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罗马帝国时期这么多瘟疫 气候变化和瘟疫如何帮助罗马帝国灭亡

气候变化和瘟疫如何帮助罗马帝国灭亡  

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Aeon，并在Creative Commons下重新发布。

在某个时候，罗马的每一位历史学家都被要求说出我们在罗马衰落周期的今天所处的位置。历史学家可能会对这种利用过去的企图感到不安，但是，即使历史不再重演，也不会被包装成道德课程，它可以加深我们对人类的意义和我们的社会是多么脆弱的认识。

在二世纪中叶，罗马人控制了地球上一个巨大的、地理多样的地区，从英国北部到撒哈拉沙漠边缘，从大西洋到美索不达米亚。总体繁荣的人口达到了7500万的顶峰。最终，帝国的所有自由居民都享有罗马公民的权利。难怪18世纪的英国历史学家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认为这个时代是人类历史上“最幸福”的时代，然而今天我们更可能看到罗马文明的进步是无意中埋下了自己灭亡的种子。

五个世纪后，罗马帝国是一个小拜占庭帝国，由君士坦丁堡控制，其近东省份因伊斯兰入侵而丧失，其西部土地被日耳曼王国的拼凑所覆盖。贸易萎缩，城市萎缩，技术进步停止。尽管有这些世纪的文化活力和精神遗产，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人口下降、政治分裂和物质复杂程度较低。当斯坦福大学的历史学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创建了一个普遍的社会发展指数时，罗马的沦陷成为人类文明史上最大的挫折。

对于这种规模现象的解释比比皆是：1984年，德国古典主义者亚历山大·德曼特（Alexander Demandt）列举了200多个假设。大多数学者关注的是帝国体系内部的政治动态，或是一个邻国逐渐陷入军事和政治技术复杂化的帝国不断变化的地缘政治背景。但新的证据已经开始揭示自然环境变化所起的关键作用。社会发展的悖论和自然固有的不可预测性共同促成了罗马的灭亡。

气候变化并非始于工业化的废气，而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永久特征。轨道力学（地球轨道的倾斜、旋转和偏心的微小变化）和太阳周期改变了从太阳接收到的能量的数量和分布。火山喷发将反射性硫酸盐喷入大气，有时会产生深远的影响。现代人为气候变化是如此危险，因为它正在迅速发生，并与地球生物圈的许多其他不可逆转的变化相结合。但气候变化本身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了解现代气候变化自然背景的必要性对历史学家来说是一个绝对的福音。地球科学家在地球上搜寻古气候的代表，过去环境的自然档案。将气候变化置于罗马历史前景的努力，既有大量新数据的推动，也有对自然环境重要性的高度敏感。

事实证明，气候对罗马文明的兴衰起着重要作用。帝国建设者得益于无可挑剔的时机：温暖、潮湿和稳定的天气有利于农业社会的经济生产力。经济增长的好处支持了罗马帝国控制其广大领土的政治和社会交易。有利的气候，以微妙而深刻的方式，被烤进了帝国的内部结构。

这个幸运的气候制度的结束，并没有立即，或在任何简单的确定性意义上，拼写罗马的末日。相反，不太有利的气候和就在帝国被更危险的敌人德军、波斯人威胁时，它的力量被终止了。气候不稳定在查士丁尼统治的六世纪达到顶峰。树状年代学专家和冰芯专家的研究指出，与过去几千年的任何一次火山活动不同，公元前530年和540年的火山活动出现了巨大的爆发。这一系列剧烈的喷发触发了现在所称的“古老的小冰河时代晚期”，当时更冷的温度至少持续了150年。

