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斯大林 斯大林之死

斯大林之死  

斯大林之死

　　抢救三天三夜

　　1953年3月2日上午9点，斯大林已经昏迷了十多个小时。此时，专门护理国家元首的7位最优秀的医生都来了。据脑外科专家切斯诺科娃博士的回忆，斯大林当时笔直地躺在床上，脸色惨白。女儿斯维特兰娜在一旁哭着。切斯诺科娃上前翻开斯大林的眼皮，发现瞳孔已经放大，呼吸细微。

　　医生米亚斯尼科夫和科诺瓦夫也对斯大林进行了初步诊断，发现一条动脉血管在大脑的左半边破裂了，脑溢血已经波及大脑这一部分的全部，身体的右侧全部瘫痪，似乎永远丧失了说话的能力，呼吸也发生紊乱，并出现心肌梗死。没希望了！两位教授心里想着。不过，他们并没有放弃任何一丝拯救的希望。可是，新的临床症候出现了，脉搏发疯一样地跳着，肾功能紊乱，尿素在血液中的含量增高。呼吸常常是长时间的间歇，然后又开始呼吸，愈来愈快，慢慢减弱，渐至停止，接着再重新开始。“这是人死之前的临床现象。”几位名医下了这样的结论。

　　不过，在3月3日白天，斯大林曾一度恢复知觉。斯大林抬起左手，想说些什么，政府官员们一下子紧张起来，排成一行站在他面前等他说，但斯大林垂下了手，什么也没说。人们用汤匙喂给他一些汤水。斯大林举起左手指指墙壁上的东西。他的嘴角现出了一丝微笑，以表达他内心的情感。接着，斯大林开始和周围的人一一握手，因为右手不能动，他只能用左手。

　　在这段时间里，贝利亚的表演非常明显。在抢救现场，贝利亚一直都在粗暴地呵斥医生，口出不逊，而一等斯大林有知觉并使大家以为他可能清醒时，贝利亚就跪下来，抓住斯大林的手吻个不停。当斯大林再度失去知觉闭上眼睛时，贝利亚就站起来，吐唾沫。这些都可以看出贝利亚是希望斯大林死去的人，就连赫鲁晓夫也在后来承认：“斯大林一去世，贝利亚就容光焕发了。贝利亚确实认为他等待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现在地球上已经没有任何力量能控制他，也没有什么东西能挡住他的去路，他可以为所欲为了。”后来，很多人据此认为是贝利亚谋杀了斯大林。

　　此时，医生们还在战斗。连续奋战58小时后，在3月5日晚上，筋疲力尽的他们终于让斯大林恢复了知觉，他的女儿斯维特兰娜握着他强壮的手。一个女医务人员试图用小勺喂下一口水，他的双唇微微一动。突然，他的脸变黑，喘不过气来，心脏停止了跳动。切斯诺科娃和她的同伴没有征求任何人意见，立刻对他进行人工呼吸，15分钟换一次，几乎做了1个小时。一旁的贝利亚终于不耐烦了，吼道：“够了，该结束了！”接着，他推开了两位正在抢救的医务人员。

　　1953年3月5日21时50分，历史在此定格。斯大林的时代结束了。在隔壁屋子里，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接连三天烂醉如泥，他嘴里不断地嘟囔着：“他们杀了我的父亲，他们杀了我的父亲。”

　　各方猜疑不断

　　1953年3月6日清晨6点，莫斯科还处于黎明前的酣睡中，广播电台传来了著名播音员列维坦缓慢、低沉和悲哀的通报：“列宁的战友和列宁事业的天才继承者，共产党和苏联人民英明的领袖和导师约瑟夫·维萨里昂诺维奇·斯大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一消息立即通过无线电传遍苏联，传向全世界。

　　苏联、东欧、中国人民都为这一消息所震惊，各国上下笼罩在一片沉重的哀思之中。东西方国家政府都迅速召开会议，商讨斯大林的去世造成的时局变化。与此同时，许多人开始怀疑斯大林死于谋杀。这种观点最初在斯大林卫队及其服务人员中流传。接着在格鲁吉亚——斯大林的故乡，这种说法也开始广泛流传。斯大林的儿子瓦西里更是在抢救斯大林期间破口大骂，认定他的父亲是被毒死或者是被杀害的。

