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社会生活史在线读 《清代宫廷社会史》结语

《清代宫廷社会史》结语  

　　几个重要因素形成了满族的制度和国家级礼仪。第一个因素是创建和保持独特的满族文化认同的强烈而持久的冲动。和他的继承者以女真金朝作为同化 具有灭族危险性的典型例证，采取了特别珍视满族尚武传统、服饰和语言的政策。与此同时，女真人发明了与邻近的蒙古各部结成牢固同盟的各种技巧。满蒙同盟至 少在18世纪中叶以前对满族的成功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是清朝征服精英文化中的一个自觉的因素。最后一点，女真统治者必须明确地求助于汉族精英来统治明朝的 疆域。> > 　　改名为满洲人的女真人必须永远保持独立的文化认同，维持有效的多民族联合，让特殊的群体默认满族的统治。这些政治要求同时提出 来，曾在1635年和1636年造成了政治上的混乱，当时，先是宣称要保持满族认同，继而又建立了汉族风格的王朝。1644年以后，实现这些具有潜 在矛盾性的目标的各种努力，导致了第一章和第二章中叙述的那种在空间、功能和语言上的分野。> > 　　在清朝，满语和汉语同为官方语言。虽然明 朝的都城北京成为清政府的首都，但皇太极时期的都城盛京和原来金朝的首府热河（承德）被赋予了第二都城的地位。在北京和明朝其他城市驻扎的八旗军在居住空 间和社会关系方面均与被征服的明朝汉族分隔开来。清朝用明朝式的行政管理模式管理明朝的疆域，同时用隶属于理藩院的旗人管理内亚边疆地区。监督和平衡机制 使得代表大多数文官的汉族文人士子的势力，被占据总督（他们管辖着各省的巡抚）职位和中央各部一半尚书职位的旗人所抵消。官僚体系的影响力受到了新创建的 内廷的抑制，内廷是由能为皇帝出谋划策的皇亲和旗人主导的。> > 　　不论是从金代和元代的先例中间接汲取教训，还是从与明朝管理体系的直接接 触中获得经验，官僚政治原则都是满族人所采用的汉族政治文化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以委任官员代替世袭首领的官僚政治化过程广泛发生于社会上的多数机构和团 体，成为清朝行政管理的一个特点。第二章描述了八旗管理制度的发展变化，这种管理制度接管了八旗旗主的许多特权，并对八旗贵族进行监管。通过编入八旗及纳 入官僚行政体制的范畴，蒙古各部首领从短期的特殊盟友被改造成永久性的臣民。清朝对待“外藩”蒙古和完全编入八旗的内属蒙古的政策，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 无种类上的差别。> > 　　官僚政治化也是清朝用来解决政治问题的主要手段，本书第二章和第三章对此做了探讨。清政府之所以能让皇亲参与国家行 政管理，正是因为皇帝废除了他们的自主权。所有的爱新觉罗氏都在皇帝的监管之下，并受宗人府的考评。宗人府掌管所有的皇族成员，并对他们进行奖励或惩罚。 皇帝在为贵族爵位选择继承人时最注重品德，其次才是出生顺序。大多数贵族爵位的品级是一代一代递减的，所以绝大部分旗人和皇族是无爵位的平民，只从国家领 取最低限度的津贴。皇帝给予征服英雄的后代大量荣誉，同时授予更近一些或者通过考试的子孙后代以官职，从而进一步分化了王公贵胄。> > 　　清 朝最高统治者还试图控制后妃和母亲，第四章对此做了论述。通过采用汉族的继承原则，通过从各类八旗家庭中广泛选择后妃以及允许低级别的妃嫔所生皇子登基称 帝，满洲人成功地抑制了出现可以左右皇帝的后戚势力的可能性。最高统治者以品德为依据选择继承人，而且直到临终前才宣布继承人的名字。与其他非汉族王朝一 样，清朝把通婚作为建立和巩固与蒙古贵族的同盟的重要手段。皇帝的姐妹和女儿出嫁后仍是皇室成员。给予公主的特权颠倒了汉族社会正常的两性关系，是皇室为 尊的典型例证。> > 　　满族最高统治者还把宫廷管理纳入官僚政治体系，第五章对此做了考察。为宫廷工作的人成分庞杂，包括欧洲艺术家、穆斯林 大夫和蒙古乐师等等，这体现了（统治者是这样认为的）大清帝国的世界性。清朝统治者认为太监在宫里专权是明朝衰亡的原因，所以创建了一套监督和平衡宫廷管 理的复杂制度。高级别的太监负责监管低级别的宫女和其他太监，他们自己则受占据内务府高位的包衣官员和王公贵胄的监管。然而，清朝这项制度的成功并没有完 全消除统治者对“奴仆问题”的担忧，皇帝承认甚至在最驯服的家奴中也存在巨大的破坏性。> > 　　第三部分的各章集中讨论了与统治有关的礼仪引 出的一些问题。第六章根据关于统治合法性的话语，分析了国家级礼仪的象征性语言。清朝统治者努力调和“以德统治”和“世袭统治”，以解决二者之间的矛 盾。大国如家庭，统治者是家庭价值观的榜样。“孝”是统治国家所必需的“德”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登基大典的重要时刻，登基行动重复了家庭的礼仪。文武大臣 在皇帝面前叩头称臣是孩子在父母面前叩头行礼的翻版。> > 　　另外一个问题与合法性和行祭礼有关。清初以来，清朝皇帝特别重视亲自参加大型祭 礼，但即使如此，他们也经常委派其他人代表他们前去行礼。根据儒家学说，统治者最重要的作为不是亲自参加祭礼，而是决定什么时候举行祭礼。统治礼仪的核心 是确定礼仪日历的权力，所以，从象征意义上说，就是确定时间的权力。我们不是说这个概念不存在某些模糊性，不然我们无法解释康熙皇帝何以避免委派他的父系 亲属参加重大祭礼，也无法解释他的儿子和孙子何以改变了这项政策。此外，礼仪的举行不仅仅是象征性领域的事情，与现实当中的一些现象如天气等也有密切关 联。儒家学说把旱灾归因于统治者无德，这迫使清朝统治者——他们不得不面对华北周期性的旱灾——求助于彭慕兰所描述的“法术”，即祈求龙王爷降雨。当悔过 赎罪的祈雨仪式求不来雨时，最高统治者就难以与富丽奢华的主流意识形态（即儒家思想）保持一致了。实际上，鉴于他们的多元文化立场，保持一致性的问题甚至 不会出现。> > 　　第七章考察满族统治者利用各种仪式在帝国境内不同种族的臣民中树立统治形象的一些方式。宫廷把萨满教视为祖先的传统宗教， 在整个的宫廷生活中一直举行萨满教的国家仪式和家庭仪式。萨满教成了证明满族人和爱新觉罗氏的合法性的传奇故事之源泉。在宫廷资助萨满教并试图使萨满 教仪式永久化的时候，这种支持却改变了萨满教的传统实践：18世纪以后，皇帝钦命编撰的萨满教“典礼”作为萨满教实践指南被分发给旗人。以宫廷礼仪为 基础的这部“典礼”使一直以来处于变动和分散状态的信仰体系实现了系统化和重新塑造。其他部族的图腾被爱新觉罗氏的神所取代，“降神附体式”的萨满被世 袭的部族萨满所代替。虽然萨满教“典礼”没有完全实现萨满教实践的统一化和标准化，但它的历史意义是不可否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