蛊惑煽动下，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中，许多不明真相的人跟着感觉走，真的以为“中央逃跑了，毛泽东分裂了红军”。张国焘及其追随者们的发言，对于我们这些不明整个事实真相、政治头脑还很简单的红军基层干部和战士来说，肯定是难以理解也无法辨明是非的。我当时就稀里糊涂地跟着起哄，刚站起来举起拳头呼口号，易良品副师长抓住我的皮带，一把将我掼在地上摔了个屁股墩，他黑着脸，咬牙切齿地低声训斥我：“你吃饱了？没事闹什么？坐下！”

　　我怏怏地坐下，周围几个起哄的人见状都不再吭气。

　　朱德在台上被逼着回答问题，说了许多话我们听不清，我只听到他提高嗓门说了一句话：“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混乱中，有人跳上了台，拳头举在朱德的面前，有人动手把朱德的胳膊拧在了身后，将朱德腾空架起。我的心“咯噔”一下，不免着急了起来，怎么能这样？再怎么说他是总司令呀。易良品把头埋得很深，他周围的一些人先前还在起哄，这会儿都不讲话了。会场上闹哄哄地乱成一片，气氛十分紧张。总参谋长刘伯承在台上大喊着什么，我们一点也听不见。有人喊出了“打倒朱德”的口号，有人大骂总司令是“老顽固”、“老糊涂”、“老混蛋”。大会在吵闹中散了。[3]

　　但实话实说，张国焘的这番忽悠，当时在红四方面军将士中还是相当得人心的。

　　秦忠也坦承了他们这些普通干部当时的认识和心态：

　　当时党内军内的斗争如何激烈，我们处于最基层的干部战士感觉不深，只是对发生的一些事感到迷惑不解。我偷偷问过易副师长，他也疑惑重重，回答不了我的问题。记得张国焘来我师说了这样一段话：“毛泽东总说他正确。他正确？他的人呢？从江西出来，中央红军八万多人，现在只剩下万把人。说我张国焘错误，笑话，我们从鄂豫皖出来不足两万人，可现在我们有八万人枪。八万到一万和一万到八万。同志们，你们说到底谁正确呢？”

　　这话很有迷惑性，我们基层干部战士都认为张主席说得有道理。

　　张国焘又说：“毛泽东说南下是死路一条。屁话！我张国焘闯荡了半辈子，说在哪里建根据地，就把根据地建在哪里。北上没有粮食吃，他北上才是死路一条。我们要南下，宁可向南走一千，决不向北走一天。我们要打回老家去，回四川吃大米。我们要保卫家乡，去打成都城。”

　　张国焘的这些话非常有煽动性。四方面军中有不少是四川人，我们这些从鄂豫皖出来的人也习惯吃稻米，没有谁喜欢吃青稞，更没有谁喜欢过草地。因此大家都向往在四川建立根据地。

　　张国焘将中央“北上”称之为“逃跑”，将自己“南下”称之为“进攻”。我们这些来自鄂豫皖和川陕根据地的红军战士，原本就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子弟，对国民党蒋介石统治集团有着刻骨的仇恨，此时“进攻”的口号对我们极有吸引力。基层的干部战士被漂亮的口号所蒙蔽和诱惑，对毛泽东和一方面军的北上出走极为不满。绝大部分人不辨东西南北，只知道服从命令听指挥。我们唱着歌，拥护张主席。这歌我现在还记得几句：

　　红军南下行，要打成都城。

　　继续前进攻敌人，首先赤化四川省。

　　消灭打击敌人，创造川蜀根据地，

　　革命胜利有保证。……[4]

　　9月18日，彭德怀来电的当天，张国焘已在对留驻卓克基地区的红三十一军长余天云等部署南下了：“右路已能排除第一道难关，坚决南下，现在就看你们能否速取党、绥、崇、丹、懋。南下打开绥、崇、丹进路，关系全军生死存亡。望用全力完成任务，并大大提高全军坚决南下，再不往草地的战斗意志。”[5]

　　随即，驻阿坝地区的左路军主力开始南下：左路军先头纵队红五军和红九军、红三十一军各一个师，以及右路军之红四、红三十军主力，分别由阿坝和包座地区南下。秦忠老人回忆了再过草地的情形：

　　部队面朝南踏上征程。部队喊着口号：

　　“革命保家乡！”

　　“创造四川根据地！”

　　“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风萧萧，路迢迢，大部队分几路南下。红九十三师沿着草地的边缘又踏上坎坷泥泞的草地。

　　艰难的草地行军使我们面对像第一次过草地一样的困难。部队头几天唱着歌，喊着口号，士气高昂，还算顺利。紧接着天气恶劣，粮食断顿，难行的水凼泥沼，使得部队减员，又有不少的好同志在这第二次过草地时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

　　部队折头向南再过草地，上级所讲的政治路线问题全是张国焘的一个腔调：“攻打成都城，南下吃大米！”

　　张国焘搞一言堂，总以一贯正确自居，听不得一点点反对意见。在南下途中，凡是有反对南下的言行，无论是干部还是战士，都要受到重罚，严重的还要逮捕关押，甚至被枪毙。听说我们红三十一军的一位营长对南下不满，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就被保卫局押走当“反革命”处决了。像这样，谁敢多说话呢？！

　　党内的权力斗争和政治路线斗争离我们基层干部战士太远了，我们只是想到怎样少走冤枉路，怎样能搞到粮食吃，怎样能活着走出草地。于是，大家谁也不说话，只是闷着头跟随队伍前进。[6]

　　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的回忆可以与普通干部秦忠的回忆交相印证：

　　浩渺沉寂的大草原，黄草漫漫，寒气凛冽，弥漫着深秋的肃杀气氛。红军第一次过草地时留下的行军、宿营痕迹，还很清楚。有些用树枝搭成的“人”字棚里，堆着些无法掩埋的红军尸体。衣衫单薄的我军指战员，顶风雨，履泥沼，熬饥寒，再次同草地的恶劣自然条件搏斗，又有一批同志献出了宝贵生命。回顾几个月来一、四方面军合而后分的情景，展望未来的前途，令人百感交集，心事重重，抑郁不已。一路上，我话都懒得说。[7]

　　9月下旬，红四方面军主力全部集结于党坝、松岗、马塘等地区。

　　红四方面军大举南下在即。

注释

　　[1]《彭德怀等为继续北进争取群众创造陕甘宁苏区致朱德、张国焘等电（1935年9月18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15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1935年9月15日）》，《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88～第79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第211～第212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4]《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第212～第213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5]《朱德、张国焘关于南下打开绥靖、崇化、丹巴的前进道路致余天云、王维舟电（1935年9月18日17时）》，《红军长征·文献》（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第792页，解放军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走出烽火硝烟——秦忠回忆录》第213～第214页，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7月第1版。

　　[7]徐向前：《历史的回顾》第3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