　　斯大林的逝世的确留下了一个历史之谜。在斯大林逝世后，在他病重期间照顾他的医生开始撰写《1953年3月2日—5日，约·维·斯大林病史》，记述了从医生们3月2日到达斯大林的别墅，直到3天后斯大林去世这段时间的病史。这份报告直到1953年7月才完成，整整写了4个多月。按照近两年新解密的苏联内务部档案看，这份稿子至少修改了两遍，而且两份草稿在许多重大问题上都不相同。这份病史被盖上“绝密”的印章，提交给苏共中央委员会。50多年来，两份草稿都保存在那里，没有发表，也没人能读到。

　　1976年，流亡西方的苏联学者、被西方誉为“克里姆林宫学家”的阿夫托尔哈诺夫，在德国出版了《斯大林死亡之谜》一书，提出了“斯大林不是自然死亡，而是被人谋杀”的观点。他认定，贝利亚是主谋，赫鲁晓夫、马林科夫、布尔加宁都是加速斯大林死亡的帮凶。这种观点在当时引起了全世界的广泛注意。

　　1997年，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拉津斯基参考了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录，并采访了曾在斯大林发病当天值班的警卫员洛兹加乔夫，出版了《斯大林秘闻》一书，重新提及斯大林被谋害的说法。1999年，俄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科戈诺夫在《苏联七领袖》一书中也持类似的观点。2003年，美国耶鲁大学的布伦特教授和俄官方历史学家弗拉基米尔·诺莫夫教授出版了《斯大林晚年离奇事件》，猜测斯大林有可能是被毒死的。

　　那么斯大林到底是不是被谋杀的？这其中有几个疑点是必须说明的，因为它们正是所有人猜疑斯大林被谋杀的原因。

　　地狱有个规矩，谁在人间害了人，被害人的血将淹此人。

　　一次上帝去地狱视察，发现血只浸到贝利亚的腿。上帝就很奇怪，问到：“你杀了这么多人，怎么血只及腿呢？”

　　贝利亚答道：“因为我站在伟大领袖斯大林的肩上！”

　　贝利亚是斯大林时代政治清洗计划的重要执行者。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担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和改组后的内务部部长，在党内已跃升为第二号人物。关于他的死因，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众说纷纭。他究竟是何时何地死的，又是怎样死的，不久前出版的俄罗斯《论据与事实》周报披露了这一谜团。

　　逮捕审判后被秘密处决

　　早在1953年春天，贝利亚就已经开始笼罩在日益浓厚、翻腾缭绕的阴云之中，这也预示着他正面临灭顶之灾。斯大林去世后，整个克里姆林宫高层都忧心忡忡，打内心里惧怕贝利亚。贝利亚在党内此时领导着包括情报局、反情报局和原国家安全委员会（克格勃）所属的一些部门，掌控着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国家镇压机器；其次，他对自己每位“老同事”过去所做的许多事情都了如指掌。这样，贝利亚自然就成为“老同事们”的头号劲敌。难怪赫鲁晓夫等人要迫不及待地对贝利亚先下手了。

　　苏联官方正式报道，1953年6月26日，贝利亚在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团举行的一次会议上被当场逮捕。但他被捕后的具体情况和此后的命运始终含混不清。有关当事人对当时逮捕贝利亚的情景只是一鳞半爪地略有披露，但却颇具戏剧性和火药味。如赫鲁晓夫回忆说，就在贝利亚欲伸手去皮包里掏手枪那千钧一发之际，他手疾眼快、奋不顾身地上去一把抓住了贝利亚的手。朱可夫元帅断言，他亲口厉声命令贝利亚举起双手，然后“狠狠地揍了他几下”。

　　贝利亚先是被押送到莫斯科卫戍部队拘留所，紧接着又被转往莫斯科军区的一个防空洞。兴许是预感到自己的末日即将来临，贝利亚此时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拘押期间，他曾数度致信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苦苦哀求保全他的性命。然而，赫鲁晓夫等人对贝利亚的乞哀告怜根本不予理会。这年7月2日至7日召开的苏共中央全会开始正式清算贝利亚的罪行。自此，这场冲突就转入了公开阶段。与会人员义愤填膺，纷纷对贝利亚口诛笔伐，揭发其滔天罪行。在科涅夫元帅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1953年12月18日开始对贝利亚进行秘密审判。特别法庭认定贝利亚犯有叛国罪、组织反苏维埃小组罪、实施恐怖行动罪和强奸罪，为此对其判处死刑，并于同年12月23日执行。

