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乡隆盛叛乱 日本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对王阳明的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

日本最后的武士：西乡隆盛对王阳明的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  

西乡隆盛（1828年1月23日-1877年9月24日）是一位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被誉为日本最后的武士。

西乡隆盛，对中国王阳明的阳明学说有相当高的造诣。

他过去两次顶撞萨摩的长官，被流放荒岛。每次流放总会带上阳明学、儒教的书籍，纵然是在贫瘠的荒岛上遭受牢狱之灾也不断地提高完善自我。

他是一个很清正廉洁、清心寡欲的人。他常常说，假如是位于人上施政的话，必须是那些不谈钱财，不求回报甚至能够舍却生命、忘却自我的人。他自个也是言行一致，身体力行的人。

最早接触王阳明思想（在日本称为「阳明学」）的日本人是日本禅僧了庵桂悟。正德四年（1510年）庵桂悟奉国王足利义证之命，以83岁高龄远使中国，与王阳明会晤。回国前，王阳明作序一篇相送。

阳明学在日本的真正开创者应是中江藤树（1608-1648年），1644年37岁时获《王龙溪语录》读之，后又读《阳明全书》，大有所获，乃赋诗曰：「致知格物学虽新，十有八年意未真;天佑夏阳令至泰，今朝心地似回春。」

此时，阳明学还只侷限于少数的精英阶层，并未被当时的德川幕府民主所广泛接受。在1790年（宽政二年），德川幕府释出「异学禁令」，将朱熹学说定为唯一正统思想，阳明学则被视为异端的谋反之学。

直至幕府晚期，阳明学才再度兴起。在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两次鸦片战争期间，日本也未能幸免，美国的「黑船」敲开了日本国的大门。上天赋予日本的幸运是，当时日本的社会是「天皇」与「幕府」二元结构。国难当头之际，成了革命者「推翻幕府、恢复天皇」的最佳时机。

幕府晚期日本最著名的思想家是吉田松阴（1830-1859年），他以为王阳明的《传习录》「皆言会当心」。他主办的学塾培养了伊藤博文等一大批倒幕维新志士，据说其门下八十位弟子中，有近半数为明治维新作出过杰出贡献，其中就包括西乡隆盛。

西乡隆盛、大久保利通和木户孝允被称为「明治维新三杰」。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年轻时即为好友（虽然明治维新后分道扬镳），曾同时师事吉田松阴门下。大久保利通精通阳明学和禅学，其父便是阳明学、禅学学者，自小便受薰陶。西乡隆盛平生最信服阳明学，随身携带阳明的书籍，从不遗忘（毛泽东年轻离家时曾引用过西乡隆盛的「埋骨何须桑梓地」这首诗）。

阳明学的核心即是「致良知」，良知就是天理，就是道，它其实就存在于每个人心中，无私欲之蔽，不需外添一分;致，就是发掘人的良知，去掉自个心中不正的东西，就可符合心中本有之正。王阳明有一首诗：「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也称为「四句教」。

西乡隆盛主张，学习阳明学应当「自得于心」，以利用「较量格斗」，也就是「知行合一」，不然的话，「空读圣贤之书，如同观人剑术，无丝毫自得于心」。

最能体现西乡隆盛生活准则的4个字就是，敬天爱人。

敬天爱人：敬畏上天，关爱众人。

所谓敬天，就是依循自然之理、人间之正道——亦即天道，与人为善。换言之，就是坚持正确的做人之道;

所谓爱人，就是摈弃一己私欲，体恤他人，持利他之心。

在明治维新时期，受到西乡隆盛思想薰陶的人们，将西乡隆盛的训诫编纂成册，留于后世，即《南洲翁遗训》。

道乃天地自然之道，故讲学之道，在于敬天爱人，以克己修身为始终也。

克己之真义在「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 「不主观、不独断、不固执、不唯我」）。

凡人皆以克己成，以纵己败。

观古今人物，事业初创之人其事大抵十之成七八，余二三终成者稀。盖因初能谨言慎行，故功立名显。然不觉爱己之心起，恐惧慎戒之意弛，骄矜之气渐涨。恃既成事业，苟信己万般皆能，则陷不利而事终败，皆自招也。故克己，人未睹未闻处慎戒也。

志学者，必巨集大规模。然，唯此偏倚，或疏于修身，故须始终克己修身也。巨集大规模以克己，男子者容人，非为人容，书古语以授：恢巨集其志气者，人之患，莫大乎自私自吝，安于卑俗而不以古人自期。

试问期古人何许意哉？尧舜为圭皋，孔夫子为师也。

行道者，固逢困厄，立何等艰难之境，事之成否、身之死生，无关也。人者，事有擅否，物有成否，自然亦有心动摇之人。人行道，蹈道无擅否，亦无成否。故尽行道乐道，故逢艰难，凌之，愈行道乐道。予自壮年屡罹艰难，故今遇何事，皆不动摇，实乃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