这一阶段的气候恶化对罗马的解体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它还与一场更大的灾难密切相关：第一次大瘟疫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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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生物环境的破坏对罗马的命运更为重要。尽管帝国取得了早熟的进步，但预期寿命在20多岁左右，传染病是死亡的主要原因。但是，掠夺罗马人的一系列疾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这里，新的敏感性和技术正在彻底改变我们理解进化史动态的方式，无论是对我们自己的物种，还是对我们的微生物盟友和对手，高度互联的罗马帝国对其微生物居民来说是一个福音。诸如志贺氏菌病和副伤寒等卑微的胃肠道疾病通过食物和水的污染传播，并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蓬勃发展。在沼泽被排干，公路被铺设的地方，疟疾的潜在性在其最恶劣的形式恶性疟原虫致命的蚊子传播的原生动物中被释放。罗马人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通过陆地和海洋将社会联系起来，其意外后果是细菌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移动。结核病和麻风病等慢性病杀手在罗马发展所扶植的相互联系的城市网络中度过了一个全盛时期。

然而，罗马生物史上的决定性因素是新细菌的到来，这些细菌能够引起大流行病事件。帝国被三次这样的洲际疾病事件所震撼。安东宁瘟疫正好与最佳气候制度的终结同时发生，可能是天花病毒在全球的首次出现。帝国恢复了，但从未恢复其先前的霸主地位。然后，在三世纪中叶，一种来源不明的神秘瘟疫“塞浦路斯瘟疫”使帝国陷入了困境。

虽然有所反弹，但帝国被一种新的皇帝、一种新的货币、一种新的社会以及不久后一种新的宗教“基督教”深深地改变了。最引人注目的是，在6世纪，一个由查士丁尼（Justinian）领导的复兴帝国面临着大范围的黑死病，这是中世纪黑死病的前奏。死亡人数难以估量，可能有一半的人口被砍伐。

查士丁尼的瘟疫是人类与自然系统之间异常复杂关系的一个案例研究。罪魁祸首，鼠疫耶尔森菌，并不是一个特别古老的复仇者。它在4000年前进化而来，几乎可以肯定在中亚，当它引起第一次瘟疫大流行时，它是一个进化的新生儿。这种疾病长期存在于群居的穴居啮齿动物群中，如土拨鼠或沙土鼠。然而，历史上的鼠疫大流行是巨大的事故，溢出事件至少涉及五种不同的物种：细菌、水库啮齿动物、扩增宿主（生活在人类附近的黑鼠）、传播病菌的跳蚤和在交火中被抓住的人。

的基因证据表明引起查士丁尼鼠疫的鼠疫耶尔森菌菌株起源于中国西部附近。它最初出现在地中海南岸，很可能是沿着南部海运贸易网络走私进来的，这些网络向罗马消费者运送丝绸和香料。这是早期全球化的意外。一旦细菌到达沸腾的c食人啮齿动物的寄居地，靠帝国的巨大粮食储备养肥，其死亡率是不可阻挡的。

瘟疫大流行是一个惊人的生态复杂事件。这需要纯粹的偶然性结合，特别是在中亚水库啮齿动物以外的最初爆发是由之前几年的大规模火山爆发引发的情况下。它还牵涉到人类所处环境的意外后果，如将病菌穿梭到罗马海岸的全球贸易网络，或帝国内部老鼠的扩散。

这种流行病使我们无法区分结构与机会、模式与偶然性。这就是罗马的教训之一。人类最重要的是塑造自然，即进化所处的生态环境。但大自然仍然无视我们的意图，其他生物和生态系统也不遵守我们的规则。气候变化和疾病进化一直是人类历史的外卡，

我们现在的世界与古罗马大不相同。我们有公共卫生，细菌理论和抗生素药物。我们不会像罗马人那样无助，如果我们有足够的智慧认识到我们周围迫在眉睫的严重威胁，并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工具来减轻它们。但是，自然在罗马沦陷中的中心地位使我们有理由重新考虑物理和生物环境对人类社会命运的影响。

也许我们可以看到罗马人与其说是一个古老的文明，还不如说是一个站在我们现代无法逾越的鸿沟上的文明，而是作为当今世界的创造者。他们建立了一种文明，全球网络、新出现的传染病和生态不稳定是决定人类社会命运的决定性力量。罗马人也认为他们在自然环境变化无常和狂暴的力量上占上风。

历史警告我们：他们错了。

凯尔哈珀是古典文学和文学教授，俄克拉荷马大学高级副校长和教务长。他的最新著作是《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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