　　审判前即已处决，出庭受审的是替身

　　事实上早在赫鲁晓夫在世时，上述官方说法就已受到强烈质疑。而这些质疑如今又进一步得到了证实：当有关人士打开那尘封已久的档案资料后发现，当初对贝利亚长达半年的拘押、侦讯和审判，直到最后对他执行枪决竟然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镜头，也没有医生在枪决令上的亲笔签名。相反，对贝利亚上述6名亲信审判和执行枪决的有关文件上医生的签名都赫然在目。这6个人尸体火化的记录至今都完好无损地保存着，而唯独不见贝利亚尸体的火化记录。

　　另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1953年12月23日对贝利亚执行死刑的这一天在苏联历年的日历和历史课本上也都没有任何记载。据此，某些研究家们大胆地提出了如下假设：早在审判前，贝利亚即已被处决，而出庭受审的则是他的替身。其根据是：贝利亚审讯记录注明的最晚日期是1953年7月末至8月初，从此之后便再无任何文字记载。专家们说，此时距12月大审判还有4个月时间。苏联当局有足够的时间去为贝利亚物色替身。

　　贝利亚之死内幕

　　俊   彦编译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6月26日，赫鲁晓夫便会同苏联党政最高领导人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等一举除掉了其强劲对手——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内务部长贝利亚。然而奇怪的是，这一天在前苏联的日历和历史课本上却都没有任何记载。后据苏联官方正式报道，6月26日，贝利亚在克里姆林宫被捕，遂身陷囹圄。在科涅夫元帅主持下，苏联最高法院特别法庭于同年12月18日至23日对贝利亚进行了秘密审判并对其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耐人寻味的是，对贝利亚长达半年的拘押、侦讯和审判，直到最后对他执行枪决都没有留下一张照片和一个镜头。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保持沉默半个多世纪、名叫杰韦宁的人，最近撰文否定了上述说法。此人言之凿凿，一口咬定当年他曾亲自参与拘捕贝利亚，并证实贝利亚是在其官邸被当场击毙的。下面是杰韦宁的回忆。

　　特种部队

　　1952年底，我被召到莫斯科大学党委。当时我是物理系毕业班学生，在党委召见我的人自称是国家安全机关官员。他说他们正在物色人选，以便重新组建一个特种分队，又说他仔细研究过我个人的情况，建议我同他们合作。这位官员还说我是党员、当过侦察军官、有作战经验、立过功、受过伤，完全符合特种分队队员的要求。他担保将为我提供一切条件，甚至为我大学毕业提供优待。最后，他以信任的口吻郑重指出，此事我不便拒绝，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作为预备役中尉原本就得应征。我只好同意。几天后我就到了莫斯科近郊的一个训练基地。

　　我们这个分队共有18个人。随后我得知，他们过去全都是具有各种军事技能的作战部队军官和莫斯科各高等院校学生。我们这些人当中谁都没有在安全机关工作的经验，都是从其他城市来莫斯科受训的。领导对我们的任务只字未提，但有一点是清楚的：我们归国家安全机关最高领导人直接领导。这次训练时间长达数月，训练课程紧张而又多样。我们多次在地处莫斯科花园路的季娜摩礼堂练摔跤，哈尔拉姆皮耶夫和安德列耶夫两个人亲自指导我们进行训练。我们花了很多时间研究西乌克兰的情况。此9卜我们还几次飞赴基辅和利沃夫，出行的真实意图我们也不清楚。到1953年3月，我们这个分队只剩下12个人，另外6个人的去向，领导没对我们说过。

　　秘密任务

　　6月初的一天深夜，内务部副部长克鲁格洛夫来到我们的训练基地。他身着将官服，由两个穿便衣的人陪同。克鲁格洛夫一到就直截了当地说，贝利亚正在准备搞反政府政变，必须阻止这种罪恶行径，我们特种分队在这一任务中起着关键作用。他的这番话使我们感到震惊。斯大林去世后，贝利亚再次被任命为内务部长，而且还保留了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职务，他在政府机关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刚刚着手对国家安全部门各项制度进行重大改革。总之一句话，贝利亚正是春风得意、炙手可热的时候。我们很清楚，经克鲁格洛夫这么一说，我们一下子便沦为人质，甚至可能都将成为敢死队队员。

　　自打这一天起，贝利亚及其亲信从事间谍活动的有关材料便源源不断地给我们送来。这些材料都是一名叫尼古拉·科罗特科的人带来的。此人通常都着便装，但有一天他来时则身穿国家安全委员会中校服装。

　　官邸行动

　　这样又过了三个星期，我们分队的情况逐渐变得令人透不过气来。终于到了6月26日，大约早晨6点，我们突然接到通知，正式行动就在今天开始。起初拟定采用“车祸”方案，但到8点又改变计划，决定派特种分队采用突袭贝利亚官邸的方案，即“官邸行动”。

　　我们分乘三辆“胜利”牌汽车于10时前到达卡恰洛夫大街28号贝利亚官邸。我们分队由科罗特科领导。克鲁格洛夫给贝利亚打电话说科罗特科将带三名警卫去给他送机密文件。这时我们得知，官邸内除贝利亚本人外，还有四个人。科罗特科和从我们班挑选的三名“随从”顺利地进入大楼，其余的人根据行动方案分别抢占了大楼正面和后院规定的位置。两三分钟后传来一阵枪声。从贝利亚办公室射出的两发子弹打碎了靠楼拐角处第二扇窗户的玻璃。几分钟后，科罗特料从楼内走出来，命令我们都进楼里。我亲眼看见有三个人被当场击毙：贝利亚本人和他的两个警卫。我们无一伤亡。在随后的一小时内，我们把楼内所有能找到的文件都尽数敛到一起，各种文件相当多。

　　几天之后，领导给我们放了两个月假，并一再叮嘱我们要待在各自亲属家，一定要有固定地址。休完假后，我们又都回到了课堂，完成了学业。据我所知，我们当中谁也没有因为参加上述行动而得过任何奖励，但大学毕业时，我们被允许在特种机器制造总局所属各设计局就业，还被告知在这些机关升迁机会多，前途无量。这本身就具有讽刺意味，因为这些设计局首先隶属于部长会议特别委员会，而这一特别委员会正是根据贝利亚的倡议设立的。我们谁也没能当上国家安全机关干部，这件事在我们的原始档案里也没有反映。但过一段时间后，国家安全委员会又同意在我们的履历表曾任职务栏内作如下记录：“苏联部长会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二总局军官”。

　　老   北   摘自《海外文摘》2008年10月号

　　朱可夫元帅突然下台之谜

　　据俄罗斯《独立军事评论》报道：号称“苏联战神”的朱可夫元帅曾在二战中建立不朽功勋，却在1957年意外地退出政治舞台。现在，朱可夫下台的过程终于解密了。

　　曾两次帮助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后，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和赫鲁晓夫都想上台执政。赫鲁晓夫决定动用军队的力量先搞掉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此时他想到自己早就认识的朱可夫。实际上，朱可夫与贝利亚早在斯大林主政时就产生过矛盾，当时贝利亚捏造证据，将朱可夫列入一个“军人阴谋集团”，斯大林并不同意抹黑朱可夫，从而救了朱可夫，但从此朱可夫与贝利亚结下了仇。

　　在朱可夫的帮助下，贝利亚被逮捕，赫鲁晓夫顺利地取得了斯大林逝世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胜利。1955年，根据赫鲁晓夫的提名，朱可夫接替布尔加宁出任国防部长，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朱可夫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在除掉了贝利亚后，围绕国际国内的重大方针政策，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卡冈诺维奇、马林科夫等人产生尖锐矛盾。当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发表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后，双方的矛盾更加激化，他们频频策划，准备一举罢免赫鲁晓夫的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

　　1957年6月上旬，马林科夫、莫洛托夫等人趁赫鲁晓夫率团出访芬兰之机，制订出完整的“逼宫”计划。赫鲁晓夫出访一回来，就被告知要参加一个主席团会议，内容是讨论“庆祝列宁格勒建城250周年”。

　　可刚一坐下，马林科夫却率先开炮，痛批赫鲁晓夫的政策。其他几位也纷纷出击，全盘否定赫鲁晓夫倡导的各项方针政策，攻击赫鲁晓夫背离集体领导原则，搞独断专行。

　　就在斗争白热化的关键时刻，朱可夫走进来说：“同志们，今天开会前一个小时，马林科夫找我谈话，他想拉拢我站到他们一边！”听到这里，会议室顿时哑场了。会议主持人布尔加宁见势不好，只得宣布集体休会。苏共于6月22日召开中央全会，最终给马林科夫集团每人戴上一顶“反党集团分子”的帽子。朱可夫则晋升为主席团正式委员，进入最高决策圈。

　　从顶峰滑落

　　然而，登上顶峰的朱可夫仅过了100多天就跌到了谷底。

　　1957年10月26日，出国访问的朱可夫返回莫斯科参加主席团会议。会议对他提出了严厉批评。赫鲁晓夫发言称：“在对待朱可夫的问题上，应当采取坚决的措施。任何人，如果不服从党的利益，党是不会宽恕他的，不管他有多大的功绩。这应当成为党的生活中的一条法则。”最后，按照既定的程序，免除了朱可夫的一切职务。

　　从此以后，朱可夫赋闲在家，即便1964年勃列日涅夫将赫鲁晓夫赶下台后，他也没有起用朱可夫。凄凉的晚年把朱可夫送到生命的尽头。

　　实际上，赫鲁晓夫之所以要解除朱可夫的职务，是因为两人在军队改革问题上发生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赫鲁晓夫以改革者自居，军队改革是他全盘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而朱可夫则死抱住军队这一摊，不允许赫鲁晓夫插手。于是，二人便水火不相容了。同时，赫鲁晓夫内心也产生巨大的担忧，因为他明白威望日增、权倾一方的朱可夫既可以帮助自己巩固政权，也有可能帮助别人打垮自己。这是他要解除朱可夫国防部长职务的主要原因。

　　朱可夫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未被平反。直到1995年5月，俄罗斯纪念二战胜利50周年之际，其名誉才被彻底恢复。

　　史海揭密：斯大林妻子为什么自杀？

　　1932年11月8日夜里，斯大林的妻子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了。她自杀时，斯大林到底在不在同一栋房子里？她又为什么会自杀？本文试图揭开这些谜，但也许它们永远都揭不开。

　　一

　　斯大林对布哈林和古比雪夫的副手米柳京说，那天（8日）宴会之后，他就回到祖巴洛沃别墅躺下睡了。是叶努基泽打来的电话铃声把

　　他叫醒的。然而，斯大林对其他同志则是另一种说法：他在家里自己的卧室中休息，没有听到枪声。

　　据斯大林的一位警卫员回忆，11月8日夜里，他在总书记家里值班时，在前厅的一个凳子上打起盹来。一个奇怪的声音把警卫员惊醒了：好像是里面的门很重地砰地响了一下。他看了一眼走廊，看见斯大林正从妻子的卧室走出来。主人的面孔是阴沉的……斯大林穿上了军上衣，离开了家。

　　还有人听到过斯大林卫队卫士的说法。这位卫士目睹了现场，证实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生命是被手枪子弹夺去的。究竟是谁的手指扳动了枪机，这还是个谜。在其他医生中，知道阿利卢耶娃的真正死因的还有苏联医学科学院院士鲍里斯·伊里奇·兹巴尔斯基。他是一位著名的生物化学家，曾为列宁的遗体涂过防腐剂，他当时也去看了斯大林的住宅。他说，“我看见了死去的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她躺在那里，两只手把一个沾满了血的枕头紧紧抱在胸口上……所有的人都说这是自杀。这不是自杀，这是被杀。”

　　斯大林死后的几年，还有一位国家安全机关的、特别了解情况的将军在同给自己治病的医生谈话中指出，阿利卢耶娃是由于一个不幸的情况而死去的……原来，当时斯大林并没有去别墅，而是在宴会之后回到了家里。他向妻子的卧室走去，但是他在客厅里发觉窗帘在令人可疑地动弹，他便从口袋里掏出手枪，打了一枪。一颗意外的子弹就这样突然停止了领袖妻子的生命。

　　但不管怎样，对本国老百姓的非官方解释是：她死于急性阑尾炎。这是国家政治保卫局放出的谣言。

　　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在书中写道，保姆死前不久老是对她说：“我想忏悔。”据保姆说，“父亲通常睡在办公室或餐室旁一间有电话的小屋里。那天夜里他也睡在那里。他回来得很晚，那天是妈妈先离开宴会的……”

　　还有一个人在阿利卢耶娃死后的那天早上看到过斯大林住宅里的情况，那就是住宅的清洁工安娜·科尔恰金娜。但因为有人告发她说她妖言惑众，说阿利卢耶娃的死是斯大林同志开枪打的……虽然她写了“请求赦免书”加以辩解，但得到的批示是：拒绝。最终，她消失在劳改营里了。

　　事实上呢？当然，保姆是对的，他们亲眼看到斯大林那天夜里在家。然而，承认这件事，后面紧随着就会有一连串的问号：在家他就应该知道家里发生的事情，发生了什么，不在家便成了保持沉默的最好借口。作为斯大林这样一个人，保密是他的最高行为准则。但这种做法招致了许多可怕的谣传。

　　二

　　1932年11月8日晚上，斯大林妻子自杀之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种说法是：那天在民警总局大楼举行宴会，与会的有政治局委员、人民委员和许多著名的军事长官及所有与会者的妻子。宴会时，自始至终都由同一位警卫人员在站岗。多年之后，关于那次难忘的宴会，这位警卫人员谈了下面一些情况：

　　……斯大林是同阿利卢耶娃一起来的，但他没有按预料的那样坐在宴会桌的首位，而是坐在中间。坐在他对面的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及其非常漂亮的妻子。她的连衣裙的领口开得很深，因此在整个晚会过程中，斯大林用来开心的是，他把面包瓤捏成一些小面包球，并且非常熟练地把小面包球从元帅妻子那袒胸露背的领口扔进由她那隆起的乳房所形成的浅沟中。这位妇女陷于十分惊慌的状态。大家都看到，斯大林的这种玩法刺激了阿利卢耶娃，使她产生怨恨。她甚至企图从丈夫手中把面包夺走，但是斯大林顽固地继续抛掷面包球。阿利卢耶娃几次愤怒地对他讲了些什么，但他根本不理睬她。最后，她受不了这种屈辱，便从宴会桌旁站起来走啦。斯大林甚至连头都不朝她离去的方向转一下。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2年11月8日或是9日夜里，斯大林和他夫人以及党的显要人物出席了庆祝十月革命十五周年的一次宴会。在宴会的过程中，斯大林当众对他的夫人说，“唉，来，你喝一杯”，她显然感到局促不安。她滴酒不沾。事实上，她厌恶饮酒的恶习。他邀她喝酒，或是他当众不尊敬地对她讲话的方式，使她感到气愤。她跳了起来，“我不是你的什么‘唉’”，她尖叫着跑出了房间。莫洛托夫的夫人波林娜跑着出去安慰她。那天夜里，她用她的哥哥帕维尔从柏林送给她的小左轮手枪自杀了。

　　还有一种说法是：1932年11月8日晚上，斯大林的举止是挑衅性的，他故意地公开向一个年轻的女演员献殷勤。同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坐得很近的布哈林后来回忆道，斯大林把一些橘子皮扔到她那里，并且出言不逊，对她说了一些粗鲁的话。

　　几种说法的时间都是一致的，但地点和情节却有些出入。作家拉津斯基在总统档案中发现了《娜·阿利卢耶娃病历》。那是克里姆林宫诊所的病历，斯大林保留在个人档案中……

　　病历最后是1932年8月的记载：腹部剧痛。会诊结论：2——3周后复诊。最后一段文字最令人心悸：“1932年8月31日，过3——4周再次手术问题。”后面就没有任何记载了。

　　这就是说，她是在要做手术前自尽的。这可是从未在任何地方看到过！

　　大夫不把具体情况写入病历。这就是说，病情严重。这期间她神经变态是否就因为得知身患重病，是否就由于这个原因，她从哥哥帕维尔那里得到了一件奇怪的礼物——手枪，是否就是她自己请他送的？

　　所以，晚会上的侮辱正巧碰上了已经准备好了的土壤。她已打定主意，不想活了？

　　三

　　妻子自杀这件事极大地震动了斯大林。他不能理解为什么妻子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妻子死前留给他的一张字条也伤害了他的感情，使他感到气愤。这张字条立即毁掉了，但斯大林的女儿从看到过这张字条的人那里得知，字条上充满了对他个人以及对一些政治问题的申斥和指责。当时正是农村中饥荒和暴行最为严重的时候。她可能从学院的同学中间听到过许多残酷无情的传说。她感到惊骇，就怪罪于他。

　　对斯大林来说，这张由他视为“最亲密和最忠诚的朋友”的女人留下的最后的字条是一次毁灭性的背叛。他悲愤欲绝。“在举行遗体告别仪式时，他走近棺木站了一会儿。突然用双手推开棺木，转身走了，他甚至没有去参加葬礼。”他认为妻子是作为一个敌人离开他的。因此他拒绝到新圣母公墓去看她的坟。他搬到了克里姆林宫的另一套房间去住，因为他不能忍受再住在曾和妻子共同生活过十几年的地方。

　　妻子的死对斯大林是个可怕的打击，直到1932年底，斯大林也不在公共场合露面，关在房间里，为爱妻伤神、抽烟斗、思考。

　　他连一分钟都没有想到过，也许还有他自身的过错，是他的冷酷无情以及缺少温暖和关心的态度，深深地刺伤了妻子的心。她是在精神十分激动、心情十分忧郁的情况下才走上绝路的。当他们夫妻关系有些紧张时，他也许有所感觉，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妻子身上，他倾心于事业、计划、工作、权力、斗争，他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妻子，他不认为他们之间的争吵会导致那样的后果。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死亡的阴影始终笼罩在所有人的头上，尤其是斯大林。他至死也不明白妻子为什么会自杀，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愤怒渐渐平息，渐渐有了怜悯之心，而且怀念使得他将二人幸福生活在一起时的照片放大并挂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住宅和孔策沃别墅里。

　　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的死是无奈的，但也是一个不屈不挠的灵魂的不屈的呐喊。她拼尽她短暂的生命向命运做最绝望的抗争。当然，我们很难说她如果不死，斯大林是否会像她死后那样变得那么残忍、多疑，是否一场悲剧会演化成一场闹剧，甚至出现些戏剧性的结局。不管怎么说，她的存在是举足轻重的，是足以改变历史的，是斯大林的一生中除了母亲之外的最重要的女性。（作者：文青 安长军摘自《扬子晚报》）

　　究竟是谁向列宁开枪？

　　苏联解体后，随着越来越多的历史档案和机密文件被公开，许多早有定论的事件重新淹没在疑点中，1918年刺杀列宁一案就是一例。现在俄罗斯检察院和安全部已决定重新调查刺杀列宁案。他们碰到的首要难题是：向列宁开枪的究竟是不是卡普兰。

　　在卡普兰案件的记载中没有应具备的完整诉讼程序，有的只是“契卡”人员的审讯记录和目击者的证词。

　　列宁的司机吉里作为刺杀现场唯一的证人，他的证词在事发当天，即1918年8月30日和随后几天中却自相矛盾，主要出入是：（1）时间：先是说10时左右到达讲演的达米赫尔逊工厂，随后却说成7时30分。（2）人物：先是有3个女人向其询问是否列宁在讲演，随后却变成了一个女人，并明确是她向列宁开的枪。

　　这两个疑点之间的联系是，在当时萧条的经济条件下，如果列宁11时离开工厂，工厂不可能灯火通明，因而吉里也不可能准确地判断出是一只女人的手向列宁开的枪。因此，3个小时的时间误差，显然是为了使卡普兰成为凶手更顺理成章。

　　另一个见证人巴图林谈他亲手抓到卡普兰的经过，更是漏洞百出。他是在身后一棵树旁看见了一个手拎公文包、打着伞的女人，就从她那异常的神态判断，她像是个正在逃脱追捕的人。然后用肯定的口吻向她提问：“为什么你要向列宁同志开枪？”而这个女人先是不置可否，随后竟做了肯定的回答。

　　在1918年9月1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消息报》发表的消息中称：卡普兰系社会革命党黑帮分子，但她顽固地拒绝提供同伙的情况。

　　两天后，即9月3日，该报又就同一事件发表消息，称一位参加集会的工人带来了从卡普兰手中夺来的手枪。这又使人怀疑，列宁司机吉里当天的证词中说：（凶手的）手枪掉在了他（吉里）的脚下，当时没有人拾起。显然，更谈不上谁夺枪了。而“契卡”却在未做任何技术鉴定的情况下，就主观臆断是这支枪向列宁开的火。

　　在审问卡普兰时曾传唤了与卡普兰同服过苦役的塔拉索娃，她证实卡普兰曾有一个时期双目失明，如此说来在黑暗中她根本辨认不清目标，此案中不止一次提到卡普兰那不正常的、古怪的面孔，这也应该进行精神病鉴定，而如果她被认定无责任能力，那她本来就不应受审。

　　从列宁受伤的情况来看，射击子弹着点密集，这只能是一个强有力的、训练有素的射手即一个男人所为，而卡普兰只是个女人。

　　关于凶手的性别，也历来疑团重重。按照吉里的证词，列宁中弹后并没有丧失知觉，而是问道：“抓住他没有？”这说明他看到那射击的人是个男人。根据“契卡”的判决，对卡普兰执行枪决的克里姆林宫卫队长马尔科夫的回忆中也说：“他是我亲手处决的。”而俄语中“他”同“她”音、义均不相同，奥秘何在？谁也无法解释。

　　关于谋杀列宁一案的许多疑点，也许随着重新调查的进行而真相大白，有些则由于事过境迁，年代久远而无从考查，只能成为千古之谜。

　　斯大林为报丧子之仇杀死希姆莱

　　二战期间，斯大林“大义弃子”的故事一直被传为美谈。但俄二战老战士、苏联英雄亚历山大•谢尔巴科夫近日在俄《独立军事评论》撰文披露，斯大林当时拒绝用德军元帅交换被俘长子雅科夫，另有隐情。而盖世太保头目希姆莱也并非服毒自死，而是因杀害雅科夫而被斯大林秘密处死。

　　1941年7月，雅科夫被德军俘虏。1943年，瑞典人伯纳多特受希特勒之托，以红十字会代表的身份拜见斯大林，提出要以雅科夫交换德军元帅保卢斯。据说斯大林当时义正辞严地说：“我不会用一名普通士兵和元帅做交换”，“我没有儿子”。此举曾被解释为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而且他也不喜欢这个儿子。谢尔巴科夫表示，斯大林上述话语在正式文献资料中并无记载，多半是文人的杜撰。而且，斯大林本人不可能说出“我没有儿子”这样的话。众所周知，斯大林还另有一子瓦西里。

　　有传闻称，斯大林之所以不喜欢雅科夫，是因为后者患有神经衰弱，而且是个不成器的儿子。但据谢尔巴科夫称，实际情况并非如此。1938年秋，谢尔巴科夫一家乔迁至莫斯科戈拉诺夫斯克大街3号楼，与雅科夫同住一个单元。当时雅科夫已授上尉军衔，在炮兵学院进修，拥有自己的汽车（在当时的莫斯科，汽车是个十足的稀罕物）。斯大林的另一个儿子瓦西里的生活条件也相当优越，住在沿岸街的一座著名大厦里。作为领袖之子，雅科夫与瓦西里并无区别，斯大林对他们并未厚此薄彼。谢尔巴科夫的父母与雅科夫夫妇常有来往。雅科夫给两位老人留下的印象是性格平和、稳健，有文化，根本不像神经衰弱患者，否则他也不会选择军人职业。

　　以德军元帅换回儿子的建议为何遭到斯大林的拒绝，这需要回顾当时的军政形势。1943年，希特勒和德军高层之间已经出现了严重分歧——此后发生的某些高级将领密谋政变便是明证。希特勒认为，保卢斯被苏军第22师俘虏，已经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应该接受第三帝国的审判和惩处。如果希特勒得偿所愿，必将对军中反对派起到警示作用。也就是说，同意交换战俘，斯大林等于是给希特勒帮了个大忙。另外，斯大林作为苏军最高统帅，也不得不顾及成千上万儿子也沦为德军战俘的苏联父母的感受。或许，这也是斯大林“大义弃子”的真实原因。

　　而杀害雅科夫是希特勒对斯大林的报复之举。目前，关于上个世纪40年代的那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渐渐浮出水面。谢尔巴科夫征得俄历史学家科列斯尼克的同意，披露了后者掌握的一段鲜为人知的史料：1943年4月，根据希姆莱的密令，雅科夫在集中营中被杀。但是在未加审判的情况下私自处死战俘，而且是世界知名战俘，明显违反了相关国际法规定。为掩盖事实，希特勒手下捏造称，雅科夫系私闯集中营铁丝网，触电身亡。引人关注的是，雅科夫的死讯与斯大林中风发作时间不谋而合，足见痛失爱子对斯大林打击之沉重。朱可夫元帅在其回忆录中也提到，斯大林因为雅科夫之死已经承受了巨大痛苦。

　　在二战临近尾声时，希姆莱被盟军俘获。作为盖世太保头目，纳粹德国的二号人物，他本应成为纽伦堡审判的主要战犯。一天，检察局主任侦察员列夫•希宁和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两名壮汉组成的苏联代表团径直来到希姆莱的囚室，对其进行探访。而在他们走后，人们发现希姆莱已经倒地毙命。这样，斯大林以自己的方式为爱子报了仇。